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動力

民族主義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動力

 

 

不平等條約的概念是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1920年代提出，當時西方的國際法知識中並未有此概念。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提出此概念的用意在於說明簽訂條約的國家多方中，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壓等手段，脅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簽署的條約，由於締約雙方的談判地位不對等，導致最後締結的條約不平等，因此條約通常都會對某一方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產生侵害。

第一個把取消不平等條約列入綱領的政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取消不平等條約列入最小限度綱領是在1923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共同把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列入了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為國民黨的外交政策和民主革命的對外綱領。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其中有"與各國立不平等之條約。至今清廷雖覆，而我竟陷於為列強殖民地之地位矣。"1924年1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製訂了政綱，在對對外政策方麵，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償還外債"的政策。1924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表《第四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了"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主張。1924年9月18日，中國國民黨發表《中國國民黨北伐宣言》，其中包括"要求重新審訂一切不平等之條約"。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列強們的每一次侵華戰爭都要導致一件至數件血寫的條約，中國從此進入曆史上的不平等條約時代。至1918年，連歐洲小國瑞士也與中國訂立了不平等條約。美國政要布熱津斯基曾在1980年代指出：“19世紀強加給中國的一係列條約、協定和治外法權條款，使人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不僅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同樣低下。”

以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為標誌，中國真正開始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奮爭，廢約運動全麵興起。1943年1月11日，美國、英國在華治外法權的廢除，是中國人民長期進行民族解放運動及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一個重大勝利，也是抗戰時期中外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這給予了在艱苦抗戰中的中國軍民很大的精神鼓勵。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慶祝中美中英間廢除不平等條約。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虛遠大於實亦是不爭的事實。曆史學家們稱其為一出“喜劇”。1943年的廢約事件助長了蔣介石對戰略勢態的誤判，因而從1943年廢約後到1946年，為了保存和壯大自身實力，以便在戰後能夠迅速地消滅共產黨，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國民政府，不惜滿足美國和蘇聯的那些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要求，陸續與美、蘇簽訂一些新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那些罔顧民意一意孤行的錯誤行徑，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更多的民心，使人民解放軍以更快的速度在國共內戰中取勝。新中國的成立，終於真正結束了不平等條約時代。

台灣作家李敖在談到1943年廢約時指出：“就誰首先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言，無論事實上或形式上，蔣介石都無法不麵對一項挑戰，那就是汪精衛南京偽政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行動。這項行動，發生在“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正好比蔣介石早兩天。”1942年1月9日，汪偽政權即與日本簽訂《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等之協定》。3月30日，汪偽政府“接收”杭州、蘇州、漢口、天津等日租界，5月28日，汪偽政府“收回”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6月5日汪偽政府“收回”天津、漢口、廣州3個法租界。6月30日，汪偽政權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日本大使穀正之訂立《關於實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條款》及“了解事項”，並就有關事宜互換照會宣布該租界將於8月1日由汪偽政府“收回”。至此，除重慶日本租界由國民政府收回外，其餘11個專管租界和2個公共租界均被汪偽政府“收回”。由於汪偽轄區實際上是日本占領區，因此，汪偽政府“收回”的外國租界，實質上是從“國中之國”變成了淪陷區。顯而易見。日本“交還”租界及“撤廢領事裁判權，無非是為了”籠絡中國民心”和“企圖拆散盟國團結”。汪偽政權的這些廢約行為一般都被認為是一出“鬧劇”，但當時的美、英等中國的盟國卻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所以說李敖的評價並不完全是調侃之言。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因美、英、法等國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依然存在，各國在華依然擁有租界，並享有領事裁判權等特權。日本侵華期間，在占領區執行“軍令高於一切”的政策，宣稱任何外人必須服從日本軍法。1937年12月27日，日軍在上海宣稱：日本無意否認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在華領事裁判權，這完全是各國與中國的問題，但中日間的敵對行動，日本從軍事方麵考慮，認為有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因此上海公共租界、天津英租界、廈門公共租界不斷受到日軍的騷擾。1939年前後，美國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現實：中國大片國土已淪陷於日軍之手，大量美國僑民已在動蕩期間撤離回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究竟有無實際意義？基於以上情況，美國終於向中國表示，願意在戰後恢複法權談判，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而此時，英國的態度也有同樣轉變。當時不少學者名人對此卻比較清醒。宋慶齡發表了有關談話：“廢除不平等條約，原是總理畢生致力的一大目標，到了現在，這個目標開始實現了。”為什麽隻是“開始實現”？因為平等不能隻靠外人給予。“要使經濟與文化臻於平等地位，非外交談判所能辦得到，必須中國要有同等實力方能實現。她還特別指出：“美英曆來享受的不平等權利，雖從此廢除，但在實際上這種權利尚淪陷在日寇之手，故非將敵人驅出國境，則不惟特權無法收回，而淪陷區同胞呻吟於敵偽雙重壓迫之下，仍將不獲享受此等新約所予我們平等解放的保證。”

與此同時，延安方麵也明確地強調：沒有抗戰的勝利，“中國的獨立解放便無法實現，中美中英間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也還是一紙空文。”中國要變成獨立的國家，不僅有賴於對日戰爭的勝利，而且有賴於戰後國家之建設。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表明了對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一貫重視的態度。第一個把取消不平等條約列入綱領的政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取消不平等條約列入最小限度綱領是在1923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共同把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列入了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為國民黨的外交政策和民主革命的對外綱領。嚴格地說還隻是一次在形式上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但至少對艱苦抗戰的中國人民是一種精神上的鼓舞，清醒地指出了隻有國家有能力獨立自主自強，才能真正把廢約變成現實。

事實很快證明，如果沒有獨立自主自強能力，把大部分希望甚至全部希望寄托在“列強援助”上，中國人民追求與列強的平等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於事實上的不平等，在涉及美、英根本利益上，美、英的強權政治是不會打折扣的。令人失望的還有在廢約近五個月後的6月7日，中美又簽訂了一個新文件。這個稱之為《中美關於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的協定：“1943年1月11日，根據平等原則簽訂了一項新的中美條約。但不到五個月又簽訂了另一協定，使在華美軍（到1945年達60000人）可以不受中國刑法的約束。美軍基地、補給和運輸部門、無線電通訊網、航空係統和陸軍郵局不久就在中國土地上開始工作，其規模之大和獨斷橫行的程度是中國西南地區即使在不平等條約時代也從未見過。戰爭結束時，上海馬路上有好幾個月擠滿了美國大兵和酗酒鬧事的水手。”（見該書第321頁）。

1944年4月到12月，日軍投入了兵力約51萬人，把先後參戰的250萬國軍打得潰不成軍，使之損失50餘萬，丟失大片國土，徹底暴露了蔣介石消極抗日和國民政府的貪腐無能。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發動廣大群眾投身抗戰，爭取早日贏得民族獨立，這也是加快把廢約變成現實的一種實實在在的努力。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4年9月，鑒於國民黨在正麵戰場又丟失大片國土，中共中央決定開辟新的戰略區，並將日軍的1944年新占領的廣大地區作為擴大解放區的重要目標。當時有人稱：國民黨把什麽地方丟給日本，共產黨會就馬上派軍隊進到那裏建立解放區。經過動員全民抗戰，解放區軍隊發展到120萬人，連同地方武裝達到近400餘萬，根據地從原來僅150萬人口的陝甘寧轄區一隅之地發展到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當時的國民黨軍隊退縮到了雲貴川等邊遠地區。而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已經控製了連接東北的通道和包圍著北平、天津、青島、南京、上海的大片敵後根據地。

蔣介石與前蘇聯簽訂的“不平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條約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其最大的惡果是國民政府被迫同意外蒙古獨立。盡管當時蔣經國還對斯大林說：“蘇聯肯出兵對付日本，這對中國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於蘇聯的出兵而失去中國對外蒙古行使主權，坦白地說，是丟了外蒙古，這個要求實在難以遷就。因為這是個主權的問題，如果我們答應貴方要求，那麽中國四萬萬民眾都會罵我們是賣國賊。而且，在今後中國的曆史上，我們這些人也會落得個遺臭萬年，萬劫不複（的下場），成為民族罪人。”但是，國民政府在談判中還是在實質上失去了外蒙古。在莫斯科舉行的隆重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宴會上，斯大林的關於竭盡全力幫助中國實現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的表態，使在場的國民政府官員感到了不虛此行。身在重慶的蔣介石也對赫爾利表示，對中蘇條約“總的說來是滿意的”。

早在二戰還在進行時，美國工商界就決心抓住與中國結盟的良機，來實現上世紀留下來的開發中國市場的偉大夢想。於是在1943年的中美新約中規定，兩國在戰爭結束後6個月內進行談判，“簽訂一現代廣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設領之條約”。1946年中國全麵內戰爆發後，國民黨為了在內戰中取得美國更大的支持和援助，於同年11月4日，和美國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該條約從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如此懸殊，兩國之間實際上根本沒有平等可言，因此這是個新的不平等條約。該條約公布後，立刻受到中國社會各界的嚴厲批評。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怒斥該條約是“不惜以全國老百姓的權益向美國換來武器殺同胞，與美國訂立喪權辱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壓倒中華民族工業，忍心害理，莫此為甚”。

1943年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蔣介石聲稱中國已獲得“完全獨立平等自由地位”。但是，國民政府隨後簽訂的那些條約，包括《中美關於處理在華美軍人員刑事案件換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中美航空條約》等，加上美、英、蘇的《雅爾塔協定》，使得中國在半殖民地道路上越陷越深。在抗戰勝利後的日子裏，中國丟失了占二戰前國土麵積約七分之一的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美國大兵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橫衝直撞，一年內僅僅在天津就造成市民死亡和重傷上千人。中國的大部分領土、領海和領空對美國軍隊開放。國家主權的淪喪到了晚清結束民國開始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中國的成立，使“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長達100年的不平等條約的時期，在到處一片咒罵聲中宣告結束了。”（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 第320頁）但是，還有與蘇聯的關係要處理，也就是說，《雅爾塔會協定》參與國之一的蘇聯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劣跡也必須清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通過一係列堅決而巧妙的外交鬥爭，終於“使美英蘇在雅爾塔搞出來的有關決議成為廢紙一堆”（見牛軍：《冷戰與新中國外交的緣起》）。

毛澤東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明確指出：“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隻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因此，時至今日，盡管學術界有人對1943年的廢約和後來國民政府與美國、蘇聯、英國簽訂的條約的事件持不同的看法，其中有的人還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但是，有一條卻是不能忘記的：“新中國建立後，才真正結束了不平等條約時代，這是學術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