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炒作八孩女成功幹擾了北京冬奧
幾千年一遇的北京冬奧又遇中國春節期間, 化了巨資用幾年的時間, 從外國請來了無數的工程師技術人員, 從國內招來了數不清的農民工和管理人員, 從大量造雪到各種物資的優先特供, 從外國用大量老百姓的血汗錢雇來的洋人運動員為中國爭光? 到外國籍運動員投奔中國是為國爭光還是為自己爭名利? 再到國內自己的運動員是否是為國爭光? 等等, 都是一頂一的千年一遇的大事。然而硬生生地被江蘇徐州豐縣的“八孩女事件”幹擾到了。"八孩女"的炒作依舊熱度不減，不論是春節還是冬奧，始終難以壓倒其對官方媒體輿論的幹擾。好得很! 冬奧何用? 用完之後的這些硬件必成廢物。用巨資請外國人組球隊是為國爭光? 爭的是哪國的光? 化點錢解決農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才是為國爭光。帶著政治色彩和商業名利運行的奧運尤其是冬奧還有意義去爭主辦權嗎?
舊社會的中國由於私有製以及地主階級作為統治階層其合法性的存在，“拐賣婦女兒童”就是舊社會的人口交易，幾乎是一種"合法"且具備一定市場規模的現象，也是舊社會剝削性質的體現。新中國的人口拐賣史，始於改革開放，其巔峰則是八九十年代著名“拐賣潮”。那也是新中國社會秩序最無序最為動蕩、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土崩瓦解最為劇烈、紅色文化變色最為洶湧、城鄉差距拉開速度最為迅猛的鄧小平走資派的特色年代。拐賣人口，通常對象就是婦女與兒童。
婦女被拐賣，一般用作填充家庭勞動力、完善男丁配偶、傳宗接代等用途；兒童被拐賣，男孩一般用作傳宗接代和填充勞動力，女孩一般用作童養媳和填充勞動力。不論哪一類用途，八九十年代的婦女/兒童拐賣潮都帶有鮮明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複辟、農村中地方宗族門閥勢力複燃、基層黨組黨委執政弱化和女權重新沒落等特點。以社會背景為深究，八十年代初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鄧小平放鬆許多領域的法律管製，導致資本與人口的無序流動空前加快，這是引發人口拐賣的一個原因。剛複辟時資本的蠻橫生長，必然致使道德與倫理被壓製。在利益驅動與法製淡漠的雙重作用下，治安混亂和拐賣成風就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最突出表象。走資派鄧小平號召不管黑白描摸石頭爭先富, 膽子要大, 步子要快, 搶到錢就好。
從1987年十三大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到1992年的南巡講話，東南沿海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已是不可逆的時代風貌。與之次生的，便是東北與中西部地區大量農村人口的被動釋放。農村人口外流去往沿海打工，造成了一個巨大的“邊緣下沉空間”，在迅速老齡化、宗族化的過程中，婦女和兒童被一步步地“商品化”，最終釀成了悲劇性的拐賣史潮。“人口拐賣”有著極其穩定的買賣路線，其“賣出地”主要是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地的貧困農村，除了廣西就近去往廣東，其餘均沿著鐵路行進去往東部。
鐵路的拐賣路線也有兩條：一是昆明、貴陽火車站處出發的“南線”：沿著滬昆線行進，要麽在株洲南下、北上換乘京廣線，南下者進入廣東，北上者去往鄭州；要麽從上饒南下，換乘鐵路至福建；要麽是不換乘一直去往江浙地區。二則是在成都火車站出發的“北線”，北上至隴海線往東行進，要麽抵達鄭州後繼續沿著京廣線北上，要麽抵達徐州後再沿著京滬線南下或者北上。徐州，這是一座在“拐賣潮”中如鶴立雞群般存在的“拐賣大市”：1986年至1989年，僅僅三年間徐州地區發現的被拐賣婦女就有48100人。
沿著一北一南兩條鐵路拐賣線，人販集團帶著他們的“商品”，最終進入了福建與廣東兩省的華南地區的貧困鄉村地帶，以及山東河北河南三省、包括蘇皖淮河以北的華北貧困鄉村。浙江省北部、包括蘇皖兩省中部的長江下遊的相對貧困的鄉村地帶。隨著人口拐賣的持續進行，這些地方會各自擴散，最終連成北起河北、南至廣東的“東部沿海買入帶”。而在買賣路線上，那些年的拐賣風潮中又有中轉地，他們通常位於鐵路幹線交匯，是人流極大的換乘樞紐，同時又往往處在幾省交界，便於人販集團流竄作案、逃避公安的跨界追查。
鄭州和徐州，其中鄭州處於京廣、隴海鐵路交匯點，而徐州則處於京滬、隴海鐵路交匯點，且在蘇魯皖豫四省交界，是過去“幾十年拐賣潮”中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販賣交易地。不論賣出還是買進，徐州都是過去那些年全國人販集團的必經之地。這裏有“品類最全的商品”，不論你要什麽樣的女人或兒童，徐州都能找到；不論你要藏匿多少數量的婦女或兒童，徐州都能做到。在河北邯鄲，其處在冀魯豫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同樣搶眼，是各地公安極為頭疼的交界處。圍繞徐州、邯鄲兩個大型中轉地，又形成了華北鄉村的“黃泛片”和“黑龍江片”兩片十分密集的人口買入重地。
人口販賣既有婦女也有兒童，但有三個地區是例外：浙江北部和江蘇中部鄉村，在那些年裏買入婦女較多，而兒童幾乎不存在；而閩南的華南貧困鄉村，買兒童居多，尤其是女孩，當做童養媳。在“人口拐賣”的八十年代，大致是被迫性質的拐賣居多。人販子往往獨立於買入方和賣出方，屬於第三方中介，婦女拐賣常以打工、遊玩等名義將其騙出，有時會采用麻醉，也會使用暴力手段。兒童拐賣類似。但進入九十年代的之後，自願或者半自願性質的“買賣”開始增多，根源則是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誘使婦女兒童（主要是婦女）逐步自主尋求“出路”。
娼妓、小姐、陪酒、坐台、舞女等職業，也是在這一時期興起，而這一層曆史背景中又夾雜著另一段往事：工人階級強迫被大下崗。進入九十年代後，北方地區數不勝數的工人階級家庭被人為地破碎，造成了一大波東北女人下海潮，所謂“百萬工人下崗，百萬小姐上崗”，共同促成著全國性的人口販賣潮。推薦閱讀：一九九八，工人下崗。
就婦女拐賣而言，九十年代被拐賣的女性出現了一絲變化：越來越多開始“成長進化”為新的中介人，最多的情況就是騙說幫助結婚的（不乏誇大男性條件者）……自己明明已經是受害者，卻還拉攏老鄉熟人、拉更多女性下水，這都是那個階段彼此心照不宣、在生計生存壓力下所促生的社會怪象。同時，被拐賣的女性其父母很多時候也是拐賣的“幫凶”，也會主動“賣女兒”而謀求得到直接的經濟回報或間接的“分成”。
去政治化、去階級化不過之後，"重男輕女"的封建道統便如山火蔓延一般卷土重來，女性的地位再度降至冰點、幾乎可媲美解放前的舊社會或是更慘。關在地下室當性奴, 關在小黑層光身到被鎖頸的八孩女。從福建的"紅樓"、北京的"天上人間"再到上海楊浦區的"紅房子"。滿布全國各地的性工作場所遠超民國時代。
對於蘇北、華南的諸多貧困鄉村來說，都有著更重的宗族色彩和更嚴苛的傳宗接代壓力；浙北、蘇皖中部則相對淡薄。因此買入男童和婦女多以蘇北和華南為主。例如，徐州。再往北看，華北地區與蘇北、華南的貧困鄉村也有區別。華北鄉村較少存有文化上的宗族概念，也少沒有祠堂、家譜這些符號，其實際上有著更多功能性、世俗性的“家族”觀念。
因此華北鄉村對"兒子"的追求更多的是養老送終與農業生產的承擔者，或是村莊內部衝突中擔負的暴力保護者的肌肉角色。因此，對於太多收買被販賣男童的家庭而言，這個"兒子"是不是親生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兒子”。蘇北和華南鄉村則宗族文化十分強盛，對延續香火的追求帶有更濃烈的告慰祖先、延續血脈、完補家族的文化目的，帶有一定神聖性色彩，更加驅動婦女和兒童的販賣。
在公安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通報全國公安機關將依托“打拐DNA係統”、通過積極完善父母尋找失蹤被拐兒童信息、廣泛采集疑似被拐人員數據等工作，全力偵破一批拐賣兒童積案，全力緝捕一批拐賣兒童犯罪嫌疑人，全麵查找一批“改革開放以來失蹤被拐的兒童”。隨即，全麵查找改革開放以來失蹤被拐兒童這個話題上了熱搜。應當來說，這個標題真是言簡意賅。
當時在這個話題下麵，看到了這樣一個網友提的問題，問得直戳本質，然而底下的回答卻答得不著四六，充滿了給改開後的拐賣潮洗白、並向改開前的毛主席時代潑汙的味道。
改革開放後大麵積的兒童拐賣、幼童失蹤這是鐵的事實，無人可以反駁。但是說改革開放之前“沒有人口流動”，且認為是因為這個“客觀因素”從而使得改開之前沒有兒童可拐，這種論調暗意就非常錯誤了。
先看改革開放之前到底有沒有人口流動。從建國後到1953年的過渡時期，仍屬自發流動階段，根據山東、安徽、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數據，農村外流就有十四萬人之眾，1953一年湧入北京的就有四萬人口（據王思明《20世紀中國農業與農村變遷研究》）。
同時，國家調控的人口流動也逐步成為主導。比如建國後向東北工業區的大規模移民，河北省和平原省（黃河中下遊，太行山以東區域）是主力軍，1949、1950兩年就移民了近三萬人。
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新建城市與工業區達三十八個，大規模擴建的城市與工業區達五十四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從五個升為十三個，這使得大規模農民得以“進城”。
1955年城鎮人口8285萬人，1960年達到13073萬人，城鎮人口比例從13.48%漲到19.75%，這都是大範圍人口流動的結果（據1996年版《中國人口統計年鑒》）。
此後，遵照毛主席“建設農村、不拋棄農村”的指示，隨著人民公社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等反哺農村項目的開展，人口流動趨於穩健，這是國家控製城鄉差距的成果（需要看到，近二十萬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末被成功“摘帽”，也是毛主席的意見）。
特別是1961年3月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頒布《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糾正過去三年被下麵某些人搞的嚴重過火的浮誇風之後，城市和農村人口穩定下來，農民生產積極性重新被調動，也是農產量大幅提高的時期。
從現實看便是：1960年的城鎮人口比例一直到1981年才被超過，此後則是節節攀升了。由此可以看到，建國前三十年，不是沒有人口流動，而是：第一，有，像六十年代初的城鎮職工返鄉潮，周恩來直言“下去這麽多人，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了”；第二，但規模和改開後比，那還是改開後大的多；第三，規模不大的原因，是因為不必要。在城鄉差距並不過分且反哺農村政策（上山下鄉、赤腳醫生）顯著的情況下，不必要進行誇張的流動。
比如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夜）時，各領域貧富差距剛剛開始凸顯、“三自一包”和戶籍製度剛剛有了點拉大城鄉差距的苗頭、包括教育方麵也出現了城市資產階級子女與高幹子女的就學機會遠遠多於農村兒童的情況時，毛主席馬上就警惕起來，要求將農村工作的位置擺正。
像主席一直強調的：“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
尤其看主席這段話：“人不要都擠在城市裏，積極的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這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標準一定不要低於城市………每一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和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
包括後來所謂“1962年的右傾”，毛主席的根本矛頭也是對準八屆十中全會就“包產到戶”問題與黨內某些同誌的分歧。
關於包產到戶，1965年5月在井岡山上，毛主席曾對張平化說得最為透徹：“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所有製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呐！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
所以，在毛主席時代的人口流動是有序的，並非沒有人口流動，隻是沒有無序性的人口異動。在公有製的建設格局下、在人民公社的局部單元中，不可能存在任何服務於私有製的被迫遷移甚至人口買賣。
然而當時間進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毛主席擔憂的包產到戶和兩極分化，接連登上曆史舞台，真正的超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確實也隨之誕生。與之相生共隨的，便是被拋棄地帶的人口販賣逐漸興起。
主題還是說八孩女延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