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扶助農工到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從扶助農工到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從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到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是近代中國曆史上的一件史無前例的社會實踐。作為“人民“二字，中國千年曆史中是指作為社會基本成員主體的勞動群眾。是指一個國家的普通人，區別於少數有特權的君主群臣百官皇室成員各級大小官員達官貴人地主資本家剝削壓迫農工階級的統治者。這裏的“人民”一詞各時代指的是與“君主、群臣百官”相對應的大多數群體。

人民一詞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周禮》中有“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的說法。先秦·《詩·大雅·抑》：“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北魏·楊炫之 《洛陽伽藍記·聞義裏》：“九月中旬入 缽和國 ……人民服飾，惟有氈衣。”明·宋濂《洪武聖政記》：“維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明·施耐庵《水滸傳》第二回：“東京城裏人民不許高俅在家宿食。”明·陸人龍《遼海丹忠錄》：“離了廣寧，一路來人民逃散，看不了淒涼景色，也受了些水宿風餐辛苦。”毛澤東 《論聯合政府》：“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巴金 《探索集·後記》：“我愛我的祖國，我愛我的人民。”《神異經·西南荒經》：“知天下鳥獸言語，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草木鹹苦，名曰‘聖’”唐·李冗 《獨異誌》卷下：“昔宇宙初開之時，隻有 女媧 兄妹二人在 昆侖山 ，而天下未有人民。”魯迅《朝花夕拾·無常》：“人民之於鬼物，惟獨與他（活無常）最為稔熟，也最為親密。”五代《五公經》：“天下荒亂，人民饑謹，十日無食。”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法師曰：‘此中似有州縣，又少人民，且得見三五農夫之麵。

梁啟超對近代國家的構成要素之一時使用的則是“人民”。孫中山早期從事革命活動時也多用“人民”一詞。1919年李大釗在《宰豬場式的政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詞，已不再是指全體國民，而是指與統治者相對立的群體：“我們的政治，是宰豬場式的政治，把我們人民當作豬宰，拿我們的血肉骨頭，喂飽了那些文武豺狼。”這種“人民”概念的使用，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極大影響。

1921—1927年“人民”逐漸超越“國民”，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流話語。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定義了“人民”的外延：“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民）最大的痛苦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1923年孫中山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這三大政策為基礎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使三民主義發展成新三民主義。該政策的貫徹和堅持，保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順利發展，成為大革命時期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

1935年後“人民”概念在中國共產黨話語中經常出現。1935年《八一宣言》正式使用了“人民”這個術語。在這個政策的主導下，為了團結一切最廣泛的抗日力量，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提出，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因為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係，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為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936年6月1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從此，“人民”成為中國共產黨核心的政治概念之一。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用語中，人民是階級概念，指擁護社會主義製度的“愛國者”，與敵人相對立。根據毛澤東思想，人民在曆史上的範圍有不同的定義。現階段中國的人民是指：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社會主義的愛國者。人民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國家的不同曆史時期中人民的定義是不同的，如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人民即一切參與抗日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解放戰爭時期，人民即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人民指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人民的主體是勞動者。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

"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製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製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隻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麵，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為什麽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隻讓人民有發言權。

“你們不是要消滅國家權力嗎？”我們要，但是我們現在還不要，我們現在還不能要。為什麽？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麽“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並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

我們在這方麵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幹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

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隻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並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對俘虜軍官們已經做過的那樣。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這是我們對於原來是敵對階級的人們所強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對於革命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並論。

這種對於反動階級的改造工作，隻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件工作做好了，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裏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隻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製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了。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拿了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專政作為壓迫中國平民的工具。這個反革命專政，實行了二十二年，到現在才為我們領導的中國平民所推翻。

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它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製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家夥學來的。

宋朝的哲學家朱熹，寫了許多書，說了許多話，大家都忘記了，但有一句話還沒有忘記：“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即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道，還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之身。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革命的專政和反革命的專政，性質是相反的，而前者是從後者學來的。這個學習很要緊。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學會這一項對待反革命階級的統治方法，他們就不能維持政權，他們的政權就會被內外反動派所推翻，內外反動派就會在中國複辟，革命的人民就會遭殃。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隻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於革命的徹底性。整個革命曆史證明，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要失敗，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革命就勝利了。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任何別的階級，都不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達到勝利。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多次領導過革命，都失敗了，就是明證。

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麽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到新中國成立時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係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一個由這樣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即中國人工農紅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個由這樣的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走過了曲折的道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曾和黨內的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右的和“左”的。凡在這三件事上犯了嚴重錯誤的時候，革命就受挫折。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任何政黨，任何個人，錯誤總是難免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要求犯得少一點。犯了錯誤則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徹底，越好。

總結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公式，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綱領。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