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總理父親考察中國毛澤東時代

加總理父親考察中國毛澤東時代

 

1960年9月16日，受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會長楚圖南的邀請，特魯多和Jacques Hébert倆乘飛機從英國倫敦飛往俄國莫斯科，17日從莫斯科飛往鄂木斯克，18日從鄂木斯克途經伊爾庫茨克飛到北京。他們在機場受到中國人民外國文化協會的歡迎。歡迎晚宴上，文協征求了他們感興趣參觀的地方。他倆是搞工運的，特魯多又是哈佛政治學碩士，而且很關心社會與個人之間關係，於是他們提出了許多方麵，包括要看紡織廠，看兒童醫院，看監獄等等。他們還想看國慶慶典。

19日，他倆被安排參觀了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紫禁城和雍和宮。晚上看了一個百貨商店，還看了一場運動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紀錄片。20日他們走訪了北京監獄。特魯多發現，中國監獄的原則，並非懲罰罪犯，而是教育罪犯重新做人。21日他倆去看了幾個人民公社。22日上午他們又訪問中蘇友誼人民公社，路上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問題，陪同的中國同誌於是在當天下午就帶他們訪問了民族學院。特魯多問到少數民族宗教問題，在民族學院他參觀了穆斯林的祈禱室。特魯多不停頓地提出種種問題，他發現北京和渥太華對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政策完全相反，渥太華用住宿學校來消除原住民文化和同化原住民，而北京則反其道而行之，是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 22日晚上10點半，特魯多他們倆人又上了列車軟臥，離開北京去東北。23日下午5點到達長春。

24日上午，他倆參觀了長春鐵路車輛製造廠，在那裏特魯多了解了國有企業經營方式和加拿大私營企業的不同。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特魯多了解了新中國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路線。他倆還看了電影《白毛女》。25日星期日上午，他倆參觀了毛毯廠。特魯多要求去看長春天主教堂。到了天主教堂，特魯多要看神父，被告知神父到農村參加秋收勞動了。下午他們參觀了長春汽車製造廠，感受到工人們的工作熱情和工廠主人翁精神。他倆還看了工人宿舍，工人食堂，工人醫務室。但也看到了中國的貧窮落後。晚上他倆睡在去沈陽的軟臥列車上。

26日上午，他倆參觀了第一機械製造廠，了解到那原來是日本的工廠，國民黨撤退時拆掉了，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又重新建造起來了。特魯多想看看山裏的和尚廟，而對外文化協會則一心向他們顯示新中國新建設的成就。下午，他們看了醫學院和醫院，知道中國的大學生還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每年還要下鄉勞動兩個月。他發現醫學院除了教西醫以外，還教中醫。

27日他倆先參觀鞍山鋼鐵廠，他看到一個弱小女孩操作一個巨大的吊車，特魯多擔心的問，為什麽不找一個男工做這活？答複：她是最優秀的。特魯多看到的工人都特別自豪和驕傲，和西方反華宣傳的奴隸勞工完全是兩回事。參觀了鞍鋼，特魯多看到了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他堅信中國的崛起。

28日，他們回到北京，參觀了民族文化宮。晚上看了雜技。29日上午，他們參觀了勞教所。下午，他們參觀了棉紡廠，發現中國工會和加拿大工會完全是兩碼事，青年工人的集體宿舍也讓特魯多很好奇，問那些青年女工為什麽不回家住，她們說集體生活快樂。和工人交談中，特魯多發現中國人熱愛勞動喜歡做工人，想當勞模，這和西方觀念大相徑庭，給特魯多很大的震驚。這讓他想起來參觀監獄的時候，犯人關禁閉不能參加勞動是一種懲罰。但特魯多能理解，因為解放前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解放後勞動和生活恢複了中國人民的人的尊嚴。

30日，特魯多倆拜訪了路易·艾黎。路易·艾黎是新西蘭人，那時候他已經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了。特魯多請教了路易·艾黎很多關於中國的疑惑。晚上，特魯多倆參加了人民大會堂的國慶晚宴。10月1日白天，特魯多倆觀看了天安門廣場的國慶遊行，晚上，參加了招待外國記者的雞尾酒會。記者招待會後，又回到天安門城樓上看國慶煙花，觀看煙花時周恩來在人群中與不同的人交談握手，兩次和特魯多握手但沒有提及加拿大總理或魁北克省長。然後他們有回到人民大會堂，與劉少奇、朱德、董必武、毛澤東握手。回旅店途中，特魯多悄悄離隊，獨自到天安門廣場與群眾狂歡國慶。

2日上午，他們聽了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的講演，聽他向外國人介紹中國工業的整體狀況。下午，他們參觀了國家曆史博物館。3日上午，他們與其他在京外國人一起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講話，介紹新中國的變化。4日一早他們乘上了去上海的快車。5日上午到達上海，住進和平飯店。飯店門口還和11年前一樣，隻是沒有了《華人與狗不得進內》的牌子。他們登上樓頂俯瞰上海，陪同為他們指點哪塊是以前的法租界，哪塊是以前的日租界，哪塊是萬國租界。上海還是11年前特魯多來過的上海，樓和街沒有太大的變化，隻是路上沒有了衣衫襤褸的難民，沒有了搬運的苦力。晚上他們去了文化宮，就是舊上海的大世界，看到工人排練歌舞，還看了一場彩色電影《聶耳》。6日上午他們去了中蘇友好大廈看工業展覽館和手工藝館。下午他們走訪了藥水弄，見證這個解放前的棚戶區的變化。晚上11點，陪同他倆的中國同誌睡覺了，而他們倆偷偷留出旅店，來的外灘，已經找不到夜間的私人酒吧了，隻見在外灘有許多中國人雙雙男女戀人摟腰搭背倚欄江邊。

7日上午，他們參觀了紡織廠。接待的人很想向特魯多展現上海最先進的工廠，但特魯多不想看機器，他想了解工人生活，要看工人宿舍，幼兒園，學校，醫院，食堂。特魯多還詢問了女工的產假。56天帶薪產假，顯然比加拿大女工的待遇要好。特魯多了解了工人的文藝體育生活，進修學習機會等。特魯多看食堂，發現有個小廚房專門為回族工人準備清真飯菜。特魯多還與業餘大學的教師交談。下午他們去了一個上海效區的農村人民公社,一位隻有小學教育程度的26歲的公社書記，領導一個2萬3千人的人民公社。特魯多很快就發現了城鄉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別，他認為這不公平。晚上又看了一場電影。不過，那時候的中國農村的生活習慣，每家每戶都在9點就熄燈睡覺了。特魯多倆又溜出旅店自由行在夜上海的效區小城鎮上。

8日上午，他們乘渡輪渡過黃浦江，來到上海的浦東地區，參觀中國羊毛精仿公司，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劉經理，每月有500元工資，另外每年給他們家2千萬資產的5%的利息，劉經理作為家族一員每年得到其中的7萬5千元。劉經理能講流利的英語，能不用翻譯與特魯多交談。

9日是禮拜日，他們參加了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的晨6點的彌撒。教堂7點、8點、11點和下午5點還有另外四場彌撒。參加晨6點彌撒的有近百教徒，高大的教堂裏依然顯得空空蕩蕩。教徒大多數是老年婦女，幾乎沒有青年。彌撒完畢後特魯多會晤了神父。神父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但還是找了一個翻譯，神父不想在沒有人見證的情況下交談。他們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在中國，這也是特魯多的哈佛論文研究的內容。下午，他們去了少年宮，去看中國的未來。

10日，他倆先分開，Hébert去參觀師範學院，特魯多和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會談。接著他們一起去看了郊外的一個寺廟。然後他們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楊永直與上海哲學學會副會長馮契討論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晚上，他們乘火車到了杭州。11日上午，他們上了遊艇蕩西湖，去了靈隱寺。下午看了兩場電影。晚上還是電影。12日上午，他們去了黃龍洞和中山公園等名勝景點。下午參觀絲繡廠。晚上9點乘上去廣州的火車。13日一天在火車上探討計劃經濟的價格、工資和供求等問題。

14日他們住進了愛群大廈9樓臨江一麵，他們可以看到江邊住在船上的疍家人，看到碼頭搬運工幹著重體力活。白天他們參觀了大革命時期的農民講習所舊址，晚上去了文化公園。陪同的人也習慣了他倆離隊瀏覽市容的習慣。廣州夜市要比北方熱鬧多了，晚上十點半街邊還有擦皮鞋和賣水果的小攤，但沒有乞丐和妓女。街上還有過往的掏糞車。他們一直走到沙麵。沙麵已經不同過去了，已經看不到洋人了。15日上午他們參觀了一個人民公社，看了人力建築公路，人力修築大壩建水庫，特魯多已經看過很多西方媒體荒謬地把人民公社說成是“勞動集中營”，但特魯多也知道中國農民是不會希望回到舊社會的。特魯多坐在水庫大壩上的涼亭裏，吃著西瓜，向人民公社的社長問了許多農民的問題。下午回到廣州到了一個著名酒家，吃了一頓三十道菜的大宴席，高朋滿座，有各界頭麵人物。

16日，又是禮拜日，特魯多要求去天主堂參加彌撒。陪同的人沒有也無法拒絕。17日，他們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18日下午到達北京。19日去了頤和園和圓明園，還去了百貨商店購物。20日去了長城和十三陵。目睹長城之雄偉，遐想古時候多少人力來建造如此偉大的工程，特魯多忽然頓悟出中國超強的組織能力。僅建國十年，已經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特魯多堅信中國工業化將勢不可擋。晚上吃過告別晚宴。21日一早他們就到機場趕8點的飛機，結果伊爾庫茨克在下雪，等了一天雪也沒有停。22日一早他們再次趕到機場，8點伊爾庫茨克雪停了，但有霧。一直等到11點飛機才起飛。

特魯多在他《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一書的前言中寫道：“對於我們民主社會的公民來說，更多地了解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事情”。雖然這句話是1960年寫的，但這句話至今沒有過時，今天西方社會的人尤其需要了解中國。

特魯多1960年作為加拿大的一個公民即私人性質的訪華，不能說就完全了解了中國。在中國訪問了5周多，也不能說就完全消除了偏見。但他的這個經曆使得他對中國的了解要比其它西方政客知道得更多，偏見要比其它西方政客要更少。

1960年是中國建國最困難的時期，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也是蔣介石反共大陸蠻厲害的時期。中國處於非常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既希望進行外交讓外國人了解中國，又要嚴防外國不友好甚至敵特勢力的滲透。特魯多訪華全程有陪同，既是熱情也是戒備。安排的訪問人和地也是安排過的，不可能是中國的全部真實。尤其是天主教在解放戰爭中是支持蔣介石的，大部分教會人員都隨蔣介石到台灣了，所以特魯多彌撒後與神父交談也令陪同特別警惕。

目前西方重啟對華冷戰，再次設立新的鐵幕，以西方媒體輿論強化對中國的偏見。希望西方有更多的社會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能像老特魯多那樣有了解中國的意願，以降低世界大戰的風險。

加拿大和中國建交後，總理特魯多在1973年訪華。兩國領導人會晤時，特魯多告訴毛澤東，這其實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麵，第一次是十三年前的中國國慶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魯多後來回憶說，當時已經很衰弱的毛澤東一下子睜開原來半閉的眼睛盯住他，似乎對他發生了新的興趣。

那時中國在國際上相當孤立，中國對外友協邀請“外國友人”訪華是和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渠道。1960年，有一百多位魁北克省各界人士接到邀請，但是隻有不到二十人敢於回信，而且其中一多半是為了謝絕。在寥寥幾個決定接受邀請的人中，有特魯多和他的朋友埃貝爾。兩人在中國遊曆一個多月，回來後合寫了一本日記體遊記《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於次年出版。

當時中國和西方國家互相知之甚少，妖魔化對方都不遺餘力。以至於特魯多和埃貝爾接受中國邀請的消息傳開後，很多人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勇敢了，還有些人擔心他們有去無回，提醒他們動身前寫好遺囑。事實上，最害怕出差錯的其實是對外友協。“為了讓我們在回家時毫發無損，中國人十二萬分小心。他們似乎擔心，萬一我們中有人淹死在大運河裏，或是笨手笨腳地從長城上摔下來，就會有某家西方報刊認為中國是一個不把 ‘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性命當回事的國家，然後在和這個國家建交的危險性上大做文章。”

《天真漢》自始至終都是這種詼諧的語氣。兩個好朋友互相嘲弄，也調侃過於嚴肅的中國人。他們自比不知天高地厚的天真漢，興衝衝地闖進了紅色中國。其實當時的中國已經發生過整風、反右和大躍進，大饑荒已經開始。但遠道而來的客人自然不知道這些。他們在一位侯先生的陪同下各處參觀，每到一個城市都有當地對外友協設宴接風。他們很快就熟悉了“大躍進”、“總路線”等詞匯，特魯多還學會了在講話時模仿主人，讓翻譯不知所措。中國人的熱情好客讓兩位作者用了許多次驚歎號，但是作為自由散漫慣了的“資產階級”遊客，他們也經常抱怨侯先生把他們管得太緊、日程安排太滿了。大清早就把他們拉去紡織廠聽車間主任講新舊社會兩重天，可是外麵的天氣多好呀！特魯多好幾次開小差。國慶節那一次，他剛跟偉大領袖握了手，一轉身就混進人群，獨自玩了個夠，淩晨才回來。特魯多對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和城市的清潔有序很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