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計劃生育惡果不是共產黨造成的
在中國最早提出計劃生育的是馬寅初。馬寅初作為從美國等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留學歸國的經濟學家，和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培養教育洗腦下的知識分子一樣，把人口過多當作國家貧窮的原因，所以是主張計劃生育的。馬寅初在民國的三四十年代曾經兩次發表過人口論，但都是因襲馬爾薩斯的論調; 1950年代發表的《新人口論》是他的同一論題的第三次寫作了，雖然在毛主席反駁美帝《白皮書》文章的啟示下，《新人口論》在觀點上雖然有了進步，但就本質而言，《新人口論》依然因襲了馬爾薩斯的理論。
馬爾薩斯的理論是什麽?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英國圈地運動的完成，使一批無地農民流入城市；產業革命之後， 工廠製度的建立和機器的廣泛使用， 又排擠了大量工人。有人提出"人口過剩"。 在馬爾薩斯看來，人口增長是社會前進的掣肘。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是以議論人具有食欲和性欲這兩個“本性” 開始的。但被排擠了大量工人在貧苦和失業的威脅之下， 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提出了疑問，要求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漲。有人指出私有製是一切災難的主要來源， 主張消除私有製。馬爾薩斯說戰爭、饑荒和瘟疫都是促使人口下降到與生存資料生產水平相適應的道路，人口數量要在某種方式和程度上與農業發展成比例的觀點是一個內含的邏輯。馬爾薩斯提出兩個級數的理論：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按照算術級數增長，這一理論被稱作“馬爾薩斯陷阱”。關於經濟停滯在一個較低水平的人均收入水平，經濟的發展帶來人口的提升，人口的增加反過來又稀釋人均資本占有量，並進而使人均產出繼續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的論述，最早由馬爾薩斯在1798年的”有關人口問題的原理”一文中提出。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傳入中國的時間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末的1880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與中國人汪鳳藻翻譯出版了第一部西方經濟學的中譯本《富國策》，書中有一定篇幅介紹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又有人對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譯作《民數論》推崇備至，說：“其書之出，於今數十年矣，而諸家之說，卒無能出其右者。”1904 年 6 月《東方雜誌》第一卷第六期轉載的《警鍾報》文章：《論中國治亂由於人口之眾寡》。文中提到“馬爾達”即馬爾薩斯。該文把中國曆來治亂的根源歸之於人口的眾寡，主張限民求治。認為，中國“民日增而財不增”，“人滿之患，深可太息。”中國係統宣傳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應以 1918 年出版的陳長蘅的《中國人口論》一書為開端。
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傳入後就遭到反對和抵製：孫中山、廖仲愷、李大釗都持反對意見。到了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嚴複、廖仲愷、孫中山、李大釗、陳獨秀等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進行了批判。最早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持批判態度的，當推李大釗。他在《戰爭與人口》、《土地與農民》、《新紀元》等文章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觀，批判了馬爾薩斯主義，但是沒有否定他的一切。陳獨秀在《人口問題》專號上，發表了《馬爾薩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一文，指出馬爾薩斯主義是錯誤的。他認為：中國貧窮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社會製度造成的，而不應歸之於人口太多。孫中山在 1924 年初，發表了題為《民族主義》的演講。痛斥了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一種亡國滅種的學說。新中國建國前的民國時期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馬氏學說持讚同態度者占上風。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中，義正詞嚴地批判了美國政府《白皮書》預言中共解決不了中國人口眾多帶來的社會問題，批判了新馬爾薩斯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一度把在落後國家宣傳節製生育直接當作“美帝國主義殺人”。像北大報告和《光明日報》那樣無視新中國社會進步導致的人口自然增長，鼓吹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不就是“帝國主義殺人”嗎?人口壽命翻一番的情況下，怎麽做到零增長?!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大陸人口為5.4億，1957年人口為6.5億，1979年9.6億，新中國成立後的1952年至1957年，中國迎來了第一個增長高峰期，年均自然增長率在2%以上，1950-1957年8月累計出生人口1.67億。這完全是新中國成立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醫療衛生水平迅速提高的自然結果。正是因為這種改善，導致了人口快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人均壽命的大幅增加：解放前，中國人均壽命為35歲左右; 1978年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男性為66.9歲，女性為69歲，增長了近一倍，趕超發達國家水平，這正是社會巨大進步的表現。
馬寅初作為從西方留學歸國的經濟學家，和絕大多數舊知識分子一樣，把人口過多當作國家貧窮的原因，所以是主張計劃生育的。馬寅初在三四十年代曾經兩次發表過人口論，但都是因襲馬爾薩斯的論調遭到批判和反對。1950年代發表的《新人口論》是他的同一論題的第三次寫作了，雖然在毛主席反駁美帝《白皮書》文章的啟示下，《新人口論》在觀點上雖然有了進步，但就本質而言，《新人口論》依然因襲了馬爾薩斯的理論。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出版於1798年，一經問世就受到上層階級的熱烈吹捧。因為他把下層階級的失業和貧困歸之於所謂“自然法則”，而不是歸之於資本主義製度，麻痹了勞動人民，對主張消滅私有製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啻為一劑“消毒劑”。但即便是同為資產階級學者的李嘉圖和達爾文都對馬爾薩斯提出了批判; 作為馬克思主義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在1844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裏就指出了《人口原理》的荒謬，他挖苦說，“要是我們願意徹底一些，那我們就得承認：當地球上還隻有一個人的時候，就已經人口過剩了。”馬克思後來對《人口原理》更是給予了最尖銳、最徹底的批判與揭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這本小冊子轟動一時，完全是由黨派的利益引起的”，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人口相對過剩和無產階級貧困化的真正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他對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後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而列寧更進一步闡述了工人階級對人口問題的樂觀和積極的態度。列寧說, "所謂的“人口過剩”和勞動人民的貧困化恰恰是資本積累造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遞降的規律’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地租即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增加的規律，才是事實。”
和馬爾薩斯把社會製度造成的貧困歸之於人口這個自然因素一樣，馬寅初也把中國人口眾多當作是貧困的原因。他說，“帝國主義、封建致以和以四大家族為代表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固然是造成我們貧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眾多這個事實的本身，也是我們貧困的原因。”(1979年重新出版的《新人口論》)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竟然說，“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製人口不可。”這和帝國主義鼓吹的“黃禍論”何其相似! 馬寅初在《新人口論》裏，還置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主要矛盾的論述於不顧，大談什麽“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他在《新人口論》裏還繼續為馬爾薩斯辯護，反過來攻擊馬克思主義，“馬爾薩斯在人口增殖超過食物增加一個自然性質的觀點中，去尋找貧民痛苦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者否定這種觀點，認為貧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馬爾薩斯所說的自然界的吝嗇，乃是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會性質的，不是自然性質的。因為貧民千辛萬苦的來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奪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現在我國的某些大學經濟係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經濟學雜誌的編輯、總編輯仍抱這種見解，仍以‘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發展’這個社會性質的理論來對抗馬爾薩斯的自然性質的理論。殊不知中國的情形已經大變了。這個社會性質的理論在中國已經失效，不能再用來對抗馬爾薩斯了。”1960年，馬寅初在《新建設》刊物公開發表《重申我的請求》，“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我也作過文章批評過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我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所以對1939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負責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階級一樣……”然而，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卻又在不折不扣地站到資產階級立場攻擊馬克思主義。
50年代中後期，對馬寅初的學術批評是很注意分寸的。當時寫文章的主要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專家學者，一部分是報紙和刊物的讀者;這些文章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沒有什麽扣帽子的現象，更沒有什麽人身攻擊的地方，用語還是與人為善的，許多人在文章裏還尊稱馬寅初為“馬老”;當時的報刊不僅發表了批評《新人口論》的文章，同時也發表了進行反批評的文章，並沒有出現“以力壓服”的現象，即便是康生與陳伯達的加入，也隻是以平等的學者身份而非以官員身份加入批評隊伍的，況且當時馬寅初的職務並不低。對《新人口論》的批評與反批評從1957年一直延續到了1960年，這一事實正好說明，當時是認真貫徹了毛主席提出的“雙百”方針的。當時《人民日報》的社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學術批判是人民內部矛盾，在批判的過程中，應當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讓不同的意見都能得到充分發表的機會。真理是愈辯愈明的。”
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的1979年7月23日，北大黨委向中央呈送了《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其中寫道：“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完全是為了控製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為黨獻計獻策，不料他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之心，卻遭到陳伯達、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曆史的發展證明：中國批了一個馬寅初，人口增長了六億。”1979年8月5日，發起“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光明日報》，發表了記者朱相遠的報道《錯批一人，誤增三億》，從此這一說法不脛而走。1979年9月，北大黨委為馬寅初“平反”的報告得到批準，而且在1982年馬寅初逝世後新華社所發的新聞通稿裏，還高調評價他是“我黨真摯諍友”。用“平反”馬寅初來詆毀毛澤東時代，把馬寅初當作曆史轉折的標誌人物之一。1979年-1982年對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的高調宣傳，迎合了鄧小平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出籠。計劃生育是鄧小平時代的1982年9月被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2月寫入憲法。從此之後就一瀉千裏不可收拾。有必要戳穿的謊言,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人口為5.4億，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被批判的1957年人口為6.5億，何來誤增三億? 何其荒謬迫不及待誤導人民為計劃生育開綠燈!而此後對中國百姓造成傷害何其慘其多。
毛澤東時代考慮人口問題同樣離不開辯證法。某些人總是拿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來汙蔑毛主席在人口政策方麵的“失誤”。實際上，這句話是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固然是我們的一個不利因素，但毛主席認為“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也就是說，毛主席的意思是將六億人民充分組織起來，就可以發揮“無限的創造力”，變“人多”的客觀不利條件為有利條件，並不是要鼓吹“多生”。在舊社會的農業中國，經濟來源主要靠勞動力，重男輕女還不是為勞動力。加之天災、瘟疫、醫療水平低下，新生兒死亡率很高，因此形成了“早婚早育、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等傳統觀念。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城市工人實行八級工資製、工廠兜底工人社會保障; 農村則由人民公社集體統一安排，無後顧之憂，這就為破除傳統觀念、為勞動人民的生育提供了充足的社會基礎。1965年，毛主席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基層的醫療條件迅速改善，節育觀念以及各種節育藥物、器械得以在偏遠農村地區推廣，為大眾生育的選擇提供了物質條件。1982年以後，一胎化政策的強製實行，資本家權貴有錢人除了不願生外強製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多數百姓, 由此帶來的生育率低, 老齡化, 養兒防老也又該複辟了。
馬寅初連娶2妻生8孩子。馬寅初在19歲那一年，經由父母介紹，娶了同鄉一位名叫張團妹的姑娘。張團妹後來改名張桂君，她為人善良，通情達理，婚後第二年就為馬寅初生下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後來不幸早夭。1907年，從北洋大學畢業的馬寅初被保送到美國耶魯大學讀碩士，第二年，張桂君又為張家生下一個女兒，取名馬仰曹。1917年，馬寅初回到家鄉，父母因盼望他延續香火，又為他娶了一個名叫王仲貞的13歲小姑娘，王仲貞小馬寅初22歲，但為人通情達理，先後為馬家生下兩兒兩女，使馬家的香火得到延續。就這樣，加上張桂君為馬家生下的3個女兒，以及一個早夭的兒子，馬寅初一共有8個孩子。提出“計劃生育”的馬寅初自己卻有八個孩子，人們一直因為這件事詬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