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被鎮壓被警醒

文化革命被鎮壓被警醒

 

新文化革命是由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錢玄同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孔教、反文言、抵製儒家學派”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的運動。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在進行帝製複辟活動之時，就大力提倡尊孔讀經。複辟總是和尊孔聯在一起的,  統治者總是拿孔子的"三綱五常"來約束人民。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袁世凱剛登上總統寶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親自發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學博大”。1914年又發布《祭聖告令》，通告全國舉行“祀孔典禮”。為支持袁世凱帝製複辟活動，中外反動派掀起了一股尊孔複古逆流，1912年起，他們在全國各地先後成立了“孔教會”、“尊孔會”、“孔道會”等，出版《不忍雜誌》和《孔教會雜誌》等。康有為還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宣揚“有孔教乃有中國，散孔教勢無中國矣”，他還說“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為？”。麵對這股反動逆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的和封建勢力同流合汙；有的偃旗息鼓；許多人則感到彷徨苦悶，找不到出路。但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為代表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卻發動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大張旗鼓地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複古思想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這個運動是從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開始的。陳獨秀任主編，李大釗是主要撰稿人並參與編輯工作。

中國曆史上的反孔尊孔是一直存在的,  這次的反孔領袖是陳獨秀等為主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陳獨秀仇視當時的封建軍閥統治，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會製度和倫理思想，認為要實現民主製度，必須消滅封建宗法製度和道德規範。李大釗則反對複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號召青年不要留戀將死的社會，要努力創造青春的中國。《青年雜誌》於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遷往北京並改名為《新青年》。進步知識分子團結在《新青年》周圍，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麵大旗，從政治觀點、學術思想、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等方麵向封建複古勢力進行猛烈的衝擊。他們集中打擊作為維護封建專製統治思想基礎的孔子學說，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們還主張男女平等，個性解放。1917年起他們又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新青年》實際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導中心。

1916年，《新青年》雜誌編輯部遷到北京，李大釗、胡適、魯迅等成為主要撰稿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邀請了許多有新思想的學者到校任教。這樣，《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魯迅於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對舊禮教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指出隱藏在封建仁義道德後麵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國2000多年封建統治的曆史就是這吃人的曆史，宣告“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這篇小說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在《新青年》的影響下，一些進步刊物改用白話文。這又影響到全國用文言文的報紙，開始出現用白話文的副刊，隨後短評、通迅、社論也都采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所有這些文學改革，使全國報紙麵貌為之一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日漸增長。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從1918年11月的“公理戰勝強權”慶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和會，短短兩個月時間，當時的中國充分詮釋了“自古弱國無外交” 的定律，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麵對這樣屈辱的局麵，從5月4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後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

巴黎和會的國家有27個戰勝國的代表1000人參加，其中全權代表70人。蘇俄沒有受到邀請，德國等戰敗國也被拒之門外。中國受邀請但不能參加會議。會議由美、英、法、意、日5國各出2名代表組成的最高理事會(“十巨頭”會議)控製。3月25日，決策的10人會議縮減為“四巨頭”會議：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裏孟梭、意大利總理奧蘭多。實際上，重大問題都由美、英、法三國代表決定。為了便於操縱會議，英、法、美、意、日等主要戰勝國對會議的開法做了許多不平等的規定。首先，是把出席會議的國家分為幾等。各國代表的人數也是不平等的。更主要的是，在會議的議事規則方麵完全是按強權政治行事。和會規定，整個 會議分為最高會議、專門會議和全體會議三種形式。最高會議由美、法、英、意、日五強首腦和外長組成，也稱十人會議，一切重大問題都由它討論決定。後來十人 會議又演變成美、英、法三國首腦組成的三人會議。

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了協約國，宣布對同盟國作戰，支援了協約國大量糧食，還派出17.5萬名勞工到歐洲支援，犧牲了2000多人。為取得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的主權，這是順理成章的事。然而，在巴黎和會召開之初，日本出於別有用心的目的，不斷在會上質疑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會議的資格，企圖排斥中國作為戰勝國與會；沒有得逞後，又脅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轉給日本。最終巴黎和約裏有三條是關於中國的。即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裏的鐵路、礦產、海底電纜等，統統歸日本所有。最後的條約文本隻寫明德國將其讓與日本，而“於交還中國一層不提一字”。中國人民得知這個消息後終於忍無可忍，於1919年5月4日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在全國人民的支援和影響下，中國代表團向和會提出兩項提案：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取消日本強迫中國承認的《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的權益。但提案被否決了。6月27日清晨，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6月28日，三萬多華人齊集在中國代表團的住所外麵。“不能簽字！”三萬人發出了一個共同的呼聲。“誰簽字，就打死誰！”十五名敢死軍的青年準備以自己的鮮血和頭顱去捍衛中國的尊嚴和權利。然而在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遭到了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的鎮壓,  北大校長辭職, 學生被抓,  領頭的四處躲避, 接著被抓被殺。從此警醒了國民和後來繼承者,  必須動員全民, 擁有自己的武裝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才能讓工農自己當家作主。

同時在1917年爆發了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影響，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複興的希望。新文化運動由此有了新的內容，進入了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新青年》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發表了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社會主義理論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發表了李大釗同誌寫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著名論文，熱烈歡呼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提倡科學，反對迷信，提倡民主，反對獨裁，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宣傳了西方的進步文化。以後，又傳播了社會主義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階級的要求，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這一運動的深入發展，吸引了許多年輕人，特別是青年學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下，為迎接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作好了思想準備。這次運動的主要缺點是其領導人沒有把運動普及到群眾中去，隻是局限在知識分子圈子裏，他們除了一般的政治口號外，沒有提出實現民主政治的具體辦法。同時他們形式主義地看問題，不能正確地對待中國文化遺產。但這個運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了封建主義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五四運動後，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當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的時候，新文化運動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一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運動轉變為一個廣泛宣傳馬列主義的運動，《新青年》也逐漸變成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

新文化運動中民主和科學兩麵旗幟的樹立，使中國許多方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還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論廣泛傳播的大好機遇。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四個提倡、四個反對的闡述，真正體現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新”之所在。即：一、提倡民主，反對專製。二、提倡科學，反對迷信。三、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四、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後期進入了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從而警醒了許多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陳獨秀早年留學日本，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對袁世凱複辟帝製的鬥爭。和李大釗等人舉行了新文化運動。1915年，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這兩麵旗幟。發表抨擊尊孔複古的文章，提出“打倒孔家店”全麵否定儒家學說。陳獨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和倫理民主的主張，號召人們拿起民主這個武器和舊的意識形態進行鬥爭。陳獨秀舉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開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和北大成為宣傳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頎，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徽州績溪人。曾任北京大學校長、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任北大教授，後任文學院院長。他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是文學革命和初期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代表人物。胡適因提倡文學改良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雖與陳獨秀政見不合，但與其同為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對中國近代史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學術上實行“兼容並包、百家爭鳴”的方針。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實行了一係列改革：提倡學術研究，展開百家爭鳴，不拘一格選人才，對中外教員一視同仁等。通過改革，使北大成為當時全國思想活躍、學術興盛的最高學府，培養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樹人，字豫才，後改為豫亭，浙江紹興會稽縣人，中國現代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文化運動的支持者，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麵旗幟。魯迅早年留學日本，1918年初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毛澤東稱讚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被稱為“民族魂”。《狂人日記》是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河北樂亭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還宣傳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

劉半農（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是近現代史上中國的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和教育家。名複，字半農，江蘇江陰人。早年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後旅歐留學，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之一。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同時，他又是我國語言及攝影理論奠基人。他的《漢語字聲實驗錄》榮獲“康士坦丁語言學專獎”，是我國第一個獲此國際大獎的語言學家。

錢玄同（1887－1939），原名錢夏，字德潛，號疑古，漢族，浙江吳興（現浙江湖州市）人。語文改革活動家、文字音韻學家、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思想家。曾主張廢除漢字。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獨應等。周作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