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在反右文革中做了什麽?

鄧小平在反右文革中做了什麽?

 

如今許多年輕人自以為知道的文革，其實是一個被走資派鄧小平們蓄意歪寫、如今被拚命寫歪的“文革”、鬼話“文革”、謊話“文革”。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惡”種種，沒有一樁是毛澤東主張的，沒有一件是毛澤東指使的。把不是毛澤東主張、不是毛澤東幹的事硬安到毛澤東頭上，這符合什麽人的需要？道理非常簡單：文革的關鍵和矛盾焦點其實就一條：“整黨內走資派”與“不準整黨內走資派”——“矛頭指向黨內”與“矛頭指向黨外”。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原來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澤東：“階級敵人就在黨內”。文革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黨內。

劉鄧：“階級敵人不在黨內”。“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了權力，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隻能想方設法雞蛋裏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劉鄧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還是先讓人說話，說完了再說這個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1966年6月工作組往往不等人說話，而是先翻檔案。誰的檔案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象”，結果是連說話機會都沒有就被揪出來了。 1966年6月9日，劉少奇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劉少奇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為權力而‘真理’”

為了“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就必須在黨內當權派權力受威脅時出現社會動亂、出現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來：

——在群眾中製造對立。因為“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個劃分敵我的問題。當權派“以我劃線”劃分敵我——不聽話、提意見的就是“敵人”，用聽話的監控不聽話的，用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用群眾搞“二次反右”、“抓階級敵人”。這就把本來並無利害衝突的群眾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非把對方搞垮不可。群眾的分裂對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宣布撤消劉鄧派出的一切工作組，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1966年7月29日，劉少奇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中學生代表時宣布：“保護少數”包括保護主張“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以寫信支持與工作組對立的“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態支持成立群眾組織與劉鄧派出的工作組對抗。 各學校工作組依靠的學生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和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用群眾組織對付群眾組織——你不靠工作組靠群眾組織，我給你來個“真假孫悟空”。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依靠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導致群眾的嚴重對立。成立了群眾組織後，群眾由個人的對立變成有組織的對立對抗。雙方都拚命證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證明對方“反革命”，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的思路千方百計挑對方人員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問題……“血統論”、“文字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從此變成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證明你“組織不純”，就證明“階級隊伍不純”，就是“招降納叛”，就是“反動組織”；你文章演講能“雞蛋裏挑出骨頭”，就說明有“反動內容”，就證明是“反動組織”；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嚴重，就證明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推論出“反動組織”……所謂“文革‘極左’”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由此產生了一係列荒謬：對立、謾罵、武鬥、破壞……這反過來又成為“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證據——誰讓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誰讓你“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挑動群眾打人。

1966年6月我親耳聽到工作組傳達毛澤東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麽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據我所知，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準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然而時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麽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準打人”？！這正是“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

第一，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第二，通過打人一事讓群眾產生錯覺：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可以不算數，隻要“出於革命義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計較——從此對毛澤東的主張可以“各取所需”。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裏種下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仇恨種子。第四，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第五，在群眾中醜化文革。

此例一開，爾後的暴力事件便層出不窮，如洪水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打人罵人到各種各樣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現在人們所見所聞有關文革的種種劣跡，無不源於此次“傳達”。

盡管之後公布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形成的怪邏輯是：不折不扣按毛澤東的主張辦、講政策、守規矩倒成了“保守”、“條條框框多”，無視毛澤東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體現“造反精神”——“造反”落實到對抗毛澤東的三令五申上，還說這叫“最忠”。

——煽動血統論狂熱，開打砸搶先河。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剛剛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8月20幾日立刻開始鬧起了打砸搶抄抓、毀壞文物、肆無忌憚把矛頭指向社會群眾的“破四舊”，同時“血統論”風靡一時——“血統論”以強調出身為名，把“紅衛兵”解釋成應該以幹部子女為主的組織。而“幹部子女”其實就是“黨內當權派子女”。由“黨內當權派子女”組成的“紅衛兵”顯然對到社會上“破四舊”、落實“階級敵人在黨外而不在黨內”比認同“階級敵人在黨內不在黨外”、“把矛頭指向黨內”積極得多。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年方十來歲的中學生。如果沒有老謀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這些過去從未接觸社會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裏會想得到跑出學校到社會上去大鬧？那些“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之類暴行全都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即最需要破壞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重點的關鍵時刻發生的——這其實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將”毛澤東的“軍”的極巧妙的一記毒著：你毛澤東依靠“紅衛兵”鬧文革把矛頭指向黨內，我來個“四兩撥千斤”，用“血統論”唆使“紅衛兵”把矛頭從黨內引向社會。“紅衛兵”到處亂砸亂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責我派工作組鎮壓學生不對——我派工作組不就是“管”嗎？你不是剛剛宣布撤消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嗎？你說我鎮壓學生，你不是也得鎮壓嗎？隻要你宣布“管”，那所謂“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的指責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驢，把這群“紅衛兵”連同一切群眾組織統統取締鎮壓下去，看你文革還怎麽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會老百姓對文革的反感，離間毛澤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煽動武鬥，全麵破壞搗亂。

為了權力，所以必須“矛頭指向黨外”，所以必須證明“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所以要唆使“紅衛兵”鬧“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以此證明隻要“矛頭指向黨內”就要引起大亂。這一套沒有動搖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方向，可見亂得還不夠，還需要升級，於是一係列荒唐瘋狂舉動接踵而至：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壞文物、批鬥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炮打中央文革、衝擊公安部、大規模武鬥、動槍動炮、全麵內戰。

所有這些瘋狂破壞表麵上看雜亂無章，實際無不一是想方設法把“矛頭指向黨內”扭到“矛頭指向黨外”——千方百計證明一條：“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一切破壞、荒唐、苦難都是你搞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造成的。要製止這些就必須停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堅持“矛頭指向黨內”就必然怨聲載道，天下大亂——所以不能動我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如果退縮就上了大當：隻要被“社會動亂”嚇住、不問青紅皂白盲目“維穩”，那就必然放棄“矛頭指向黨內”，必然“矛頭指向黨外”，結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而在群眾已經被分裂、情緒嚴重對立的、好人壞人混雜、沒弄清誰是真正的壞人情況下盲目搞反右、搞鎮反意味著什麽？意味著由當權派“以我劃線”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後果可想而知——大規模逮捕，大規模鎮壓，大規模冤假錯案。

毛澤東洞若觀火：群眾鬥群眾、武鬥、破壞之類都是黨內走資派挑動的，普通群眾上當受騙的是多數，壞人是少數。但好人壞人混在一起，一時區分不出來。在群眾對 立情緒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亂子就盲目鎮壓，必定傷及無辜。毛澤東的做法是冷眼旁觀一段時間，讓好人自動退出，壞人充分暴露，那時就可以有 的放矢，就不會冤枉無辜。

 例如清華大學的武鬥，打來打去最後參與的隻剩下幾百人，多數群眾都厭惡這套，退出不幹了。也就是說，壞人孤立了，暴露了。這時毛澤東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隊進駐製止武鬥。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5人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毛澤東的這些話深得人心，全國武鬥從此杜絕。

文革中大規模武鬥發生在1967年中的幾個月。零星武鬥自1968年7．27之後全部製止。全國範圍內的動亂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動亂說成“十年動亂”是胡說八道，“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惡，如打砸搶抄抓、血統論、人身侮辱虐待、“破四舊”、破壞文物、批鬥迫害傑出人才、武鬥破壞、工廠停工、學校停課……等等全部發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間，發生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黨內當權派的權力受到威脅、迫不及待需要變“矛頭指向黨內”為“矛頭指向黨外”、迫切需要“事實”證明“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時候。等“全國一片紅”、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mobamo]

劉少奇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為權力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