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戰爭中創辦學校搞教育

毛澤東在戰爭中創辦學校搞教育

 

有著長期教育經驗的毛澤東十分注重教學方法。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在緊張的軍事鬥爭中，為軍隊教育工作者概括出了富有啟迪性的教學方法。這就是1929年12月他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會決議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點教授法：“（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解俗）；（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7）以姿勢助說話；（8）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9）要提綱；（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這十點教學法是毛澤東在多年教育實踐的基礎上總結提煉出來的，至今仍有啟發意義，若沒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根本不可能提煉出這樣的方法。

由於創辦過不少學校，毛澤東也形成了自己的辦學理念。對於一所學校，毛澤東看重校長和教員。1936年，他在紅軍大學講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說：“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1939年5月，毛澤東在《抗大三周年紀念》中進一步指出：“抗大的革命與進步，是因為它的職員教員與課程是革命的進步的，又因為它的學生是革命的進步的，沒有這兩方麵的革命性進步性，抗大決不能成為全國與全世界稱讚的抗大。”1943年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中，毛澤東亦這樣說：“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毛澤東的這些觀點，都是興辦學校的寶貴遺產。

在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麵取得的成績非常出色，可以說創造了黃土地上的辦學奇跡。毛澤東為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全黨，非常注重幹部的思想理論教育，同時也注重其文化知識教育。在陝甘寧邊區這片經濟落後、文化貧瘠的土地上，抗日戰爭時期興辦的幹部院校多達50餘所，主要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國抗日紅軍大學、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延安馬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延安自然科學學院、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中央研究院等；屬於邊區政府領導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黨校、邊區行政學院、邊區農業學校、邊區職業學校、邊區紡織學校、新文字幹部學校、邊區警校等中高級幹部學校等。

延安時期的社會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樣出色。陝甘寧邊區成立以前，邊區範圍內的150萬人口中識字人口約占1%，文盲約占99%；舊的小學不過120所，沒有一所中學，貧困農民的子女多無條件讀書，適齡兒童失學率非常高。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後，邊區小學的數量1945年達到1377所，學生數量增至34004人。同時，邊區小學的教學質量也不斷提高。在發展正規教育的同時，邊區還加強了識字教育，組織形式是民眾學校、冬學、小先生製、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於掃除文盲，提高群眾的文化知識。可以說，邊區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是中國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奇觀。

由於處於嚴酷的戰爭環境，延安時期的教育帶有戰時特點。毛澤東對教育的目的、目標規定得更為清楚：一切為著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八條《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指出：“改變教育的舊製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製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毛澤東還闡明了整個民族的抗戰教育政策。1938年10月，他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論及“實行抗戰教育政策”時提出：“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戰爭的需要”。全民族要實行如下各項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訂學製，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製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第二，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幹部。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後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後代。”

在實行抗戰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下，對於具體怎樣辦好根據地的學校、學校的任務和課程設置等，毛澤東都有考慮與說明。1939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中提出三要點：“（一）把知識青年訓練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或同情者，把他們訓練成為八路軍的幹部”。“（二）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環，課目不宜過多，階級教育、黨的教育與工作必須大大加強。”“（三）教育知識青年的原則是：1.教育他們掌握馬列主義，克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2.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對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3.教育他們決心深入下層實際工作，反對輕視實際工作經驗；4.教育他們接近工農，決心為工農服務，反對看不起工農的意識。”

辦學校、傳授知識離不開知識分子，故毛澤東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工作。毛澤東對革命知識分子的作用評價很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

這一時期，毛澤東幹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點是更加重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毛澤東要求高級幹部必須較係統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並能運用於中國的革命實踐；其學習形式可以是研究小組或組、學習小組或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他還說：“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

延安時期是民主革命期間共產黨領導的教育事業大發展的時期。各類學校的教育相當規範，學製、課程設置也很有特色。毛澤東曆來主張學製靈活、反對課程過繁，而戰時學習要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使之精簡，學以致用。然而，各類學校的課程設置相當齊備，盡管各有不同。

例如，抗日軍政大學以培養軍事、政治領導幹部為目的。馬列學院開設的課程主要有馬克思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聯共（布）黨史、中國革命問題、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國近代史、黨的建設等。此外，還有時事政策報告和講座。其特點是注重理論研究與學習。魯迅藝術學院，專修課是各係根據專業需要設立，選修課有日文、俄文等。

延安大學作為綜合性大學下設行政學院、自然科學院、魯迅文藝學院（1944年7月並入）和醫藥係，行政學院和魯迅文藝學院學製2年，自然科學院學製3年，醫藥係學製l至2年。其課程設置最為齊全，有共同課與專業課兩種。共同課占總課時的20％—30％，專業課占70％—80％。全校的共同課有邊區建設、中國革命史、革命人生觀、時事教育。行政學院的共同課為邊區民主政治，富有特色。行政學院的行政係行政專業的課有社會政策、幹部工作、鄉政權工作、群眾工作；行政係警政專業的課程有警政業務、社會常識。司法係的課程有邊區法令、判例研究、司法業務、法學概論、社會政策、現行法律研究。教育係的課程有邊區文化教育概況、小學教育、中等教育、社會教育、教材研究、現代中國教育思想研究。財經係的共同課有邊區經濟概況、會計審計與統計，經建專業的課程有農業、工業、合作問題、交通運輸；財政專業的課程有財經業務、稅收業務、銀行業務、貿易業務。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的共同課有數學、物理學、普通化學、繪圖、外國語，各個係如機工係、化工係、農業係的課程都較齊全。延安大學醫藥係的課程各專業有側重。醫生班設有解剖學、細菌學、病理學、診斷學、生理學、藥物學、中藥學。司藥班設有藥物學、中藥學、簡易藥物學、醫療常識、保育常識、衛生常識、簡易婦科學。助產班設有助產學、生理解剖大意、簡易藥物學、治療常識、保育常識、衛生常識、簡易婦科學。護士班設有生理解剖大意、細菌學大意、簡易藥物學、理化常識。中醫班設有藥物學、診斷學、治療學、生理衛生學、消毒學。獸醫班設有畜牧概論、中國獸醫學、藥物學、診斷學、普通病、傳染病、免疫學。1941年秋還增設俄文係。延安大學的學科這樣齊全，是國民黨統治區的許多大學不能比的，它是共產黨領導下創立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

而農村學校的課程設置更是以實用為主。毛澤東在《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提出的要求是，“我們還要編一些書，搞一些關於生產知識等方麵的書，作為教材。學生要學會打算盤，學會寫信，學會記賬，學會寫路條”。

從延安時期的教育成績來看，其學製、課程設置符合實際，符合教育的規律，各院校辦學更符合現代大學的教育規律。在當代，按照實踐的發展和實際開設急需專業已是教育工作的常態。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注幹部教育，軍隊教育，關注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也關注整個社會教育，他的讓社會成為“大學校”的意圖已非常明顯。在《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了消滅文盲、將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的計劃：“一個村辦一個小學，我們大體上有這樣一個計劃，就是說邊區三十五萬戶，一百四十萬人，十年之內消滅全部文盲。”“現在的教育，一個是普通教育，包括社會教育、識字教育；再一個是幹部教育。有了這兩種教育，就可以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每一個鄉就是一個學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幹部都在這個大學校裏學習生產，學習文化。幾年之內，邊區的群眾文化就會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漢、重慶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

在延安時期，由於知識分子少，他們在各個部門、各個學校都有發揮才能的機會，往往一人多用，這種一人多處教學的形式實際上也把延安聯結成一個大學校。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論述的學校教育的目的、方針，教育與全民族的任務、與政治方向的關係，學製與課程設置，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管理人員素質的重要性，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及各自作用，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幹部教育，軍隊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及其和整個社會教育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他的“大學校”觀。而現在所謂“學習型社會”，根源上也是毛澤東關於把社會變成大學校的一種流行說法。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新中國成立後繁忙的國事活動中，毛澤東像抓軍事、政治、經濟一樣抓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審閱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其中有關於教育的條文），1950年8月1日起草《軍委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教育工作，1953年6月30日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談及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按語中講到消滅文盲與建設社會主義的關係，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提出社會主義時期的知識分子問題時講到教育方針，1957年3月召開普及教育工作座談會，1958年同意頒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並多次談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對之加以鼓勵，1961年9月批準《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1965年同意頒布《中共中央關於半農半讀教育工作的指示——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會議的報告》，1964年關注減輕學生負擔、教學製度，1965年亦關注減輕學生負擔、學校校長、教師與學生的關係，並考慮大學招生製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