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條主義是不會成事的

教條主義是不會成事的

 

 王明：教條主義  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教條主義必須休息”

 1935年10月後，毛澤東率紅軍到達陝北，勝利結束長征，陝北成為中國革命的第二個落腳點。此時國內形勢已十分嚴峻，倭寇不滿足於東北和華北，準備對中國由蠶食而鯨吞。中國存亡續絕之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蔣介石不會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教條。趁紅軍立足未穩、喘息未定，命中央軍胡宗南部，東北軍張學良部，西北軍楊虎城部，西北青甘寧馬家軍部，晉綏閻錫山部、榆林鄧寶珊部，幾十萬大軍團團圍困，步步為營，意欲一舉撲滅紅軍。強鄰環伺，萬裏長征剛剛落腳的3萬疲憊紅軍麵對強敵，毫無懼色，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敲山震虎，幾戰而令各路敵軍貌合神離、逡巡而不敢進，並與張學良、楊虎城、鄧寶珊等幾位愛國將領達成互不進攻協議。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中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隨後又放棄了“反蔣”口號。1936年12月，黨按照“逼蔣抗日”的方針，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及後來的“盧溝橋事變”，共產黨以智慧促成了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形成。1937年八月，洛川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把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族的抗戰。
   
1937年11月，共產國際派以王明為共產國際代表，回國指導工作。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王明等人乘飛機到達延安。又一次迎接“欽差大臣”，毛澤東等人非常高興，認為是“昆侖山下來的神仙”、“喜從天降”。王明回國是共產國際的決定，是來“幫助黨”的。回國前，斯大林與他們談話，特別強調了統一戰線的作用，明確主張，中共不要害怕會被淹沒在民族解放鬥爭的汪洋大海裏。季米特洛夫也對他們談到，可參照西班牙、法國的經驗，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口號，爭取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王明不僅帶著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而且回國前還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當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時間，毛澤東、張聞天、王明，人們已分不清誰是中共的最高領袖了。
   
王明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冒險主義曾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黨中央占統治影響。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 推行不切實際的“城市中心論”、“進攻路線”、“武裝保衛蘇聯”，對抵製懷疑他們錯誤的同誌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給各大蘇區造成毀滅性損失，中央蘇區損失百分之百，白區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王明的錯誤政策集中表現在他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中。 “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王明回國，以中共唯一理論家自居，又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獨霸了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他引經據典，“言必稱希臘，死不談中國”，馬列主義教條隨口而出，人稱 “駁不倒”，代表國際“宣達聖旨”，攻擊毛澤東製定的中央路線。我黨真懂馬列主義的並不多，一下被唬住了，中央許多領導深以為然，一大批政治局委員重新聚合在王明周圍，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路線。幾處倒退到遵義會議以前。毛澤東又開始被孤立，其它可以相忍以讓，但對持久戰、遊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毛澤東始終堅持到底。毛澤東決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馬列主義來批叛王明的教條主義、洋八股，開始如饑似渴地深研馬列主義書籍。     

毛澤東在延安繼續研究他自己的理論，準備駁倒王明。從王明1937年11月歸來起，直到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才在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 
     
為什麽毛澤東會感到孤立呢？為什麽在經曆了反對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在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過程中的錯誤路線之後，這一次又出現了多數領導人對王明的支持呢？根源還是在於教條主義的深刻影響。中央領導裏仍然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成員為主。雖然經曆過這麽多血的教訓，許多人已經轉變過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黨內教條主義這一土壤不清除，錯誤路線就還會不斷地滋生出來。
     
王明和劉少奇等抽空具體曆史時空條件和環境，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隻講聯合不講鬥爭；反對放手發動群眾，擴大抗日民族武裝，反對地方不服從中央，八路軍也要接受蔣介石的指揮，建立真正統一的軍隊，即統一指揮、編製、武裝、紀律、待遇、作戰計劃和作戰行動。沒有統一的國防軍和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放棄獨立自主的原則，合二為一；遊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人民群眾，正中蔣介石分共、溶共的下懷，實質上等同於不要搞革命，不要搞鬥爭，不要無產階級領導權，自廢武功，依附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明顯是投降主義而王明卻不自知。
     
王明也是主張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但不是認真研究黨在此之前所作出的決策是否符合實際，不是把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而是將共產國際的指示當做批評黨的決策的尚方寶劍。批評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以來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犯了錯誤，如對國民黨態度有錯誤；強調獨立自主，妨害了統一戰線；宣傳工作中還有黨八股，如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的宣傳等。
   
王明去抗戰臨時首都武漢負責長江局工作。因有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他藐視中央，淩駕於中共中央之上，多次冒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文章和演講，有正確的，更多是不正確的。事前不請示，事後還對抗，嚴重破壞了黨的紀律。由於王明的幹擾和影響，一些地方的黨組織如新四軍沒有集中力量在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埋下了皖南事變的伏筆；在城市，他隻注意上層的統戰工作，並要地下黨公開活動，結果暴露了黨組織，使黨的工作處於被動狀態。
   
鑒於王明的言行造成的嚴重分歧和混亂，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建議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但由於大部分中央同誌反對，毛澤東的提議竟沒有獲得通過。中央決定派任弼時赴莫斯科（王稼祥因治傷先期到達蘇聯,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離開莫斯科時，王稼祥剛剛手術後身體才複原，就被命令接替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的工作。王勉強同意並要求中央派另外的人去接替他。任弼時到莫斯科後替換王稼祥，成為中共駐國際的新代表），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的情況，以加強相互間的了解。王明依然在武漢滔滔不絕地宣讀共產國際的主張，與此同時，毛澤東則是在認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實際問題，並提出對策。在係統總結土地革命時期形成的軍事理論基礎上，毛澤東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 任弼時到莫斯科後，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報告。王稼祥也作了發言。毛澤東同誌的威信已使共產國際的最高領導人信服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會後決定任弼時留在共產國際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國前夕，約請他和任弼時談話，認為中央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明確肯定和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共領導人，認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毛澤東同誌是中國人民的領袖。  在30年代的早期，王和任都是“王明路線的追隨者”，但30年代末他們都支持毛澤東。王稼祥回國後，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
   
直到30年代中期，在黨內還存在著一個壞的習例，無論什麽時候黨內意見不同及發生激烈爭論，就要請示共產國際裁決，這種事情持續到1938年王稼祥回來後情況才發生變化，因為共產國際已經承認毛澤東應該為中共領導人了。同時正因為毛澤東成為了中共領導人，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才成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政黨。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
   
莫斯科的歸來和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六中全會召開的主要原因。中央發電通知王明參加六屆六中全會，王明自視甚高，開始不服從，反而要毛澤東、黨中央到他所在的國民黨統治地區武漢或西安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如此私心自用，幾乎等於給蔣介石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的天賜良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這也是自1928年六大以來規模最大和時間最長的全會。在55位代表中，有12位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明、張聞天、項英、秦邦憲、康生、王稼祥、彭德懷、劉少奇和陳雲，另外其他5位中央委員關向應、張浩、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和30多位軍政和中央部屬代表參加。在中央最高級領導人之中隻有三位缺席：任弼時(在莫斯科)、鄧發(在新疆)和何克全(凱豐)。其他人，如周恩來、朱德、王明等沒有全部參加全會的各次會議。
   
六中全會是中共曆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它甚至可能比遵義會議還重要。遵義會議隻是清算了王明的幾個支持者的錯誤思想，而六中全會則徹底戰勝了王明本人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在會上用王明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詞語，重申了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批評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方針，分條析理地指出王明等人離開中國特點、抽空條件和環境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脫離實際，是教條主義。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為了克服教條主義，毛澤東號召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列主義。提出了擴大黨內民主和加強紀律。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用王明等人自己的論據將王明等人的理論謬誤批得原形畢露。如毛澤東在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時針對王明提到的法國經驗指出：“聽說法國共產黨曾經提出過這個口號，那是因為法國有了各黨的共同委員會，而對於共同決定的綱領，社會黨方麵不願照做，依然幹他們自己的，故共產黨有提此口號以限製社會黨之必要，並不是提此口號以束縛自己。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國民黨的方針是限製我們的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隻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六中全會還結束了自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後就開始的、黨內領導者之間的十二個月的爭論。但是王明依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他仍為黨的統戰領域的領導人，與中共代表團一起留在重慶有一段時間，並繼續發表他的文章。在黨的七大和八大上，他依然是中央委員。中國革命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受到來自教條主義的幹擾，直到延安整風運動，徹底結束了教條主義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開始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洋八股廢止了，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毛澤東思想橫空出世。
   
建國後，王明主持製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1956年王明請假去蘇聯，從此一去不返。八大時，秉承“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原則，毛澤東仍親自提議讓他繼續擔任中央委員。王明對毛澤東至死不服，到蘇聯後得到赫魯曉夫的支持，專門攻擊中共。王明本打算寫一本批毛澤東思想的書，為自己的錯誤路線翻案，未完即亡。王明的錯誤，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終站在別人的立場來看中國，為別人考慮的太多，為我們自己考慮的太少了。以別國利益為中心利益，以別國目標為中心目標，以別國指示為最高指示，所以他不會銘記於中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