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盤散沙到擰沙成繩來之不易

從一盤散沙到擰沙成繩來之不易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掃六合，成霸業，開始了中華民族曆史上大一統王朝，也開啟了中央集權的統治。15年的輝煌如流星般劃過，褒貶不一。在這裏順帶看看在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在接見外賓時說：“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度量衡，有些製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超過他的。”

毛澤東手無寸鐵、身無分文、一介書生。他始終代表著世界上最弱勢的人民群眾，他始終站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一邊，以公平正義之“人道”，對抗弱肉強食之“天道”，他說:“人定勝天”。他的確創造了這樣的奇跡，使弱者強大，使在曆史中沉默無聲的農民為主體的老百姓堂堂正正站起來。毛主席就是土地革命把中國基層組織起來、締造了工農子弟兵。他以武裝農民的方式組織農民，改變了千年以降中國基層一盤散沙的局麵。而且用波瀾壯闊的革命實踐證實了這是一條中國人自己創造的路。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中國基層“一盤散沙”，要解決中國問題，就要解決基層“一盤散沙”的問題。要“擰沙成繩”就必須將農民組織起來。因為在毛主席考察中發現：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

而真正讓受盡苦難，“一盤散沙”的農民大膽起來，組織起來的是農會。毛主席說：農民有了組織，便行動起來。他們主要攻擊的目標，為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思想製度，城裏的貪官汙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麵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

隻有將手無寸鐵，被剝削壓迫的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從政治地位、經濟基礎、武裝力量、文化輿論等各方麵去組織農民反抗腐敗的統治階級，才能實現農運的“暴風驟雨”般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一旦組織起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而毛主席就做了組織農民的“擰沙成繩”的真猛人！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即是在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爭鬥。這個爭鬥不勝利，一切經濟爭鬥，如減租減息資本土地等等，決無勝利之可能。隻有經過政治上的權力鬥爭，歸權於民，才能真正使得農民有地位、有開展其他鬥爭的可能性。

1923年初，湖南衡山縣的嶽北白果一帶開始有農會組織的萌芽,1923年春夏之交受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區委的派遣，共產黨人劉東軒和謝懷德回到家鄉湖南衡山縣白果鎮嶽北村，帶回了革命的火種，擂響了農民運動的戰鼓。1923年9月，湖南衡山白果成立嶽北農工會，隨即韶山、銀田寺等地陸續成立農民協會。

1927年1月，湖南農會會員達到200萬人。湖南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農民組織起來後，建立了自己的武裝隊伍，成立了農民協會，開展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農民運動發展極為迅速，“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農村權力機構建立後，如何開展經濟金融工作是必須要麵對的問題。1926年12月，在毛主席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領導下，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召開，會上製定了鏟除貪官汙吏、打倒土豪劣紳、建立民主政權和農民武裝等40個決議案。在金融方麵更是開天辟地地作出了維護廣大勞苦大眾權益的《金融問題決議案》和《農民銀行問題決議案》兩項重要決定。

《金融問題決議案》針對“中國幣值紊亂已極，農民及一切貧困農民受影響極為深廣”等問題，明確規定“禁止城鄉商店或個人發行市票”:“取消元絲銀”;“銅圓的成色須確定不變，製造數量須適合社會需要”，“禁止輕質的廣東毫子及四川輕質銅圓人境”，銀錢比價須統一等規定《農民銀行問題決議案》為解決“在許多方麵雖高利也沒有錢可借。農村資本既如此貧乏，農民尤其是貧農的生產力，便因之大為減弱，肥料不足，人力不全，塘壩不修，農具不齊，因此秋收歉薄，影響經濟極為重大，農業衰落，農民痛苦遂成為全國普遍現象”，請求政府“設立農民銀行，並以最低利息借歉給農民”，並以“省之公有之地，如營產、官產、梵蕪田地等，撥做農民基金，不得以他種名目，動用此種為農民謀利益的農民銀行款項”。

《農村合作社決議案》進一步指出:“貧苦的農民，為免除高利貸的盤剝，應組織信用合作社，用集體的資本、集合的信用，以謀儲蓄及信貸的便利。”湖南省農民代表大會還特別通過了《取締高利貸決議案》，要求明令禁止高利貸。

就這樣湖南農民運動過程中，農民協會紛紛成立了大大小小的金融機構，自主發行貨幣。貨幣一般以銀元或銅元、銅錢為本位，屬於兌換券性質。同時，作為革命宣傳的載體，大多都印有革命的口號和文字。這些金融機構不僅解決了農民的資金缺乏問題，對整個地區的生產生活，物資交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很好地配合了農民的政治鬥爭，爭取、團結了廣大農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加入革命隊伍，開展革命鬥爭。也可以說這一經濟鬥爭，為後來形成以人民幣為信用核心的經濟體係奠定了基礎，也為後來形成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工業化體係提供了條件。

與此同時，毛主席領導農民通過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鞏固農民從地主手中得到的利益；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接觸千年以來，土豪劣紳強加在農民身上的思想枷鎖；普及政治宣傳用新式解放思想教育農民，毛主席始終明白一個的道理：“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自己的雙手去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的地代庖丟菩薩。我們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丟，祖宗牌子要農民自己打碎，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摧毀。”一句話，農民要自己解放自己。

中國曆來隻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完全是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乃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未受文化的國民，這個裏麵，最大多數就是農民。農村裏剝削階級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努力在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在學校讀書時，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麵，總覺得農民是“愚民可惡”。民十四在鄉下住了半年，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極對。鄉村小學校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

組織起來的農民光有政治和經濟鬥爭，如果沒有屬於農民自己的文化鬥爭，就掌握不了話語權，隨時就可能被土豪劣紳階級利用話語權優勢“誅心”，將農運“好得很”硬生生說成“糟得很”！

數千年得積習，壓迫、不義、思想欺詐，這一切造成的軟弱、自私、麻木、奴性和自欺欺人的“一盤散沙”，隻有組織起來，從經濟基礎、政治地位、文化思想全麵地組織起來，才能讓廣大農民為主的弱勢區群體真正認識到自己遭受的嚴重壓迫和剝削。

組織起來了，便行動起來了。但是維護農民為主弱勢群體取得的根本利益，實現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統治，卻是一件極難、極長時間鬥爭的事。

而毛主席不但組織起來了農民，也用一生革命實踐維護這一取得的根本利益，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會被打得粉碎，但是他說:“那也沒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

而更重要的問題卻在於:讓人民群眾分辨什麽是自己的根本利益。這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毛主席十分重視中國農民問題，而且也從農民問題入手解決了中國革命力量和出路問題，但毛主席並不是搞農運最早的人，廣東彭湃在海陸豐的農運工作做的很出色，然而被叛徒出賣，早早犧牲。但是毛主席卻是堅持農運最徹底最成功的人。

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決不是資產階級或者工人階級就能徹底完成的，因為我們自古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占據人口絕大多數，而這絕大多數卻深受來自四麵八方的剝削和壓迫，苦不堪言呐。在《毛主席看到了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這篇文章中，已經充分展現了中國農民所遭受的處境。

實際上，農民遭受如此嚴重的苦難，但是中國農民卻組織不起來，就像我們耳熟能詳的，一提到當時的中國，都被叫做“一盤散沙”。其實這一盤散沙主要還是說的以農民為主的社會基層，上層各剝削階級在剝削農民上團結的很。

直到中國出了個毛主席。才開始了再次“擰沙成繩”的曆史，才開始把中國農民重視起來，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

要看清楚毛主席“擰沙成繩”的厲害，要理解毛主席的猛，在這裏就要回看“一盤散沙”的中國社會怎麽來的？和毛主席通過什麽方式組織農民，將“一盤散沙”“擰沙成繩”?

公元前221年，始皇帝掃六合，成霸業，開始了中華民族曆史上大一統王朝，也開啟了中央集權的統治。15年的輝煌如流星般劃過，褒貶不一。在這裏順帶看看在1964年6月24日，毛主席在接見外賓時說：“秦始皇比孔子偉大得多。孔夫子是講空話的，秦始皇是第一位把中國統一起來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統一中國，而且統一了中國的文字、度量衡，有些製度後來一直沿用下來。中國過去的封建君主，還沒有超過他的。”

毛主席還說過：“秦始皇這個人，是有雄才的，但是，他統一了六國以後，就躺在了功勞簿上，開始迷戀自己的功績了。”到了公元907年，中國曆史上的大唐王朝滅亡了。53年之後，宋朝建立，從那時起，到1840年，一個新的千年開始了。

宋朝立國為了避免唐王朝最後8年的教訓，製度設計基本是“矯唐之往，糾唐之過。”在上層用士大夫階級代替了唐以前的貴族階級成為國家治理者，在基層形成了家族、鄉紳和胥吏也就是毛主席說的“土豪劣紳”成為治理者。雖然宋代商品經濟發達，但是當時的中國，不過是官商勾結的城市與一盤散沙的農村。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逐步形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土豪劣紳聯合統治的治理體係。當然宋也進行了多項製度創新，但是效果都不佳，伴隨著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崩潰，社會經濟發展衰弱，直到1840年被西方列強轟開帝國大門。

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華民族近千年之積弊;宋之亡，乃中華民族走向危亡之預示和先兆;宋之軟弱無能，代表著三代與漢、唐傳統之中斷，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蔡、秦、賈、史之挾奸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

為何自宋千年以來，中國改革總是不能成功呢？宋代以來作為治理者的士大夫，幾乎無人敢於立德，更無人敢於“立功”，甚至無人敢於說真話。所剩餘者，無非就是沿著既成的規則，奴顏婢膝、吹牛拍馬、想方設法往上爬-——而這就是葉適所謂：“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複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而隨著士大夫階級從根本上的腐敗，中國這種扭曲的治理體係，造成的隻能是治理能力的崩潰。

當然，千年曆史，並不是沒有先覺者挺身而出，力圖製止這種順流而下，也並不是沒有勇敢者麵對順流而下的“大勢”，運籌帷幄，力圖翻盤。前有王安石、葉適上下呼號，中有王陽明橫空出世、異軍突起，直到《南京條約》簽訂之日，魏源尚在奮筆疾書《聖武記》。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盤的努力雖然沒有成功，但所謂鞠躬盡瘁、前赴後繼者，正構成了千年以降，中國改革與革命的星星之火。

直到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把農民組織起來了，把“一盤散沙”擰“沙”成繩。把中國基層組織起來、締造了工農子弟兵。毛澤東以武裝農民的方式組織農民，改變了千年以降中國基層一盤散沙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