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還反文革的恐是中共的敵人

如今還反文革的恐是中共的敵人

 

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己證明，隻有毛澤東的旗幟才能團結大多數的中國人，毛澤東去世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威信達到了曆史頂峰。而鄧小平隻不過是個共產黨的掘墓人。鄧小平的特色政黨隻能靠“穩定壓倒一切”對外投降對內鎮壓來統治人民。邪教毒派民運人士們設想一下，如果由你們來統治中國，你們敢打著鄧小平"少數人先富和貓抓老鼠"的旗幟嗎？到時會有成千上萬的政黨會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很簡單，毛澤東是老百姓的領袖，而鄧小平是貪官汙吏的領袖。有人說，鄧小平改開有功，但是，鄧小平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打下的基礎和培養的共產黨和軍隊。否則，讓鄧小平在解放前去改開，讓鄧小平去印度或者非洲去改開，你看他能否改開成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鄧小平在64的時候還是調動軍隊開槍鎮壓。文革是幹什麽的?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己走了四十多年,  如今還在反文革的恐怕就是中共黨內的走資派和中國共產黨的敵人。

轉載《五一六通知》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劉少奇

來源: 淡黃柳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是一個標誌性的曆史文件。不僅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載入史冊，包括他形成和通過的過程至今存在較大的爭議。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

主流的說法是： 1966年4月9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在鄧小平的主持下，批判彭真的“一係列罪行”。康 生傳達毛澤東在上海的幾次談話內容，由於毛澤東已經對彭真定下了“犯錯誤”的調子，書記處係統地揭發彭真在民主革命各個時期的“錯誤”。這個會議決定，以 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小組的《二月提綱》的錯誤，撤銷這個提綱。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起草小組由 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誌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成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穆欣、陳亞丁、尹達、張春橋。

原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回憶錄的描述是：４月９日－１２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王任重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將毛主席的話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到全黨。陳伯達說：那你根據你的記錄寫一下。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王任重記錄的特點是誰的話都記，但隻記要點。我的記錄是毛主席的原話，但是別人的插話就記不下來了。我一看他的記錄同我的不盡相同，就沒有往外拿我的記錄稿。王任重起草文件，後來改動很大，康生說改了八遍。４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前麵說法與李雪峰的回憶的差別在於前者是會議決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後者說的是將毛主席的話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到全黨。而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不單純指起草《五一六通知》，王任重提出的才是真正的《五一六通知》原始作品。

《五一六通知》的通過。

李雪峰回憶錄描寫的過程是：５月１６日上午９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讚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是５月１６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

中央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是采訪王光美的黃崢是另一種說法。王光美訪談錄》（６３）――《二月提綱》和《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黃 崢：據我所知，《五一六通知》在通過時一字未改。本來會上有些同誌提出，文件中有的用語、標點不妥，提出改正。但陳伯達、康生等強調文件已經經過毛主席先後8次審閱修改，一個標點也不讓改。王光美：是這樣。”

“一個標點不讓改”的說法從此流行。其實王光美隻是認可了黃崢的話，這個觀點並不是她發明的。顯然黃崢有引導成份在裏麵。此後，陳伯達、張春橋等借口毛澤東已審定而堅持不讓改，最後原封不動地付諸通過成了最流行的說法。

後麵一種說法與李雪峰回憶錄中的“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讚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正好相反。

在其它參加會議的當事人陳伯達和王力的回憶錄中，也沒有出現任何劉少奇及其它人提出反對〈五一六通知〉的內容。

而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的不是起草小組組長陳伯達，而是鄧小平。說明起草小組當時是由中央書記處領導的，隸屬中央政治局是在新的文革小組成立之後。

顯然，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五一六通知》有反對意見的說法並不成立。可以說他們“敢怒不敢言”，卻不能說提過反對意見。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五一六通知》之所以沒有修改，因為這個文件在４月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已基本通過，這次隻是正式上會而已。

而且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省以上的決議都是有專門的起草小組進行草擬，經過多次討論後才提交大會正式通過。這種通過隻是走形式，基本上是全體一致舉手通過。

彭真的下台。

彭真的《二月提綱》是１９６６年２月提出來的，雖然多次受到毛澤東及中央書記處的批評，但彭真仍然在位並參予中央各種活動。包括三、四、五月份的中央會議都參加，其中在５月１１會議上還和別人爭誰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

同時，彭真在此期間還組織了北京文化界展開了對姚文元文章的論戰，也就是曆時三個多月的“京海派”文化領域大論戰。

直到中央表決通過《五一六》通知時，彭真仍然參加會議。據說《通知》要對彭真進行點名批判，劉少奇問彭真：“彭真同誌，你有什麽意見？”。彭真說：“一個檢查，一個改。”劉少奇問：“對通知有什麽意見？”彭真答：“沒有意見。”

決定對彭真免職的決定是劉少奇主持的５月２３日會議做出的。會議通過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進行專案調查。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長，調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軍委秘書長，李雪峰任北京第一書記。

此後，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彭真一直再沒有出山。這是高層幹部少見的現象。毛澤東連鄧小平都能安排出山，卻不原諒彭真。而彭真在文革後重新出山的1979年4月第一次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就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必須堅持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戰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他力主對四人幫和林彪集團成員痛下殺手，卻不反對毛澤東，個中緣由值得思考。

中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指向的是彭真而非劉少奇。

《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樣一段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在文革中劉少奇被打倒以後，很多人像是突然醒悟一樣，認為《五一六通知》中所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指的是劉少奇。其中尤其點出“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而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把手，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其實這種認識不一定正確。

首先，《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內容是批判《二月提綱》，並且明確指出“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隻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而且其中提到彭真的名字或“提綱的作者”、“作者”達八次之多。它的指向是非常明確的。

其次，1963年9月， 毛澤東在審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關於斯大林問題》時，把“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改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 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誌和劉少奇同誌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是對劉少奇工作的肯定。

毛澤東在1964年7月就說過：“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三是《五一六通知》雖然經過毛澤東修改定型，但中央會議通過並貫徹執行都委托給劉少奇，本人連北京都不回。如果“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是指劉少奇，毛澤東不會如此放心。

四是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陳伯達等人，在後來的談話中都認為這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指的是彭真，並沒有懷疑到劉少奇頭上。

五是劉少奇自己也沒有意識毛澤東指向的是自己。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在會見越南共產黨主席胡誌明時向他通報說：“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

六是當時一些領導人已經點明指的是彭真。賀龍5月19日 在大會發言中對彭真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康生也在大會上指責彭真說：“你就是這樣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 夫這樣的人物。”張春橋在上海革命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說過這樣一句話：“對‘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隻想到彭真，沒完全想 到劉少奇。”

七是即使在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劉少奇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毛澤東與劉少奇雖然在四清運動中有分歧，但真正決裂是因為劉少奇派工作組壓製群眾運動，從而把他打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行列。而且這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上出現的，是專為劉少奇設置的一個“頭銜”。

其實把《五一六通知》中“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戴 到劉少奇的頭上是劉少奇被打倒以後，就像“反革命”這個帽子可以隨便扣一樣。就當時而言，這個帽子扣向的是彭真，而不是暗指劉少奇。當然，當倒下時無論是 扣反革命、修正主義、階級敵人，還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沒有問題，因為他們之間是貫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