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盛世時代不反文革才怪

娼妓盛世時代不反文革才怪

 

 

今天讀到《浙江 3 個月 18 萬人嫖娼被罰》的新聞, 近日有網友在社交網站上發帖表示，在浙江政務服務網上搜索發現，浙江近三個多月有 18 萬多條關於賣淫嫖娼的行政處罰案件結果，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

 

娼妓，又稱妓女、婊子、窯姐，是一種以提供陪伴及肉體服務為主的行業。娼妓業自古有之，為各朝各代的達官顯貴或獻出自己的身體，或獻出自己的歌舞才藝，隻為博君一笑，贏得錢財。中國曆史上第一家官辦妓院，名叫“女閭”。被稱為青樓始祖的是春秋時期的名相管仲，也稱他為中國設立"紅燈區”的第一人。為何管仲在娼妓業有如此高的名號，原是他建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家官辦妓院，名叫“女閭”。管仲因為允許娼妓公開營業，照章納稅，不再偷偷摸摸，所以娼妓們尊管仲為“保護神”。娼妓中的主要角色以女性為主，即以賣淫為業， 以肉*體換取金錢的女人，稱為妓女。這些妓女們身處社會的底層，受到方方麵麵的剝削和壓迫，生活極其悲慘。如果遇到生病或者其他災厄，她們更是苦不堪言，有時甚至連性命都沒有保障。

 

民國時代的娼妓數遠超曆史上任何時代,    妓院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是盛行的。從清朝到新中國成立之前，蔣介石統治集團由直接經營妓院改為向妓女抽收娼稅，清朝政府時期納稅給宮廷的叫“公娼”，公娼和妓院受到法律的保護。後來到了民國時代的蔣介石統治時代，又出現了所謂的“花捐”，成為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項財政收入。

 

國民黨政權覆滅前夕，娼妓數目遠遠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以上海為例，解放前夕，僅登記在冊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近1萬人。實際上，妓女的數目應在12萬人以上。民國期間的北京八大胡同,  許多家妓院集中所在地，儼然就是一個銷金庫和各種利益的買賣場，在國民黨許多高層看來，這是一個好生意。

 

民國末年，三等妓女每月上交的稅錢是10萬法幣，檢驗費25萬法幣，每接一次客是10萬法幣，老板要從中抽走9萬。而在四等妓院，很多老板根本不給妓女錢。因此，每個三等妓女每月至少賣身35次，才剛夠交政府的錢。那當時的物價是怎樣的呢?  一斤豬肉就要賣到25萬! “人肉竟比豬肉賤。”這是對民國末年妓女境況最慘痛的描述。“禁娼”，在舊社會是不可能做到的，雖然社會輿論中曾興起過類似的動議。但私有製社會的性質決定了是不可能改變的。

 

新中國成立首先在北京的妓院，一夜間就被查封。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國人民，自然包括處於社會底層的妓女們。新中國一成立，立即通過政府的力量著手蕩滌舊社會遺留下的汙泥濁水，使成千上萬的婦女不再受這種罪惡製度的摧殘和淩辱。

 

早在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後，人民政府就下令封閉妓院。隨後，吉林、蚌埠、南京、杭州、天津、西安、南通、南昌、青島、上海、武漢等城市也先後封閉了妓院。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封閉妓院的決議，當晚即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執行。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親自指揮了這一行動。晚8時許，羅瑞卿部長下達了“執行”命令，200多輛摩托車和50多輛吉普車分載著幾百名公安幹部和戰士，向北京各妓院開去。八大胡同，這個幾百年來北京的花柳巷，被全副武裝的戰士包圍。

 

可在查封妓院的過程中，一些當班的見著解放軍進來，竟一點兒不害怕，手裏攥著一遝票子就往領頭幹部兜裏塞。我們的解放軍幹部推開那隻賄賂的手，嚴肅的說：“請大家配合，我們是來封閉妓院的。”足見當時共產黨幹部的清正廉潔和對封閉妓院所下的堅定決心。

 

公安幹部把妓院老板們集中起來，向他們莊嚴宣布：從現在起，妓院封閉了。經過一夜的行動，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閉，妓院老板、領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多個妓女得到解放。

 

北京市封閉妓院的決議指出：“妓院乃舊統治者和剝削者摧殘婦女精神與肉體，侮辱婦女人格的獸性的野蠻製度的殘餘，傳染梅毒淋病，危害國民健康極大。”

 

決議對老板、領家等采取審查處理的辦法。罪大惡極者依法懲處;罪輕而願意改悔者，允許坦白認罪，給以自新之路。沒收他們剝削妓女積累起來的財產，作為救濟妓女之用，使他們受到法律的製裁，以後再不敢為非作歹。

 

對於妓女，則采取改造思想，醫治性病，指導她們從事生產的方針，這就是要喚醒她們的自覺，轉變其思想，使之成為健康的人，靠勞動吃飯的人。

 

這次行動結束後，妓女們被分別安置在8個教養院裏，進行改造。

 

第二天，《人民日報》即發表評論文章宣告：從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絕跡，妓女解放。

 

社會主義將鬼變成人! 有一部影片《姐姐妹妹站起來》正是講述新中國成立後改造妓女的故事。飾演老鴇的李淩雲，時常想起自己曾經的遭遇，便痛哭不止。她以前叫妓女，後來叫學員，後來叫演員，她在後來的生活裏，才真正感受到了什麽叫人格，什麽叫尊重。

 

她們接受學習開始勞動，她們感受到了尊重，她們懂得了反抗，也感受到了活著的意義。過上了她們從前做夢都不敢想，卻又日日夜夜向往的生活。她們中的很多學員都結婚了，還有的回家和家人團聚，有的去了醫療隊，有的進了藝術團，還有的進了工廠……

 

新中國改造妓女采取的是治病救人的方針，並不是一味地關押，而是進行思想改造和勞動改造，教給她們在新中國生存的技能。這才是真正的解放妓女!

 

當然，這也離不開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確立的一整套合理公平的社會製度——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製度，從根本上杜絕了娼妓業的出現。

 

曆史一次又一次證明：一個好的社會製度能使鬼變成人，而一個壞的社會製度卻使人變成了鬼。

 

禁娼的口號早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就喊過，可結果卻是不了了之。而解放後，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卻雷厲風行開始了禁娼行動。如此鮮明的對比，足以見得究竟誰是真正要去解放底層受苦受難的老百姓，而誰又隻是說說而已。

 

妓院，不是消滅不了;  貪汙腐敗，也不是消滅不了——關鍵看，是真想消滅還是假想消滅，是真為人民服務還是假為人民服務，到底願意為禁娼投入多少精力，到底願意為反腐下定多少決心?

 

當年，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為了禁娼，迅速組成了由民政局、公安局、婦聯等單位組成了聯合調查組，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對北京的所有妓院進行調查：不光是查妓女，還查黃賭毒，因為這些都是勾連在一起的。

 

“妓女製度和不合理的社會製度是有連帶關係”。這也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和中國的封建王朝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願意和不可能從根本上消滅娼妓的原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地方政府承擔起消除性服務業的責任。一批妓女在從勞動教養所出來後自願報名去新疆與建設兵團的士兵完婚。到1960年代初，這種方法基本上消滅了全國表麵的性服務活動。在成功管製性服務業的同時，性病也幾乎從中國大陸全部被清除。全國29間性病研究機構在1964年被關閉。

 

1978年改革開放後隨著複辟資本主義私有化逐漸實行中國的性服務業也隨之快速的複蘇，跟鄧小平1978年推出的經濟改革緊密相連。根據不完全統計，即使在全國性的打擊活動下，性服務活動的比例仍然在1982年之後逐年上升。從1989年到1990年，有243,183人涉嫌性服務活動遭到逮捕。官方統計大概隻及實際牽涉人數的25%到30%。與此同時，性服務業涉及的經濟利益越來越龐大，就業人員大約有1000萬，涉及的消費每年大約1萬億人民幣。由於2000年的警察行動，有中國經濟學家估計，失業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費降低，中國GDP因而減少了1%。

 

警察行動中的性服務相關拘留人數 (1983-1999):

 

年份 與性服務相關拘留人數

 

1983年          46,534

1989－90年 243,183

1996－97年 大約 250,000

1998年         189,972

1999年         216,660

 

中國大陸性服務業的複蘇始於東南沿海城市。但至少從1990年代早期開始，性服務業已經由沿海傳播到內地，甚至一些偏遠落後地區，如貴州、雲南和西藏。1980年代間，一個典型的性服務者通常來自相對偏遠的地區，比如四川、湖南和東北，她們通常是教育水平較低的年輕女性。近十幾年來，有人認為大部分從事性服務業的女子是自願的。性服務潛在的好處，比如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有機會進入上層社會、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都成為從業者放棄其他工作的原因。官方媒體也開始關注涉及性服務的一些城市居民，尤其是一些大學女生。與此同時，社會上似乎也有更多的人開始接受性服務活動。在1997年的一項研究中，46.8%的北京本科生承認曾經考慮過接受性服務。在需求方麵，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性別不均也促進了性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很多性工作者遠渡重洋去海外淘金，如據日本警察廳的公布，在2002年檢舉的非法賣淫外國人1338人中，中國大陸籍為687人，韓國人311人，泰國102人，菲律賓90人，哥倫比亞59人，臺灣籍43人，其他國籍46人。

 

性服務業通常與低層政府官員的腐敗相聯係。很多地方官員認為，性服務業是娛樂事業，鼓勵性服務業可以帶動旅遊和接待產業的發展，繼而使經濟和稅收顯著增長。有時，高檔賓館提供性服務的事件，警察會牽涉其中，不是參與營運，就是接受賄賂。政府腐敗也會以一種非直接的方式涉及其中——濫用公共資金來支付性服務的消費，即上文所說的“以權謀性”和“以性謀權”。

 

在性服務行業中，從業人員對女性性工作者使用暴力，強迫賣淫並非個案。犯罪組織現在經常將婦女運往中國或運出中國，迫使進行性交易活動，有時甚至先將女子輪奸以達到目的。北京如家和頤襲擊事件中，賣淫業者在公眾場合無所顧忌地使用暴力挾持、綁架女性。

 

除了與性服務行業直接相關的暴力活動之外，越來越多的性服務者在被人偷竊財物時受到身體上的攻擊甚至被謀殺。中國社會對性工作者，特別是男權社會對女性“貞操”的片麵灌輸，使得社會整體對女性性工作者持有蔑視的態度，將她們視為可以公開侮辱的對象。在中國各地普遍存在的鬧伴娘習俗中，對擔任伴娘的女性進行公開的性騷擾、非禮、猥褻等行為是被許可的。而以女性性工作者擔任伴娘，亦是慣例。女性性工作者除遭受社會歧視外，“卑賤”的地位亦使她們成為暴力犯罪首選的目標之一。北京攪拌車司機華瑞茁因戀愛失敗，選擇賣淫女作為報複對象，在1998年7月到2001年6月間先後殺害14名賣淫女。據統計，1995年至1998年的三年間，僅沈陽一地，就有90多個性工作者被以殘忍手段殺害，且每年呈上升趨勢。1999年5月30日，北京石景山區趙連榮，僅僅因為懷疑鄰居合租房屋的8個外地少女是性工作者，就將8個少女全部刺死，稱自己的行為是“殺盡天下惡人”。同時也有更多犯罪活動，尤其是針對嫖妓的男性進行偷竊、詐騙或者賄賂公務員等。

 

中國法律中，未滿十四歲的女童無性同意能力。自1980年代以來，各地不滿十四歲女童自願或被強迫、引誘賣淫事件此起彼伏。男性嫖客出於處女情結、自認幼女女童未感染性病，特意選擇嫖宿女童。中國權貴和官員通過“買處”占有女性初夜，業已成為普遍現象，並演變為針對未成年少女的性侵和強迫賣淫。競有學者認為嫖宿女童比奸淫女童的社會危害程度及女童受損害程度要小的觀點,  1997年，中國法律從強奸罪中分離嫖宿幼女罪，承認女童“事實上”有表達性同意的能力，假定女童為“雛妓”，強奸者為“嫖客”。此罪名的設定引發中國社會輿論爭議。2015年停止使用該罪名。

 

中國大陸也出現了與越來越多的“海洛因妓女”，她們的毒癮通常來源於國際及國內的毒品活動。性傳播疾病與性服務同一時間複蘇，兩者間的關聯是不言而喻的。專家擔心性服務在中國會像泰國、印度，成為HIV的主要傳播途徑。

 

在中國性服務業作為地下經濟發展,  性服務相關活動可以根據類型、交易地和價格區分。性工作者的背景廣泛，來自社會各個階層，通常為女性，但也有男性。性服務業是不符社會主義法例架構的。但是賣淫人數海量，情況普遍嚴重。世界衞生組織2003年報告指，中國官方估計有600萬名性工作者。給了個官方學名"性工作者"就能改了娼妓，又稱妓女、婊子、窯姐的名聲嗎?  特色政府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製度嗎? 

 

從娼妓的興衰看中國近代的變化中,  特色政府時代的娼妓前所未有的排在首位,  諶稱娼妓盛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