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海歸派的肅反對象是毛澤東

蘇聯海歸派的肅反對象是毛澤東
   
   
1929年夏天後，蘇聯海歸派、“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陸續回到國內。1931年1月7日，在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九人補進了中央政治局。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27歲青年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實際掌舵人（掛名總書記還是向忠發）。王明將“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一些人派往各蘇區當“欽差大臣”，賦予他們推行其極左路線、生殺予奪的極大權力：王稼祥、楊尚昆和王盛榮，被派到中央蘇區，陳昌浩、沈澤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據地……6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黨中央險被一網打盡，從此共產黨對叛徒深惡痛絕，絕不手軟，為了肅清內部的反革命及其苗頭甚至傷及自身。上海無法立足，王明重新赴蘇聯前 “任命”博古為接班人，總管臨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員、中央代表、“二十八個半”控製了從中央到各根據地的大權。他們推行的對敵鬥爭的路線策略錯得一塌糊塗；他們對自己的同誌“殘酷打擊，無情鬥爭”的肅反讓人聞之膽寒。
   
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肅清“AB團”，是在1930年5月，由贛西南特委領導。李文林赴上海中央，全盤接受“立三路線”。隨之，肅反運動由白區而蘇區、由黨外而黨內、由地方而軍隊迅速展開，到6月下旬，在中央蘇區已相當普遍，9月進入高潮。由於迷信中央錯誤路線贛西南特委和湘贛邊特委領導人在肅反運動中貫徹李立三路線，蕭克、李韶九的在軍內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亂捕濫殺，把肅反簡單化、擴大化，李韶九甚至曾懷疑毛澤東是“AB團”。 他們對毛澤東關於紅軍軍事戰略、政治鬥爭等路線、政策進行了係統的批評。毛澤東所信任的領導骨幹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為湘贛邊特委(後為西路行委)所錯殺。大搞“逼供信”終於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李韶九等根據供詞，認為贛西南特委等實際也為“AB團”控製。當肅反肅到自己的頭上，他們就發動了富田事變。段良弼、謝漢昌、劉敵等拉部隊倒戈到河西後，在永陽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下令通緝曾山、陳正人等同誌，還以假行省、行委、省蘇的名義，通過各地方黨部及蘇維埃機關，對紅軍實行封鎖，並派遣專人到處濫造謠言，蠱惑民眾，企圖使紅軍同民眾隔絕，使我第一次反“圍剿”歸於失敗。
   
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種無恥方法，捏造假信，妄圖挑撥毛朱彭黃的關係。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黃、滕等挑撥他們和毛澤東的關係。他們以毛澤東的名義偽造假信給古柏，要古柏逼AB團分子招供出朱彭黃滕是“AB團主犯”，“以便早日捕殺”。以此挑撥一、三軍團關係，被彭德懷當眾揭穿。又以同樣的方式用毛澤東同誌名義寫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總司令那裏。信的內容是說朱總司令怎麽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簽名。這下就露了馬腳。朱總司令一看，就說毛澤東同誌寫信從來不用英文簽名，這是個陰謀。於是把這封信公開了。 在“富田事件”解決後，1930年12月中旬的黃陂會議，毛澤東糾正了當時肅反擴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時廢止一切肉刑的條例，提出了反對逼供信和注重調查研究。毛澤東還親自找了幾個被打成AB團的人問話。問他們： ‘你們的出身都好好的，為什麽參加AB團？’他們說：‘我們的AB團是打出來的’。毛澤東說：‘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準逼供信”，“要重調查研究”，就是這時提出來的。到了延安整風，就不準搞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了。毛澤東在糾正肅反後，根據李文林的口供，認定不是AB團，很快釋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段起鳳等。然而中央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後，仍然全麵貫徹王明第三次“左”傾路線，在肅反問題上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在所謂紀念“五卅”大會時，分別將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押送各縣處決。這與毛澤東沒有絲毫關係！自這個曆史事實是不容篡改的！
     
就在蘇區中央局做出這個決議的同時，上海中央依然向各個根據地發出嚴厲的肅反指示，連小片的根據地也不放過。“肅反中心論”充斥於各個蘇區。項英等中央代表來中央蘇區後，又恢複肉刑，亂打亂殺沒能製止。 紅一方麵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 事實上，紅一方麵軍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肅反，殺了幾十個；1931年中央代表“三人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來後，殺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張聞天到來後，這個時期，殺了七萬多！
   
 “黃陂會議”被故意湮沒的原因，是為了“證實”“項英、周恩來糾正了毛澤東”這個曆史謊言。事實上，正是上海中央一幹人促發了“富田叛亂”：支持頒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當肉刑輪到自己頭上時，就軍事叛亂！臨時中央一幹人，不但促發了“富田叛亂”，還再次廢除毛澤東多次明令“廢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發了“坑口事變”等多次武裝叛亂。而且，還嚴厲打擊毛澤東在肅反上的“右傾”。
   
 後來周恩來披露內幕：蘇區時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中心關鍵在反毛”這個主題進行的。而當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團”、“富田事件”，何嚐不是“中心關鍵在反毛”？！蘇聯海歸派的肅反對象是毛澤東!
   
鄂豫皖蘇區是僅次於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蘇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蘇區，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少共中央局書記，全權領導鄂豫皖蘇區。陳昌浩、沈澤民從理論和行動上支持張國燾“肅反”密令，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麵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很快，鄂豫皖蘇區創始人許繼慎及周維炯、熊受暄、薑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高級將領被殺害。營連排級幹部被肅掉的更多。許繼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也被秘密殺害。肅反的範圍越來越大，從軍隊擴大到地方。鄂豫皖根據地地方政府領導人被害者更是觸目驚心。後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如鄺繼勳、胡底、曾中生等。而曾中生是建國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家之一，英勇善戰。
     
1932年4月，湘鄂西根據地，“欽差大臣”夏曦推行“王明路線”，開始以“肅反”為名實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殺紅軍、地方幹部達千餘人，師以上幹部27人，都是賀龍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創始人和骨幹。在洪湖地區屠殺基層幹部和群眾達一萬多人。當年8月，夏指揮第二次“肅反”又殺掉一大批人。1933年3月，夏曦結合根據地內“清黨”又開始第三次“肅反”，這次殺掉紅軍數千名幹部戰士，連洪湖紅軍傑出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段德昌，毛澤東詩詞中“我失驕楊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殺了。當年6月，第三次“肅反”未結束，又開始第四次，殺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屬“二十八個半”但不讚成“肅反擴大化”的宋盤銘。經過四次“肅反”，曾經有兩萬多人的紅三軍，下降到三千餘人。
     
1929年底，毛澤東在紅四軍九大上重新成為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建黨建軍思想完全成熟，被各根據地紅軍貫徹執行，紅軍重新煥發了虎虎之威。從1930年至1931年底，毛澤東指揮各路紅軍漫卷紅旗過大關，勢如破竹，先後打破了敵人的“三省會剿”和一、二、三次全麵圍剿，開辟鞏固了中央蘇區。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據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開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被推選為主席。在毛澤東開創並堅持的軍事戰略、土地政策等原則問題上，盡管毛澤東率部取得了空前的軍事勝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還是對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不滿。中央否定毛澤東事實堅持的“鄉村為中心”的革命主張，要求進行城市戰、街壘戰的演習，把戰爭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2年11月初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贛南會議（中央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央代表“三人團” 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嚴厲指責毛澤東開創的方針策略為“狹隘經驗論”、“農民的落後思想”、“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會議撤消了毛澤東在中央局的代理書記職務，轉由項英接任，另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取消紅一方麵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的設置，紅軍統一歸中革軍委指揮。這就是毛開始失去領導職務的開端，首先漸漸失去對紅一方麵軍的指揮權。
     
1931年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正式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圍繞是否打贛州和吉安問題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堅決反對此時攻擊敵人堅固設防的中心城市，要求先奪取敵人薄弱地區，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僅朱德支持。有人揚言拿下贛州再與老毛算帳。中海中央仍堅持“城市中心論”。不點名指責毛澤東。在與毛澤東接觸後，周本已改變了原來主張進攻中心城市的主張，但上海中央指示使蘇區中央局作出決定，周動搖，以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以紅三軍團為主力，出擊贛州，毛澤東則被安排到瑞金東20裏的東華山上一座古廟休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力幾乎被完全剝奪。
   
 彭德懷五十多天攻贛州不克，周恩來派項英請毛澤東下山授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線指揮部，指揮部隊放棄攻打贛州，揮師東征，連下龍岩、漳州，籌資百萬，影響巨大，戰績輝煌，還繳獲兩架飛機，化腐朽為神奇。但中央卻對毛澤東的不滿更加嚴厲起來，張聞天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文，係統批判毛澤東對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勝利而被受罰，咄咄怪事。毛被閑置，僅能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源召開 “寧都會議”。寧都會議上，就前線作戰方針毛澤東與“蘇區中央局”正麵交鋒。周恩來、項英、任弼時、王稼祥、鄧發、顧作霖、朱德一致批評了毛澤東，多個委員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 毫無根據地批判積極防禦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聲言積極進攻，堅決打出去。毛澤東孤立無援，被迫俯首認錯。會議決定將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但周、朱、王認為“毛澤東同誌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未來的戰爭有較在的幫助。”同時多數委員又擔心“毛澤東同誌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果讓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服從組織安排，被完全剝奪軍權，提出了“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離開了紅軍之後，毛澤東到福建長汀的福音醫院進行休養，稍後回後方領導政府工作。當時，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不斷擴大化、頻繁化。寧都會議後，毛澤東處處謹慎行事，嚴防惹禍上身，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他也不主動與他人交往。躲過了這一時期頻繁的肅反，腦袋沒有被砍掉。即使這樣，當時還說他搞宗派主義，羅明、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受牽連。後來毛回憶說：“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麽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誌的麵也沒有見過。後來說在武漢見過，但是，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可能見過沒有談話吧！”1933年1月，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全部遷來蘇區，一來即掀起“羅明路線”，其直接原因是博古剛進蘇區時在上杭見到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羅明左一句“毛澤東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蘇區中央局傷及自身的鐵血肅反使許多優秀的革命者冤死在自己人手裏。使毛澤東在日後的曆次運動中堅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方略，即使處理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嚴重事件也是如此。  毛澤東這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裏去，搞得很臭。直到後來遵義會議，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