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

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

 

毛澤東在上世紀新中國60年代做出了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就是搞三線建設。三線建設，使中國有了一個相對安全的戰略後方，同時也形成了中國的威懾力。中國的三線建設在世界軍事史和經濟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建國初期毛澤東第一次對前蘇聯老大哥說“不”。新中國建國初期，毛澤東多次提到：我們在經濟建設問題上要學習蘇聯。他們那裏有現成的經驗，這些經驗也是成功的。他們已經“建成了光明燦爛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為什麽不學？況且當時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主要是爭取蘇聯的援助。1949年，毛澤東親自赴蘇與斯大林會談，爭取到了蘇聯的援助。毛澤東對斯大林說，我們搞建設，是沒有經驗的，我們要當你們的學生，學習你們搞建設的經驗。

新中國建國初的50年代，蘇聯援助中國是誠心誠意的。但蘇聯人是按照他們搞建設的思路和習慣援助中國建設的。當時，在中國怎樣建設問題上，中蘇兩國高層是共同協商的，而且協商的結果往往是中國高層聽從蘇聯高層的意見。50年代，蘇聯高級經濟專家和政府首腦曾經提出：中國的經濟建設要想快速發展，必須集中在沿海和東北地區搞建設。當時，在中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蘇聯人說得有道理，應該按蘇聯方麵的意見去辦。因此中國在製定一五計劃時，基本接受了蘇聯方麵的意見。1953年，中國開始實施一五計劃。

一五計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中心展開的，蘇聯方麵打算按照原來的意見，把援建中國的項目集中在中國的東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這樣做，工業建設的各方麵配套條件較好，企業上馬快，見效明顯，又可與蘇聯的工業建設相聯係。

但是此時毛澤東有自己的考慮。毛澤東認為，如果把156項工程全部集中在東北和沿海大城市，對中國工業的均衡布局和國家建設的全麵展開顯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國防工業，都建在與正在打仗的朝鮮相鄰的東北地區和易受美蔣飛機襲擊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當。

就在馬上要確定一五計劃的前幾天，毛澤東把周恩來、李富春找到菊香書屋專門商量156項工程的安排問題。毛澤東說，在經濟建設問題上，我們要考慮中國的實際，不能完全按照蘇聯方麵的意見辦。他們說得對的，要聽；不對的，就不要聽。總之要有我們自己的主張。毛澤東與周恩來、李富春最後確定了這樣一個原則：既要尊重蘇聯專家的意見，又要有自己的主張。

那麽中國自己的主張是什麽呢？這就是毛澤東提出的156個建設項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東北地區，特別是在朝鮮正在打仗的情況下，更不能這樣做，要安排一批項目到西部去搞，國防建設項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意見，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與蘇聯方麵進行了反複協商，最後決定106項民用工業企業的21項，建在西部地區，44項國防工業企業中的21項，擺在西部。這一決策的實施使過去幾乎沒有工業的中國西部地區建起了一批輕、重工業。其中鋼鐵、電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屬、兵器、航空、建材、電子電氣等企業初具規模，並且初步形成了相互銜接關係。

到了1956年，蘇聯方麵經濟建設中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此時毛澤東更感到，對蘇聯的經驗絕不能照搬。可是當時有一些人卻十分崇拜蘇聯經驗，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人走的彎路，我們不能再走。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對中國經濟建設布局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思索。

毛澤東看到中國西部地區雖然已有了一些工業企業，但總體上看，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底子還很薄，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還很大。他說：“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隻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曆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在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沒有犯大的錯誤，隻是最近幾年，對於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對它的發展不那麽十分注重了。這要改變一下。”

在毛澤東的決策下，中國重新調整了經濟建設布局，在新的經濟建設布局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澤東還特別注意把國防科技工業擺在西部地區。一五和二五期間，中國的飛機、坦克、火炮、艦艇等重型武器生產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區。西安、重慶、成都、太原、蘭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澤東思路的重點是考慮國家經濟建設的布局問題。在那個時候，蘇聯經驗幾乎是神聖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照搬蘇聯經驗，而毛澤東從中國國家根本利益出發並且立足於中國，從國家經濟的長遠、全麵發展考慮，敢於對蘇聯人說“不”。他已經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區，為後來的三線建設打下了基礎。

在核武威脅下，毛澤東形成了中國作戰的新思路。1964年，中國的國際環境很不好，可以說，中國已經處在五方麵的威脅當中。

首先威脅中國的是蘇聯。60年代初，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擴大到了國家關係的領域，兩國的邊界爭端也不斷發生。當時毛澤東就已經預見到中蘇之間的矛盾將要發展到武裝對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當政後，強化了赫魯曉夫奉行的中蘇關係政策。他不僅繼續與中國為敵，而且變本加厲，向中蘇邊界大量派兵，蘇聯駐中蘇邊界的軍隊迅速增至100萬人，蘇聯的一部分戰略導彈也指向了中國幾個大城市和重要軍事設施。蘇聯還派兵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並且試圖對中國正在搞的核設施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

第二個威脅中國的是美國。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失敗後，仍然把中國當作它在亞洲的主要敵人。從60年代初期開始，美國對中國實行了緊縮包圍圈的政策。從60年到64年，美國和中國周邊不少國家和地區簽訂了條約，結成了反華同盟。美國還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數十個軍事基地，對中國形成了“半月形”包圍圈，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1964年8月，美國開始轟炸越南北方，把戰火燒到了中國南大門。

第三個威脅來自台灣的國民黨當局。60年代初，蔣介石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叫囂要“反攻大陸”。蔣介石加緊派遣武裝特務對中國東南和其他沿海地區進行襲擊，妄圖在中國東南地區建立大規模進攻大陸的“遊擊戰走廊”。

第四個威脅來自印度。當時，中印邊境也很緊張，印度軍隊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向中國發動武裝進攻。

第五個威脅來自日本和南朝鮮。日本與美國結盟，其國內有美國的駐軍，日本本國也加緊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南朝鮮也與美國結盟，其國內也有美國駐軍。南朝鮮政府同樣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

在這五方麵的威脅當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蘇聯和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最大。中國當時沒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擊時，是沒有任何回擊能力的。

麵對這些威脅，毛澤東並不害怕。毛澤東自己“不怕鬼”，也激勵全黨“不怕鬼”。毛澤東在1959年5月6日寫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觀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因此我們不要怕鬼，要和鬼鬥爭。那麽，原子彈可不可怕？毛澤東說，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時說：“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打常規武器還可以講點軍事藝術，什麽戰略、戰術，指揮官可以臨時按照情況有所變化。用核武器的戰爭就是按電鈕，幾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彈是紙老虎”，不可怕。

同時，毛澤東也認真地對付“鬼”。為了對付“鬼”，毛澤東做出了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中國也要搞一點原子彈。他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但是，毛澤東並不把搞原子彈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馬利的談話時說：我們也準備搞一點原子彈“哪年搞出來，我不知道。美國有那麽多，是十個指頭。我們即使搞出來，也是一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費錢多，沒有用。”中國要用很少一點錢搞試驗。毛澤東形容中國搞原子彈，“像窮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邊跑一跑。”毛澤東認為，重點應該放在紮紮實實搞三線建設上，因此他的第二個選擇，就是搞三線建設，而搞原子彈也是合並到三線建設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線搞原子彈。所以三線建設處於毛澤東戰略決策的核心地位。

毛澤東是著重從戰爭，特別是打核戰爭的角度來考慮三線建設布局問題的。毛澤東看到：中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短程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打擊範圍之內，沿海工業城市也處在美蔣航空兵力打擊範圍之內。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在蘇美核武器打擊之下。一旦戰爭爆發，即使敵方不使用核武器，中國大部分工業基礎也將毀於一旦。而西部地區則距蘇聯和美蔣軍事火力打擊之外（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美蔣的武器裝備，都還打不到西部地區，特別是打不到西南地區）。毛澤東的這個考慮，正好與軍委總參謀部的考慮不謀而合。1964年4月，軍委總參謀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我國經濟布局不適應未來戰爭需要的報告。這份報告印證了毛澤東原來就存在的擔憂，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就是從那時起，毛澤東把他原來的發展西部的思路進一步強化，形成了把中國工業建設的布局全麵鋪開，造成沿海的一線、中部的二線、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線並存，而把三線作為建設重點的新思路。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做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當年8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建設三線。從1965年起，中國開始把沿海一些工業企業向西部和西北地區搬遷，當年新建項目則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區。這是中國三線建設大規模進行的階段。

三線建設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國的戰略資源大多已經向西部和西南地區轉移完畢。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怕打大規模戰爭了，中國已經做好了準備，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美國總統約翰遜傳話說：“如果美國把戰爭強加給中國，中國將奮起抵抗，戰鬥到底。不管來多少人，用什麽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內，可以肯定地說，它進得來，出不去，必將被消滅在中國。”周恩來的這個話，是說給美國人的，也是說給蘇聯人的，更是說給蔣介石集團、南朝鮮和日本的。

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珍寶島衝突發生後，毛澤東把關注的目光又轉回到三線建設上來。他更重視三線建設了。為了排除造反派的幹擾，保證三線建設順利進行，他決定對一些重點三線建設基地和工程實行軍管，甚至直接派軍隊去施工。對這種由解放軍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單位，造反派是不敢來胡鬧的。

為了對付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小三線”建設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各省特別是進行三線建設的各省，再建設成本省自成體係的“三線”，這樣，既可以使“大三線”與“小三線”兩個體係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大係統，也可以將三線建設深入到中小城市、縣城乃至鄉村，使我國形成支持長期戰爭的工業基礎。從1970年起，中央開始對三線建設項目實行優先安排、重點保證、抓緊搶修的原則。在此原則指導下，全國的三線工程建設全麵鋪開，各省的三線建設也隨之全麵鋪開了。毛澤東此時的三線建設思路，幾乎完全集中到準備打仗、準備打長期的戰爭上來。因此他對三線建設投資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從來沒有過的。到1971年，我國三線建設的投資總額達到了340.8億元。這還沒有把各省自籌資金搞“小三線”建設的投資計算在內。而且，在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時期，他這樣關注三線建設這一經濟問題，也說明毛澤東對三線建設的重視，是基於對極有可能發生的中蘇戰爭的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