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國女士談新中國婦女

一位美國女士談新中國婦女

 

從被奴役到參加政治

去年我同我的丈夫在北京參加十月一日國慶的紀念，站在天安門上；毛澤東主席在我們的右邊，而周恩來先生則在我們的左邊。在廣場上，到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二十一周年的有一百萬中國人。我們兩人，是唯一來參加的美國人。意識到周圍各最高首長的重要，我心裏不禁聯想到我們的身份，私下對自己說：我們代表我們以十萬計的願同亞洲人民維持友好關係的同胞。在天安門城樓上，我看到的多是男人，我心裏就想知道一些中國婦女的情況。

以後幾個月，到中國各地參觀中小學校、工廠、農村、醫院、大學、家庭的時候，我就見到了很多“普通”中國女子。在杭州（上海以南的一個美麗城市，以茶和絲聞名天下），我同沈珍瑞談過話。她是一個美麗的中年女子，在一家小織布廠當幹部。她告訴了我在這家廠裏的女工人所享受的福利，例如八小時工作、醫藥免費、托兒所、幼兒園、分娩假期五十六天並照領原薪、家庭計劃。避孕丸免費供應、必要時墮胎自由而且免費。我對她說：“在西方，婦女還沒有這樣的享受。”她回答我說：“我知道的，所以我們正在努力奮鬥，要使全世界的婦女都同我們一樣幸福，享受一樣的愉快生活。”

她表露的信念曾使我心裏一怔。我應該想得到，幸福或者安樂的觀念並不是到處相同的。中國的婦女，照中國的觀念來說，自是幸福的，無論如何，她們今天的日子，比起貧苦的、愚昧的上代人來，是好得多了。

我也碰見了許多別的婦女：落力跳現代革命舞蹈的年輕女芭蕾舞演員，一個出身貧農現在是中共中央委員的女紡織工人，同下鄉勞動的年青女知識分子在一起的臉有皺紋的老農婦等。

我在農村裏還碰到了邊學插秧邊學戲劇的女演員，學生時代當過紅衛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婦女，以及女教師、女醫生和女看護。她們對祖國，對繼續革命，都表現出同樣的崇敬，同樣的熱誠。

以前，中國的女子要受男子專權和獨裁的苦；雖則很多男子本身也是殘酷地被壓迫的人。一九二七年，毛澤東主席寫的文章說：“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係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係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係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係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仙係統——總稱之為鬼神係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

我老是要向人問，在革命委員會、積極分子小組、代表團、領導工作人員中，女子究竟占多少人，好像替“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做調查一樣。我那股勁兒，連我們的中國朋友也覺得很好笑。但是，我這樣追問下去，也就發覺到，在這方麵，中國的女子還沒有完全同男子平等，因為在這些機構裏，女子的人數比男子要少得多。但是，除此一點以外，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知道本身的責任，明白自己的姊妹應該有相同的“政治覺悟”。在農村裏則差一些，還不全是這樣，雖則女農民大部分要做粗重的工夫。中國農民要做這些粗重的工夫，因為要供養中國這麽多的人口。

男女平等的觀念，對於中國人來說，本是十分新鮮的東西；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使這個觀念產生了一個飛躍，裹足、童養媳、出賣女童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在舊社會，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是很悲慘的。女工人一懷孕，就成為災難。自己既有可能馬上受到解雇，又要多喂一張嘴。由於衛生條件差，產婦和嬰兒往往還會喪失生命，孕婦往往要束縛腹部，設法掩飾異狀，因而傷害了自己和胎兒。

長征的時候，在遊擊區內，女子同男子並肩作戰。勝利帶來了同工同酬、參政權、福利和就業權。土改的時候，婦女分得了同等的土地，享受同等的集體成員地位，在領導的委員會裏占有同等的代表權。

婦女可以把小孩子寄放在托兒所，有人照顧，有東西吃，有懂營養的人檢查他們的飲食，而繳交的費用是很少的（在沈珍瑞做工的工廠裏，每人隻交一元左右）。

婦女從此可以參加建設；她們仿母親，不必再聽天由命了。她們已從舊有的情況解放出來，而且有能力養育她們的孩子了。這種生活上的大變化，在全國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種尊嚴和一種新的信心。

在舊社會，嬰兒的死亡率很高，要多生孩子，才能補救這個缺陷，並且保證生男的，做老年時的靠山。關於這種情況，我遇見過一個女農民，名字叫做王三多，她的妹妹則叫做王四多，原來她們的父母想生一個男的傳代，生來生去都是女的，等了很久才生出男孩。

現在，最理想是生兩個孩子，頂多三個，雖則在農村裏，多生孩子的風氣還是存在的。如果避孕不成功，女方隻要申請，即可獲得合法墮胎。墮胎完全是從醫療著想，一般也隻有已婚婦女申請墮胎，因為很少有在婚前發生性關係的，她們沒有這種時間，沒有這種機會，也沒有這種風氣。青年人專心做工作，沒有什麽去故意挑引他們的性欲。政府的宣傳和民間的習慣，鼓勵女子要到二十六歲、男子二十八歲才結婚。

無論如何，在目前來說，中國人都樂意接受遲婚。他們並不以為這是什麽缺陷，因而感到有所苦惱。相反的，舊製度要人聽憑父母安排婚姻、童年結婚、娶小老婆等等，他們現在為破除了這些束縛而感到幸福。他們情願獻出他們的青春，一心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做一個有認識有責任感的男子和女子。他們所受的教育，注重政治學習、讀書和勞動相結合、實踐教學、體育、民兵訓練、革命（包括革命的要求和目標）。

女孩子和男孩子受到同樣的教養，女孩子不再比男孩子嬌養，女人的柔性並不受到助長。色情問題已不見有人宣揚。電影、文學、海報等絕不引人放任、浪漫或墮落，像我們的西方社會那樣。

中國完全沒有吸毒的問題，革命者已經把鴉片鏟除了，顯然誰也不再想別的來代替。

娼妓掃除淨盡，花柳病也消滅了。

人人肯守秩序，這看來是幾個因素結合起來的成就，像尊重他人、關心他人、不自私、有責任感等，這些因素到處都可見到。

有一天，我們坐車子在公路上走了好幾個鍾頭，一直沒有碰見過警察或者警車，我問道，如果我們在路上撞倒了人怎麽辦。同車的人答複說：“我們會把撞傷了的人送到距離最近的醫院去。”“我們要不要把意外向警方報告？”“不用，傷者所屬人民公社或單位會負責辦。”我自作聰明，再問下去，把問題問得有些複雜了：“假如，撞倒了人，我們不理，照舊趕路，那又怎樣？”我的同伴顯然覺得我問得出奇，有一些窘，商議了好一陣，然後提出反問，由翻譯員翻譯給我：“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我想出了一個理由：“假定我們喝了過多的酒。”他們又用中國話私下談了一下，然後說；“為什麽喝醉了酒還要開車呢？”我這樣問下去，顯然已非他們所能理解，看來，如果有人多喝了一杯酒——有這樣好的酒，像啤酒和茅台，有時當飯前酒喝，有時在吃飯時喝，是會容易多喝一杯的——別人就會小心看顧他，到酒力散了為止。

我發見，一個人態度有什麽反常的時候，也會使用互相關心這條規矩。我提過這樣的問題：“如果沈太太吃不消了，拿起茶壺打在她的丈夫頭上，把他的頭打破了，那怎麽辦呢？”他們答複我說，在她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件以前，老早就會有跡象，表現出情緒低落，或者神經緊張，從她的工作上會看得出來，她的鄰居也會覺察得到；那時，別人決不會讓她陷入悲觀的境地，她也不致於發脾氣到這樣子的地步。

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破裂的家庭。離婚是有的，但很少，因為在調查了原因和情況，並且召開小組加以討論以後，負責人一定會盡力找出解決根本問題的方法，對雙方進行調解，使雙方恢複融洽的感情。同過去相反，寡婦或離過婚的女子再嫁，已不會再受到社會的譴責了。

家庭計劃的服務機關並不限於節育一麵，而且還設法協助不能受孕的女子，如果她們想生孩子的話。即使有極大的難題，他們也設法協助。

我在北京參觀過一家醫院專醫患子宮瘤無法再受孕的女病人的病房。當時大約有十五個女病人，住在那裏接受治療。她們的病情階段各不相同，都能鼓起令人歎服的勇氣，同疾病進行鬥爭。我進去的時候，心裏很害怕，汗毛直豎；到離去的時候，卻充滿信心了。死亡在等待她們，但是，動員同死亡戰鬥的精神力量、科學和信心，又是何等的雄厚啊，對毛澤東思想，和對醫藥治療，有同樣大的信心。這個病房的醫生（全是女醫生）認為，對治療有信心，又肯盡心治療，是會發揮效力的。病人天天定時一齊學習毛澤東主席的著作，我們那天臨時去參觀，事前並無通知，到病房時，大部分病人正在讀“小紅書”。

婦女占勞動力的不少部分，如果說使她們得到較好的、有意義的生活是有好處的，這是合乎社會主義思想的。當人們知道，人家需要他們，他們做的事有用處，他們做工作就一定會做得更起勁。如果有協調和嚴肅的氣氛，他們做工作也一定會做得更好。所以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把世世代代受鎖煉束縛的婦女解放，使她們能夠好好地、全心全意地為改善整個社會而工作。

婦女能頂半邊天

去年十月一日國慶節，我和我的丈夫在北京天安門上，站在毛澤東主席的身邊。後來遠赴沈陽。有一個下雨天，我在一家舊五金工廠的院子裏，才真正了解了中國的婦女。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以後，就頒布了男女權利平等（同工同酬、參政權、社會福利、同等就業權）的法令。雖則在老解放區，和對長征時曾同男子並肩作戰的許多女子來說，這已不是什麽新事。但對當時中國的大多數家庭主婦來說，卻是新生活的開始。

舊時的破爛住屋，成千成萬的拆除了，改建為磚房，有暖氣和電燈的設備；這種最低限度的改善，使舊社會的窮人得到了舒適和安全的新感受。做母親的用不著再浪費時間，四處拾取煤屑和木片，可以使用煤氣爐做飯了。從前，食水要到汙水塘裏去汲取，用桶挑回來。如今卻扭開水喉就可以有水直接流到水盆上，或者到附近的公共水喉去取水了。尤其是做了辛苦的家務以後，可以享受一些空閑的時間了，這是在舊社會不可想象的。人民政府開辦了許多婦女補習班，悉心教家庭主婦讀書寫字，用的課本，是毛澤東主席的著作。

如同大躍進時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一樣，國家又鼓勵城郊人民公社辦婦女管理的小型工廠了。全中國人民（每個男子，每個女子，每個學童）都已知道，他們艱難締造的安全受到兩大威脅，一個是天然災荒，另一個是敵人的進侵。為了防止這兩大威脅，全國各省市區正在按照自給自足的計劃，大規模地進行備戰備荒的措施。每一個地區，都在發展本地區的工農業，要實現糧食、副食品、原料、工具、運輸、儀器以及所有一般生產所需物品的自給。根據這個計劃，小型工廠就負擔了兩項任務：利用廢物，替大工廠製造配件。

在那家舊五金廠裏，畢婉誌代表她的同伴們說話。她已三十二歲，在大連附近出生，出身工人家庭，又嫁了工人做丈夫。她很熱情，愉快而莊重，坐在一張高凳子的邊沿上，身穿藍色工人裝，短頭發上緊戴著一頂鴨嘴帽，使人想起一個女演員在拍片餘暇接受訪問。

她開始說：“我們在這裏的許多個女子，全都住在附近的一個人民公社。”我老想叫她“某某太太”，但中國女子不使用丈夫的姓，人家隻叫她們本人的名字，沒有像西方太太要連同夫姓做名字的習慣。她繼續說：“一天晚上，在公社裏，我們的學習小組學習到毛主席這樣的一句話：‘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經過一番討論，我們得出結論，認為我們女子應該做一些事，為祖國和世界服務。在舊社會裏，我們沒有一切。解放軍把我們解放了，使我們做了我們自己的主人，我們的日子也就過得好了。我們的孩子造了學校，我們的飯桌上有了白米飯和肉。後來，我們迅速覺悟到，要達到同男子完全平等，我們就應該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想依靠丈夫是可恥的。我們已經從廚房中解放，而且走出了家庭。”

在座的女同事們都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她的說法。有一位叫張素英的，年齡四十九歲，雖然做了革命委員會主任，但也有一些沉靜，她笑了笑的說；“毛主席說，婦女能頂半邊天：我們頂的一半，一定要同男子頂的一半那樣高。”

她們的丈夫在附近的工廠做工。她們訪問了幾家廠，去調查研究有什麽可做的事，並且考慮選擇那一樣去做：“我們發覺，到處需要鋼。同時我們發覺，有些地可以用鏽鐵取出鐵粉，或者用車床操作時遺落的廢品來提煉鋼。我們因此商量利用報廢的材料，製造用具，或者機器零件。”

我於是發問：“你們的丈夫對這個意思怎麽說呢？”

“他們極力支持我們，教我們做。他們現在還來幫我們的忙。就在今天早上，那位好樣的韓同誌在上班做他自己的工作以前，還來這裏替我們修理一個火爐。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在這一班婦女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已有六十多歲了。她有一些老態，但依然是廠裏的領導幹部之一。她從一個廠房裏走出來拍照，然後同我們熱情地握了握手後，又迅速回去做她的工作了。她可能認為她沒有較年輕的同事們那麽多的時間去花費。據在座的較年輕的女工告訴我，這個老太太的丈夫和三個兒子都有工作，收入比一般的家庭高，她還來參加工作，完全由於“思想”促使。在她們中間，隻有她一個人有一個兒子上大學讀書的。她甚至曾上北京去看他，在舊社會裏，這是任何農村婦女連想也不敢想的！

講到這裏，畢婉誌接口把她的話題講下去：“我們找到一塊人家棄置不用的地皮，距離我們的住家很近，所以沒有交通問題。頭頂蒼天，腳踏青草，我們就開始努力把廠辦起來了。下雨的時候，我們鑽進破鐵皮下去避雨；天冷的時候，我們則跑出去在外麵取暖。我們心裏很愉快，因為我們能夠為祖國做一些事情。”

一種近於羨慕的心情，在我胸懷裏油然而生。這些女子，沒有打扮，穿著舊工作褲，看起來實在是很愉快的。我在會客室裏環顧一下，隻看見光潔的泥土地麵上，放著一張桌子，一些椅子，都是屬於廚房用的極樸素的家具。在塗了石灰水的白牆上，貼有幾張樣板戲的彩色海報；在兩個窗子之間，則掛著毛澤東主席的照片。窗外在下雨，雨水打在沒有鋪石的院子裏，使泥濘的地麵變成泥漿。

畢婉誌說：“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我們克服了種種困難。沒有錢，我們就決定白手興家。人民公社借給了我們五個鏟子，我們又向人借了兩個大桶，我們就開工生產了。我們還需要一個火爐，我們就到工廠裏去揀取耐火的碎磚。我們盡可能自力更生；但是，當我們覺得事情過於繁重了的時候，我們就發動群眾來幫忙。”說到這裏，畢婉誌保持不了她那嚴肅的態度，大家也笑起來了。

“她的意思是說，我們就發動我們的丈夫。”張鳳齡搶著解釋。張鳳齡是一個很有機智的青年女子，也是唯一在座曾接了一支香煙去抽的女子。“最大的任務我們自己抓，但是，在當初碰到了困難的時候，我們就請教他們的經驗了。有一次，我們要建築一座高二十八公尺的煙囪，建築費平時要用人民幣三萬元。我們打算用舊的石油桶，把它們弄幹淨了，焊起來做煙囪。但是，怎樣把它們豎起到我們想要的高度呢？韓禧順和潘桂容的丈夫替我們想了辦法，用鋼索豎起來了。他們教我們學會了許多泥水的手藝，使我們能夠自己動手建築了幾間房子。這些房子並不很高，用手可以點得到天花板；但是，對我們的用處卻是很大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定要通過實踐去學習。他因此指示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們最初用的用具，是自己用木板和舊鐵片製成的，我們至今還保存了下來。你們回頭可以看看。不忘記過去的日子是有好處的，而且年輕人也應該了解，美好的新生活是經過上一代人艱苦勞動得來的。後來生產逐漸發展，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機器了。手到底不夠快。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並不是機器，而是人。歸根到底，人的掌握才是決定性的，這是不可忘記的。”

我看到了她剛才提起的用具，保存在一間貨棚裏，有缺口的鐵鏟、生了鏽的小工具、破爛的大桶小桶，這些都表明創辦時的困難。有一個手製的單輪手推車，現出一副可憐相，旁邊靠著一個彎曲的“機械”鋸子，和一個無從定名的器械，用一百八十塊木板釘成。還有一個裝過醃菜的大瓦罐，倒放地麵，豎著一個牌子，寫著“龍椅”兩個字，原來這是會計的座椅。她們就用這樣簡陋的裝備，辦成功了她們的工廠。

在一座正在建築中的房子旁邊，有許多女工人搬運磚頭，忙個不了。我和她們拍照片，她們都扮鬼臉開玩笑。空中掛著一條濕透了的白布橫幅，上麵寫著：“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播音器播送音樂。氣氛看來是十分愉快的，雖則下著冰冷的雨，工作也是艱難的。

在最年輕的女工人中，有許多女中學生，她們是來參加體力勞動的。學生的課程有一段時間要參加體力勞動，有的每周兩次，每次四小時，有的每年一個月或者一個月以上。鄉下的青年人通常到城市裏去參加體力勞動，而城市裏的青年人則到農村裏去。這樣，他們將來出去做事，就能夠體會到怎樣對生產作出更切實的貢獻。大學畢業生也同樣要經過這鍛煉。在這家工廠裏，出我意料之外地碰見一個青年男子，他兩肩寬大，在一個燒飯的火爐邊忙著。他在大連工科學校畢業以後，自願申請到這家工廠來實習，想不到是由女子管理的。他初來時不免存有偏見，後來逐漸消失，也就安心樂意留下來了。

這家工廠現在已經發展了起來，最近有錢買了一架人民幣一萬一千元的壓榨機。

我想弄清楚，她們做工多賺的錢，是不是使生活寬裕了一些。她們一致地回答說：“我們的家庭生活是寬裕的，舒適的。物價穩定，許許多多的東西買得到。醫藥免費，教育也免費。不錯，我們賺的錢是有幫助的，但我們要用的都有，而且還有儲蓄。”她們給我看她們的手表。“我們幾乎人人都有一個手表，一架自行車，有許多人還有縫衣車，大家都有一架收音機。我們都上戲院，有新影片就看。放假的時候，我們出去旅行，上展覽館看展覽。我們的生活是豐富的。”潘桂客的臉容光煥發：“我覺得一天一天的年輕了。”

我離去的時候，她們排了隊，每個人揮動著手中的“毛主席語錄”。我想起這樣的一句話：“婦女能頂半邊天”。在我跨過廠門的時候，麵前矗立著具體的例證：由解放了的婦女親手建立的煙囪，濃重的灰霧壓在上麵。更向遠望，四處出現了藍色的天邊，預示著就要雨過天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