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鐵娘子隊和改革後鐵鏈女

文革中鐵娘子隊和改革後鐵鏈女

 

江蘇徐州豐縣農村一名女子被鐵鏈鎖在無門棚屋中的短視頻曝光。她被虐待，被多次拐賣，患有精神疾病卻有八個孩子的非人遭遇引起全網震驚。簡稱《鐵鏈女》。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特色社會裏，拐賣婦女兒童，形成利益鏈條黑幕。徐州農村《鐵鏈女》案件反映了拐賣人口，這個舊中國和改革開放特色社會的毒瘤是多麽根深蒂固、貽害無窮。究竟是什麽原因讓拐賣如此猖獗？特色政府走資派們有沒責任？要不要有各級官員擔責？拐賣的賣買各家該當何罪？為何沒有對買家賣家實施重刑嚴懲？中國農村的婦女權益何在？改革開放後農村宗親邦會和黑社會的複辟誰在縱容？

在舊中國和改革開放時代的農村地區，父權製思想和習俗的影響力遠強於城市。這部分是由於以男性為首的傳統大家庭的普遍存在。雖然許多城市已婚夫婦能夠建立新的家庭，但當年輕的農村婦女結婚時，她們通常會離開自己的村莊並加入丈夫的家庭。家庭仍然重視兒子，因為他們會留下來並為家庭提供服務。農村男性強烈抵抗男女平等，在家庭中形成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破壞了女性的自信心和領導能力。再加上貧窮落後男女比例失調農村女孩進城了。

此外，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阻礙了農村婦女的進步。托兒服務很少，許多孩子都由他們的祖母照顧。與城市工人相比，農民的退休金更少，對年老時能夠照顧他們的兒子更加偏愛。此外，家務勞動比城市更繁重。

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村人民公社裏在物質上和政治上都解決了這種情況。農村人民公社裏的許多集體化的社辦工廠，集體舉辦的托兒所學校，還有新的拖拉機、化肥和食品加工廠為農業提供服務，並為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服務提供更多收入。機械化程度的提高消除了一些讓男性能獲得更多工分的繁重勞動。人民公社裏的“赤腳醫生”為婦女、老人和兒童提供的醫療保健服務得到了顯著改善。可根據要求提供墮胎，這在孩子數量已經達到父母期望的家庭中最常見。使用新購買縫紉機的集體縫紉隊和磨粒機械化減少了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

在許多人民公社，如女性的“鐵娘子隊”被組織起來，女工在要求與男子同工同酬時變得更加自信。農村全女性各種學習小組和領導培養計劃進一步推動了這一過程。在一些農村縣，擁有領導職位的女性人數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倍。

傳統觀念中的婦女地位受到超過八百萬受過教育的上山下鄉的年輕女性的挑戰，她們被送到農村，與農民一同勞動，並向農民學習，這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部分。在沒有家庭責任的情況下，她們能夠擔任教師和醫務工作者，並在其生產和村莊單位擔任領導職務。

這些受過教育的婦女也是她們村裏姐妹的榜樣。在1969年訪問劉嶺（音）村時，兩名瑞典記者寫了一篇關於一位39歲女性因文化大革命而經曆的轉變。

她現在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她解釋了為什麽她以前沒有活躍在她所屬的生產隊管理委員會中：

“過去我很自私。我有我的家庭和孩子要照顧。我想到了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以我並不是委員會的積極成員……但是通過學習毛主席，我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在管理委員會的會議上默默地坐著，想著我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國家的事務。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女性過於依賴自己的家庭。現在我們閱讀報紙並討論大事。以前隻有男人在田間休息時才會討論……

對於我們這些從未上過學的老人來說，這件事很難。然而，年輕女性與我們一起學習，並用毛澤東主席的語錄教導我們。年輕女性說，婦女必須能夠下定決心並做出決定。”

隨著婦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政治活動家，更多婦女加入共產黨和革命委員會，或進入更高級別的領導職位。在1972年到1973年初，省級婦女聯合會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重建。這有助於為進一步轉變創造政治基礎。

1974年，在“批林批孔”運動的過程中，發生了對婦女所受父權製壓迫的更多正麵攻擊。國家媒體強調了儒家男性至上的思想與仍在中國社會盛行的父權思想、習俗之間的聯係。這項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發生在地方一級的婦女協會，在那裏婦女能夠更自由地談論她們所麵臨的歧視和額外負擔。許多縣級黨委設立了“婦女工作辦公室”，其任務重點是為婦女舉辦政治學習班。據報道，在北京的一個街區，有超過6萬名婦女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

婦女通過學習儒學獲得的認識，攻擊公共和家庭生活中基於性別的不平等。婦女的家庭角色受到質疑，男人照顧子女並在妻子學習或參加政治會議時做家務的榜樣得到廣泛宣傳。

婚姻製度和同工同酬的概念受到了重新審視。在河北，婦女聯合會發起了一項全省範圍的運動，以開展三個方麵的工作：

（1）促進自由婚姻、晚婚，取消彩禮和象征婦女“傳統”的傳統婚姻儀式;

（2）促進男女同工同酬，包括重新定義“平等工作”為“同等價值的工作”而非“同工”，因為中國農村的大量工作是性別型的;

（3）全年托兒所和幼兒園的建立，以及對男性應分擔家務在思想上的鼓勵。

在批孔運動期間提出的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是促進村內婚姻，這挑戰了女性必須遠嫁到另一個村莊的封建傳統。這使年輕婦女能夠從村裏的學校、工作、民兵和青年團體中選擇自己的婚姻伴侶。它還使她們能夠留在原住民村莊，成為領導者。

作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所有“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之一，這些企圖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根除傳統的男性沙文主義態度和做法，在某些方麵比其他方麵取得了更大的進展。據一位在城市地區的兒童保育中心和工廠與婦女交談的美國社會工作者說，離婚是自由可行的。另一方麵，一位在農村實地工作的美國學者報告說，通常由婦女發起的有爭議的離婚隻是在經過長期的旨在調和各方的非正式和正式調解之後才得到批準。

在對文化大革命的討論中，中國女性和性行為問題經常出現。一方麵，沒有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的商品化。

沒有婦女出現在廣告牌上或在街頭賣淫。

女式服裝很實用，不是為了區分或吸引人而設計的。

1971年，一位美國遊客遇見的都市女性穿著深色褲子，一件白色襯衫和一件簡單的紐扣式夾克——都是寬鬆的衣服。一位1972年訪問中國的美國報紙編輯發表了一個有啟發性的評論：在中國的二十三天，我沒有看到一個成年女性穿裙子。而且幾乎很難看到坦胸。

對於社會主義中國的女性來說，自由被認為是指在家庭以外工作的自由，參與政治生活和鬥爭的自由，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自由，以及不被視為性對象的自由，而不是性自由。

除了在節育運動過程中，幾乎沒有公開討論性問題。婚前性行為受限製；違反貞潔要求的年輕女性受到嚴重排斥。關於“合理行為”的傳統觀念傾向於限製青年之間的社會互動，包括公開表達情感。然而，這些限製在城市地區可能更為明顯。根據高默波的說法：

“確實，即使是在傳統的中國，中國農村的窮人們在兩性關係上也不像知識精英那樣約束自己。但是，但婦女參加公共活動，在自我表達和自我實現方麵獲得解放，其表現得明顯和深入的程度，在青林地區，文革期間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例如，通過當地的民兵軍事訓練活動，高朝信和江同俄才互相愛慕，並結婚組成家庭。”

對青年人的嚴格社會限製仍然存在，以致於它們破壞自由選擇婚姻伴侶的想法，並剝奪年輕女性和男性控製自己性行為的權力。這種狹隘的“社會主義道德觀”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同性戀，甚至是中國社會中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的存在的公開討論，都從未有所耳聞。

總而言之，在一代人的時間裏，中國女性生活的物質條件和質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認為這是男女的汗水和鬥爭的結果，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結果，隻有通過發展集體社會主義製度才能實現男女完全平等。

與此同時，人們低估了通過廣泛、持續的政治動員和運動以根除男性至上主義思想，克服男女之間的社會不平等，並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培養強大的婦女領導的必要性。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理解將婦女組織置於革命運動核心的重要性，無論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

在我們進行這些批判性考察時，必須從曆史的角度出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革命婦女正試圖在剛剛擺脫了封建主義的、仍充斥著數千年來以各種方式壓迫婦女的舊思想和習俗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為婦女充分解放找到前進的道路。

在同樣的歲月裏，美國的資產階級和革命婦女正在這個具有更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讓婦女永遠無法得到平等的機製的帝國主義社會中，爭奪解放的道路和性質。

因此，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婦女的鬥爭不能通過美國或歐洲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中國婦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取得的巨大進步和她們進展緩慢的領域必須根據她們當時麵臨的實際挑戰進行評估。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對父權製的運行有了新的認識。在動員婦女反對她們所麵臨的所有形式的壓迫，以及擔任主要政治活動家和革命組織領導人的職位方麵取得了重要進展。理論和實踐的這些進步將有助於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指明前進道路，打破壓迫婦女的一切鎖鏈。

文革中農村人民公社裏組織起來的《鐵娘子隊》和男人你同工同酬誰敢欺負女性。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時代婦女兒童被拐買賣農村私有化後成了個體戶宗恢複黑社會重現農村婦女成了《鐵鏈女》，工人下崗一部分為養家糊口去賣身當妓女。文革中的《鐵娘子隊》和改革後《鐵鏈女》的正反兩方麵的社會實踐證實了文革是進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