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公為什麽不打死毛澤東?

雷公為什麽不打死毛澤東?

 

 

1941年6月的一天，邊區政府小禮堂正在開征糧會議，各縣縣長參加，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誌主持會議。這時，天正下大雨，忽然一聲雷響，禮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斷了，延川代縣長劉彩雲(姓名有誤，應為李彩雲—引者注)同誌不幸觸電而死。這件事傳出後，有的群眾說：為什麽雷沒有劈毛主席?!

 

事情傳開後，毛澤東迅速知道了此事。而毛澤東如何處置這件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又直接指向自己的事件，一時間便成為當時黨內外矚目的一個重要聚焦點。

 

毛澤東在獲悉自己挨罵的事件之後，否定了保衛部門將其視為反革命事件的處理意見，並未去追查罵自己的人，也沒有去抓所謂“反革命”，而是向幹部了解事情原委。在得知是因為邊區政府下達的征糧任務重，群眾有意見，便借“劈雷”一事，發泄不滿後，毛澤東積極行動，關注邊區經濟生產，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改善中共黨政與群眾的關係。

 

毛澤東:  “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麽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 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  要!”  “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  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說什麽雷公為什麽不打死毛澤東?   這些都是閑話，對這些話我怎麽看呢?  為什麽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   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征收二十萬石，還要運公鹽六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  因為我也主張征收二十萬石公糧，主張去運鹽。當時不運鹽也不行，但是運得久了就不好。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二年公糧減少了，一九四三年也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    “說雷公為什麽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因此)“要分析這些原因，要解決問題。”

 

　　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夕及會議期間，毛澤東三次提起“挨罵事件”，從三個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和闡釋。首先，毛澤東借“挨罵事件”向全黨提出了如何克服中共領導工作中官僚主義的問題。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指出：“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隻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全麵抗戰爆發後，大批人員湧入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脫產人員猛增，陝甘寧邊區人民的負擔逐漸加重。一些群眾對此公開表達不滿，其言辭激烈者直指黨中央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毛澤東獲悉自己挨罵後，並未就事論事，而是積極從這件事情當中吸取教訓，把它作為克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重視經濟工作和製定正確政策等問題的具體案例，因而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夕及會議期間反複提及和強調。毛澤東通過處理“挨罵事件”，解決了陝甘寧邊區的經濟問題，最終將其提高到解決黨風建設等高度。

 

　　陝北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實現轉折的關鍵地區。曾擔任過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的李維漢對這塊聖地進行過高度評價：

 

　　【“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是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又是抗日戰爭的出發點，黨中央指揮全國革命的大本營，全國政治上最進步的區域。”[1]】

 

　　但是，在這塊被一些人看作“地瘠民貧”的廣袤土地上紮根生存也絕非易事。除了國民黨頑固派方麵對陝甘寧邊區的包圍封鎖外，邊區內部自身的形勢也比較嚴峻：陝甘寧“邊區地廣人稀，經濟落後，文化閉塞，人畜死亡率很高”。人口僅一百五十萬。“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任務是十分艱巨的”[2]。

 

　　陝甘寧邊區經濟形勢逐漸嚴峻加重了邊區群眾負擔

 

　　全麵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為萬眾矚目的革命聖地，大批追求進步、追求民族解放的愛國人士和進步青年湧入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加上當時在陝甘寧邊區的中共黨政軍機關、各人民團體等機構，造成脫產人員猛增，出現了“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問題。這些新變化逐漸加重了陝甘寧邊區人民的負擔。

 

　　全麵抗戰爆發後，陝甘寧邊區非生產性脫產人員逐漸增多。

 

　　【“1937年陝甘寧邊區成立時，黨政軍脫產人員僅一萬四千人，1938年亦僅一萬六千人。1939年後，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發動兩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圍邊區，並伺機大舉進攻。我們被迫從前線陸續調回軍隊，保衛邊區。邊區脫產人員(主要是軍隊)即從1939年起直線上升，計：1939年四萬九千人，1940年六萬一千人，1941年七萬三千人”[3]。】

 

　　這些變化推動這塊根據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也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希望和進步的象征，但是這也在無形中給邊區增加了比較嚴重的經濟負擔。這些經濟負擔隨著抗戰由防禦階段轉入相持階段，尤其是國共關係惡化而日益嚴重。

 

　　1940年和1941年，中共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遭遇了空前的物質困難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狀況也日益困難。正如毛澤東1942年回憶邊區經濟時所講：

 

　　【“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4]】

 

　　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支也發生了很大問題：陝甘寧邊區脫產人員激增，而當時的財政收入卻銳減。

 

　　【“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存在一個很大弱點，就是依賴外援。外援(包括海外華僑的捐款、國內民主人士和抗日團體的捐助，以及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餉等)在邊區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極大。據統計，外援所占的比重：1938年為百分之五十一點六，1939年為百分之八十五點七九，1940年為百分之七十四點七。1940年10月起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同時實行斷郵，外援也大部斷絕。”】

 

　　這就造成邊區群眾負擔不斷加重。

 

　　【“1937年征收公糧一萬四千石(一石為三百斤)，占邊區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一點二八，每人平均負擔僅一升，是很輕的。以後逐年增加，1938年一萬五千石，1939年六萬石，1940年十萬石，1941年激增至二十萬石。”[5]】

 

　　那麽征糧數量的不斷提升意味著什麽呢?李維漢對此曾有過評論：

 

　　【“這個二十萬石說明了什麽問題呢?第一，它說明公糧已占總產量的百分之十三點八，比1937年隻占百分之一點二八，增加了十多倍。第二，它說明每人平均負擔已達一鬥四升，比1937年隻負擔一升，也增加了十多倍。人民負擔確實重了，黨內外反應強烈，黨中央、西北局極為關懷。”[6]】

 

　　應該說，此時如何解決群眾經濟負擔過重問題，已經不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已經成為嚴重影響黨(政)群關係的政治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那將嚴重影響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實踐局部執政的順利推進。

 

　　邊區政府會議意外遭雷擊與毛澤東遭遇“挨罵事件”

 

　　如何減輕陝甘寧邊區群眾過重的經濟負擔，已成為當時中共高層較為關注和重視的問題。但是就在這個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的時候，卻發生了一件意外事故，從而誘發某些群眾開始公開表達不滿。其中有些言辭較為激烈者甚至將批評的對象直指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

 

　　1941年6月3日，這個極為平凡的日子卻發生了一件在邊區頗有影響的事情。時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副書記、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邊區參議會副議長的謝覺哉在日記中寫道：

 

　　【“天未明時微雨，上午陰，沿杜甫川行約二裏，莊稼好的已四、五寸，比農場還好，有一家放牧毛驢四十餘。至十一時回居住地。五時往山下看麥，見西方天黑，欲雨即回，才及門大雨至。惜下得不久，入地六寸餘，然莊稼得此很好。”[7]】

 

　　從謝覺哉此段日記的記錄中似乎看不出當天有什麽特殊情況出現。但是這一天在陝甘寧邊區確實發生了一件重大的意外事故，隻不過謝覺哉是在第二天才從妻子王定國口中得知的消息。謝覺哉在6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

 

　　【“上午定國來，知昨日下午大雨時邊府會議室觸雷電，縣長聯席會正在開會，有八人中電，延川縣代縣長(現四科科長)李彩雲最重，當即身死，今晨汽車運回靈柩，明下午在邊府開追悼會，真不測之禍也。”】

 

　　得知這場意外事故後，謝覺哉非常痛心地寫下一幅挽聯，哀悼遭遇不測的李彩雲：

 

　　【“電花飛處失元良。造物何殘?人命何脆?延水之傍傷逝者。積勳在國，遺愛在民。”[8]】

 

　　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對此事進行了妥善處理，當時也未引起大的波動。這可以從謝覺哉6月5日的日記中有所反映：

 

　　【“上午曬太陽，洗澡。午後回邊府去參加李彩雲同誌的追悼會，至則知會要晚餐後才開。受傷的三位同誌大體已愈。”[9]】

 

林伯渠

 

　　但是這件事情在當時的陝甘寧邊區卻引發了一件較為轟動的大事件。當時在陝甘寧邊區工作、時任中共關中地委書記的習仲勳對此有較為詳細的回憶：

 

　　【“一九四二年八月(時間記憶有誤，應為1941年6月—引者注)的一天，邊區政府小禮堂正在開征糧會議，各縣縣長參加，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誌主持會議。這時，天正下大雨，忽然一聲雷響，禮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斷了，延川代縣長劉彩雲(姓名有誤，應為李彩雲—引者注)同誌不幸觸電而死。這件事傳出後，有的群眾說：為什麽雷沒有劈毛主席?!”[10]】

 

　　事情傳開後，毛澤東迅速知道了此事。而毛澤東如何處置這件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又直接指向自己的事件，一時間便成為當時黨內外矚目的一個重要聚焦點。

 

　　毛澤東在獲悉自己挨罵的事件之後，否定了保衛部門將其視為反革命事件的處理意見，並未去追查罵自己的人，也沒有去抓所謂“反革命”，而是向幹部了解事情原委。在得知是因為邊區政府下達的征糧任務重，群眾有意見，便借“劈雷”一事，發泄不滿後，毛澤東積極行動，關注邊區經濟生產，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改善中共黨政與群眾的關係。

 

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

 

　　毛澤東迅速獲悉了群眾借“劈雷”一事發泄不滿的詳情，並進行了妥善處理。當時擔任毛澤東秘書的師哲回憶：

 

　　【“高崗擔任了中共西北局書記後，經常向主席匯報工作、反映情況。如眾所周知的，一個農民說：‘怎麽雷公不劈死毛澤東。’保安處的同誌要將這個農民逮捕。高崗反映給主席，毛主席馬上命令邊區政府減少三分之一的征糧數，以減輕農民的負擔，並下令釋放這個農民。”[11]】

 

　　習仲勳回憶

 

　　【“這話傳到毛主席耳裏，毛主席並沒有叫人去追查罵自己的人，更沒有去抓什麽‘反革命’，而是向幹部了解‘罵’的原因。原來，邊區政府下達的征糧任務重，群眾有意見，便借‘劈雷’一事，發泄不滿。毛主席知道原委後，指示有關部門將征收公糧任務從二十萬擔(每擔三百斤)減至十六萬擔。這件事的處理，使黨群關係更加親近，毛主席在群眾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後，毛主席還經常拿這件事教育幹部要關心群眾生產。”[12]】

 

　　在這之後，毛澤東將相當多的精力投入到邊區經濟問題上麵，對邊區經濟問題高度關切，並具體指示要切實關注減輕人民群眾的經濟負擔。1941年6月13日，毛澤東致信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對邊區財政預算問題表示：

 

　　【“此類情況，以後請隨時通知我，我雖不能為你分憂，但人事調整方麵可多少幫你的忙。”】

 

　　15日，毛澤東又在這封尚未發出的信上對經濟問題給出了許多具體指示[13]。8月6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對經濟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

【“近日我對邊區財經問題的研究頗感興趣，雖仍不深刻，卻覺其規律性或決定點似在簡單的亮點，即(一)發展經濟，(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發展農、鹽、工、畜、商各業之主要的私人經濟與部分的公營經濟，然後是輸出三千萬以上的物產於境外，交換三千萬元必需品入境，以達出入口平衡或爭取相當量的出超。隻要此兩點解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此兩點的關鍵，即糧、鹽二業的經營，如能增產二十萬至三十萬擔糧與運三十萬至四十萬馱鹽出境，即算基本解決了兩個問題。”[14]】

 

　　8月9日，毛澤東再次致信謝覺哉，對即將召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總結會議提出意見建議，指出：

 

　　【“準備開的總結會議是積極的，非單為辯論個別問題，請準備一積極建議，包括全部財經問題，分列若幹條，今年如何辦，明年如何辦，均列入之，擬好時請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換意見，然後討論。”[15]】

 

　　8月22日，毛澤東又一次致信謝覺哉，與其交換對陝甘寧邊區經濟問題的意見。毛澤東強調：

 

　　【“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麽都活躍了，都好辦了，而不是提民主或其他什麽為中心工作。”[16]】

 

　　1942年8月19日，毛澤東致信謝覺哉、陳正人：

 

　　【“今天所談二屆參議會應以準備精兵簡政為中心，在開會以前應實行精簡，開會以後檢查(點驗)精簡，而精簡包括精少、效力、統一諸方麵。”[17]】

 

　　同年12月，毛澤東在為西北高幹會準備的材料《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強調：

 

　　【“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幹部必須從現在的工作或學習的崗位上轉到經濟工作的崗位上去。而各級黨部、政府、軍隊、學校的主要負責同誌必須同時充分地注意經濟工作的領導，要調查研究經濟工作的內容，負責製訂經濟工作的計劃，配備經濟工作的幹部，檢查經濟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將此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僅僅委托於供給部門或總務部門就算完事。”[18]】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陝甘寧邊區經濟工作的關注和重視。

 

　　在毛澤東的悉心指導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逐漸探索並貫徹了積極的經濟政策，推動陝甘寧邊區經濟逐漸從困境之中恢複生機。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也隨著經濟的發展在邊區再創新高。作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也成為人民群眾歌頌的對象，歌曲《東方紅》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毛澤東遭遇“挨罵事件”後，並未就事論事處理該事件，而是以此為契機，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反思，積極從中吸取教訓，將其作為克服中共黨內官僚主義，重視經濟工作和製定正確政策等問題的典型案例，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夕及會議期間反複提及和強調。

 

　　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夕及會議期間，毛澤東三次提起“挨罵事件”，從三個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和闡釋。首先，毛澤東借“挨罵事件”向全黨提出了如何克服中共領導工作中官僚主義的問題。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指出：

 

　　【“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 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  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隻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19]】

 

　　其次，毛澤東借此事件向全黨提出必須重視經濟工作。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口頭報告時強調：

 

　　【“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麽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 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  要!”  “沒有學會，要學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20]】

 

　　最後，毛澤東以此向全黨說明了如何才能正確製定政策問題。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總結發言時剖析：

 

　　【“說什麽雷公為什麽不打死毛澤東?  這些都是閑話，對這些話我怎麽看呢?  為什麽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  當時我聽到這個話是很吃驚的。說這個話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邊區，那年邊區公糧征收二十萬石，還要運公鹽六萬馱，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當苦，怨聲載道，天怒人怨，這些事還不是毛澤東搞的?  因為我也主張征收二十萬石公糧，主張去運鹽。當時不運鹽也不行，但是運得久了就不好。這就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二年公糧減少了，一九四三年也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    “說雷公為什麽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因此)“要分析這些原因，要解決問題。”[21]】

 

　　中國革命是在曲折前進中最終取得勝利的，對於革命規律的認識也經曆了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對此有深刻認識：

 

　　【“在抗日時期，我們才製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到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幹了二十來年的革命。過去那麽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帶著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說，有哪一位同誌，比如說中央的任何同誌，比如說我自己，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完全認識了，那是吹牛，你們切記不要信，沒有那回事。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隻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麽革法，革些什麽，哪些先革，哪些後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

 

　　因此

 

　　【“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22]。】

 

　　中國共產黨人對經濟問題的認識也經曆了類似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指出：

 

　　【“從一九二一年共產黨產生，到一九四二年陝甘寧邊區開高幹會，我們還沒有學會搞經濟工作。”[23]】

 

　　直到後來逐漸摸索才掌握了經濟建設的規律，進而克服了前進中存在的困難。毛澤東的上述講話不但對我們認識毛澤東“挨罵事件”有反思，也加深了我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的曲折性和複雜性的認識，還對我們如何提高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相統一的認識論有重要啟示。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陝北十三年，既高瞻遠矚，總攬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情況，同時也非常關注邊區這塊根據地的建設、鞏固和發展。尤其是作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更是善於察微知著，以小見大，抓住具有普遍性的具體事件，從細微事件中捕捉民間疾苦，順應民心，進而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經過艱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對邊區的發展和中國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注釋：

 

　　[1][2][3][5][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頁，第383頁，第385頁，第385頁，第385頁。

 

　　[4]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

 

　　[7][8][9]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頁，第314頁，第315頁。

 

　　[10][12]習仲勳：《紅日照亮了陝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習仲勳文集》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頁，第435頁。

 

　　[11]師哲口述、李海文著：《在曆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頁。[13]毛澤東：《致林伯渠》(1941年6月13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6頁。

 

　　[14]毛澤東：《關於財經建設的基本方針給謝覺哉的信》(1941年8月6日)，《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頁。

 

　　[15]毛澤東：《致謝覺哉》(1941年8月9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頁。

 

　　[16]毛澤東：《致謝覺哉》(1941年8月22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頁。

 

　　[17]毛澤東：《致謝覺哉、陳正人》(1941年8月19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頁。

 

　　[18]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頁。

 

　　[19]毛澤東：《對<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285頁。

 

　　[20][23]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頁，第338頁。

 

　　[21]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404頁。

 

　　[22]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