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回歸前反英擁共到回歸後反中反共的變化

從回歸前反英擁共到回歸後反中反共的變化

 

 

 

六七暴動（圖片來源：中評網）

 

從回歸前反英擁共到回歸後反中反共的變化,  簡單地說,  就是受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香港人的“反英抗暴運動”之後迫使港英政府,   為了平息民怨而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改革香港的勞工法例、推行六年義務教育，推行大幅度社會改革，包括十年建廉租屋計劃、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等。

亦因為香港人的“反英抗暴運動”將香港被殖民後分為惡治和"善治"兩個不同的時代,  即1842-1967年間的惡治時期，和反英抗暴運動後的1967-1997年間的"善治"吋期。這個"善治"以來在得知香港到期必歸還中國之後,  曆任英國港督並製造出一種假象：無論殖民者在香港做出多少惡行、香港人民在殖民統治之下生活有多困苦，“六七暴動”以後，殖民者好像已經改過自身，願意推行社會改革及推動民主化，以改善香港人民的生活。這樣一來，殖民史就不再是充滿壓迫、剝削的血淚史，而是由作為恩主的殖民者所帶來的“文明史”。又或是英國人創造的"東方明珠"。換言之，這種曆史教育是以殖民史為基礎的。一方麵是香港與中國的割裂關係；另一方麵是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的“善治”，而香港的“現代化”亦拜英國殖民者所賜。這樣一來，香港的殖民史就被塑造成一段“光輝歲月”：香港當初“有幸”被英國殖民，才得以建立內地所沒有的“文明”。這種被切割的香港史，導致了香港青年培養出一種強烈的“戀殖”心態及對中國的疏離感。

從回歸前反英擁共到回歸後反中反共的變化中可以驗證,  香港回歸前後的中共也是不同的,    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共產黨是站在香港底層港民一邊的,  所以得到了港民的支持和擁護。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共"是夥同香港的權貴特權階層一邊的,  這時期的"中共"是為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  香港的大小資本家及明星名人各類分子服務的。所以香港人就開始反"中共",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時期逃去香港的各類反共分子是反共的堅定骨幹分子。

如今的中國特色政府史稱的香港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亦稱為“反英抗暴運動”。 1967年“文革”狂飆波及到了香港。這年5月，香港民眾效仿大陸紅衛兵做法，手持《毛主席語錄》，高舉毛主席畫像，發起了一場持續達5個多月之久的“反英抗暴運動”，成為香港近代以來最重大的曆史事件之一。

1966年，隨著“文革”的爆發，香港民眾中也逐漸興起一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這一現象，使得港英當局惶恐不安。後來，有的香港民眾甚至因私藏毛選而受查處，甚至被法辦。

不僅如此，港英當局甚至還以不許進行“政治宣傳”為由，嚴禁反映大陸革命戰爭內容的影片在香港放映。各類文章中凡是提到“共產黨和毛主席”，或在影視中出現毛澤東的鏡頭，都要被刪除、剪掉。歌星在演唱電影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時，隻好將“共產黨的恩情比海深”改成“爹娘的恩情比海深”。

在當時冷戰背景下，英國政府長期一方麵配合美國越戰的升級，把香港變成美國侵略越南的後方基地;  另一方麵庇護、縱容和利用美國特務，對中國進行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尤其是“文革”爆發後，為了抵製和削弱“文革”對香港民眾的影響，壓製香港同胞迅速增長起來了的愛國熱情，英國更是積極配合和勾結美、蘇，充當反華打手，一麵在中國南大門頻繁舉行軍事演習，悍然對中國耀武揚威;  一麵又在香港加緊迫害愛國同胞，向中國人民發起挑釁。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五.六血案”，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早在1967年4月13日就已發生了。當時工人們隻是派出代表，要求資方廢除新訂立的加重壓榨工人的苛刻條款，卻遭到資方的拒絕。為了打壓相關人員，資方開除了92名工人及工人代表，並通過關閉九龍分廠注塑機部等手段，加大對工人的報複力度。在勞資雙方20多天的交涉中，人造花廠工人始終堅持說理談判，沒有出現任何過激行為。

這本是一場極為普通的勞資糾紛，完全可以通過協商方式解決。但港英當局卻沒遵守早就製定的“警察絕不卷入勞資糾紛”規定，不僅支持資方開除大批工人，而且出動大批軍警“維穩”。

5月6日，港英當局收買一名工人，在人造花廠製造了一起“打人”事件。借此機會，港英當局派出大批軍警介入，當場打傷100多名工人，拘捕18人，史稱“五·六血案”。接著，他們又把前往警署提出交涉和抗議的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主席馮金水等3名工人代表也扣壓起來。此時，港九各界開始出現同情支持工人、抗議警方暴行的呼聲，工會也向警方提出了懲凶、賠償、釋放被捕工友等四項要求。然而，港英當局一概不予理睬，相反於5月11日又派出600餘名武裝警察和“防暴隊”，進一步對新蒲崗實施血腥鎮壓。

為了表達對港英當局的極大不滿，工人們開始走上街頭，將矛頭直接指向英國政府。他們仿效大陸的紅衛兵，手持《毛主席語錄》，高呼“中國人民不可侮”“英國人滾出香港去”“強烈抗議港英法西斯血腥暴行”“堅決把反迫害鬥爭進行到底!不獲全勝，絕不收兵”等口號，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12日，港英警方用棍棒和催淚彈等驅趕鎮壓示威者，結果又有100多名工人和前往慰問的各界人士被打傷，另有127人被捕。

港英當局的新暴行，引起了香港全社會的強烈憤慨。香港各界人士紛紛對工人表示同情，對警方的施暴行為表示義憤。工人們也毫不畏懼，繼續堅持與警察對峙。鑒於事態越發嚴重，12日晚港英當局宣布對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候命。

13日，抗暴鬥爭蔓延至黃大仙東頭村和木瓜灣，大批群眾不斷走上街頭聚集，有些氣憤至極的群眾開始放火焚燒汽車與房屋，並闖進了新區辦事處。

16日，香港左翼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任主任。鬥委會以“反英抗暴”為口號，聯合和組織香港各界愛國人士，手持《毛主席語錄》前往港督府示威抗議。很多人胸前佩戴著毛主席像章，並用大字報將港督府的大門及圍牆貼得嚴嚴實實，港督府成了示威抗暴的主要聚集地。與此同時，香港各行各業甚至郊區農民、漁民，都加入到了鬥委會，參與到反迫害鬥爭中。不久，香港的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和一些大中小學校等，也出現了定時的罷工、罷課，以表達對工人正義行為的支持和聲援。

麵對一再憤怒抗暴的香港民眾，此時英國政府也公開站了出來。但他們對港英當局的一係列野蠻暴行並無悔罪之意，而且發聲“全力支持”港英當局“履行其法律及秩序的責任”，公然教唆港督戴麟趾將鎮壓進一步升級。同時，英國政府還派出英聯邦事務部首席次官加斯華到香港，會同戴麟趾等港英政府主要頭目密謀應對之策。

5月22日，港英當局出動大批警察、便衣特務和數以千計的“防暴隊”，分別在香港和九龍對前往“港督府”和法庭抗議的群眾隊伍發起突然襲擊，又有至少200名愛國同胞身負重傷，輕傷更是不計其數，橫遭逮捕的達300餘人。

港英當局不斷升級的暴力行徑，激起了香港愛國同胞更為激烈的反抗。參加抗暴的工人學生以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猛烈回擊施暴警察。每當防暴警察趕來用催淚彈和警棍等驅趕示威群眾時，示威群眾便迅速撤回據點，接著又在另一處舉行示威抗議。港英警察四處防範，疲於奔命，十分狼狽。於是，港英當局不得不作出決定，在港島北岸也實施宵禁。這是香港島在二戰之後的第一次宵禁。

6月10日，港英機構和英資企業的萬餘名愛國群眾，便開始了全行業的聯合大罷工。從24日開始，港九海運、水陸交通、公共事業、船塢、倉庫、紡織等20餘個部門的5萬餘工人，也開始加入到聯合大罷工行動中來。彈丸小島上，26支罷工大軍浩蕩進行，使港英當局的經濟部門和財政收支陷入空前的混亂狀態。各界的聯合大罷工，受到香港各階層各行業愛國群眾的熱烈歡呼和積極支持。

為了配合各界工人打擊港英當局的囂張氣焰，港九糧油、百貨、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等63個單位，從6月29日到7月2日，舉行了連續4天的聯合大罷市。投入大罷市的職工、小販和工商業者，共計達20餘萬人。

與此同時，青年學生也開始以實際行動支持罷工、罷市鬥爭。6月27日，港九32所各類學校聯合決定停課一天，以表達對各界愛國人士反對港英殘暴鎮壓的支持。

另外，在沙頭角中英街武裝衝突發生後，為了對付港英當局的武力鎮壓，香港的愛國同胞開始用罐頭罐及汽水瓶製造的土製炸彈和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即鹽酸和硝酸的混合物)從高處襲擊路過的警察、警車，很多學校的實驗室也成了製作炸彈的場所。

進入7月份，隨著邊界地帶局勢的緊張，香港內地局勢進一步惡化。7月12日港英政府在港九兩地同時實施宵禁。這是自抗暴行動發生兩個多月以來的第一次。

7月至8月，港英警方開始動用武力，攻擊各個左派據點。8月4日，甚至還出動了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升機，與地麵警察一起，上下夾攻示威人員在北角的據點及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處的僑冠大廈。警方攻入大廈後，除搜出各式各樣的炸彈武器外，還發現了設備完善並配有手術室的當地示威群眾的“戰地醫院”。香港愛國同胞的抗暴決心由此可見一斑。

隨後，根據英國政府的命令，港英警方封閉了多所參與暴動的學校及多家發出支持抗暴言論的報社，同時大肆逮捕左翼人士，並將他們拘押在摩星嶺白屋的政治部囚室。後來，他們中有的被逮捕，有的則被驅逐出境。

而此時，以香港左翼為首的示威抗暴群眾則以升級炸彈的行動進行反擊。一時間，港九各處鬧市區都出現了大量真真假假的“炸彈”，甚至在電車、巴士、街道上也都發現了炸彈。多數炸彈上都以大字寫有“同胞勿近”字樣。由此，香港市民人心遑遑，社會陷入一片混亂。更由於這些炸彈有假有真，所以負責拆除炸彈的警方及英軍拆彈專家，稍有不慎就會被炸死或炸傷。

據統計，這次反英抗暴鬥爭，不算沙頭角被打死的42名香港軍警，另有至少51人死亡(其中包括11名警察，一名英軍拆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800餘人受傷(其中有200名警察)，並有1936名各界愛國同胞被警方檢控。暴動期間，共發現8074顆疑似炸彈，其中有1167顆是“真家夥”。

香港的殖民史觀將“六七暴動”前後分成兩段曆史時期即1842-1967年間的惡治時期，和反英抗暴運動後的1967-1997年間的"善治"吋期。這個"善治"是指因“六七暴動”被鎮壓後，時任港督戴麟趾為了平息民怨而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改革香港的勞工法例、推行六年義務教育等等，被視為港英政府“善治”的開端。及後擔任港督的麥理浩所推行的大幅度社會改革，包括十年建屋計劃、九年義務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等，更被塑造成港英“善治”的典範。當然還有港督尤德、衛奕信及彭定康的政製（急促）民主化。以上呈現的，正是港英政府“善治”的形象，然後再透過將這種形象放大，試圖淡化殖民者劣跡斑斑的殖民史。

這種史觀將殖民史分成“劣治”與“善治”兩個時期，並製造出一種假象：無論殖民者在香港做出多少惡行、香港人民在殖民統治之下生活有多困苦，“六七暴動”以後，殖民者好像已經改過自身，願意推行社會改革及推動民主化，以改善香港人民的生活。這樣一來，殖民史就不再是充滿壓迫、剝削的血淚史，而是由作為恩主的殖民者所帶來的“文明史”。

換言之，這種曆史教育是以殖民史為基礎的。這個課程所呈現的，一方麵是香港與中國的割裂關係；另一方麵是英國殖民者對香港的“善治”，而香港的“現代化”亦拜英國殖民者所賜。這樣一來，香港的殖民史就被塑造成一段“光輝歲月”：香港當初“有幸”被英國殖民，才得以建立內地所沒有的“文明”。

這種被切割的香港史，導致了青年培養出一種強烈的“戀殖”心態及對中國的疏離感。加上國民教育的長期缺位，以及媒體的作用，導致香港青年缺乏國族認同，自認為中國人的青年愈來愈少，反共反內地心態則愈來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