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有能力有決心組織起來

農民有能力有決心組織起來

作者: 金寶瑜

台灣“批判與再造社”出版的金寶瑜新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在此階段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會主義社會中始終存在一股試圖複辟資本主義的力量。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前進和後退的鬥爭一直在發生。

金寶瑜老師不忍見中國曾經獲得的革命成果付諸東流，在八十餘歲高齡、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之際，寫就《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書，欲以曆史為鏡鑒，警醒當下之民眾，可敬可佩。

金寶瑜：為什麽要寫這本書？——《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後兩條路線的鬥爭》

第一部份：農業發展的兩條路線鬥爭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與土地改革(二)

毛主席的偉大之處很多，他最偉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堅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試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國發動革命？中國人民麵對著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由美帝支持的國民黨，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隻看軍事力量的對比，誰能相信小米加步槍的人民軍隊可以戰勝他們？毛主席看到在農民參加了革命後，他們已經不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他們經過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已經成為革命戰士。在革命戰爭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國人民可以戰勝帝國主義，而且認為中國人民一定會戰勝帝國主義。在農業發展上，毛主席同樣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對農民的認識是從他的革命實踐中得到的，從毛主席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對農民組織的能力和他們的戰鬥決心非常佩服。農民有能力有決心組織起來與地主對抗，當然他們也會有能力和決心組織起來改造他們的生產條件，全心全力地，為改進他們和他們後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經過集體化，農民完全可以克服作為小生產者對他們的局限。

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成功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製度，不管是在規模上，還是在速度上都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後，雖然農民擁有一小塊土地，極少的生產工具，因此，在缺乏農具和農村基礎設施蕩然無存的情況下，隻靠農民個體的力量生產是無法提高的。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正是因為毛主席對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認為當農民組織起來，通過集體所發揮的力量將是其大無比的。無論是中國的解放戰爭的勝利，還是中國農業集體化的成績都證實了毛主席是對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國人都是農民，在封建製度下，他們從早到晚辛苦耕耘養活著中國這大塊土地上的人，但是卻被“知識人”看成是最無知、最愚蠢的人。舊社會的“知識人”不會去想，農民之所以無知是因為他們生產的剩餘都被抽走去養活統治他們的官吏和士大夫了，農民不但沒有任何剩餘可以用來提高他們的知識和文化，更是連飯都吃不飽。但是毛主席卻從來不從“知識人”的視野來看農民，他相信農民，他相信中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農業集體化的成績再一次證明毛主席是對的。而走資派則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們從來不相信人民，他們把中國最勤勞的農民汙蔑為“懶漢”，他們認為隻有用“三自一包”把農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戶，農民才會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在整個農村集體化的過程中，都是兩條路線鬥爭。在農民中，貧農和下中農是最支持集體化，上中農和富農是反對集體化的。貧農和下中農占農民大多數（60%到70%），他們隻擁有一小塊貧瘠的土地，生產工具缺無，在這樣的條件下要他們獨自發展來增加生產是極為困難的。上中農，特別是富農擁有較多的土地和生產工具，他們若是單幹，可以雇用農工來增加生產，增加積累，以便購買更多的農具，也可以購買更多的土地來擴大再生產，他們是可以通過單幹來發展生產的，因此，他們反對農業集體化。在農民裏，中農則是持觀望態度，他們要看集體生產是否能增產再決定是不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根據具體的情況作出了重要的政策決定。首先，農業集體化一定要在農民自願選擇下進行，隻有這樣才會有穩定的基礎，其次，在進行集體化時，政策要堅持依靠貧農和中下農，爭取大多數的中農。因此，集體化一步步進行中，增加生產變得極為重要，不但要增加生產，而且要在很短時間內（一年或兩年內）能夠增產。當大多數中農看到集體可以增產的優越性而決定加入時，集體化就基本成功了，因為在大家都入社後，富農就是有田、有農具也雇不到農工了，因此，他們即使不情願，也隻好參加了。

農村集體化從合作組開始，經過初級社到高級社，再到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個三級所有的農村集體組織，生產隊由約15到30家農戶（1962年平均24.9戶）組成，是三級所有製中最基層的一個核算單位。生產隊擁有土地和簡單的生產工具，每個生產隊由組成的農戶選出他們的生產隊長，生產隊長不脫產，他（她）負責籌劃每年農作物的生產，勞動力的安排，和產品的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後，每個生產隊還有一個不脫產的赤腳醫生。生產隊要從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繳付國家稅，再拿出一部份作為公積金（交給公社用來添加農具和其它的投資），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給公社用來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後再從收成中給每個人留出口糧（按年齡和工作強度來決定），最後剩下來的部份根據每個社員的工分（出工的日數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給參加生產的人。在生產隊之上是生產大隊，大隊相當一個村的大小。1962年每個大隊平均有7.9個生產隊。再上層就是人民公社，約一個鄉的大小。1962年平均每個公社有9.4個生產大隊。

生產大隊有比較大型的農機，供給大隊的隊員使用，大隊還有用來為穀類加工的機器（像脫穀機和磨粉機）和一些便利隊員的設施（像縫衣機等），大隊還設置了豬和各種禽類的畜養場，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隊辦了自己的工廠。人民公社則是農村主要的行政單位，它負責管理農、工、商和所有社員的教育和醫療保健，以及為貧困和沒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還有自己的民兵，負責自衛。人民公社負責向生產隊和大隊收稅，繳稅給國家，負責用公積金購買較大型的農機和修建各種農田基本建設。一般較大型的灌溉建設，人民公社無法負擔，因此，由國家與人民公社合作，國家負責資金，人民公社提供勞動力。

中國解放是建立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的，解放戰爭時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是農民參與武裝戰爭。戰爭勝利完成解放後，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結束了幾千年來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時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毛主席說土地改革後，中國的農民已經不再滿意於隻擁有一小塊土地，工農聯盟必須要建立在一個新的物質基礎上，這個新的物質基礎就是增加農業生產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時期，通過農業集體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國家的關係，在發展農業和農村下，建立了新的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從而鞏固了工農聯盟，在勞動人民緊密聯盟下，支持社會主義的發展路線。

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完成後，工人和農民在這個新的基礎上進一步結成聯盟。集體化防止了農村的兩極分化，增加了農業生產。如果沒有集體化，中國的農村一定會再次經曆兩極分化，再度出現富農、中農和貧農，那麽工人要跟誰去聯盟呢？除此之外，在集體化之前，隻有富農家裏有多餘的糧食，他們將糧食賣給城市裏的糧商，因此，造成富農和糧商之間聯盟的機會和條件。為了防止農村富農和城市糧商之間的聯盟，中國政府在1953年時，成立了糧食和棉花的統購統銷製度。在統購統銷的製度下，政府直接向農民收購糧食和棉花，再將它們供給工業和消費者，這樣就堵死了富農和城市商人之間的聯盟。中國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社會主義路線取得勝利。難怪到六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為地主和富農叫冤。

中國農民在長久曆史上並沒有集體合作耕種的經驗，集體化能夠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路線和正確的領導，包括共產黨堅持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的政策；另外就是中國農民對共產黨的信任，還有一個成功的原因是農村的幹部所作出的貢獻，這些不久之前才從戰場上退下來的農村幹部，從來沒有過帶領農民進行集體化的經驗，但是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貧窮農民的家庭，他們對貧窮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和關懷，他們憑著自己的階級立場和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盡他們所有的力量來組織農民，完成黨交給他們的任務，土地改革之後，他們再一次完成曆史給予他們農業集體化的使命，在集體化完成後，這些基層農村幹部，繼續帶領農民與自然搏鬥來發展農業。

農業集體化後，全民所有製與集體所有製建立起關係，即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之間的關係，也是農民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工農聯盟是最重要的策略。在工業化程度尚低的中國，雖然在解放後，產業工人的人數增加得很快，但是產業工人在整個勞動人口中還是占少數，而農民則是勞動人口的大多數，因此，隻有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勞動人民才能取得向社會主義邁進的可能和勝利。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在工農聯盟的策略下，不能隻照顧工人階級的利益，必須照顧到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

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在工業化起步時，發展的資源必須來自農業。差別在工業有了發展之後，發展的剩餘是否回饋給農業。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因為工業的投資利潤高，回收快，所以社會的剩餘會投向報酬高和回收快的工業，這就是為什麽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農業的發展因為投入少，要比工業發展慢得多。那麽在今天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農業發展缺少資源就更明顯了。在落後國家的發展（其實是不發展）過程中，社會的剩餘一部份被帝國主義國家抽走，而農村農業的剩餘更進一步被城市的工業抽走，所以農業無法發展，農業的停滯與凋謝，造成農村的落後和農民的貧困。在六十年代時，美國還有一些經濟學家研究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他們想說明和解釋這些國家不發展的原因，他們其中一些人指出，落後國家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國家將所有的剩餘都投向工業，而它們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缺少有機的聯係，因此，即使工業有些發展也帶動不了農業的發展，造成城市與農村之間各自孤立存在著，他們把這樣的結果稱為“二元化”的經濟，其實“二元化”的經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這些經濟學家也提不出解決的辦法，到了七十年代之後，經濟發展這樣的課程也就在經濟係裏消失了。

隻有在社會主義下，社會的剩餘要投在哪裏不再靠市場來決定，而是靠國家的計劃，國家通過計劃來調配社會的剩餘資金。在第一次五年計畫（1953-1957）中，可用的剩餘資金稍向工業傾斜，就造成農業對工業原料供給和對都市消費供給的緊張。毛主席在《十大關係》中指出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以及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的關係，毛主席指出中國雖然要將發展的重點放在重工業上，因為重工業是生產生產工具的基礎，但是不能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發展了輕工業和農業才能保證工人和農民的生活資料的供給和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給。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確定了工人和農民之間互利的經濟關係，這就是工農聯盟的物質基礎。在毛主席寫了《十大關係》的論文後，具體的經濟政策就是雖然重工業的發展重要，但是不能過分注重重工業而忽略了輕工業和農業。《十大關係》說明了農業發展的重要，也就是雖然最初的工業發展要向農業吸取資源，但在取得一定的發展後，資源必須要投向農業，在計畫經濟下，國家可以特別注重對農業所需的工業品的投資。

社會主義時期中國的工業和農業之間維持著彼此支持的密切關係，農業的生產為工業提供原料和工業品的市場，為都市人提供生活資料。工業為農業生產提供農需的工業產品，主要的有化肥、殺蟲劑、除莠劑、各種農機和發電，以及灌溉的各種機械。國家計劃逐步提高對這些農用工業產品的投資，並且逐步降低這些農用工業品的價格，以便人民公社和大隊可以有能力購買。到後來農村工業發展時，城市全民所有製的工業將比較過時的機器轉給農村的工廠使用。在此之外，國家更逐步提高在農業基礎建設上的投資，因為建設大型水利係統，像大型的灌溉渠、蓄水池和水壩等，費用龐大，集體無法承擔，都是由國家投資。國家掌握著工業生產剩餘的全部，這些剩餘就用來投資在工業的擴大再生產和農業及的發展與農村的建設。從表一中的數字可以看出國家如何用實際的資源分配來鞏固工農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