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推翻皇帝製是進步還是錯了

中國推翻皇帝製是進步還是錯了

 

君權神授是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的一種政治理論。

在英國曆史上的1598年，蘇格蘭國王斯圖亞特王朝詹姆斯六世（後來兼任英格蘭國王）撰寫《自由君主的真正法律》及《國王的天賦能力》，闡述了君權神授思想。

古代中國皇帝被認為是真龍天子。早在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已提倡自己與天神有關，是由神賜天命，使他們統治天下的。例如湯在討伐夏朝桀時曾說：“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出自《尚書·湯誓》。借此替天行道增加統治的合理性。當時的君主亦要代人民向天進行祭祀，以示自己是天神派來統治大地的，而當時的統治者稱天子亦是這個原因。而由秦始皇的玉璽上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亦可看出中國帝製獨裁社會君主視自己的權力由上天所賜。漢朝的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認為君主是上天選擇的，如果君主有過失上天會降罪。明清兩朝皇帝於天壇祭天亦是這個原因。

古埃及法老稱自己是天神的兒子，被認為是天神的化身，故其並在死後住入金字塔以通天。

古希臘和羅馬由羅馬帝國確立了皇帝是神的地上代表的思想，而為了和羅馬和匈人抗衡，古日耳曼人也開始成立了以奧丁的後代或化身的人為王的國家。

中世紀歐洲各國皆與羅馬教皇合作，使其臣民相信其權力來自上帝。

日本天皇常以神道教總神官姿態現身，被稱為天照大神的嫡係子孫，但實際上在幕府時代喪失了實權；明治維新時為了建立統一之日本國家的政治需要，天皇的神聖地位再度被強調，並形諸大日本帝國憲法體製。

印度教立國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樹立“君權神授”觀念，國王是毗濕奴大神的化身，是民眾的至高無上的保護神。國王和王室、皇家軍隊將領均為尊貴的刹帝利種姓，由皇家祭司婆羅門輔佐。這兩大種姓的家族構成了王國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

古猶太人的以色列，雖然自古有先知但一神教模式未確立，族長並未壟斷對上帝的理解和同期有眾多先知，在大衛王統一猶太人各部族後，以先知兼君主自居和形成統一的猶太教和在聖殿山建立神殿。

在今日的秘魯和哥倫比亞的古印加帝國君主，被稱為獨一無二的薩帕·印卡外，還有“因蒂普·丘林”（太陽之子）的尊號，征服鄰近的部落後使用奴隸建造其太陽神廟。

中世紀伊斯蘭教興起後，一般的自由部落都被吞並到阿拉伯帝國的政教合一去，雖日後帝國衰落了，但按先知的繼承人哈裏發製度仍在，並蘇丹冊立時需要其授權，更後土耳其帝國又以君主兼任哈裏發的地位，重新賦予了哈裏發實權。直到土耳其帝國滅亡哈裏發製度才被正式地廢除，但現時中東各國中仍然常有人接受神權這套的，如沙特阿拉伯等，新世紀更有伊斯蘭國首領自稱哈裏發。

神化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的一種政治理論。認為皇帝的權力是神給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間行使權力，管理人民。據記載，在中國，夏代奴隸主已開始借宗教進行統治。《尚書·召誥》說：“有夏服（受）天命。”這是君權神授最早的記載。

殷商奴隸主貴族創造了一種“至上神”的觀念，稱為“帝”或“上帝”，認為它是上天和人間的最高主宰，又是商王朝的宗祖神，因此，老百姓應該服從商王的統治。西周時用“天”代替了“帝”或“上帝”，周王並被賦予了“天子”的稱呼。周代的銅器“毛公鼎”銘文記載：“丕顯文武，皇天宏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明確地宣傳“君權神授”的思想。

君權神授的理論在漢代有了係統的發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天誌”的概念，並且提出了“天人相與”的理論，認為天和人間是相通的，天是有意誌的，其是最高的人格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天按照自己的麵目創造了人，人應按天的意誌來行動。從“天人相與”的神學目的論出發，董仲舒提出“君權神授”的命題。他認為皇帝是天的兒子，是奉天之命來統治人世的，人民應該絕對服從他們，凡是君主喜歡的事，老百姓應該無條件去做。君權神授的理論，強調君權的天然合理性和神聖不可侵犯性。這種理論在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曆代帝王以至造反的農民領袖，無不假托天命，自稱“奉天承運”，或者說“替天行道”，把自己的活動說成是受上天的指使，從而達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動的目的。

西方的君權神授在中世紀時期，查士丁尼皇帝竭力歌頌君主的權力，第一個提出君權神授思想，竭力將世俗君權和宗教神權結合起來，從而使東羅馬帝國（拜占廷）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神權君主國，實行專製主義的政治體製。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 與地上之城的描寫，無疑是當時混亂局麵的反映。他說，“上帝的選民”才有資格成為上帝之城的居民，地上之城隻能是“上帝的棄民”居住之所，但兩者都由上帝控製；地上之城的君主職位是上帝為實現自己的目的而設立的；由誰登基為王也受上帝的意誌支配。

奧古斯丁的論述奠定了中世紀西歐君權神授的理論基礎。同時他還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區分不出誰是選民，誰是棄民，但是到末日審判時上帝自會區分。這一理論充分表現出奧古斯丁作為思想家的狡黠和機智，既為當時的社會混亂作出了解釋，又給無奈中的人們一種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他的理論看似合情合理，實際上是畫餅充饑；上帝看似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實際上什麽具體事情也沒做，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要靠實力樹立權威。

1603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指定詹姆士為其繼承人後駕崩。詹姆士即位為英格蘭國王，自封為大不列顛王國，史稱詹姆士一世，時年36歲。1625年，詹姆士一世駕崩。 詹姆士一世不了解英國議會，看不起議會下院，鼓吹君權神授論。1611年，他第一次解散議會。

西歐的封建王權是在民族大遷徙，野蠻對文明的征服，日耳曼人遷徙和建國等混亂狀態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一種權威。正像基佐描述的：“眾雄逐鹿，風雲莫測的時代，或者出於無知、殘忍、腐敗，一些人私欲橫流，社會淪為個人意誌角逐的戰場不能自拔，因為社會缺乏一個自由結合而成的廣泛的共同意誌，這時候，人們會熱烈希望出現一個平息天下的君王。任何一種具有絕對統治權特征之一的製度在這時出現，向社會提出安邦定國之計，社會就會群起支持，熱誠擁護，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尋求避難一樣。”

推翻中國的皇帝製是人類進步還是錯了?

毛澤東如是說:  "在人類曆史上，有過幾次性質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隸主推翻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使人類的生產和社會大進一步。那時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不是我們現在講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組成的原始社會，他們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虜就通通殺掉。奴隸主就不把俘虜殺掉，而是拿俘虜做奴隸，雖然刺瞎他一隻眼，或者弄傷他一隻手，但總還是要讓他做工。是把人殺掉好呢，還是不殺掉讓他做工好呢?還是奴隸製好，奴隸製可以積累財富。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很低，奴隸製就大進一步。現在一講奴隸製，人們就覺得它很壞，其實奴隸製的產生在當時是一個偉大的進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隸主的命。這次革命，在中國大概是在春秋戰國時代。關於這個問題，曆史學家們還在爭論不決，有人說西周就是封建社會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對這個問題可以不去作結論。我個人是比較相信郭沫若副總理的在春秋戰國時代產生封建製的主張的。郭沫若曾經用很多材料證明，孔夫子所以成為聖人，是因為他是革命黨，到處參加造反。說孔夫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是孟子講的。其實當時孔夫子周遊列國，就是哪裏造反他就到哪裏去，哪裏想革命他就到哪裏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筆抹煞，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總之，在春秋戰國時代，發生了激烈的變化，發生了大的階級鬥爭、革命鬥爭，從那時起，開始允許土地私有，允許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魯宣公時代“初稅畝”，第一次開始收地租。魯哀公還說過什麽“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即十分之一。可見當時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這證明當時的社會製度已經開始變革，不再是實行井田製，而是采用收土地稅的辦法了。過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個時候是搞私有了。私有製曾經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有人說過這樣的話:人類曆史有五十萬年，但其中四十九萬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製這一條，因而沒有進到文明社會。

第三次，是資產階級革封建地主階級的命，也就是民主主義革封建主義的命。在中國，就是辛亥革命。

孫中山及其一派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人類曆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國還有過改良派。對改良派也應該估計有進步的一麵。戊戌變法在當時受壓迫，為什麽?就是因為它有進步性，它受到頑固派的仇恨。孫中山比改良派又更進一大步，他公開號召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製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曆史意義。我本人也曾經參加了這次民主革命，當了一名戰士，吃七塊二。當時程潛先生就參加了，他是師長，雖不是我的頂頭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沒有成功，失敗了。為什麽失敗?就是因為孫中山的領導集團犯了錯誤，有缺點。關於這一點，孫中山有過自我批評，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上曾經說，當時向袁世凱妥協是不對的。國民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都做了批評，現在我們就不能批評嗎?

我們在座的各位是不是聖人?要說是聖人嘛，聖人就多得很；要說不是聖人嘛，我看聖人也就一個沒有。人總是有缺點的，總是要犯錯誤的，隻是不要錯得太多就是了。比如當主席，說十句話錯了六句，錯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當不成了。要說一句話都不錯，沒有那回事。寫文章，總是改來改去，如果不錯，何必改呢? 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錯誤。過去我到過上海，上海那個地方很複雜，我經常走錯路，總是犯錯誤。凡是我有了錯誤，希望能及時得到朋友們的批評和糾正。一個人總是會有許多缺點的。如果覺得自己一點缺點也沒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們是靠老實吃飯，不靠擺架子吃飯。當然，在帝國主義麵前，在艾德禮等人麵前，還是可以“擺擺架子”的，但靠擺架子吃飯就不好了。如果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就說不得，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領導人物就說不得，那就不好了。對孔夫子，自董仲舒以來就說不得了，“非聖誣法，大亂之殃”。我們不能這樣，我們要實事求是。我們對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評。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我曾經提到《聯共黨史》結束語第二條對馬克思、恩格斯就批評過。恩格斯有個別原理是錯誤的，應該拋棄，拿新的原理來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采取議會製共和國的形式，但是列寧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認為采取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比較好。可見恩格斯的看法是錯誤的。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都曾經說過，英國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並且估計英國革命將會早日到來。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點勝利，但實際上革命卻總是沒有勝利，又有什麽辦法。古語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看這句話要改一下。人，包括聖賢在內，總是有過的，有過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還說過，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說誰不能批評，而要說可以批評，但批評要正確，對於批評要分析。

以上是我貢獻給大家的一點意見，是否妥當，請諸位考慮。"

中國推翻皇帝製是人類進步。“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雖然皇帝和王朝變了，但百姓的思想依然因為封建製度而愚昧、充滿奴性，被貴族淩駕在頭上，如果不是實在活不下去的話就不懂得反抗一些不合理的東西。所以民國近代時期，不少有識之士號召人們解放思想，不要再受封建荼毒，也是有很大阻力在其中的，就像魯迅先生筆下的祥林嫂，她明明是被迫再嫁，在那些封建思想濃厚的人們眼中，再嫁就是“不幹淨的人”，因此悲慘死去。這種根深蒂固的腐爛思想不變，底層苦難就是循環重複。

然而,  在西方的普世價值裏是"皇帝做了七十年、做到老死交兒子。"還受到全世界奴才和愚昧、充滿奴性，被貴族淩駕在頭上的萬人跪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