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回國任校長翻譯共產黨宣言

留學回國任校長翻譯共產黨宣言

 

一百多年前有個留學生專程回到自己家鄉的書房內安靜專心埋頭搞翻譯,  拿著媽媽送來的粽子把黑墨水當紅糖水吃得滿嘴烏黑的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天，一個小夥子在家裏奮筆疾書，媽媽在外麵喊著說：“你吃粽子要加紅糖水，吃了嗎？”他說：“吃了吃了，甜極了。”結果老太太進門一看，這個小夥子埋頭寫書，嘴上全是黑墨水。結果吃錯了，他旁邊一碗紅糖水，他沒喝，把那個墨水給喝了，但是他渾然不覺啊，還說：“可甜了可甜了”。這人是誰呢？就是陳望道，他當時在浙江義烏的家裏，就是寫這本書。於是由此就說了一句話：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這本書就是《共產黨宣言》。

1919年，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陳望道應《星期評論》雜誌之邀翻譯《共產黨宣言》。為了專心致誌完成這個任務，1920年2月，陳望道特地回到家鄉義烏分水塘村，開始心無旁騖地潛心翻譯《共產黨宣言》。本來就對社會主義十分憧憬、對馬克思主義充滿敬仰的陳望道以日文版為依據，同時與英文版相互對照，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終於在當年4月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中文翻譯。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正值中國共產黨籌建時期，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成立。《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出版後，受到工人階級和先進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從此，這本隻有28000多個漢字的小冊子，成為中國共產黨創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點。

陳望道六歲時即開始讀《大學》《中庸》《論語》。陳望道早年留學日本，1915年留學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是日本修辭學的搖籃。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從日本回國後，1920年9月他剛到複旦大學任教時便開設了修辭學課程，並開始撰寫《修辭學發凡》。舊稿曾由田漢、馮三昧、章鐵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試教。陳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辭學，是為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據他自己所說：第一，當時西學東漸，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認為外國的什麽都好，中國什麽都不行。他聽到有人說中國語文沒有規則，比外國語文低一等，非常氣憤，決心駁斥這種謬論，從而決定研究修辭和文法，以探討中國語文的規則。第二，當時舊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時還未建立起來。許多學生確實不知道白話文文章該怎麽寫。有的人造句時隻會寫“花是紅的”這類句式。因此向學生講授作文和修辭的規律就成了當務之急。為了撰寫《修辭學發凡》，加深這門學科的基礎，陳望道同時還研究鄰近的相關學科，撰寫了文章學、美學、邏輯學等著作。他認為，修辭學與多門學科有著密切的聯係。回國後積極提倡新文化運動，任《新青年》編輯，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原民盟中央副主席。1914年進杭州之江大學讀書。1915年留學日本，1919年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同年回國後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在該校曾負責主編《浙江第一師範校友會十日刊》，被譽為五四時期浙江的一顆明星。

1920年，他在上海與陳獨秀等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時，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正式出版，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此同時，陳還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陳是早期成員之一。是年11月，他還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出版的內部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的創刊工作。12月，擔任《新青年》月刊(當時作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公開的機關刊物)主編。同時，陳和邵力子將《覺悟》轉變為中共的外圍刊物，這兩份刊物成為中共的重要輿論陣地。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11月，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擔任第一任書記，至次年6月辭職。以後因黨內意見不合而離開組織。直至1957年2月，根據陳望道的要求，經中共上海市委請示中共中央批準，重新參加中國共產黨。之後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陳望道早年投身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白話文。1923年至1926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任中文係主任、教務長、代理校務主任等職，並參加國民革命。1929年創辦中華藝術大學，任校長。還任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1932年任上海著作家抗日會書記，後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活動。1934年參加發起大眾語運動，創辦並主編《太白》半月刊，團結在魯迅周圍，進行文化戰線上的反“圍剿”鬥爭。同時，先後任安徽大學教授、廣西大學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又回到上海，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工作。次年，在中共地下組織主辦的夜大學社會科學講習所講課，發起組織上海語文學會、上海語文教育學會等。主編中共地下組織所辦報紙《每日譯報》的《語文》周刊，主持上海新文學研究會等，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語言學家。

1940年秋，陳望道赴內地，在複旦大學中文係任教，1942年任新聞係主任，代教務長等職。抗戰勝利後回滬，負責大學教授聯誼會工作，參加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等民主運動。

新中國建立後，陳望道曆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後改稱華東行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長，華東高教局局長，複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校長，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上海語言學會會長，上海文字改革學會主席，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語言組副組長，《辭海》編輯委員會總主編等職。他的重要著作與譯著有《修辭學發凡》、《文法簡論》、《美學概論》、《蘇俄文藝理論》等書。

1951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曆任民盟中央第二屆中央委員、常委。1958年民盟中央三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還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二屆常務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員會第三屆副主任委員，第四、五、六屆主任委員。他主持上海民盟工作多年，重視集體領導，充分發揚民主，重視盟員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盟內協調關係，搞好團結，鼓勵盟員努力做好崗位工作。他認為黨派工作在強調共產黨領導的同時，還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積極發揮自身的作用；中共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根本目的，是要發動更多的人士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決策，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實現多黨派合作；民主黨派成員應不但勇於參政，而且敢於負責。

1949年9月，陳望道作為特邀人士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以後他曆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1950年10月，陳望道被選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後來又被選為第三屆代表。他還是第一、二、三、四、五屆市人大代表，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四屆市政協副主席。

1956年元旦，毛澤東主席在上海親切地接見了陳望道，並對他的文法修辭研究表示重視和關心，陳望道為此受到極大的鼓舞。這時他正在籌備成立複旦大學文法、修辭、邏輯研究室（後改名為語言研究室），並確定研究室的方針任務是：（1）根據學術與教育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一步研究漢語的話法與修辭的理論與實際。（2）在語法修辭研究中隨時注意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研究與運用，以期能更快更多地認清條理、闡明規律，充實現有的科學內容，提高現有的學術水平。研究室分為語法、修辭、語言學理論三個小組，每周進行學術交流一次。陳望道為學術研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除按時出席例會外，還經常來研究室暢談他的學術見解。後來，他的這些談話內容被整理編輯成《陳望道修辭論集》。

1957年6月，根據陳望道本人的請求，經中共上海市委報請中共中央批準，由中央直接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至此，他又重新回到黨內，實踐了他“願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誓言。陳望道重新入黨後，黨中央考慮到他的曆史情況以及當時的具體政治環境和工作需要，沒有公開他的黨員身份，直到黨的十大召開時才予以公開，並被選為十大代表。

60年代初期，陳望道的學術思想有了較大發展，他提出了“語言研究必須中國化”的觀點，反對語言學研究中不注重漢語實際、不概括漢語事實的不良傾向。並利用一切時機在滬、杭、寧等地進行宣講。1961年他在上海語文學會作了《談談修辭學的研究》的報告，同年10月赴南京大學作了《我對研究文法、修辭的意見》的演講，1962年1月到華東師大作了《修辭學中的幾個問題》的學術講演，1964年4月到杭州大學作了《關於語言研究的建議》的學術報告。他在這一時期的係列演講，表明他對修辭學研究的對象、任務、性質、範圍、作用、態度及方法等一係列基本理論，均作出了更為明確、更為清晰的解答。這對建國後修辭學理論的建設和健康發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冬，《辭海》主編舒新城逝世後，由陳望道繼任主編。他以高度負責和一絲不苟的精神，團結和組織各方麵的專家學者來共同完成重新編寫任務。1962年初出版了《辭海·試行本》十六分冊；進一步修改後，於1965年出版了新《辭海·未定稿》。他還親自為該辭典題寫了書名。陳望道先生一生堅持不懈地從事學術研究，到《文法簡論》完稿，算是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建國後的數十年間，陳望道在社會工作方麵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他擔任複旦大學校長這件事了。1949年8月，陳望道被任命為複旦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委員是張誌讓。由於張誌讓不久即赴北京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因而未到校任職。陳望道便挑起重擔，配合軍管會做好各項工作。1952年秋季，毛澤東主席親自任命陳望道為複旦大學校長。此後，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貫徹黨的教育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團結全校廣大師生員工，為把複旦大學建設成為新型大學而鞠躬盡瘁，曆時達25年之久。他是複旦大學曆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之一。

陳望道特別重視加強學校的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領導。建國初期，他即在校務委員會上號召教師積極從事科學研究：“我們一定要為中國共產黨爭氣，要對文化有所創造，不能把別人的東西翻來複去地講，教師一定要從事科學研究，要進行創造性勞動，否則文化事業就不能發展，教育事業也不能發展。”1954年校慶時，陳望道在祝賀詞中寫道：“綜合大學應當廣泛地經常地結合教學，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為祖國建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