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鄉村地主土豪劣紳祠堂族長

民國鄉村地主土豪劣紳祠堂族長

 

在蔣介石國民黨的民國政府地政署發表的數字,   在全中國，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農，擁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地政署調查了十一個省的情況，發現一千五百戶大地主平均每戶有兩千多畝地。對這十一省的七十萬農戶的調查表明，這些農戶平均每戶有地十五畝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認為，在少得可憐的土地上無法活命的農民，在地權不平等的遏迫下，必然會鋌而走險，組織起來從地主那裏奪取土地，求得一條生路。

這種狀況本來應該使地主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驚醒過來。但是舊中國的蔣政府統治者曆來蔑視人民群眾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蔣介石國民黨官僚不設法通過土地改革改善情況，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抗日戰爭時期，土地集中達到了近代中國前所未聞的程度。初步估計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千萬畝地荒蕪著，盡管估計有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農民在抗戰中和抗戰後餓死，蔣介石的官僚們卻利用自己的軍事實力和權位在舊中國內地大肆侵奪土地。抗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對土地的侵奪更加肆無忌憚。日本人從中國人民那裏奪去的土地，並沒有歸還中國人民，而是被蔣介石國民黨全數接收了。日本人在台灣的土地被大陸來的接收大員據為己有。

小官吏和低級軍官也學他們上級的榜樣。他們靠蔣政權發的紙幣薪餉是沒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斂土地，以防通貨膨脹。由於蔣介石這幫從沿海來的大員的巧取豪奪，就連富農和小地主也紛紛失去土地。據估計，八年抗戰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產的，他們攫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產。對本地地主老財的這種沉重打擊，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中國有句古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現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說：“普天之下，莫非蔣土”。這種說法當然是發牢騷，但也隱伏著革命的因素。

事情還不隻是出現了新鄉紳。隨著土地的兼並，不但產生了新的農村資產階級，而且產生了新的窮人。抗戰期間蔣管區和淪陷區由於典押和負債而喪失土地的農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萬。華北荒年期間，農民為了借糧度過春荒，必須拿地作抵押，兩三年內無力贖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餓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結果造成許多肥田的屍骨，但也造成千千萬萬要求土地革命的人們。

在人口稠密的中國，土地集中的後果自然與人口稀少的美國大不相同。美國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卻產生了鐵路、礦山、大牧場——這一切大大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的土地兼並隻是使地主的囤子堆滿租糧而已，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產性的。同普魯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國的貴族地主比起來，中國地主是非常落後的。德國和俄國的富農租進土地來經營大規模的農場，而中國地主卻把土地出租以榨取佃戶的血汗。俄國富農和德國地主固然反動，但在農業經濟中有時還有進步作用，中國地主就沒有任何進步作用可言。這種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另一麵，就是農民租入土地隻能過奴隸般的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無地的農民可以進工廠，或者當雇工。而中國既無工業，又無大農場，無地農民隻能租地為生。所以，農民一方麵缺少土地，另一方麵又被束縛在土地上麵。

這種半奴隸製的租佃製度，與中國的高利貸製度是分不開的。村鎮中最有氣派的房子總是當鋪。銀行是為富人開的，當鋪則是為窮人開的。當鋪老板大都是地主或與地主有聯係的商人。當鋪是兼並農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在河南一個隻有四千多畝地的村子裏看到一個地主占有近二千畝地，絕大部分是通過當鋪吞並的。這種交易隻有在農民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做得成。農民急需填充饑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債。在蔣介石統治時期，利率增長到了驚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農民借一百塊錢，到年底要還一百二十五塊錢。一九三六年，就要還一百四十塊至一百六十塊錢了。抗戰期間，利率猛漲到三個月百分之百，用糧食計算。負債農民的境遇有時是駭人聽聞的。在河南見過一位農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約規定，到了秋收時節要還兩百斤。他後來還不起這麽多，就請求寬限，答應來年秋後還三百斤。可是因為遭災，到期還是還不起，他隻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後結果是丟了四畝地。由於這個原因，母親和兩個孩子就餓死了。為了區區一百斤糧食的債務，竟賠了四畝地和三條人命。“好年地裏收穀，歉年家裏生財。”山西窮苦農民這句悲憤的歌謠，確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農利用災荒聚斂土地、錢財的事實。

抗戰時期在淪陷區，這一過程急劇發展了，而在蔣管區，國民黨政府的金融機關則開始排擠當鋪和髙利貸商。過去，當鋪在農村的放債額是銀行的五倍，而到了一九四六年，當鋪的放債額據估計隻及銀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銀行放的款也是髙利貸。農民不僅沒有得到解脫，反而被國民黨銀行剝削得更厲害了，農村信貸和一般的農業金融業務全讓它壟斷了。情況是這樣的：銀行控製了高利貸的發放，它隻放款給鄉紳組織的農村合作社，作為對地主的照顧。縣合作社再把錢借給村長，村長又轉借給農民。這樣，農民頭上不是一個高利貸債主，而是三個了。但是，事情並不這麽簡單。地方黨部的官員，在國民黨右翼勢力的支持下，要把農村資產階級組織的並受到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部分支持的農村合作社從鄉村中趕出去。這種行動常常有地方軍人或黨棍的配合，如果各種手段都不奏效，他們就指控地方商紳是共產黨。這種隻把錢借給一小撮地方黨棍，而歧視一些老地主和廣大農民的作法，無異於把中農和小商人逼入絕境，而這些人在抗戰期間本來是習慣於自己組織互助會的。這進一步加深了鄉村中的矛盾。抗戰結束後，當蔣軍返回沿海，北進攻打共產黨的時候，這一過程大大加劇了。蔣介石命令農民銀行加強對各縣合作錢莊的控製。這無疑是鼓勵地主和上層農民放高利貸，使這些富有的農民成為蔣政權的支柱。這一切農民都看在眼裏，他們八年沒見到蔣政權的影子，現在清楚地看到，國民黨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蔣政權在光複區為了獲得地主的支持，不僅得罪了貧農，也得罪了中農，這無異於自殺。蔣介石沒有造成多少新的資產階級，倒是為共產黨八路軍造成了千千萬萬擁護者。

蔣介石國民黨不但沒有在農村中實行改革，反而使情況變得更糟。造成這種情況的，與其說是由於貪官汙吏的個人因素（誠然這類人多得很)，倒不如說是國民黨沒有抓住舊中國農村社會的中心問題——封建主義。蔣介石、國民黨執政二十年竟然還不能解決這一問題，充分說明他們的統治陷入了多麽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國民黨統治者除了依賴外國資本以外，還把地主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而全然不顧國家現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見，杜魯門總統的殷切希望和馬歇爾將軍要求蔣政權實行改革的諍言，都不過是白費心機。蔣政權隻要不敢打擊地主，就談不上進行改革。而蔣政權之所以不敢打擊地主，乃是因為它在本質上是代表封建主義的地主階級的。

幾千年的舊中國封建主義的殘餘在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風俗、習慣、情感中有著極大影響。中國廢除農奴製的時候，並沒有廢除封建地主攤派勞役、監禁債戶以及決定佃農生死的種種權力，也沒有完全廢除蓄奴、買賣少女、納妾、包辦婚姻等等陋俗。這一切都是舊鄉村裏地主土豪劣紳祠堂族長統治的必然產物。當然買賣婚姻、重婚、納妾是舊社會遺留的產物, 但在中國，地主的權力並不處處相同。沿海和長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國資本滲入的地方，市鎮工商業比較發達，鄉紳的權力往往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裏，由於資本主義前的特色很濃，地主的政治權力幾乎是無限的。就是在靠海並離上海不遠的蘇北，地主也象封建領主一樣住在土圍子裏，有民團守護，統治著一、二十個村莊的佃戶。這種土圍子是佃戶集市貿易的場所，他們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擺布。佃戶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個人問題和家庭問題也要由地主決定。在山西，我發現地主往往包攬一切紅白喜事，不經這夥封建老爺的同意，就不能成親，也辦不了喪葬。

地主仗著自己的權勢，任意奸淫村裏的婦女，特別是佃戶的妻子，更是地主隨心所欲地玩弄的對象。佃戶夫妻因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戶要是反抗，也絕不會有好下場。我在魯西一個村莊裏見過一個地主，他經常把佃戶支出去幹活，然後乘機調戲他的妻子。這位姓李的佃戶表示了抗議，於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綁走了。地主為了掩蓋自己的幹係，假裝請偽軍解決這一綁架事件，還代替佃戶擺了一次酒席。請看地主有多麽狡詐吧。佃戶被釋放了，感激不盡，向仁慈的地主借錢償還那頓酒席。當然，利息低不了，佃戶還不起債，就把自己那一小塊地抵出去了。最後，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頂債，這一樁事才算了結。實際上，常常不必如此設局。富農或地主隻需等到佃戶下地後，就溜到佃戶家裏奸汙他的老婆。佃戶要報仇，隻有去殺地主，但這很困難，因為地主有保鏢，控製著村裏大部分的武器，還因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長，掌握警察的權力。

有這樣一個地主看上了鄰舍的一個女子，這女子是他表兄的兒媳婦。因為女的深居簡出，地主很難上手。唯一的辦法就是來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長，自己和管家拿著手槍和刀，闖入屋裏，把女的強奸了。沒有人敢說什麽，也沒有地方可以投訴，因為地主即官府。在河南安陽縣的一個村子裏，一個年輕的農婦被迫經常接待本地一個地主，國民黨民團的頭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為那個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誌就是村裏的王法。對於中世紀的中國農村仍居統治地位這一點，還需要什麽證據嗎？在西方，隨著農奴製的廢除，貴族的初夜權也被廢除了；然而在舊中國，地主雖然對佃戶的妻子沒有初夜權，卻可以在許多個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汙她。

蓄婢、納妾和包辦婚姻的習俗也是與地主製度分不開的。如果不廢除地主製度，國民黨法律中有關這方麵的一切條文都是毫無意義的。窮人女兒在內地地主家當丫頭，有的被商人販賣到上海當妓女，太醜的，就送到工廠做工。她們自己毫無選擇的餘地，因為已經賣身給他人，隻得任人擺布。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不但不去消滅這種製度，反而維護這種製度。在許多國民黨軍司令部裏，長官把當地地主叫來，向他們要年輕姑娘，供自己在駐紮期間享用。這樣弄來的姑娘並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貧農家的黃花閨女。

這些地主老爺在私生活中向佃戶濫施淫威，有時也很驚人。佃戶經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滿足地主的低級趣味。魯北的北縣有個地主婆，強迫一個佃農咬一個丫環的小腳，供她取樂。佃農把丫環咬得大叫，丫環的小腳把佃農薰得齜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為滿足。在北縣另一個村子裏，有個地主往一個十六歲婢女的陰戶裏塞麥子來滿足某種色情虐待狂。玩膩了這個遊戲，他就把婢女的雙手捆上，在她的褲襠裏放進一隻貓，把褲管紮緊。看著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拚命打滾，他樂得放聲狂笑。這些就是舊中國鄉村裏地主取樂的方式。在舊中國，正式的分封製早在紀元前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這比歐洲分封製的發生還早五百年。但是，所有中世紀社會的殘餘——蓄婢、徭役、淩辱佃戶妻女的特權、橫征暴斂等等，卻延續了兩千年，就象挽歌一樣縈回在封建製腐爛的、但並未入土的屍體上。

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廣大婦女的地位進一步提高，此後的20多年間，在城市全民所有製和農村人民公社製度的充分就業，同工同酬，讓婦女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經濟地位。90%的農村婦女有了正式的工作，充分保證了家庭地位的提高。毛澤東時代徹底消滅了娼妓製度、廢除了包辦買賣婚姻、消滅了拐賣婦女兒童現象，解除了套在中國婦女身上的層層枷鎖；婦女受教育的權利受到了高度尊重，體長婦女參加工作的同時注重對婦女的特殊保護，培養了一大批女性幹部，婦女地位空前提高，基本實現了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從一句口號變成了社會現實。

然而，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後的80年代開始，暗娼首先出現在一些大城市，繼而在全國範圍死灰複燃；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觀回潮，婚姻市場化以及買賣婚姻日趨嚴重，重男輕女的現象又重新抬頭；資本企業因為利潤的考量歧視體力較弱的婦女，在簽訂勞動合同方麵力圖避開女工的婚、孕、產期，女性就業難、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重新出現。資本和市場對經濟中心的重塑，拉大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造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最終導致男女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光棍漢的大量存在又為經濟更落後的西部地區婦女被拐賣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被拐婦女村霸黑社會“萬元戶”、“宗族”……舊的社會關係也在廣大農村複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