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土地從剝削者轉移到農民手裏

把土地從剝削者轉移到農民手裏

 

 

 

《沒有》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那有》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還有《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嗎？

毛澤東：“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

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

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隻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哪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耕者有其田”。

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於他們是有利的。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讚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又多半和土地聯係著，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懼怕“耕者有其田”。

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鄉村農民，實行武裝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

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並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製度的改革。自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掌握政權以後，便完全背叛了孫中山的主張。

現在堅決地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正是這個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隻有製訂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鬥、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徹底改革土地製度的辦法，實現了孫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

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澤東

土地問題

為著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實行土地製度的改革，解放農民。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時代的正確的主張。

為什麽把目前時代的革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就是說，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這個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使工人階級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使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者手裏轉移到農民手裏，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財產變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中獲得解放，從而造成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所不同的，在中國條件下，隻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不但口講，而且實做。哪些人們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農民的絕對大多數，就是說，除開那些帶上了封建尾巴的富農之外，無不積極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農業生產力獲得發展，對於他們是有利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需要市場，他們也讚成“耕者有其田”；他們又多半和土地聯係著，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懼怕“耕者有其田”。孫中山是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鄉村農民，實行武裝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並沒有主動地實行過土地製度的改革。自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掌握政權以後，便完全背叛了孫中山的主張。現在堅決地反對“耕者有其田”的，正是這個反人民集團，因為他們是代表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隻有製訂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鬥、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徹底改革土地製度的辦法，實現了孫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出而張牙舞爪，進行了十年反人民戰爭，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戰爭的，就是那個集中了孫中山一切不肖子孫在內的團體——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

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對於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阻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後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孫先生的人們不但反對“耕者有其田”，連減租減息也反對。國民黨政府自己頒布的“二五減租”一類的法令，自己不實行，僅僅我們在解放區實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狀：名之曰“奸區”。

在抗日期間，出現了所謂民族革命階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階段的兩階段論，這是錯誤的。

大敵當前，民主民生改革的問題不應該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這是國民黨反人民集團的謬論，其目的是不願抗日戰爭獲得徹底勝利。有些人居然隨聲附和，作了這種謬論的尾巴。

大敵當前，不解決民主民生問題，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據地抵抗日本的進攻。——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並且已經這樣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間，減租減息及其它一切民主改革是為著抗日的。為了減少地主對於抗日的阻力，隻實行減租減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同時又獎勵地主的資財向工業方麵轉移，並使開明士紳和其它人民的代表一道參加抗日的社會工作和政府工作。對於富農，則鼓勵其發展生產。所有這些，是在堅決執行農村民主改革的路線裏包含著的，是完全必要的。

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讚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借以組織雄厚的戰鬥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後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

動搖於兩者之間，口稱讚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和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線。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動員一切力量，向著中國共產黨放出了一切惡毒的箭：明的和暗的，軍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兩黨的爭論，就其社會性質說來，實質上是在農村關係的問題上。我們究竟在哪一點上觸怒了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呢？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麵嗎？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歡迎和鼓勵，難道不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麵，給日本侵略者幫了大忙嗎？所謂“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所謂“奸黨”、“奸軍”、“奸區”，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難道不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做了真正符合於民族利益的認真的事業嗎？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隻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忽視其它約占人口九千萬的人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視在政治上最覺悟因而具有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資格的工人階級，這是不應該發生誤會的。

認識這一切，不但中國共產黨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製度獲得改革，甚至僅獲得初步的改革，例如減租減息之後，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然後幫助農民在自願原則下，逐漸地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及其它合作社之中，生產力就會發展起來。這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現時還隻能是建立在農民個體經濟基礎上的（農民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的互助的勞動組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之類，但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量的增加，已屬驚人。這種製度，已在中國解放區大大發展起來，今後應當盡量推廣。

這裏應當指出一點，就是說，變工隊一類的合作組織，原來在農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時，不過是農民救濟自己悲慘生活的一種方法。現在中國解放區的變工隊，其形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它成了農民群眾為著發展自己的生產，爭取富裕生活的一種方法。

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隻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

這裏還要指出一點，就是說，從城市到農村工作的知識分子，不容易了解農村現時還是以分散的落後的個體經濟為基礎的這種特點；在解放區，則還要加上暫時還是被敵人分割的和遊擊戰爭的環境的特點。因為不了解這些特點，他們就往往不適當地帶著他們在城市裏生活或工作的觀點去觀察農村問題，去處理農村工作，因而脫離農村的實際情況，不能和農民打成一片。這種現象，必須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國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覺悟到將自己和農民結合起來的必要。農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熱情地跑到農村中去，脫下學生裝，穿起粗布衣，不惜從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裏了解農民的要求，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為著完成中國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農村民主革命而奮鬥。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滅以後，對於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土地應當沒收，並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yongbing1993]

曆來人們是如何看待人類戰爭的






曆來人們是如何看待人類戰爭的？這是一個複雜的倫理問題，人與人之間的看法也可能有差異。這個問題是各自所站的立場不同的問題，也涉及到利益土地恩怨曆史等諸多方麵。

盡管有人是反對所有的戰爭，而且也拒絕參與任何戰爭的，所謂的絕對的和平主義者。但有的人顯然不是逢戰必反的。比如很少有人會反對抵抗德國的希特列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大屠殺，又或者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的大屠殺，因為人們相信反法西斯主義和反軍國主義的那些戰爭是正義的。

也就是說人類中的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人們應該反對非正義的戰爭，而不必反對正義的戰爭。

當人們對人類中發生的每一場戰爭（如美伊戰爭）的看法有分歧的時候，人們的分歧點並不在於戰爭是否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而在於人們對這場具體的戰爭是否是正義的戰爭的判斷，都是以對誰受益的立場不同而來判斷了。這樣的判斷是一種“價值判斷”，當然會因人們自己的信仰與價值觀而異，也跟人們的生活地理環境、人生階級體驗、個人信仰性格等等有關。

對人們來說，是否可能有“正義的戰爭”、以及什麽樣的戰爭才算得上是“正義的戰爭”，人們的看法跟人們的階級立場有關。

如果從上帝聖經本身的教導來說，一方麵，福音的精髓是愛與赦免，信徒們應該愛仇敵、為所有人禱告。另一方麵，信徒們也應該維護公義、保護弱勢群體，而且可以自我防衛。這兩方麵的教導表麵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其實是可以得到統一的，正如上帝的慈愛與公義可以並存、信徒們可以同時《恨惡罪》，但又《愛罪人》一樣。然而在具體的信仰實踐上，那些掌權的滿腦子私利者在發動戰爭時，隻顧以牙還牙狂轟亂炸幾倍十幾倍地屠殺平民百姓。就如基督徒的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戰爭觀是多麽的邪惡。

從解經和神學來說，和平主義反戰觀的主要根據是主耶穌自己的教導是反對暴力的。無論是登山寶訓，還是耶穌自己的身體力行，體現的都是和平主義的精神。耶穌本人遭受到最大最惡劣的社會不公，然而他為逼迫他的人禱告，求天父赦免他們。他教導門徒“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太5：44），甚至“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太5：39）。

基督信仰的“愛”的特質要求信徒以一種極端的、無條件的、犧牲的愛來化解仇恨和暴力。基督徒麵對社會不公，應該學習基督，存謙卑寬容忍耐的心，等候主自己伸冤，而不是靠自己的血氣訴諸武力、以暴抗惡。盡管在舊約中確實有上帝帶領以色列人（神的選民）征戰攻擊外幫仇敵的記載，但舊約記載的戰爭也隻有一部分是如此，其它則是人的罪性所致。而且舊約裏以色列人的正義爭戰都是用來預表公義對邪惡的戰勝、最終預表上帝的救贖的。到了新約，上帝的救贖已經由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犧牲的大愛完成，上帝的應許已經實現，基督徒不應該再用戰爭和武力“替天行道”。

曆史上基督徒的十字軍“聖戰”和曆次慘烈的“宗教戰爭”，都並非符合真正的基督信仰精神，而是人背離聖經自以為義的結果，是人罪性的表現。至於一場戰爭是否是“正義的戰爭”，以人的有限而要做這樣的判斷，很多時候都難免是不可靠和危險的。

在基督教曆史上，除了初代信徒麵對羅馬帝國的迫害采取不抵抗主義以殉道見證自己的信仰外，還有其它一些和平主義的反戰實踐。包括在今天的現實當中，也有很多出於信仰反戰的基督徒。在基督教的曆史和眾多的教派當中，“貴格會”（“教友會”，Quakers）和“門諾弟兄會”(Mennonites)這兩個小教派是比較徹底的反戰的。貴格會和門諾弟兄會都是十六世紀極端改革派“重洗派”(Anabaptist)的後裔和傳承。重洗派的神學，不但被當時的羅馬天主教，也被當時的宗教改革的新教（更正教、抗羅宗）的主流視為“異端”。

他們也因此不但受到國家的迫害，也受到天主教和新教的迫害。然而他們的信仰，有很多地方跟主流的改教信仰其實是一致的。他們特別的地方，是強調跟隨耶穌、受苦、忍耐、與世俗分離等等。由此帶來的信仰實踐，是絕對的“不抵抗主義”和出世的生活。在戰爭觀上，就是徹底的、絕對的、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他們不但反對戰爭，也拒絕參軍。

另一方麵，他們對世俗的權力，也是完全的不抵抗。當宗教迫害臨到他們自己的時候，他們仍然是很有一致性的不抵抗，“聽憑主怒”。

所以曆史上有大量的該派信徒被國王們和基督徒們輕而易舉的消滅殺戮，徹底的不抵抗的代價是默默流淌的鮮血和默默犧牲的生命。

主流的新教教派，無論是路德宗、改革宗、清教徒，都不是徹底反戰的，否則今天我們恐怕仍然隻有天主教而新教早已在曆次的宗教戰爭中被繳殺淨盡了。

因此，他們是徹底的反戰，但是他們反得有高度的一致性，他們的反戰不因政治傾向而改變，純粹是出於宗教信仰。

如果每個人都按照基督的教導愛人如己，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了。

戰爭本身都是殘酷和傷害性的，但可悲的是戰爭也是無法避免的現實。

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過完全沒有戰爭的烏托邦存在。

生活本身是真實的，很多美好的理想，包括絕對的和平主義，常常都無法在現實當中實現，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美好純淨的童話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已經被罪汙染了的世界裏麵。

世界上的宗教和基督教的教派多如牛毛，真正徹底反戰的其實很少。

佛教按說應該是很非暴力和和平主義的，可也有信仰“我佛慈悲亦懲惡”的棍僧。

生命是寶貴的，保守派、福音派基督徒在墮胎等問題上也都是持“維護生命”(pro-life)的價值觀和立場，但是麵對戰爭，這些基督徒當中也有持選擇性的“主戰”立場的。他們也相信自己的立場並不違反聖經的教導。

聖經並沒有禁止基督徒參與一切的戰爭。耶穌教導門徒應該自我防衛，奉差外出傳福音的時候，可以帶刀，而且“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22：36）。

聖經也教導信徒“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詩82：3-4）

新舊約中都多有以征戰預表和比喻屬靈真理的經文。新舊約中也都有身為軍官或士兵的的信徒，如新約中信主的百夫長、羅馬官兵等，耶穌和彼得稱讚他們的信心的時候並未責備他們沒有退出軍隊（太8：5-13，徒10）。

更重要的是，聖經要求基督徒順服政府的權柄，“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13：4）。

世界上的政府及其軍隊應該有責任揚善罰惡、維護和平與秩序。

有人問馬丁路德一個人可不可以又參戰當軍人又做基督徒，路德說“當我想到一個士兵的盡職即意味著刑罰作惡的、殺死做惡的、並因此造成悲慘的結局的時候，似乎那是跟基督之愛背道而馳的非基督徒的做法。但是當我想到一個士兵所做的是怎樣保護了善良的人、保全了婦女、兒童、住房、農場、財產、榮譽和和平的時候，我又看到這是何等可貴和敬虔的工作。”（英文路德文集46:96，）很多時候，戰爭成為維持和平的唯一選擇，這當然是一個可悲的悖論，但在上帝的主權之下這也可能是一種上帝的護理。

今天的基督徒可能更多的是持有選擇性的主戰或反戰的立場，就是說有條件地、謹慎地支持“正義的戰爭”。

而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尤其在西方）衡量一場戰爭是否正義仍然是依循一些傳統的原則。

在基督教曆史上，從奧古斯丁開始，就有從聖經思想推演出來的“正義的戰爭”理論(Just War Theory)，用以對一場戰爭是否是正義的提供具體的判定標準。按照奧氏的看法，正義的戰爭的目的是維護和平和公義，這樣的戰爭必須在公義的原則下依循正當的手段進行。實際上，奧氏本人雖然不情願地接受了戰爭的事實，但內心卻敬佩徹底不抵抗的和平主義者。

因此“正義的戰爭”理論要求正義的戰爭必須有正當的理由和目的，必須是為了和平和自衛，任何主動的侵略、複仇、征服、經濟掠奪和意識形態的灌輸都不符合正義的標準。

隻有一國之政府有權發動戰爭，其他任何個人和組織都沒有這樣的權利。

戰爭必須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隻有在用盡了外交、經濟製裁等手段之後才能訴諸武力。

戰前和戰爭進行中必須遵循一係列公義的準則，包括要向仇敵守信、正式公開宣戰、不搶掠、不屠殺、不焚城、不傷害非軍事人員和平民，等等。正義之戰的理論並非是為把戰爭正當化合理化而製造的理論，而是為戰爭設限，盡量減少戰爭的傷害。

如果每個國家都遵循正義戰爭的原則，那麽很多戰爭都是從一開始就根本不應該打的。

盡管“正義的戰爭”理論應該說是西方正統教會比較主流的戰爭觀，在華人基督徒中這仍然是一個有很大爭議的問題。

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基督教信仰早已呈現多元化的境況，“正統”與傳統也許已經不再具有多少規範的作用。

對一些基督徒來說，“正義的戰爭”理論也許隻不過是“人的東西”，並無權威可言。這本身也許是好事--如果真的是出於不迷信前人、“唯獨聖經”的話。然而這也可能帶來一個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一切的價值判斷就隻有都成為徹底主觀和相對主義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如果一切都隻是觀點與角度，一切都隻是文化與背景，那麽也就無所謂對錯，沒有真理可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於1917年正式對德國宣戰。當時美國在任的總統是威爾遜。威爾遜本人是個厭惡戰爭的基督徒，所以美國一直到了戰爭已成終止戰爭的唯一方法的最後關頭才宣戰。威爾遜在議會提出：美國隻為和平而戰，不為侵略、不為掠奪、不為複仇、不為毀滅而戰，隻要對方一放下武器，立刻停戰。他說：“我深信和平是建立在人民的權力而非政府的權力上。世界上的人民都有相同的自由、安全與均等的機會時，就有和平”。

威爾遜的話在今天仍然讓我們深思。和平，是人類崇高的理念和美好的向往。然而和平也是最不可求最難得到的。廿一世紀的今天，科技文明飛速發展，然而戰爭的陰影仍然籠罩著世界。實際上，聖經明確預言在基督再來之前，我們一直會“聽到打仗和打仗的風聲”（太24：6）。

基督徒應該為世上的君王和掌權者禱告，為世界和平禱告，但是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罪性不抱幻想。我們知道，真正的和平最終不能指望國家和掌權者，而在於人的內心。人心與上帝為仇，人與人之間也無法有真正的和平。基督是“和平之君”，基督信仰帶給人的最大的福祉就是使人與上帝和好，也與人和好。基督徒最大的使命就是把這個和平的福音傳給世人，做使人和睦的有福之人（太5：9）。

基督徒也有真實的盼望，那就是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到那時列國“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賽2：4）上帝與人同在，人將享受真正的永遠的和平。

[yongbing1993]

毛澤東：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澤東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它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麵。

我們同誌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蝕。

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誌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它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

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係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

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麽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

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

全黨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同誌們，我們已經了解了我們的任務和我們為完成這些任務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們應該用怎樣的工作態度去執行這些政策和完成這些任務呢？

目前國際國內的形勢，在我們和中國人民麵前顯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備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這是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困難條件。誰要是隻看見光明一麵，不看見困難一麵，誰就會不能很好地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我們的黨和中國人民一道，不論在整個黨的二十四年曆史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為中國人民創造了巨大的力量，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很顯然的，毫無疑義的。但是同時，我們的工作中依然存在著缺點。誰要是隻看見成績一麵，不看見缺點一麵，誰也就不會很好地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

中國共產黨自從一九二一年誕生以來，在其二十四年的曆史中，經曆了三次的偉大鬥爭，這就是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現在還在進行中的抗日戰爭。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麵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曆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鬥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我們黨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鬥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黨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奮鬥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黨在思想上極大地鞏固了。我們黨現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抗日時期入黨的，在他們之中存在著各種不純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幾年來的整風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糾正。今後應當繼續這種工作，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開黨內的思想教育。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幹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它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它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係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麽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誌，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誌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誌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誌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誌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後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誌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誌懂得，隻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隻會被我們所壓倒。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它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麵。我們同誌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誌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麽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舍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汙我們的清潔的麵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麽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麽錯誤不能拋棄嗎？

同誌們，我們的大會閉幕之後，我們就要上戰場去，根據大會的決議，為著最後地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奮鬥。為達此目的，我們要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我重說一遍，不管什麽階級，什麽政黨，什麽社會集團或個人，隻要是讚成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我們就要加以聯合。為達此目的，我們要把我們黨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論什麽同誌，隻要他是願意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我們的黨，在北伐戰爭時期，不超過六萬黨員，後來大部分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不超過三十萬黨員，後來大部分也被當時的敵人打散了。現在我們有了一百二十多萬黨員，這一回無論如何不要被敵人打散。隻要我們能吸取三個時期的經驗，采取謙虛態度，防止驕傲態度，在黨內，和全體同誌更好地團結起來，在黨外，和全國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就可以保證，不但不會被敵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實走狗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掉，並且在消滅他們之後，把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建設起來。

三次革命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誌們，有了三次革命經驗的中國共產黨，我堅決相信，我們是能夠完成我們的偉大政治任務的。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yongbing1993]

共產黨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






中國共產黨要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

毛澤東：“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

毛澤東：“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毛澤東：“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澤東

工業問題

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但是，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之下，一切依賴外國，它的財政經濟政策是破壞人民的一切經濟生活的。國民黨統治區內僅有的一點小型工業，也不能不處於大部分破產的狀態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產力都遭到破壞的命運，農業如此，工業也是如此。

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使全國軍隊成為人民的武力，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一八四○年鴉片戰爭[21]以來的一百零五年的曆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的十八年的曆史，清楚地把這個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和學生們，他們埋頭於自己的工作或學習，不問政治，自以為可以所學為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學得了許多東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有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必要，而這些條件是互相關聯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國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

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幹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

我們共產黨人願意協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為上述目標而奮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

中國工人階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就開始以自覺的姿態，為中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一九二一年，產生了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使中國的解放鬥爭進入了新階段。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中，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了極大的努力和極有價值的貢獻。在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特別是在收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鬥爭中，中國工人階級將起著極大的作用。在抗日結束以後，可以預斷，中國工人階級的努力和貢獻將會是更大的。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

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將采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係的政策。一方麵，保護工人利益，根據情況的不同，實行八小時到十小時的工作製以及適當的失業救濟和社會保險，保障工會的權利；另一方麵，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贏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漢奸分子的企業和財產，應當沒收，歸政府處理。

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

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給予中國人民的災難中，包括著民族文化的災難。特別是具有進步意義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進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災難，更為深重。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師，人民的科學家、工程師、技師、醫生、新聞工作者、著作家、文學家、藝術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們必須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從事艱苦的工作。一切知識分子，隻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看作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中國是一個被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後的國家，中國的人民解放鬥爭迫切地需要知識分子，因而知識分子問題就特別顯得重要。而在過去半世紀的人民解放鬥爭，特別是五四運動[22]以來的鬥爭中，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後的鬥爭中，他們將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後人民的政府應有計劃地從廣大人民中培養各類知識分子幹部，並注意團結和教育現有一切有用的知識分子。

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文化和教育，應當采取適當的堅決的步驟，加以掃除。

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

對於舊文化工作者、舊教育工作者和舊醫生們的態度，是采取適當的方法教育他們，使他們獲得新觀點、新方法，為人民服務。

中國國民文化和國民教育的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就是說，中國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範例。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

少數民族問題

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對於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殺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現在對於新疆少數民族的武力鎮壓事件，以及近幾年對於甘肅回民的屠殺事件，就是明證。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麵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奮鬥；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係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多年以來，陝甘寧邊區和華北各解放區對待蒙回兩民族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

外交問題

中國共產黨同意大西洋憲章和莫斯科、開羅、德黑蘭、克裏米亞各次國際會議[27]的決議，因為這些國際會議的決議都是有利於打敗法西斯侵略者和維持世界和平的。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是在徹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國家的獨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進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誼這些基礎之上，同各國建立並鞏固邦交，解決一切相互關係問題，例如配合作戰、和平會議、通商、投資等等。

中國共產黨對於保障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裏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借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誌。

我們認為國民黨政府必須停止對於蘇聯的仇視態度，迅速地改善中蘇邦交。蘇聯是第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國家。在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召集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和在其後進行北伐戰爭時，蘇聯是當時唯一援助中國解放戰爭的國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後，蘇聯又是第一個援助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國家。中國人民對於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的這些援助，表示感謝。我們認為太平洋問題的最後的徹底的解決，沒有蘇聯參加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誌，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

中國人民歡迎許多外國政府宣布廢除對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並和中國訂立平等新約的措施。但是，我們認為平等條約的訂立，並不就表示中國在實際上已經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這種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決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主要地應靠中國人民自己努力爭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為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隻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就是說，依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決不會使中國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平等。

我們認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並無條件投降之後，為著徹底消滅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及其所由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必須幫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製度。沒有日本人民的民主製度，便不能徹底地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便不能保證太平洋的和平。

我們認為開羅會議關於朝鮮獨立的決定是正確的，中國人民應當幫助朝鮮人民獲得解放。

我們希望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對於南洋各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越南、菲律賓，我們希望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以後，能夠得到建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製度的權利。對於泰國，應當仿照對待歐洲法西斯附屬國的方法去處理。

關於具體綱領的說明，主要的就是這樣。

再說一遍，一切這些具體綱領，如果沒有一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就不可能順利地在全中國實現。

中國共產黨在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二十四年中，創造了這樣的地位，就是說，不論什麽政黨或社會集團，也不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在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的態度，那是極其錯誤而且必然要失敗的。過去和現在都有這樣的人，企圖孤行己見，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但是結果都行不通。這是什麽緣故呢？不是別的，就是因為我們的意見，符合於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誰要是不尊重中國共產黨，誰就是在實際上不尊重最廣大的中國人民，誰就一定要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