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紅軍沒有美金更無外援武器

工農紅軍沒有美金更無外援武器

 

毛澤東創建領導的工農紅軍全體官兵每月沒有拿到銀元或美金軍餉, 更無外國援助的精良武器,  在被拿著外國援助精良武器的軍官拿著高薪強拉來的士兵拿著幾個銀元的蔣介石國民黨幾百萬軍隊圍剿追殺下,  工農紅軍從一支不到千人的殘兵敗將的失敗的起義隊伍不斷發展壯大,  靠的是什麽? 靠的是人民。靠的是千千萬萬個吃不飽穿不暖被壓迫被剝削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勞動人民。靠的是從軍長到夥夫一律平等。

1926年大別山爆發大規模農運,  湖北麻城乘馬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四鄉農民捉豪紳、殺土劣、抗租稅、砸煙館、搗當鋪、分錢糧，把那些穿馬褂的老爺們統統打翻在地。種田佬掌起了印把子，挑糞的當上了大委員。窮弟兄們一個個爭先恐後，要打出個自己的天下。革命是這樣的解恨，這樣的紅火，不幹革命幹什麽! 在這些火紅的日子裏，成了農村唯一的政權組織。地主階級的威風掃地，農民第一次真正挺直了腰杆，做了自己命運的主人。過去不敢進的衙門，現在可以大搖大擺地進了；平時不能進的祠堂，現在可以在那裏擺酒吃飯了；那些象山一樣壓在人們頭上的地契、借據，現在都化成了灰爐。

“土地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全國300多個縣發動暴動大多失敗。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全國一共十二塊蘇區，總麵積約40餘萬平方公裏，總人口約3000萬，鼎盛時期的“中央蘇區”，轄江西、福建、閩贛、粵贛四省60縣，江西省22縣、福建省15縣、閩贛省16縣、粵贛省7縣。長期占有24座縣城：江西的瑞金、興國、寧都、於都、石城、會昌、尋烏、信豐、安遠、廣昌、黎川、上猶、崇義；福建的長汀、上杭、龍岩、永定、連城、建寧、泰寧、寧化、清流、歸化、武平。中央蘇區總麵積8.4萬平方公裏，總人口453萬。1930年春夏，中共中央準備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此時，全國八九塊蘇區，人口不及全國十五分之一，總麵積不及全國三十分之一。紅軍總數五六萬人，1932年秋，“中央蘇區”總人口約在340萬以上(不含鼎盛期)。1933年，“中央蘇區”大約三百萬人口(包括閩省80萬)，紅軍、地方武裝、機關人員，約十萬之眾。對紅軍來說，經濟問題則是致命“內傷”——敵人還在千裏之外，自己這邊就因缺吃少穿散夥了，來了兵都無法接收。

1927年10月初，毛澤東經過三灣改編的秋收起義殘部進至遂川大汾，遭遂川民團肖家璧部襲擊，部隊被衝散，炊事擔子也跑散了，“沒有飯吃，就在老百姓家裏找點剩飯和泡菜、辣椒吃，沒有碗筷，毛委員和大家一道用手抓著吃。”飯後隊伍集合，向井岡山進發。紅軍團長蘇先駿(黃埔四期)耐不住井岡山艱苦生活，10月中旬領十元路費回了長沙，蘇先駿給省委的報告中：“該地多崇山峻嶺……唯經濟困難達於極點，將近嚴寒，士兵尚著單衣，給養亦日益不足，加之四麵受敵，雖欲籌款，苦無暇日，故此時如無辦法救濟，該部隊恐難久存也。”隨即叛變，出賣湖南省委書記郭亮，旋即叛變投降後被處決。

1927年9月秋收起義，部隊所用經費來自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支領的薪水，後駐修水時從一曹姓大土豪地窖裏抄挖出一批銀圓，但這點錢杯水車薪，修水出發時每人隻發一塊銀圓津貼，加上每人每天一角夥食費，很快經費告急。10月初，毛澤東率秋收暴動殘部來寧岡茅坪“安家”，近千人的隊伍，吃飯問題已比較嚴峻。靠沒收地主的存糧解決吃糧問題，例如：到了遂川以後，隻要打幾家土豪，就能解決我們一段時間的吃糧問題。…..1928年4月，朱德、陳毅的部隊在井岡山會師，人數猛增至一萬多，湘南來的部隊中很多人是一家都來了。……為解決這近萬人的吃飯問題，不得不每到一個地方就立即派出一支小隊伍專門打土豪。……當時每個人一天吃老秤二十四兩，合一斤半，這樣每個人一個月就需要四十五斤。"

朱毛會師軍需給養馬上嚴竣起來。井岡山上約兩千餘居民，南北朝躲避戰亂遷來的客家人，耕種收萬擔稻穀的水田。原隻有王佐的六七十人，依靠山農或打劫一下周邊富戶，輕鬆解決糧秣。毛澤東率近千人上山，上山以後首先碰到的就是經費十分困難，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十月初，山上已是露重霜凝，秋風蕭瑟，戰士們身上仍穿著在修水發的單軍裝，白天肚子裏饑腸，晚上凍得隻能鑽稻草堆架寒，生活艱苦異常！

毛澤東與袁文才、王佐商量，從當地農民借來一些紅米，總算解決每日口糧，再從袁王部弄來一些銀圓，才解決每人每天五分錢的夥食費，剩下的錢再解決冬裝，已有三件單衣者，隻發一件麵布和棉花，一件單衣縫上為襯。整體上，井岡山尚承受得住不足一千五百人的“星星之火”。

1928年4月，朱德率湘南起義殘部上山，僅戰鬥部隊就兩千餘人，隨軍上山的湘南農軍八千餘，擴充後的“紅四軍”總人數七千，加上袁文才、王佐各三百人，全軍約萬餘人(槍僅兩千餘支)。井岡山這口小池塘無論如何養不起。1928年5月底，因給養困難，二十八團、二十九團隻能轉回湘南，“結果分散到農村中，有一部分受了損失。”1928年5月2日，毛澤東以紅四軍軍委書記名義致信江西省委並中央，驚呼“吃飯太難”。"此時，井岡山上1.4萬人，每天耗糧近兩萬斤。住宿隻能搭窩棚，裏外糊上泥，編草簾當門窗，沒有燈油，天黑就睡覺。生活供應等各方麵都存在很大困難。為了減輕邊界的百姓負擔，加強部隊的革命紀律，提高部隊的軍事、政治素質，將原來的建軍時的三十團和三十二團的農軍動員歸鄉，取消了師的名義，將部隊進行改編。所以，後來軍下麵沒有師，直接領導團。1928年，井岡山紅四軍除糧食外，每人每天鹽油柴菜五分，僅此一項，每月就得萬餘元。1928年7月下旬，毛澤東批條200大洋購買藥品，31團經理處長兩天後才籌得160元，營長王佐拿了百元托關係上吉安去買藥。

紅軍給養方麵，每人每日夥食費大洋一角五分，在物價低賤或有土豪打，或有農會贈的時候常常有剩餘，可以分得夥食尾子。若沒有幫助的時候，則常感覺太清淡了。.....每月可以發四元至五元的零用錢，作洗頭剃頭買草鞋之用，若錢少則少發竟至不發，士兵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無鬧餉的事，沒有錢發他隻怪這幾日籌款不到，不會向軍長要錢。隆冬山雪不化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遊擊以致經濟沒出路，在此時期中紅軍官兵單衣禦寒，日食紅米南瓜，二月沒有一文零用錢。上了井岡山，地瘠民貧，財源銳減，部隊增多，官兵沒餉發。但又不準隨便沒收民間牛羊，必須統一分配，引起尚有“舊習氣”的部分官兵不滿。待遇雖薄，但官兵一致, 他們亦感滿意。官兵開小差(逃兵)的現象幾乎沒有。

由於設施簡陋，西藥缺乏，一切土法上馬。傷病員的夥食主要是紅米、南瓜和蔬菜，夥食標準部隊五分，傷病員一角。就這一角錢，也不能全吃完，醫院得設法節約下來，發給傷病員作零用。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恐怕什麽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紅軍這樣壞的。因為現洋缺乏，每天每人的五分大洋的夥食錢(米歸地方供給)，時常難以為繼。“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諺語表示了他們的苦處。耐得苦，比四軍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僅僅發夥食錢，此外一切費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但一則打過的地方，沒得打了；二則敵圍得緊緊的……打土豪也不許你打遠；三則敵情之嚴重，單獨一兩營兵簡直不能出去等款，要籌款須得多兵，問題就不是簡單的了。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雖得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則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為了無產階級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麽人。雖然如此。經濟問題始終是很嚴重的。

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充滿自信：“山上要隘都築了堅固工事，紅軍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其上。現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糧食與現款，最重要的是現款)敵人是打不進來的。”1928年12月間，井岡山紅軍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挑糧運動。“朱德的扁擔”便產生於這一時期。1929年1月，朱毛等在山下柏露村開會，決定紅四軍主力下山，跳出包圍圈，開辟新區，進軍瑞金。

其他紅區，給養也仍是重要的問題。1927年11月13日鄂東黃(安)麻(城)起義，二萬餘農民匯聚黃安縣城，吃住很困難，隻能命令農軍次日返鄉。海陸豐根據地紅二、四師千餘人，每人每月生活費、零用費七元，月需現洋七千元，加上夥食費、醫療費、服裝費，數額還要大得多。

1933~1934年，除川陝蘇區外，其他蘇區普遍甚缺食鹽，中央蘇區發起“熬鹽運動”。鹽價從一兩多/元降至三~五兩/元。赤白二區食鹽差價巨大，1933年廣東梅縣一元購鹽七斤，運至蘇區，十二兩(老秤十六兩製)/元。“農民、商人想盡一切辦法往蘇區“走私”——竹筒藏鹽、便桶夾層裝鹽、棺木運鹽。

經濟因素是紅軍必須考慮的。蔣介石國民黨軍三省會剿。毛澤東決定紅五軍及王佐部留守，其餘各部轉向贛南。贛南除了白軍兵力薄弱、方誌敏部在活動、贛閩浙粵回旋餘地較大，還有江西自然經濟成分較大，農民經曆大革命，容易籌糧籌款，而交通不便則可避敵。擺出如此詳盡的利弊分析，全軍一致認同，四千餘紅四軍於1929年1月1日出發，經上猶、崇義至大庾，進軍贛南，後開辟“中央蘇區”。

經濟還直接反映到戰爭進程中。1934年4月10~27日廣昌戰役，紅軍九個師對國軍十一個師，人家有高空武器飛機、遠程武器炮兵，毛澤東說“這是叫花子和龍王比寶，本兒大的國民黨當然希望這樣拚消耗。”由於紅軍沒有重武器，國軍遠距離衝鋒也采用營方隊密集陣形，紅軍的各種槍炮、手榴彈隻能在一定距離內開火。“敵人的炮兵陣地隻離我們有千餘米，完全暴露，每天進行試射，我們對之毫無辦法。”這一仗，紅軍傷亡僅10月27日就損失八千餘人。

1935年春，青黃不接季節，鄂豫皖蘇區紅軍斷糧，隻好抽調部隊到處籌糧。七裏坪攻堅戰從5月2日堅持至6月中旬，由於經常斷糧、疾病蔓延、病餓致死者日眾。紅25軍從八千人減員至四千，情況嚴重，隻好下令撤退。

事實上，紅軍官兵根本就沒有工資！因為紅軍廢除了薪餉製。以朱毛紅軍為例，1928年4月，毛澤東和朱德在井岡山會師，開啟了朱毛紅軍（紅四軍）時代。同年6月，中央在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的信裏建議朱毛廢除薪餉製：“在組織上現在你們還是國民黨式的軍隊，在性質上還是雇傭的軍隊，在成份上亦不能說很健全，這樣的軍隊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為徹底實行土地革命的軍隊的，而且在軍餉上如果是雇傭軍隊將來擴大是很難維持的，你們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工作決議案改造你們的軍隊，使雇傭式的軍隊變成誌願軍。”同一時間發布的《中共中央軍事工作大綱》也強調：“凡有工農革命軍的地方必須采用誌願入伍定期退伍製以防止赤軍雇傭職業化的危險。工農革命軍的餉銀製應取消，改為一切給養由公家供給，另發零用費。”

1929年9月，《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關於軍閥混戰的形勢與紅軍的任務》中具體談到了紅軍給養與經濟問題，明確指出：“紅軍中廢除軍餉，隻發零用錢與吃飯錢這是對的。”事實也證明，中央關於廢除軍餉製、改為誌願軍的決定是正確的，如果真像國民黨軍那樣發軍餉，不要說擴大紅軍會成為問題，恐怕紅軍連維持都困難。因為紅軍太窮了，一開始主要靠“打土豪”罰款來籌措軍費，基本沒有經費可以充作固定軍餉。即使後來中央蘇區建立以後，紅軍的經費也不寬裕。

毛澤東1928年11月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製，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麽正規的薪餉製，隻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隻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