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催生了中國共產黨

新文化催生了中國共產黨

新文化革命運動中先人們嚐試和實驗了文化改良、文化革命、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互助主義、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不談政治隻做學問、醫學治國、實業救國、引進共和、和平改良等等各種文化都無法改變中國。直到蘇聯的十月革命工人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 才找到了可以改變中國的理論,  以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蘇聯成功的經驗後,  才真正有了選擇的道路和方向。

陳獨秀和李大釗創黨時期:

１９２０年夏至１９２１年春，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中國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作為兩者結合產物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以及赴日、旅歐留學生中相繼成立，建黨條件基本成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也在建黨骨幹中開始醞釀。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他們很快與陳獨秀離滬期間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係，並交換了情況。共產國際代表建議及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李達、李漢俊在征詢陳獨秀、李大釗的意見並獲得同意後，分別寫信給各地黨組織，要求每個地區派出兩位代表到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７月中下旬，設在法租界白爾路３８９號（今太倉路１２７號）的博文女校，陸續住進了一批教師、學生模樣的青年人，以北京大學師生暑期考察團的名義，來上海參加這次曆史性的聚會。代表們到齊以後，就便在住處開了預備會。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１０６號（今興業路７６號）正式開幕。會址設在李書城、李漢俊兄弟住宅，大家圍坐在客廳長餐桌四周，室內沒有特別布置，陳設簡單，氣氛莊重。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留日學生周佛海以及陳獨秀委派的包惠僧。陳獨秀和李大釗因公務在身未出席會議，而在代表們心目中他們仍是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領袖。舉行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狀況和工作進程，並交流了經驗體會。２日休會，用於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後工作計劃。三天後，分別舉行三次會議，集中議論此前起草的綱領和決議。討論認真熱烈，大家各抒己見，既有統一的認識，又在某些問題引起爭論，會議未作出決定。一大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會議剛開始幾分鍾，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這次會議被迫中斷。闖入會場的叫程子卿，他是黃金榮的把兄弟，利用這層關係進入巡捕房，任華人探長。十幾分鍾後兩輛警車包圍了一大會址，法籍警官親自帶人進入室內詢問搜查，沒有找到多少證據，威脅警告一番後撤走了。這次衝擊雖然沒有帶來重大損失，畢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進行了。轉移出來的一大代表當晚集中於李達寓所商討，大家一致認為會議不能在上海舉行了，當時在場的李達夫人王會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鄉嘉興南湖開會，離上海很近，又易於隱蔽。大家都讚成，覺得這個安排很妥當。代表們分兩批乘火車前往嘉興。兩位國際代表目標太大，李漢俊、陳公博也因經曆一場虛驚，都未去嘉興。１０時左右，代表們先後到達嘉興車站，在鴛湖旅館稍事休息後，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畫舫。這是一個陰天，下起了蒙蒙細雨，遊人漸漸離去，秀麗的南湖顯得格外清靜優雅。１１時許，一大會議在緩緩劃行的畫舫上開始了。南湖會議繼續著上海３０日未能進行的議題，先討論並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這份１５條約７００字的簡短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奮鬥目標、基本政策、提出了發展黨員、建立地方和中央機構等組織製度，兼有黨綱和黨章的內容，是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接著討論並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對今後黨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鑒於黨的力量還弱小，決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會組織，指導工人運動和做好宣傳工作，並要求與其他政黨關係上保持獨立政策，強調與第三國際建立緊密關係。最後，一大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代表們認為目前黨員人數少、地方組織尚不健全，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建立三人組成的中央局，並選舉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黨的第一個中央機關由此產生。會議在齊呼“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聲中閉幕。一大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麵目就煥然一新了。

陳獨秀、張國燾時期:

出席會議的代表共１２名，代表全國１９５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中央局委員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的楊明齋，北京的羅章龍，山東的王盡美，湖北的許白昊，湖南的蔡和森，廣州的譚平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局代表施存統。（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大會根據世界革命形勢和中國政治經濟狀況，製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它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製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黨的最終奮鬥目標，是黨的最高綱領。為了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大會提出在目前曆史條件下的最低綱領，這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正確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的革命鬥爭指明了方向，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 

陳獨秀、李大釗時期:

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陳潭秋、惲代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項英等來自全國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４０人出席大會，他們代表了全國４２０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並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大會的主要議程有三項：一、討論黨綱草案；二、討論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三、選舉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在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眾運動，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促進了中國革命的高漲。但是，大會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陳獨秀右傾時期: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此後，工人運動逐漸恢複，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麵。

但是，國共合作並非一帆風順，在波瀾壯闊的大革命洪流中也潛伏著令人不安的暗流。1924年6月，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聲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8月，張繼等又拋出所謂《護黨宣言》，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

麵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於7月1日發出黨內通告，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決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活動。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此刻，擺在共產黨人麵前的重要問題是：在這場日益高漲的大革命浪潮中，共產黨人是應當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為了國民革命運動去組織中國工人、農民以及青年，還是應當由共產黨直接去組織群眾？還沒等中國共產黨找到答案時蔣介石舉起了屠刀開始殺共產黨人。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後，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麵對錯綜複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鬥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采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陳獨秀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代表們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瞿秋白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針對陳獨秀報告關於統一戰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並取得勝利的隻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製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鬥爭。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製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後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 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消了他在黨內的職務，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

李立三、向忠發時期: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直至1930年秋冬，是中共中央曆史上最為艱難的一段歲月。外部遭受挫折，損失慘重；內部思想混亂，紛爭四起，中央陷入嚴重的領導危機。李立三目空天下，共產國際龍顏不悅。瞿秋白、周恩來奉命回國糾正，莫斯科還是不滿。得風氣之先的王明，再一次翻雲覆雨。1930年5月，新軍閥中原大戰爆發。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來臨，四處鼓動政治示威和武裝暴動。他甚至製訂了一個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革命目標。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急劇發展，超出了共產國際的容忍限度。7月下旬，共產國際派瞿秋白、周恩來火速回國，糾正李立三等的錯誤。

瞿秋白、周恩來時期:

回到國內的周恩來，所見所聞是一連串殘酷慘痛的事實。除蘇區和紅軍遭受不同程度損失外，白區舉行的同盟總罷工和武裝暴動，無一例外地失敗了。在6月底以後的兩個月裏，十餘個省委機關被破壞。上海地區的黨員人數由2000銳減到600，天津地區的500多黨員隻剩下幾十人。看到黨的六大後共產黨人辛辛苦苦積蓄起來的一點力量如此輕率地被葬送，周恩來痛心疾首，對李立三、向忠發提出了尖銳批評。不幾天，瞿秋白也回到上海。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一幢臨時租用的洋房裏秘密舉行，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會議。李立三受到嚴厲批評，實際上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由於共產國際一再催促，他不得不於11月間動身前往莫斯科“接受改造”。周恩來是會議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負責人。6月思想動員，7月行動部署，8月形成高潮，9月走向破產，“立三路線”的曆程大體如此。六屆三中全會之後，共產國際遠東局把王明、博古找去談話，要求他們不準反對會議形成的決議，王明不得不表示“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