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共產黨把敵人當反麵教員

毛澤東共產黨把敵人當反麵教員

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氫彈之後，毛主席曾高興地說：“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勳章。”為什麽呢? 

這個人背信棄義，在中國最需要的時候，違反《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違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準則，毫不留情地撤回了駐中國蘇聯專家，給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和軍事工業發展造成了很大的被動、困難和損失，就是這麽一個人，憑什麽給他發個大勳章? 對於赫魯曉夫從中國撤走專家這件事，毛主席在1963年9月3日對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艾地談話時說：“我們有兩種經驗，錯誤的經驗和正確的經驗。正確的經驗鼓勵了我們，錯誤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蘇聯把專家撤走，撕毀了合同，這對我們有好處。我們沒辦法，就靠自己，靠自己兩隻手。……蘇聯撤走專家，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我們的工業建設搞出了許多自己的經驗。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

沒有蘇聯中國就不能活嗎?  中國靠著自己的兩隻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要不是赫魯曉夫的棄義，中國要獨立自主地搞出這麽大動靜，也不太現實，那就要看人臉色，受人製約，中國的獨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遲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魯曉夫教育了中國人民，靠別人是靠不住的，應不應該給他發一個大勳章呢?毛主席說的還是沒有錯，應該發一個。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員的，它可以傳道、授業、解惑，但隻是有這樣的教員還是不夠，還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還需要另一種教員，那就是“反麵教員”。毛主席就非常重視反麵教員的作用，赫魯曉夫隻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揚過的反麵教員多了去了。

國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以後，中共黨內出現了一種用毛主席的話說即“不要求國民黨洗臉，而是說它那個臉漂亮得很，我們的臉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這種思想一度很有些勢眾，因為它是從莫斯科帶來的，這個幻想是怎麽破滅的呢，主要靠國民黨的《限製異黨活動辦法》，靠國民黨的一個又一個反共高潮，靠“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皖南事變，靠國民黨的要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的口頭政治報告上，深有感觸地說：“我們有兩個大教員：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委員長。 這兩個大教員不要薪水給我們上課。 沒有這兩個大教員，就教育不了中國人民，教育不了我們黨。至於我們黨裏麵有一些小教員，字也認得不多，也講不出好多道理，他們去講人家就不聽。後來請了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 一個是日本法西斯，一個是委員長，這兩個教員幫我們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國人民又迎來了另一個反麵教員，美國人。美國人是很能迷惑人的，它曾以一副和事佬的麵孔出現，在國共之間穿梭調停 ，熱心的很，仿佛要幫助中國人實現和平一樣。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便頗具代表性和象征性，毛主席說“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確有一大批人對美國是心存幻想的，美國的那個臉也是漂亮的很。而實際上美國的戰略意圖壓根就不是為了中國好，而是想幹涉中國，侵略中國，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後來它雖然沒有大規模出兵中國，但它出錢出槍，幫助蔣介石，在中國打了一場慘烈的代理人戰爭，隻是以徹底的失敗告終而已。1949年8月5日，在敗退中國大陸的日子裏，美國人發表了一個白皮書，坦露了他們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心跡。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裏，對美國這個反麵教員感謝了一番：“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諱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 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 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裏，不抓在人民手裏，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隻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隻願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

美國這個反麵教員確實是非常具有教育作用的，它促進了中國人的覺醒。正如毛主席所說：“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麵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美國這個教員給中國人上的課，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長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沒有這堂課，在後來的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怎能“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打敗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後來的反霸鬥爭中，構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戰略呢?

新中國成立以後，毛主席特別注重曆史經驗的總結，“反麵教員說”便是曆史經驗的特別重要的一麵。

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對前來學習中國經驗的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談話時說：“失敗的教訓同樣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彎路。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 ，曾給我國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他的錯誤對我們有幫助，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從這一點上講，我本人就是他的學生。我們的教員不隻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教員，蔣介石是我們的教員，犯錯誤的同誌也是我們的教員。沒有他們，我們就學不會辦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同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談起了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他說起了遇到了種種困難，他說：“我們黨的曆史上有過多次‘左’傾和右傾的路線錯誤。其中最嚴重的是陳獨秀的右傾和王明的‘左’傾。此外，還有張國燾、高崗等人的右傾錯誤。犯錯誤也有好處，可以教育人民，教育黨。我們有很多反麵教員，如日本、美國、蔣介石、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向這些反麵教員學習，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曆史上，英國同我們打過很多仗。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沙俄、荷蘭，都很喜歡我們這塊地方。他們都是我們的反麵教員，我們是他們的學生。”

1956年8月30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主席談到關於學習蘇聯的問題，要學好的，不要學壞的，但他同時也指出壞事的作用，他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此外，我們還有別的教員。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我們說不服的人，蔣介石一教，就說得服了。蔣介石用什麽辦法來教呢?他是用機關槍、大炮、飛機來教。還有帝國主義這個教員，它教育了我們六億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鑒作用。”

1956年9月24日，毛主席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談到王明的“斯大林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時，他說：“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王明現在在莫斯科養病，我們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是我們黨的教員，是教授，無價之寶，用錢都買不到的。他教育了全黨不能走他的路線。這是我們第一次吃斯大林的虧。第二次是抗日戰爭的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斯大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左’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 ，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反對建立抗日根據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1956年9月25日，毛主席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他總結了中國黨的一些曆史經驗，在這次談話中，他稱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麵教員”，對蔣介石，他稱“要感謝我們的好先生”，對於抗日戰爭時期黨內王明路線、李立三路線，他說：“他(王明)先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最‘左’的方針，這時他又執行了最右的方針。他也是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反麵教員，教育了我們黨。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反麵教員，就是李立三。他們當時的主要錯誤，就是教條主義，硬搬外國的經驗。”

對於對待錯誤的態度，他做了哲學的總結和分析，他說：“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有兩重性。錯誤一方麵損害黨，損害人民;  另一方麵是好教員，很好地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對革命有好處。失敗是成功之母。失敗如果沒有什麽好處，為什麽是成功之母?  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發表講話，對於發生的少數人鬧事這個問題，他說：“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誌還不清楚。壞事裏頭包含著好的因素。把壞人壞事隻看成壞，是片麵地形而上學地觀察問題，不是辯證地觀察問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壞人壞事一方麵是壞，另一方麵有好的作用。比如，象王明這樣的壞人，就起著反麵教員的好作用。”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談資產階級右派問題，他說：“右派是很好的反麵教員。我們中國曆來如此，有正麵的教員，有反麵的教員。人需要正反兩方麵的教育。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第一個大好的反麵教員。從前還有清政府，有袁世凱，有北洋軍閥，後頭有蔣介石，都是我們很好的反麵教員。沒有他們，中國人民教育不過來，單是共產黨來當正麵教員還不夠。現在也是一樣。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

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分析國際形勢問題，在談到法國的戴高樂登台是好是壞這個問題時，他說：“戴高樂登台要壓迫法共和法國人民，但對內對外也有好處。 對外，這個人喜歡跟英美鬧別扭，他喜歡抬杠子。法國跟英美鬧別扭很有益處。對內，為教育法國無產階級不可少之教員， 等於我們中國的蔣委員長一樣。沒有蔣委員長，六億人民教不過來的，單是共產黨正麵教育不行的。讓他登台，無非是頂多搞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沒有第二個戴高樂了，這個毒放出來了。這個毒必須放，等於我們右派的毒，你得讓他放。你不讓他放，他總是有毒的，放出來毒就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