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國婦女解放中的貢獻

毛澤東在中國婦女解放中的貢獻

 

針對舊中國女子所受的封建宗法製度之迫害，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女子本來是罪人，高髻長裙，是男子加於他們的刑具。還有那臉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飾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腳為肉刑。學校家庭為牢獄。痛之不敢聲。閉之不敢出。或問如何脫離這罪?  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軍。”早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就主張進行徹底的家庭革命，爭取子女完全的人格獨立。

在新文化運動中，特別是五四前後，“廢婚毀家”“為國破家”的家庭革命成為重要的社會思潮。先進知識分子期待通過家庭革命摧毀舊傳統，尋求一條走向現代化的改造道路。從大家庭中解放出來，追求個人覺醒和個體解放是當時的突出主題。當時，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嚴厲批判中國傳統家庭製度，傳播新的婚姻家庭觀。傅斯年高呼封建家庭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他感慨道:“咳!家累!家累!家累!這個呼聲底下，無量數英雄埋沒了。”李大釗也指出:“中國現在的社會，萬惡之原，都在家族製度。”雖然當時參與討論家庭革命的人，主要停留在理論層麵，並沒有具體設計反抗“父權”“夫權”的構想並付諸實踐，但是，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很多進步青年受到鼓舞，開始追求一個充分解放而又平等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主義家庭觀是毛澤東家庭建設思想的理論來源。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指出:“一開始就進入曆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係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家庭。這種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人的曆史活動和社會關係的建立和發展，都離不開家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中，通過係統地論述人類家庭的演變曆史，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文明社會的內在矛盾及其本質，積極地預見未來家庭的模樣:“這一代男子一生中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得婦女的獻身;  而這一代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也永遠不會再出於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於男子，或者由於擔心經濟後果而拒絕委身於她所愛的男子。”通過這些論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家庭的本質，家庭在社會中的關係以及家庭與婦女的解放等問題形成了重要觀點。顯然，馬克思主義的家庭觀重視男女平等、婦女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麵發展，這對於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建構理想的現代家庭關係提供了理論指導，毛澤東家庭建設思想的形成和建立就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家庭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將婦女工作重心轉向吸收勞動婦女，認為農婦“物質生活上既受如此的痛苦，精神上受禮教的束縛與家庭的壓迫，她們熱烈的革命情緒就在這地方長成了。所以反對壓迫勢力都能取得她們的擁護和讚助”。1929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提到“婦女占人口的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1930年，毛澤東寫了《尋烏調查》，注意到“離婚結婚絕對自由”的問題，他提及，有一些消極的農村男子會提出抱怨，“‘革命革割革絕，老婆都革掉了!’這就是他們無力禁阻離婚表示歎息的話”。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婚姻改革構成了20世紀男女平權運動的重要一環，而且對後來革命根據地推行婚姻家庭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家庭建設思想包含著中國共產黨在未改變生產關係中實現婦女解放的重要理念。無論是在民族解放還是在社會解放的曆史進程中，毛澤東始終認為婦女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婦女隻有投身於社會運動中，才能走出家庭，解放自己。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關係有了清晰的認識，他指出，“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是密切地聯係著的，婦女解放運動應成為社會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存在著。離開了社會解放運動，婦女解放是得不到的; 同時，沒有婦女運動，社會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婦女、家庭與社會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婦女解放會影響家庭，家庭問題會影響社會，反過來再建新社會也會影響家庭，家庭問題也會影響婦女解放，這三者之間互相影響，彼此推動。

要實現家庭的改造，需要看到家庭問題的特殊性，同時要看到傳統家庭、婦女個體與現代革命之間的衝突。恰恰在這裏，毛澤東表現出一種深刻的思考，提倡“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的兩重政策。一方麵要走出家庭，因為在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新民主主義的家庭，婦女要走出家庭，走向田間，走向戰場;  另一方麵，在沒有徹底改變生產關係的條件下，還要鞏固家庭，團結家庭，使每個家庭都成為有力的生產單位。不斷地走出，不斷地鞏固，這兩者之間巨大的張力，使得毛澤東既看到了中國當時家庭的問題，又表現出建設“新國家”“新社會”，塑造“新家庭”的積極態度。恩格斯指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  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消除個體家庭作為社會的經濟單位的屬性。”毛澤東沒有教條地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家庭理論，他從婦女解放的中國實踐出發，認為“提高婦女在經濟、生產上的作用，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這是與男子利益不衝突的。從這裏出發，引導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動，男子們也就可以逐漸同意了”。事實上正是在男女通力合作下，調動了婦女的生產積極性，改進了家庭關係，促進了家庭和睦。

新家庭建設也契合了中國共產黨改造舊家庭和為抗戰革命提供經濟支持的現實需要。封建家風束縛家庭生產，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就認為應該破除舊式封建家庭，創建新家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通過改造具有生產功能的家庭來發展經濟，鞏固根據地。在毛澤東看來，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國家，一直到當時，仍是以分散的家庭個體經濟占據著優勢，在社會關係中，家庭的作用仍是很大的。“因此，我們就需要團結和諧的家庭，需要家庭的男女老幼能夠同心同德、勤勞互助、共同努力於生產事業與抗戰事業，使每個人的個性能夠發展。因此，團結家庭，使每個家庭都成為有力的生產單位，進一步建立與發展各種集體活動，在現在戰勝共同的敵人，在將來建設和平的社會，這就是我們對待家庭問題的正確方針，就是群眾所歡迎的方針。”動員婦女普遍地參加生產事業，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為抗戰勝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當時推行的主要措施是家庭會議。所有家庭成員以平等身份參加會議，大小事務在家庭會議上民主討論。太行區婦委在《婦女工作初步研究》中指出:“婦女必須以家庭一員的姿態，來擔任生產任務，生產所得，交給家庭。為了獎勵婦女生產，又須適當分紅，家長須在一定期間，給大家宣布家庭的收支。……家庭中的糾紛，一般應經過家庭會議來解決，而家庭會議，也須發揚民主，大家盡所欲言，然後根據民主、團結、敬老、愛小的原則，進行自我批評，求得家庭和睦。”民主以“有事大家商量”的形式納入家庭，去除“封建家長製”，創建一個民主平等的新式家庭。在陝甘寧邊區及敵後抗日根據地勞動人民家庭裏，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幾千年來中國人民的家庭從未有過的現象:在家庭內部關係上(父子、婆媳、兄弟、男女)，漸漸形成著一種民主的關係。

毛澤東側重以政治的視角認識和改造中國，不論是全民族的抗戰，還是未來的新中國建設，農民的思想是要改造的，農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壞"的，進軍隊、進工廠就是一個大破壞，就是“紛紛走出家庭”。在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中，人們是必須走出家庭到社會上去的，通過個體化的方式投入到生產中，以賺取生活所需的財產和資源，而這種家庭改造的方法必須要與社會運動結合起來。在毛澤東看來，單靠鄉村本身的力量，很難達到新的家庭建設的成功。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在給秦邦憲的信中指出:“沒有社會活動(戰爭、工廠、減租、變工隊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來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會群眾運動的大浪潮中才獲得。農村家庭從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員從什麽書上或報上看了好意見而獲得，隻能經過群眾運動。”由此，我們看到，新家庭建設是與其他革命實踐彼此促進，才得以深入展開的。

在具體的家庭改造過程中，群眾運動受到了高度的重視，成為剔除封建家風、和睦家庭建設的重要抓手。家庭被納入合作社中，各地紛紛建立多種形式的群眾互助組織。20世紀40年代，在大生產群眾運動的背景下，廣大婦女被組織參與到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組中，比如變工紡織、紡織互助小組、集體紡織等，其中婦紡合作社是比較高級的組織形式。在太行北嶽地區的定唐縣，婦女們參與到多種撥工形式中:一是和有技術的男子換工;二是代辦家務，男撥子外出做活，婦女在家做飯;三是人與牲口的撥工;四是青婦與老年婦女的撥工。應該說，這種靈活的合作形式吸引婦女的積極參與，提高了她們的經濟地位，改善了家庭關係。毛澤東認為，“這種生產團體，一經成為習慣，不但生產量大增，各種創造都出來了，政治也會進步，文化也會提高，衛生也會講究，流氓也會改造，風俗也會改變”。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多年以來奮鬥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應該改造舊式農民，建設新式家庭。在這個過程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此，改造舊家庭，再建新家庭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並不僅僅是一個家庭政策的輸出，而且是一個以“新社會”“新國家”為明確目標的社會革命。“公”成為對傳統家庭的改造期待和目的，改造的家庭要配合抗戰建國的革命訴求。在生產實踐中，農民被引導到參加勞動互助，“改造”的家庭被吸納到合作社，不僅提升了家庭生產效率，而且將千千萬萬家庭引向配合“大公家”的革命目標。

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提出“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相結合的新家庭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探索了在“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雙重視域中推進鄉村婦女解放的現實路徑，同時又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建立新中國新式家庭的思想。家庭文明是社會文明的縮影，家庭倫理的有效規範影響家庭關係的和諧有序，是決定社會文明的關鍵所在。當今中國，受市場經濟的衝擊，現代家庭倫理關係出現新變化。夫妻關係、親子關係、代際關係呈現新的表現形式，部分家庭成員追逐個人自由，忽視了對家庭的責任義務，夫妻之間責任意識淡漠，代際關係緊張，特別是部分農村養老狀況堪憂。為此，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需要加強現代家庭倫理建設，積極推進優秀傳統家庭倫理的現代性轉化，構建“男女平等”“父慈子孝”的現代夫妻倫理、父子倫理關係。家庭是社會的重要參與主體，家庭治理是社會治理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必須把愛家愛國的優秀傳統弘揚光大，為新時代以家庭為基礎的基層社會治理提供文化基礎。進一步推進家庭婦女融入基層社會治理工作，吸引婦女走出“小”家，融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