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四、毛澤東時代的序幕 ——毛澤東避免了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
蔣介石選擇了向美國“一邊倒”。在他看來隻要傍上美國，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美國強，美國富，美國反共。世界上沒人敢惹美國。傍上美國金票大大的，實惠多多的，有美國撐腰蘇聯就不敢亂說亂動，自己就可以放手消滅共產黨，就不用擔心東北、西北出問題。
實際呢？
據《蔣經國自述》，斯大林當麵明確告訴蔣經國蘇聯為什麽一定要把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丶“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 蔣經國問這“第三個力量”是不是美國，斯大林回答說：“當然！”
斯大林更特別警告蔣經國：“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斯大林的這番話充分說明蘇聯的戰略圖謀和夾在美蘇兩大國之間的中國在冷戰中的處境。 中國與蘇聯有世界上最漫長的邊境線。蘇聯麵對中國的部分正是蘇聯最地廣人稀、力量最薄弱、最無險可守的“柔軟的腹部”。如果有“軍事強國”從這個方向進攻蘇聯，就可能把蘇聯橫著切開，“大卸八塊”。斯大林對蔣經國說的“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並非杞人憂天。“軍事強國”即便不進攻，隻要沿著中蘇邊界駐軍與蘇聯對峙，就足以產生足夠的威懾，讓蘇聯日夜精神緊張，防不勝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蘇聯向來把來自這個戰略方向的軍事威脅視為心腹之患，從不敢掉以輕心。1941年夏秋蘇聯在蘇德戰場那麽吃緊，明斯克戰役損兵41萬，斯摩棱斯克戰役損兵76萬，基輔戰役損兵70萬，維亞茲馬戰役損兵66萬，一線部隊幾乎打光了，預備隊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門戶洞開了，蘇聯仍然不敢動用西伯利亞的駐軍。直到獲得佐爾格的確切情報、得知日本將“南進”而不“北進”、不會威脅西伯利亞時，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亞駐軍西調，在“最後一分鍾”趕到前線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蘇聯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戰役中就已經把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已經知道日軍的綜合戰鬥力比蘇軍差得不是一星半點，對蘇聯的威脅跟德軍沒法比。即便如此，蘇聯對這個戰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輕心，仍千方百計保持重兵。可見確保中蘇邊界的安全在蘇聯的戰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蘇聯視這個方向為戰略要害，視這個方向上的軍事威脅為心腹之患，那麽蘇聯為對付這種威脅自然會不惜一切，決不會有任何顧忌，受任何束縛。
蔣介石顯然沒聽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蘇聯就要把中國的東北、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其實仔細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話的內在邏輯就不難看出蘇聯的戰略意圖：“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如果要靠“緩衝國”這種辦法來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光一個外蒙古夠用嗎？從中國的東北、西北不照樣可以“切斷西伯利亞鐵路”嗎？既然確保西伯利亞鐵路不被切斷對蘇聯那麽重要，那對蘇聯而言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把中國的東北和西北變成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對此蘇聯毫無顧忌：戰略利益的考量永遠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利益。
蘇聯的這種戰略意圖自沙俄時代就已經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開的禦前會議上說：滿洲將來必須並入俄國，至少要成為完全依附俄國的屬國。這就是史稱“黃俄羅斯計劃”的核心內容。由此又產生了“中國邊界不過在長城”之類論調。雖然日俄戰爭妨礙了沙俄實現這個戰略，但從沙俄到蘇聯都一直沒有放棄把中國的東北、正北和西北這“三北”都變成“緩衝國”的戰略設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獨立，所以有了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滿洲國”的承認，以換取日本對外蒙古的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反法西斯大國裏隻有蘇聯承認了“滿洲國”）。新疆也曾差一點“獨立”出去。也就是說，正當中國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奮戰的時候，蘇聯幾乎實現了把中國的“三北”全部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戰略意圖。所有這一切都出於蘇聯極端重視確保西伯利亞安全、防範來自中國方麵的任何可能的軍事威脅這一戰略總目標的需要。雅爾塔協議使蘇聯有權在中國的旅大駐軍，控製了連通中蘇邊界和旅順的鐵路。憑這兩條，加上蘇聯二戰後巨大的國際政治威望，蘇聯有能力在東北培植親蘇分裂勢力，製造第二個“外蒙古獨立”。1945年蘇聯在新疆的影響勢力同樣不可小視，要製造第三個“外蒙古獨立”也並非不可能。
如果蘇聯真這麽幹，以中國1945年的國力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那麽向美國“一邊倒”能阻止得了嗎？
白日做夢。當日本製造“滿洲國”的時候，美國向日本宣戰了嗎？美國能在雅爾塔會議上把中國的外蒙古當籌碼送給蘇聯，同意蘇軍占領旅大，本身就說明美國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當回事，更不用說為此犧牲自己的士兵跟蘇聯開戰了。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的戰略重點始終是歐洲，中國總是排在後麵。二次大戰中隻要歐洲戰場一吃緊，美國總是把給中國的物資扣下轉運歐洲方向。解放戰爭三大戰役時正趕上“柏林危機”，美國全力以赴保歐洲方向，對蔣介石的支持力度與此根本沒法比。
不管中國如何向美國“一邊倒”，美國頂多保你的政權而不保你的主權，更不會為了保你的主權而犧牲自己。——美國從來隻在中國內戰的問題上跟蔣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國主權問題時，比如外蒙古，“滿洲國”、麥克馬洪線，釣魚島，西沙南沙等等，美國何曾為蔣介石“兩肋插刀”過？
“冷戰”其實就是美蘇兩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陣，雇別人去賣命。也就是說，讓別人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國保衛你的主權，就等於要求美國為別人的主權而犧牲自己——這是美國打“冷戰”的本意嗎？這不是本末倒置嗎？更廣義一點講，國家關係再好不過如此。即便結盟，那也隻管政權不管主權。除非蓄意挑起戰爭，否則決不會因為“友好國家”的主權如邊界領土糾紛之類而卷入戰爭。
比如，不管是美國還是蘇聯，不管跟印度關係有多好，肯為克什米爾這樣的主權和領土爭端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戰嗎？中國能為克什米爾歸屬問題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戰嗎？
蘇聯把中國向美國“一邊倒”視為“致命的威脅”，對此將毫不猶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優勢、政治影響和壓倒的軍事實力建立第二個、第三個“外蒙古”以應對，決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國。美國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視為“嚴重的威脅”但不是“致命的威脅”，對此寧願封鎖圍堵禁運而不願直接對華用兵。曆史已經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分裂並不在意，隻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說，處在1945年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固然沒好果子吃，向美國“一邊倒”則隻能落得個國家被肢解的下場。這就是當年的現實。
而蔣介石的賬卻不這樣算。他覺得自己跟蘇聯做成的那筆交易已經解決了一切：“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幹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用外蒙古換得東北和新疆，再加上蘇聯保證不援助中共——這就去掉了“蔣委員長”最大的心病：美國已經宣布不跟中國共產黨合作，隻跟他合作。現在連蘇聯這個世界頭號共產黨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國境內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妨礙他消滅中共了。他的政權就坐穩了。犧牲主權保政權，這筆買賣劃得來——隻是為了顯得不那麽丟人，在宋子文、王世傑1945年8月14日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走了個“公民投票”的過場：“鑒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當局一手操辦了“公民投票”。國民黨政府派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不折不扣“叫人賣了，還幫著數票子”）。
“公民投票”結果：外蒙古獨立。
1946年1月5日，中國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顯然，蔣介石做這筆交易時最優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識形態——反共，是個人私利，是個人好惡，是個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處——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開”的投機本色：聰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見小利忘大義，顧眼前不顧長遠，隻知算小賬，不知算大賬。
蔣介石隻顧打自己的如意算盤，卻把曆史的教訓、蘇聯的戰略意圖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腦扔到了九霄雲外。人家早有言在先：“隻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你既然堅持向美國“一邊倒”，還能指望蘇聯信守承諾？何況條約規定的是蘇聯“不援助中共”，並沒有規定蘇聯有義務幫蔣介石“取締中共”、“禁止中共進入東北”，更沒有規定蘇聯不得另起爐灶、就地取材培植當地親蘇勢力。蔣介石在國內一貫翻雲覆雨，縱橫捭闔，把別人都玩弄於股掌之上，而跟超級大國打起交道來卻如此無能。說他“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真是一點不假。看來他的聰明勁隻用在“保政權”上，不用在“保主權”上。
今天的中國人很難想象1945年冷戰剛開始時中國的處境是何等險惡危急：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立刻將古老孱弱的中國置於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冷戰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國將不費吹灰之力在中國取得最能威懾蘇聯要害的戰略要地，蘇聯將不惜一切凶狠反擊，利用蘇聯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蘇聯在東北駐軍的優勢，培植、支持親蘇勢力，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製，製造出第三個“外蒙古”；美蘇為避免直接軍事衝突，將再來一次“雅爾塔協議”，劃分出各自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讓中國變成第二個朝鮮、第二個德國。中國的“三北”（東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將遭到毀滅性傷害，從此被分割肢解，綁在美蘇冷戰的戰車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裏長堤一旦決了口，崩潰就難避免了；外來勢力操縱下的國土分裂一旦開了頭，爾後的進展就殊難預料了。在那種情況下，誰敢擔保中國不會被分裂分裂再分裂，變成又一個奧匈帝國，又一個阿拉伯世界，又一個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戰國”，又一次“五胡十六國”？誰敢說屆時中國老百姓的日子會比今日貝魯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過？
中國之所以避免了這種不堪設想的命運，原因隻有一個：毛澤東。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1945年的曆史關鍵時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扭轉了曆史進程。
不僅蔣介石和美國的如意算盤裏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位置，蘇聯也一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結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聽從蘇聯指揮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瞎指揮。此後蘇聯與中共的關係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與美國駐蘇大使哈裏曼的談話中公開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人造黃油”式的共產黨（意即“代用品”、“冒牌貨”）。抗日戰爭時蘇聯給中國的一切援助都隻給蔣介石，不給中共。蘇聯在與蔣介石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明確承諾不支援中共，同意將中國東北交國民黨人接收。這一切事先跟中共連個招呼都不打，倒是打電報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甚至還提出要中共學法國共產黨，交出武裝去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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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曆史王明之右傾投降比較今天鄧氏“恐美症”外交之相似結局
今日，網絡論壇上，偶然拜讀到了這篇標題為《與王明的兩次較量，毛主席都擊中了其要害，體現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有關中共黨史上曾經的最高領導人王明，曾如何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之欲投降中共敵對勢力，而結局自取其辱的回憶文章，不妨聯想一下當今的中共黨國政治，才頓悟性發現，曆史是如何地驚人相似。
中共的黨國，自鄧大人，從被毛澤東臨終前政治棄用（毛卻仍始終主動保護著鄧和家人的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而後被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恢複其原地位後，他並非政治上光明磊落、知恩圖報地以其身經百戰的老革命資曆，更地輔佐當時政治上已名正言順地代表著毛澤東臨終付托華國鋒主席，真誠地幫其全麵地帶領黨國繼承毛主席遺誌，糾錯改善，完成使命。而卻是以其本該對付敵人之“綿裏藏針”（這是毛生前曾對鄧的讚譽）的方式，用於對付了那位對鄧大人十分民主風範、寬厚為懷、謙虛恭讓的、當時仍依法在位執政而作為鄧上級的華國鋒。並明顯政治動機不純，而陰謀地將華推翻取而代之。
這就種行為，就極具負麵性地示範了一嚴重損毀黨國政治道德操守和國法黨規的作用。讓人普遍感到，好人不得好報的政治負麵環境。然後，再以其原本就政治“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作“特色”理論來漸進式、蠶食性地修正並取代了毛思想來作為黨國政治指導思想。
從而主動拱手讓出黨國官媒輿論陣地給那些政治思想理念根深蒂固著對內反共反社、對外恐美哈帝的右派“公知”們。整個就類似當年王明之後來對敵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鄧篡位後，首先，對內打著“民主言論自由”的所謂“讓人家說話，天塌不下來”的政治幌子，縱容那些被所謂“平反昭雪”的右派們，在思想輿論上盲目以點代麵、以偏概全、斷章取義曆史地誣陷毛澤東、欲全盤否毛。整個就類屬有失偏頗之公報私仇！這也恰恰疑似鄧大人當時所期盼達到的政治輿論效果。
同時，他又濫用了自己當時由於人們並未完全看懂毛澤東所發動“文革”政治戰略目的、而同情並迷信鄧之“無辜受害”反而帶來的威信和權力，下令刪除了憲法原有的“大鳴大放大字報”類民主言論自由條款。以確保自己不再被群眾輿論所監督。故，他曾所謂應“實事求是完整準確掌握毛澤東思想”的說法，也不過是其一時應急之“綿裏藏針”的幌子罷了！故，聽其言，觀其行後的所有實踐，無不恰恰針鋒相對地悖論於毛思想。這就使得黨國輿論陣地失守、投降於曾被黨國擊敗打垮並推翻了的政治敵對勢力！
從而，縱容了思想輿論上公開歪曲曆史事實地誤導視聽，直接攻擊或指桑罵槐類之盲目否毛、變相否社、並潛在欲達至徹底否共。而那些右派公知之所以一時尚未公開否共，那是因為，暫時還必須披著這身“中共”的外衣以欺人耳目。而鄧本人的政治底線呢，也尚不至於否共的法理執政地位的程度。否則，也就等於自殺式自否了。
而同時，他也自我承認，其政治理論水平不足而自己都搞不清楚什麽是“資”、什麽是“社”。便可“文盲式”愚民政策地誤導黨國，投降於連歐美都早已拋棄了的、沒落腐朽式統治的舊式資本主義製度。且還不惜倒退式、根本性地實施複辟之。其縱容決策上之國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走回頭路式改變，而賤賣國企給當權者而導致非公非正之既得利益集團階級、及改變農村集體經濟製度而打造出了村官鄉霸土豪階級、以及改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分配製度等而導致社會階級之必然劃分和兩極分化之從無到有，等等，從而漸進式潛在地加劇了社會之由於非公非正而欠民主，而失衡動蕩暗湧不斷。
而當年“六四”之被迫開槍流血性結局收場，無不本質上之類屬上述因果關係結局。而我上麵所謂“沒落腐朽的舊式資本主義製度”者，那是指：並非類似當今已經進入先進式的資本製社會主義製度那樣：已將馬克思社會主義所釋義的民主公平公正內涵，融入於整個國家製度之管理係統的完善和進步了。
也正是因為鄧理念之所作所為，已類似投降於被推翻之前政府獨裁腐敗政府的統治者蔣介石理念之複辟。故，也就衍生其後來之所自詡“發明”的所謂政治之“不爭論”了，並以違法違規手段壓製、禁言黨內外的民聲民意。從而縱容其既得利益集團可永遠罔顧實踐檢驗真理之失敗的事實，而不惜繼續犧牲黨國人民的利益，而自害自毀下去……
而對外之外交上，則不惜政治上背叛共產黨之國際“共運”政治宗旨，心甘情願地自患“恐美症”，在政治和戰略上，毫無氣魄可言。極其短視地敵友不分、邪正不辨、混淆是非、認敵為友、聯敵製友等。還把中國古代所謂”韜光養晦”之本來用於人民內部或朋友之間的涵義，錯位地轉用於對敵鬥爭。並在此謬論概念基礎上，再進而具體化為所謂“不挑頭”、“不扛旗”類思維，從而變相地本質上，以投降哲學，漸進式放棄和喪失了中國原本外交上曾積極開發式政治聲援世界上被外強所壓迫和剝削的弱勢國家和人民、從而贏得的國際性輿論聲譽。當年，毛時代，我們“德不孤，必有鄰”。而結果今天，卻是隨著我國今天之與時俱進之越發強大，卻反倒國際上負麵於我的輿論越來越多、而所謂的“白眼狼”也越來越多。
為何會是如此負麵反差效應？為何我們今天的敵對勢力，居然會比倍受當今右派公知們所毀譽不堪的毛時代，更能給我們造成更多的“白眼狼”國來呢？
為何連港台地區的人民內部，也比以前更為倍增了“白眼狼”類的獨派分裂勢力的陣營，並頻頻操操控當地民意得手、而並非更該類似鄧大人所期盼的那樣“有心引力”呢？而卻是，德孤鄰遠呢？難道這一切，都全怪外部之“外因”，而全無中共自身策略之任何過失嗎？
而鄧大人那更加體現其右傾投降主義，政治幼稚、膚淺、短視的思維下著名的所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提法，就更是，非但謬論、而始終無法經得起實踐檢驗真理的考驗之且屢試屢敗，其整個就是政治幼稚之一廂情願之低估和誤判了敵對方的智商！自以為是人家會被他鄧大人忽悠而牽著鼻子走，而所謂“留待後人解決”。問題是，他鄧大人又不是人家日本國的首相或天皇，誰會把他這類一廂情願的政治幼稚話當回事呢？
結果，該錯誤謬論，非但產出任何積極成效，卻還頗被後人詬病為政治幼稚短視、且右傾投降.......因為，當時事後，反倒加劇了日本國之法理“賣島”。以及之後，近些年來，日本對釣魚島的種種侵犯性動作等，就已經足以事實證明，非但根本沒法穩定東海，卻反倒更加劇了動蕩局麵。
再則，涉及國家領土之主權、權益類重大的國家財產的問題，也不知鄧大人在應答記者這句話之前，有否事先中央高層或人大，進行過溝通而得到授權。否則，就法理而言，這本來就該事先經過黨國高層、以及國家司法機關等集體討論研究、甚至人大投票表決定奪，以代表國家意誌後，方可對外表述。怎麽能以個人職權之濫用，可擅自對外作官方承諾的呢？這不帶頭敗壞黨規國法所定的國事運作規矩嗎……
綜上所述，中國自鄧“特色”以來的所有政治上打著所謂“韜光養晦”、而實質為“恐美哈帝”的對美外交策略，而美帝卻一直戰略上以華為敵、對華敵意仇視而處處圍堵、扼殺、犯華於今天因果收效，不正應驗了偉人毛澤東當年所針對王明之對敵人蔣介石的右傾投降主義的收效那樣之：自己“梳妝打扮，送上門去”，結果，卻被敵人“一個耳光，趕出大門”的形象比喻了嗎？而無非對象不一樣，結果本質卻相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