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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尊嚴是抗爭得來的

(2020-06-26 07:14:34) 下一個

中華民族的尊嚴是抗爭得來的


六、曆史性分水嶺

——抗美援朝

中國人裏關於抗美援朝爭論最多的大致有三:1、該不該。2、贏沒贏。3、值不值。

對這些爭論隻有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標準,才能得出明確的結論。

冷戰時期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什麽?——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

抗美援朝的結果是什麽?“趕走一個,送走一個”:美軍被從鴨綠江邊趕到了三八線。蘇軍於1955年5月撤出了旅大。——趕走了美軍,蘇軍也就沒有了繼續留駐中國的理由:中國證明了自己有能力保衛自己。中國被雅爾塔協議剝奪掉的這項主權從此被中國又拿了回來。這是對中國抗美援朝的回報,是中國抗美援朝的一個間接的勝利果實,也是一個根本的標誌: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的隱患從此徹底消除。這樣的結果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擺脫美蘇冷戰的夾擊——是更有利,還是更不利?

有人說因為中國抗美援朝,所以美軍才幹預台灣。中國是幫了朝鮮,丟了台灣。 這樣說的人是瞪著眼說瞎話。朝鮮內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美國於兩天之後的1950年6月27日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公開幹預中國內部事務。中國於4個月後的1950年10月19日派遣誌願軍入朝參戰。美國幹預台灣在前,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在後。這一切不是什麽機密。這樣說的人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無賴。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是多餘,因為美軍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

不知道這樣說的人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或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什麽樣的鐵哥們,對人家的心思如此有把握。對這樣的說法,最好的答複是薩蘇先生在《尊嚴,不是無代價的——評抗美援朝》中的一段話:

“在日本,閱讀了大量關於甲午戰爭的史料——出乎意料的是,戰爭爆發之前,日軍不但沒有打到山海關的思想準備,甚至沒有打過鴨綠江的作戰計劃!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雖然知道它的軟弱,幾百年前豐臣秀吉在大明的炮聲中憂病而死留下的恐懼,依然使日本邁不開侵略的步伐。”

“是誰讓日本軍隊殺進了中國?”

“日本人的記載有些荒唐——因為在平壤繳獲了葉誌超丟棄的大量裝備,日軍士氣大振。清軍陸軍的行營炮和連發槍比日軍的裝備還要先進,卻一觸即潰,令日軍對中國有了‘新的認識’。然而,他們還是遵令在鴨綠江停了下來,並沒有敢輕易渡江。”

“這時,對岸卻來了一支清軍騎兵——這就是所謂的‘八旗鐵騎’了。日軍隻有三十人的先鋒部隊隔江開槍射擊,並且就地準備掘壕防守。不料清軍幾百人的馬隊立即蜂擁而逃,丟盔棄甲!於是日軍小隊長就自作主張渡江追擊……後續的日軍隨即跟上。”

“違抗命令如何?勝利者是不受責備的。確切地說,這些違抗命令的日本兵隻是發現了一個事實。”

“從那一刻,中國的尊嚴,在日本人的心中已經蕩然無存了。”

“朝鮮戰爭之前,這種事幾乎每年都在發生的。而朝鮮戰爭之後,再沒有一個國家認真地準備‘征服中國’。即便對於中國的那個政府不滿,想要推翻它,也要想出種種製衡的辦法來,從政治上,經濟上,從各個方麵想辦法。”

“要是能用戰爭解決問題,不是比這些複雜而麻煩的方法簡單得多?” “正因為無法征服,我們才有了和這些曾被稱作‘列強’的國家坐在一張桌子旁平等說話的機會。”

“而我們這些普通中國人因為這種尊嚴得到的,就是幾十年來不再有戰爭來破壞我們的家園。”

1950年統帥“聯合國軍”的麥克阿瑟就是個堅信“勝利者不受責難”、誰也不尿的主:不準越過三·八線?老子偏過。不準使用美軍占領中朝邊境地區?老子偏用。不準把朝鮮戰爭跟蔣介石扯上?老子偏訪問台灣。怕引起中國幹涉?有什麽了不起?中國人不過一群廚子裁縫,隻會洗衣做飯,哪敢打仗?如果他們敢跟美國軍隊較量,那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屠殺”——對這樣的將領而言,“沒有越過鴨綠江進攻中國的計劃”有什麽關係?隨時製定就是了。如果中國還像“李中堂”時代那樣當縮頭烏龜、一哄而散,誰能擔保當年甲午戰爭的曆史不會重演?

如果麥克阿瑟把“鴨綠江不是不可逾越的邊界”的威脅付諸實施,當真過江入侵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軍有權出兵。最壞的結果:又一次“日俄戰爭”——外國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不論誰勝誰負,戰爭的破壞都落在中國人頭上。

即便美軍不過鴨綠江,隻是與中國軍隊沿江對峙,那又如何?中國必須隨時隨地防備美軍打過來,必須在中朝邊境處處設防,當時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東北的工廠必須內遷,整個中國的經濟建設都要被打亂。更關鍵的是:蘇聯便有理由長期保持在旅大的駐軍。這就使中國被牢牢綁死在美蘇冷戰的棋盤上愈陷愈深,離擺脫冷戰這個根本目標越來越遠。

抗美援朝最大最深遠的影響: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第一次得出結論:“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
列強如果184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鴉片戰爭了。如果甲午戰爭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馬關條約了。如果1900年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國聯軍了。如果七·七事變前就有這個結論,就不會有八年抗戰,尤其不會有“南京大屠殺”了。可見這個結論何等寶貝。

然而,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得出的卻是另一個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

“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這個結論是列強“用鐵和血”得出來的,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決定出來的。

於是有了一係列的侵略戰爭,有了中國一係列的失敗屈辱,有了滿清七十多年內簽訂的一千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差不多平均每年14個,每月攤上一個還多。

百年來不知多少中國人試圖靠“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而不靠“鐵和血”來改變這個結論。無論是舉人進士出身、八股文倍兒溜的曾國藩、李鴻章,還是留過洋的“蔣委員長”,身邊都不乏能言善辯之士,“說空話”、打筆墨官司個個不外行。結果呢?“妙筆生花”和“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列強的“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了嗎?僅以1931年到1937年這6年為例: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了東北。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請西方列強“調停”:“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列強調停建議:中日兩國都從中國東北撤出武裝力量,中國東北由西方列強各國共管。《國聯》通過了“多數派決議”,“不承認”日本占領東北。結果:日本退出《國聯》,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多數派決議”一文不值。

——1932年1月28日,日軍發動“1·28事變”,進攻上海。5月5日國民黨政府簽《上海停戰協定》,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地區駐軍。

——1933年5月31日國民黨政府簽《塘沽協定》,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長城線以南由中國方麵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1935年7月國民黨政府簽《何梅協定》,中國河北省主權大部喪失。

——1935年6月27日國民黨政府簽《秦土協定》,中國喪失了在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

指望“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的結果,是用“漂亮的書法”在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協定上簽字畫押。——“鐵和血”得出來的結論,隻有“鐵和血”才能改變。

中國人不是沒有試過用“鐵和血”來改變——八年抗戰中國人付出的“鐵和血”還少嗎?但是那些“鐵和血”硬不過列強的“鐵和血”:當美軍介入朝鮮、幹預台灣、兵臨鴨綠江時,滿腦子仍然是列強1840年以來“鐵和血”的老結論:“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

抗美援朝的“鐵和血”徹底改變了1840年以來列強的“鐵和血”的結論——從此不再是“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而是“不要進攻中國大陸”、“不要在陸地上跟中國較量”——中國人百年奮鬥、八年抗戰、犧牲幾千萬人、不知付出多少“鐵和血”都沒能做到的,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用“鐵和血”一舉做到了——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失敗了嗎?

還不止於此呢。

既然推翻列強“中國不堪一擊、不打白不打”的結論“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這就意味著非打一仗不可。如果在中國領土上打這一仗,即便中國贏了,那中國本土也要飽受戰爭破壞。而抗美援朝卻使中國既用“鐵和血”推翻了舊結論,又使中國本土免遭戰爭破壞——就憑這一條,能說中國抗美援朝虧了嗎?

中國大陸在抗美援朝之前戰亂不斷,從來沒消停過。但自抗美援朝之後,中國大陸就再也沒遭受過任何大規模戰爭。對於中國,1949年是分水嶺:1949年之前的中國是戰亂的中國,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和平的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既是“準戰爭時代”的中國,又是免遭戰禍的中國。扭轉乾坤之舉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當代世界認識中國的曆史性分水嶺。

俞可平說“1949年後”的中國沒有了“以人為本”、否定了“人道主義”、“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受到嚴重的扭曲”——言外之意:1949年以前的中國是“以人為本”的中國,充滿“人道主義”的中國,人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不受到嚴重的扭曲”的中國——比起充滿戰爭的“1949年前”,沒有戰爭的“1949年後”居然是沒有“以人為本”,可見俞可平不承認讓中國人民免遭戰爭苦難是最大的“以人為本”,最大的“人道主義”,最大限度地保護了人民的“正常情理和心態”。——也就是說,俞可平口中“以人為本”的那個“人”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像他那樣的“精英”。充滿殺戮、死亡和破壞的戰爭不算破壞“以人為本”,“精英”感受不自在才算,可見“精英”的幸福感比讓中國老百姓免遭戰爭苦難更重要——這條日本鬼子就能滿足:當中國普通老百姓慘遭屠殺搶掠時,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們不是過的很滋潤嗎?雖然在“太君”麵前是條狗,但在“不是人”的老百姓麵前卻是“高等華人”,能充分享受“以人為本”、免受戰爭苦難的“人道主義”。可見俞可平的“以人為本”中的那個“人”隻包括戰爭中能免受死亡苦難威脅的“高等精英”而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用老百姓的俗話說,這小子就倆字——欠揍:如果這廝領教過日本鬼子的皮鞭耳光拳打腳踢的滋味,領教過南京大屠殺的滋味,領教過戰火紛飛朝不保夕忍饑挨餓的滋味,那他就知道讓中國老百姓免受戰亂之苦算不算真正的“以人為本”了,就知道他一臉不屑的“1949年後”對中國人民意味著什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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