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鄧小平是如何出賣劉少奇

文革中鄧小平是如何出賣劉少奇

 

 

 

鄧小平：《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鄧小平：《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

鄧小平：《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

鄧小平：《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評，他立刻檢討，事實上是同劉少奇劃清界限，這就是當時已流傳在外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檢討。之後，鄧小平在下台後又於一九六八年寫了《我的自述》，保證“永不翻案”，為以後的複出鋪下後路。在林彪事件後，鄧了解到毛澤東有意解放老幹部，又寫信給毛澤東，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澤東推薦複出。毛澤東在後來批鄧時說：“他說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文革中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出賣了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後，為了與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劃清界線，不停地給毛澤東主席寫信以示忠心。以下內容是走資派鄧小平寄給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鄧小平：我的自述》。分別檢討在北京工作時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鄧小平：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麽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

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

“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

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

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

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

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

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

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

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

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

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

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

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

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

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

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

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

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

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

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

附：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重申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還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因此，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葉劍英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重申了毛澤東這個理論和路線。

鄧小平在閉幕詞中說：“我們這次代表大會，在英明領袖華國鋒同誌主持下，在以華主席為首的大會主席團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體代表的共同努力……圓滿地完成了我們的莊重任務。

我們這次大會，是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團結、堅持光明正大的大會”。

1978年7月17日《鄧小平同英國朋友詹金森的談話》中說：“中國人民永遠懷念毛主席。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與他的領導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