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劃時代創舉文革式互聯網

毛澤東劃時代創舉文革式互聯網

 

民主是相對的。有資格參與決策的就覺得民主，沒資格參與決策的就覺得不民主。能保護自己利益就覺得民主，不能保護自己利益就覺得不民主。皇帝禮賢下士從善如流對皇帝來說算民主，對小民百姓來說就不算民主。董事會開會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對資本家來說算民主，對普通工人來說就不算民主。富人俱樂部表決通過決議對富人來說算民主，對窮人來說就不算民主。“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決策都沒有允許涉及的群眾參與，這對有話語權的走資派特色政府“改革精英”算民主，對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精英”理想的“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被輿論左右。輿論被新聞媒體左右。新聞媒體被錢左右——歸根到底誰有錢誰說了算。這種民主對有錢人來說算民主，對無錢人來說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對的。民主的相對性在階級社會表現為民主的階級性。不同階級有不同階級的民主。走資派的幫凶們發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個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會等級中處於最下層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稱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

 走資派的“精英”的“普世價值”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為什麽偏偏容不得一個“民”字，“要‘人’不要‘民’”？簡單得很：單純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則有階級性。“民”是相對於“官”、“精英”、“權貴”、“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誰有資格當“人主”？當然隻有“人上人”的貴族、“精英”、富豪。這就給“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釋——“精英民主”=“人主”，即貴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隻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可見“精英民主”對少數人算“民主”（不，“人主”），對多數人不算“民主”，是少數人才有資格參與的“上等人的遊戲”。

這就不難理解“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新政”為什麽要把“以民為本”改為“以人為本”：“民”意味著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貴族，而是“處於最下層的那一部分人”，即絕大多數人。“以民為本”，富人、“精英”、貴族們怎麽辦？可見“以民為本”有階級色彩，要不得。“以人為本”就靈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權貴們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順地為富人服務，為權貴服務。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與窮人、權貴與百姓的價值不同，服務的程度當然也可以隨心所欲，全看具體需要。需要，“黑社會老大的人權也要保護”。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沒人管。可見“以民為本”進化成“以人為本”是對走資派們從善如流，與時俱進的結果。

這順便反襯出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這一提法的準確和周密。“以民為本”沒有把自己也擺在“民”的位置中的含義，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種貴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臨下恩賜的口吻——“民”是我的財產，是“會說話的工具”，我得象一個精明的理財家那樣好生管理自己的財產奴隸，所以“以人為本”。“為人民服務”則把自己擺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當成人民的一部分，從完全平等的角度來說話，沒有絲毫居高臨下的含義。

 走資派鄧小平和他的 “精英”對文革恨之入骨，因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對“民主”（“人主”）的“專利”壟斷，端掉了他們招搖撞騙混飯吃的家夥，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錢運轉，隻有少數“精英”有資格參與。

而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運作，不靠錢運轉，不受錢的左右，不需要資格學位經曆，不需要論資排輩，不需要預先審查，沒有中間環節，沒有“被代表”的限製，每個人都直接發表自己的見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說是真正的民主。

 當文人壟斷文字的時候，老百姓不管是寫信還是寫狀子都得求文人。寫不寫、怎麽寫、寫成什麽樣全由別人說了算，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

 如今走資派和“精英”壟斷民主的時候，老百姓不管有什麽訴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麽代表、代表成什麽樣全由別人說了算，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

而文革中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話直接說，不再受製於“精英”。

難怪走資派“精英”對破了自己壟斷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難怪走資派“精英”要“證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無政府”，可惡之極——這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走資派 “精英”有“精英”的邏輯：我放火可以，你點燈不行。走資派“精英”推薦上大學可以，工農兵推薦上大學不行。我決定你的命運可以，你決定你的命運不行。你下崗買斷工齡生計無著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走資派“精英”本身就意味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還容得以平起平坐為前提的民主？民主與“精英”根本對立。有民主就容不得走資派“精英”。有走資派“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過大字報來實現。大字報的本質是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不經過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聯網大體相當於現代化的大字報，能近似實現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但要經過網管編輯之手，這點還比不過大字報。）

毛澤東發動文革時還沒有互聯網。但毛澤東發明了“土互聯網”——“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使中國老百姓超越了時代，在互聯網技術尚未發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沒有互聯網的土互聯網，提前實現了大民主。這是毛澤東劃時代的創舉。

  “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不經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價值的東西。沒這一條，一切傳播的信息實際都不過是符合編輯等有“話語權”的人的私利的信息：隻讓對自己無害的信息通過，不準對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麵媒體，編輯老爺不喜歡的東西再受歡迎也決刊登不出來，編輯老爺欣賞的東西再味若嚼臘也會登頭版頭條。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這個，連封建皇帝也受不了這個。武則天設銅匭，康熙、雍正設密折，都無非是讓信息“直達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見自古以來擁有“信息轉播權”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厲害。

 隻要涉及多數人的信息的發布權、傳播權壟斷在少數人手裏，所謂“民主”就是笑話——壟斷了信息和信息的評論權就壟斷了輿論，壟斷了輿論就控製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糧，控製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糧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維，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維就能讓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結論——把人家的頭腦思維都劫持了，還談什麽民主？“民主精英”們口口聲聲要“民主”，要“言論自由”，卻對大民主咬牙切齒，對網絡輿論咬牙切齒，開口閉口“網絡暴民”、“網絡紅衛兵”、“網絡暴力”、“要頂住互聯網”，關鍵就在於網絡輿論信息饒開了他們這一關，他們沒辦法再壟斷，沒辦法對他們不喜歡的言論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罵。理解今天的互聯網和官僚、“知識精英”們對互聯網的厭惡，就不難理解當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識精英”們對大民主的厭惡，因為二者本質相似。

毛澤東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毛澤東搞文革，用大民主實現了“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如今的“網絡論壇”近似於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國的網民正是通過互聯網這個近似的大民主“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網絡。

沒有文革，沒有大民主，中國人現在還在“自覺地當黨的馴服工具”：隻許乖乖聽話，不許說半個不字，敢對黨員、對領導、對上級、對“理論權威”有不同意見就是“對抗組織”、“反黨”、“反革命”——這是文革前千真萬確的現實。那時誰敢想象能象現在網上這樣揭露這個評論那個？（當然，現在國內網上的“言論自由”有限得很，不準碰“敏感人物”，不準有“敏感詞”，甚至能把在網上寫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進監獄。但相對於文革前“絕對不準犯上做亂”的狀況已經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徹底粉碎了這一切，使中國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這些曆史事實現在全被人故意隱瞞了，以至許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現在的這點“言論自由”也全是文革帶來的，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帶來的，是大民主的產物。沒有文革，中國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懷疑來自“上麵”的東西和一切“權威”，更不用說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了。有人一邊罵毛澤東時代“言論不自由”，一邊罵毛澤東的“造反有理”，這簡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準犯上作亂”等“言論不自由”。享受著文革的成果大罵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對的。對於走資派“精英”來說，一切由他們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對於老百姓來說，象文革那樣每個人都能直接參與、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錢權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