文革《赤腳醫生》是鄉親們愛稱

文革《赤腳醫生》是鄉親們愛稱

 

 

曾經在《文革》時期當過農村人民公社裏的《赤腳醫生》們，盡管後來被走資派鄧小平們強行取消了《赤腳醫生》的稱呼。但還是有一部分《赤腳醫生》堅持在農村終身行醫幾十年以來，那些第一代老《赤腳醫生》們還是習慣被農村鄉裏鄉親們喊為《赤腳醫生》，盡管這個稱呼從1985年起就被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官方取消了。

《赤腳醫生》的叫法最早出現於上世紀農村人民公社時期。1968年夏天，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的《紅旗》雜誌刊發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調查報告》。文章一開頭就寫道，“‘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醫半農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

這篇文章隨後經毛澤東批示，於同年9月14日在《人民日報》刊載，《赤腳醫生》很快成為當時的輿論熱點。各地的赤腳醫生自然也成為媒體競相報道的“典型”——“舊社會的放牛娃”憑借“對一顆紅心”而刻苦學醫、為貧下中農治療疑難雜症。《赤腳醫生》的形象被畫進宣傳畫、連環畫，甚至印在郵票、糧票和掛曆上，成為那個時代形象鮮明的符號。

1968年，毛主席正式啟動了一項改善中國農村醫療衛生的計劃，向成千上萬的人提供基本的醫療培訓並派往鄉村工作。 他們被稱為《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最大的貢獻是為農民提供了最基本的衛生健康保障。當時的赤腳醫生頭頂草帽，身背藥箱，走在田間地頭，給缺醫少藥的農民防病治病。在瘧疾盛行時，也是這些《赤腳醫生》挨家挨戶問診，“送藥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最終消除了瘧疾。

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1981年年報中總結：中國的“赤腳醫生”模式為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

1980年代以後，人民公社製度瓦解，以此為基礎建立的赤腳醫生製度也隨之消失。《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一書記錄，盡管之後農村地區的醫療服務形式不斷變化，但鄉村醫生的主體人員仍是當年的赤腳醫生。他們中間的不少人，一直工作到了21世紀的今天。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村就沒有醫生。”當時規模大的公社有衛生院，規模小的公社連衛生室都沒有，個別小公社可能有老中醫。那時老百姓普遍沒錢買藥，農民如有發燒感冒，就吃一把穀子，喝一碗熱水，回家被窩一蒙，出一身汗，就好了；如果得了重病，沒錢去城裏醫院看，隻能回家等死。

缺醫少藥是當時的普遍狀況，而在經濟條件較差的農村地區，醫生和藥品更為緊缺。據統計，1964年，全國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其中在縣以下的僅占10%。而當時的人口分布情況剛好相反，城市人口僅占1/10，超九成人口生活在農村。

當時，新的農村衛生保健製度正在探索中。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針對農村衛生保健，提出了“縣設衛生院、區設衛生所、行政村設衛生委員、自然村設衛生員”的設想。在加強農村基層衛生機構建設的同時，還組織醫務人員上山下鄉，支援農村基層。

1965年1月，毛澤東批轉了衛生部黨組給中央的《關於組織巡回醫療隊下農村問題的報告》。各地以該指示為重大政治任務，迅速組織醫療隊到農村、林區、牧區，進行巡回醫療。胸外科專家黃家駟、兒科專家周華康、婦科專家林巧稚都曾參與巡回醫療。

解放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醫療人才隻是不定期地以救護隊的形式巡訪農村，根本無法在廣大農村形成相對製度化的診治和防疫網絡。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在聽完衛生部的工作匯報後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服務，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毛澤東指示：“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同年9月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題為《切實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社論。當時還未提到《赤腳醫生》這個詞。

上海率先試點。1965年夏天，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開始辦培訓班，畢業於蘇州醫專的黃鈺祥任教員，教習醫學常識和簡單治療方法，學員在速成班學習4個月後再回到公社當衛生員。後來被稱為“中國赤腳醫生第一人”的王桂珍就是這個培訓班的首批學員之一。

王、黃二人用“土洋結合”的辦法為當地村民省錢看病，日常也要下地種田幹活，《赤腳醫生》的叫法不知不覺便在村民中流行起來。1968年，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對王、黃二人的報道——《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這篇文章隨後被《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因農村地區對醫療資源的迫切需求，“赤腳醫生”製度在全國範圍迅速推廣。據當時的《衛生部關於全國赤腳醫生工作會議的報告》，到1975年底，中國農村《赤腳醫生》數量己經達到150多萬，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有390多萬人。

1969年6月23日的《人民日報》第5版登載的新華社一篇文章：“學員由貧下中農推薦、經公社革委會審批，把成分好，思想覺悟高，勞動積極，有一定文化的貧下中農子女送到訓練班學習；學員的生活費用由大隊負擔，畢業後回隊為貧下中農治病。”

當時既要學西醫的解剖學、生理學和診斷學，又要背中草藥，學針灸，學生沒有教科書，隻有油印機印刷的單頁材料。做赤腳醫生比普通村民更容易賺到更多的工分。人民公社時期沒有工資，都是賺工分。根據勞動內容和數量，每人每天最多10分，少則五六分，而做赤腳醫生可算“全勤”，每月280分，月底憑分到生產隊領取糧食。

當時的農村采取合作醫療，基層醫療費用由生產大隊統籌。大致每人每月上交1角錢，其餘由大隊負責。由於集體經濟的扶持，農民交納極少的費用就能享受到最基本的醫療保健要求。《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醫療合作事業成功的原因分析》一文中指出，“人民公社體製的存在保證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低成本運行。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下，由村衛生站、公社衛生院和縣醫院構成的鄉村衛生網站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鄉村。”直到赤腳醫生製度建立後，上層醫療行政的指令如種痘、打防疫針和發放避疫藥品等才得以真正實施，而且令行禁止，快速異常。

在當代所有美術作品中，赤腳醫生幾乎不約而同地以少女形象出現。他在《疾病在革命中的命運：赤腳醫的聖徒式描述》中寫道，現實中，一個年老的中醫形象會給患者值得信賴之感，但藝術不同，畫家在潛意識中賦予了《赤腳醫生》“歐洲古典繪畫中女神的職能”，少女形象的《赤腳醫生》對生命的詮釋便不僅來自於她們的職業，更來自她們的軀體本身。

《赤腳醫生》成為那個時代的政治明星，不但有機會參加國慶閱兵方陣，還能成為政治宣傳電影中的主人公。電影《春苗》的主角原型就是《赤腳醫生》王桂珍，除了現實中的行醫經曆，電影主人公田春苗還被賦予了“政治任務”。田春苗與“隻顧尖端課題、不管貧下中農死活”的“體製內醫生”不同，她不但關心無產階級，還治好了貧農水昌伯的腰腿病。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醫療保健資源——醫生、醫院設施和資金——都集中在大中小各個城市。這一製度沒有使數億農民獲得了初步的醫療保健，阻礙了先進的醫療知識傳播到農村和山溝。

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活力的創新之一是《赤腳醫生》製度，這有助於縮小農村和城市地區之間衛生服務的差距。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超過一百萬（1965年的四倍）的護理人員在農村工作。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受過教育的城市青年，這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部分。

1968年，在上海江鎮公社接受培訓的第一批28名《赤腳醫生》為全國樹立了先鋒榜樣。他們的指導方針是為農村服務，優先預防疾病，腦力和體力勞動結合——“手上有老繭，腳上有泥土，肩上背藥箱，心中有貧下中農”。

這些新醫務人員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是在農民中培訓疾病預防衛生工作者，使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保健中心。在一個大隊中，《赤腳醫生》將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時間投入到農業工作中。這不僅創造了一支與農民有著緊密聯係的醫療隊，而且使大隊醫生能夠幫助開發一種高產的水稻品種並消滅攜帶病的蚊子。最後，根據他們共同工作的農民的建議，公社派出五名赤腳醫生到醫學院繼續深造。

城市醫院和醫學院將注意力轉向農村，在公社建立醫療中心，並派駐醫務人員。公社醫院或診所有兩個目的：作為重病患者的治療中心，以及作為《赤腳醫生》和助產士的培訓中心。經過六個月到一年的初步培訓，他們將在農閑期間返回上後續課程。他們繼續在田裏工作，並由他們的公社支付學費。

這些新醫生的任務遠遠超出了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他們進行疫苗接種，展示農藥的正確使用方法，引入了新的衛生手段，並教導母親們營養和兒童保健知識。除了幫助農村婦女在家分娩外，助產士還接受了初步診斷難產的培訓，以便將母親帶到公社醫院。在亞洲學者委員會代表團訪問的農村醫院和診所，醫藥是免費的。

在同時，建立了城市和工業版的赤腳醫生——紅色醫療隊。在完成基礎課程和經常性的後續課程後，他們被安排到工廠診所，並照顧同事的健康。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城市醫院的醫生和醫務人員的培訓也經曆了重大變化。在醫學院，學習計劃從六年縮短為學習三年，然後實習一年半。課程經過修訂，更加重視預防醫學。大多數畢業生都是通才，而不是專家。他們將作為移動團隊的一部分在農村度過他們的大部分生活，或者在那裏重新定居。

此外，許多傳統形式的藥物，如草藥和針灸麻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廣泛使用。研究機構對中醫藥進行了科學規範的研究，許多醫院開始將中西醫結合起來，形成一套綜合的疾病治療體係。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導致農村醫療保健係統急劇下降。1981年，走資派鄧小平政權放棄了赤腳醫生製度。醫生們建立了自己的私人診所，使得醫療費用遠遠超出了大多數村民能夠承擔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在1983年解散後，農村的醫療保險消失了。

農村人民公社集體在教育、醫療、文化、工業、農業、婦女地位以及集體主義、國際主義價值觀領域的根本性社會變革對於實現文化大革命的目標至關重要。盡管如此，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在中國龐大的領土上是很不一致的。上麵描述的革命性變革是不平衡的，並且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實施以牢固紮根。特別是當它們受到右翼勢力的攻擊時，“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並不總能存活下來，有些甚至在1976年的修正主義政變之前就已經消亡。

文革中的有些第一代的《赤腳醫生》，即使在改革後還為所有的貧困農民治病，幾十年間，他們“一根針一把草”走遍鄉間為貧苦人治病，治病不要錢，還為病人墊付買西藥的醫藥費，挽救了無數貧苦人的生命。被稱為村民的“保護神”。《赤腳醫生》人品是何等的高尚。

而改革後現在很多“名醫”專為達官貴人有錢人名人看病，到處宣揚自己是某某的保健醫生，專為一些大官中官小官名人熟人等醫療服務，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們在《赤腳醫生》麵前是多麽渺小啊。傳統的中國農村人民公社的《赤腳醫生》首先要有醫德，“醫者，仁術也。”、“醫者，仁心也。”《赤腳醫生》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