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

農村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一方麵，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麵，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係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

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

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澤東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劉少奇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澤東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 “必須指出，集體所有製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隻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製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製，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製，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更合理，但是，這隻有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複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並且在若幹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以後，由於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曆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製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隻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條基本原理。同誌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幹年，全國的經濟麵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

《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有關劉少奇的“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論調。 “決議”對否定商品生產和浮誇風作了有力批判：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決議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裏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作出明確肯定。

批評浮誇風。 “決議”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致，各級領導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盡管毛澤東一再強調“壓縮空氣”，降低生產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產量由2700—3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左右，仍沒有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字。全會期間，毛澤東於12月1日，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麵。衝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隻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

 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並對繼續糾正“左”傾提出了以下意見：——“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麵貌”的口號有懷疑。毛澤東指出：本來我對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麵貌，是有懷疑的，但是後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4月在武昌1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麵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麵貌的口號時間拖長—點。這個意見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願當，當了有味道。

 ——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幹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製，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

——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餘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子裏的空氣還是那麽多，但是，壓縮一下，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

  ——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台的兩種可能性。毛澤東指出：鞏固和垮台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黴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產黨垮台、崩潰、分裂，剩下一些遊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著，就是說，我們這些倒黴，不管怎麽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後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複。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麵，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鞏固；另一方麵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準備。他進而引發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反映了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毛澤東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震聾發聵的指導作用。

——“決議”澄清了有些人以為公社化要把個人現有的消費財產拿來重分的誤解。指出：“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後仍然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並允許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礙參加集體勞動的條件下，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製度，一般可分為公社管理委員會、管理區（或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區（或生產大隊）一般是進行經濟核算單位，盈虧由公社統一負責，生產隊是組織勞動的基本單位。

 ——“決議”規定抓緊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時間，結合冬季和春季的生產任務，進行一次整社工作。

 這裏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毛澤東從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屆共和國主席的建議，這次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公報》說：八屆六中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麵的考慮以後，決定同意毛澤東同誌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會議內定由劉少奇接任這一職務，並由他醞釀提名下屆政府領導人人選名單，交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審定，再交人大選舉。關於內定劉少奇接任毛澤東當共和國主席一事，有個材料記載，現錄如下，供讀者參考：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在會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國家主席了，我應當退到後台上，讓別人幹。他沒有指名讓誰來當國家主席。這個提議使大多數不知內情的與會者感到愕然。經過一陣沉默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同誌當國家主席。沒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澤東本人也沒有反對。這樣大家鼓掌通過，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會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蕭心力主編：《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劉少奇推行“左”傾錯誤受到批評，但是，他的職位卻提高了，並且由他組閣，這無疑會增加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難度。

第二，毛澤東雖然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花了很大力氣糾正“左”傾錯誤，並且親手在《決議》中加了大量糾正“共產風”的文字，然而在《公報》中對毛澤東所作的努力卻隻字未提，這說明以劉少奇為首的堅持“共產風”的勢利還相當大。

第三，反浮誇風，也是這次會議重點之一，然而《公報》中隻用“反對浮誇”一句話帶過。毛澤東反對浮誇風的許多精彩講話，也支字未提。

第四，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雖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編高。《公報》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並號召全黨全民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實現比1958年更偉大的躍進。這說明，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堅持高指標的領導還占有相當數量，要使他們腦子冷下來，看來還要花一番氣力，毛澤東少不了還要發幾次大火，再給這些人頭上潑幾大盆冷水。

 八屆六中全會，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主動糾正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一次重要的會議。雖然全會通過的決議仍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訂的經濟建設指標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鋒芒主要是糾正急於過渡的“左”傾思想，對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