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走資派

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走資派

 

 

 

毛澤東：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製度。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一般《綱領》

毛澤東：我們的一般綱領

為著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並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抗日的民主黨派，迫切地需要一個互相同意的共同綱領。

這種共同綱領，可以分為一般性的和具體性的兩部分。我們先來說一般性的綱領，然後再說到具體性的綱領。

在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國的現階段，我們共產黨人在這樣一個基本點上是和中國人口中的最大多數相一致的。這就是說：第一，中國的國家製度不應該是一個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製度，因為這種反人民的製度，已由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十八年統治證明為完全破產了。第二，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因為在中國，一方麵，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得很軟弱；另一方麵，中國早已產生了一個覺悟了的，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表現了強大能力的，領導了廣大的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它民主分子的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領袖——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新條件。第三，在中國的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製度。

那末，我們的主張是什麽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製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製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

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製度，因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數百萬產業工人，數千萬手工業工人和雇傭農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占了三億六千萬的農民階級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及其它愛國分子的同意。

自然，這些階級之間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勞資之間的矛盾，就是顯著的一種；因此，這些階級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殺這種矛盾，抹殺這種不同要求，是虛偽的和錯誤的。但是，這種矛盾，這種不同的要求，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上，不會也不應該使之發展到超過共同要求之上。這種矛盾和這種不同的要求，可以獲得調節。在這種調節下，這些階級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項建設。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製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製度。我們的這種主張，是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完全一致的。孫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製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它一切民主分子，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並同一切違背和反對這個指示的任何人們和任何集團作堅決的鬥爭，借以保護和發揚這個完全正確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原則。

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製，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隻有這個製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並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軍隊和其它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它權力機關一樣，是屬於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於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於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裏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於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

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讚成發展個性，不讚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讚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束縛著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破壞著廣大人民的財產。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製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那些不是“操縱國民生計”而是有益於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保障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

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要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一定要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們共產黨人在現階段上，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上所主張的一般綱領，或基本綱領。對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製度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說來，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實行這個綱領，可以把中國從現在的國家狀況和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即是說，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

這個綱領所規定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但是這個綱領的實行，還沒有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社會。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鬥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汙蔑、謾罵或譏笑；對於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於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鬥，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鬥。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鬥了二十四年。

對於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為這個目標奮鬥，如果看不起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對它稍許放鬆，稍許怠工，稍許表現不忠誠、不熱情，不準備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而空談什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就是有意無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就不是一個自覺的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麵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麽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麽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任何的空談和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似乎不是忠誠的。這是由於不了解我們所承認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我黨在現階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裏的若幹基本原則，是互相一致的。應當指出，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和我黨在現階段上的綱領，隻是在若幹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東西，並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綱領，比之孫先生的，當然要完備得多；特別是孫先生死後這二十年中中國革命的發展，使我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綱領及其實踐，有了一個極大的發展，今後還將有更大的發展。但是，孫先生的這種三民主義，按其基本性質說來，是一個和在此以前的舊三民主義相區別的新民主主義的綱領，當然這是“中國今日之必需”，當然“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為本黨的最低綱領而奮鬥和為孫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而奮鬥，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麵）是一件事情，並不是兩件事情。因此，不但在過去和現在已經證明，而且在將來還要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

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製度。我們的答複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製度。隻要共產黨以外的其它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於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俄國的曆史形成了俄國的製度，在那裏，廢除了人剝削人的社會製度，實現了最新式的民主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製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被人民拋棄了，人民僅僅擁護布爾什維克黨，因此形成了俄國的局麵，這在他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國的政權機關中，即使是處在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沒有其它政黨的條件下，實行的還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聯盟，或黨和非黨聯盟的製度，也不是隻有工人階級或隻有布爾什維克黨人才可以在政權機關中工作。中國現階段的曆史將形成中國現階段的製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

[yongbing1993]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家成中國首富









在曆史上如何正確評價死不改悔走貨派鄧小平，是中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目前，許多人對這個問題還認識不清，這是由於死不改悔走貨派鄧小平篡權後掀起的右傾翻案風，徹底為地富反壞右分子平反。這些被平反了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成了死不改悔走貨派鄧小平的基本擁護者。

走貨派們又鼓動起先富起來的群體，如知識精英作家、歌星、體育明星、部分自由職業者，走貨派們根據自己思想解放的感受，寫出了大量的歌曲、戲劇、電影、電視劇、小說、詩詞，這些所謂的文藝創作，帶有明顯的階級性，如粉刺、挖苦毛澤東時代，揭露無產階級專政的“黑暗”，歌頌走貨派鄧小平時代的自由、開放、發展。

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走貨派及其特色政府鼓勵剝削、鼓勵自由雇工、大獎、特獎先富起來的資本家和各種明星，代表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思想的作品大量湧現，如《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放了一把火，《在希望的田野上.》，進入了“中興”、“富強”、“強國”時代等等，在上層建築領域造成複辟資本主義的氛圍，在各基層組織又組織退休職工，跳舞唱歌，到處歌頌改革開發的新時代，這樣把大多數民眾忽悠到全國一片歌頌改革開放之中。

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者、走資派，早已偷偷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製度，改變為以私有製為主體的資本主義製度。把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改變為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新型殖民地。

中國最廣大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又成了資產階級的奴隸，成為被壓迫、被剝削的群體。

許多人就是在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這種欺騙宣傳、蠱惑下，糊裏糊塗地由國家的主人變成了資本家的奴隸，還自以為得意，每天在為走資派歌功頌德，這真是糊塗到家了。

但是廣大工人階級心裏是明亮的，不過他們已變成了弱勢群體，走資派已剝奪了《憲法》給予廣大人民的“六大自由”，失去了向走資派造反的自由。中國人民能容忍走資派給我們安排的這一苦不堪言的命運嗎？決不能！必須團結起來進行堅決抗爭。

下邊由戚威等同誌撰寫的《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十大罪狀》供廣大人民研究、討論。

對於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中國人民應該剝掉這個竊國大盜、亂世奸雄走資派鄧小平的畫皮。

“改革開放”40多年了，回頭看看新中國走過的曆程，親身感受到那個所謂“改革開放總設計師”走資派鄧小平已經將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人民軍隊和全國廣大的勞動人民設計進了資本主義的圈套之中，在走資派右派地富反壞分子的既得利益階級對其歌功頌德的時候，一些被設計進圈套而正在遭受資本主義剝削壓榨之苦的善良的中國人民，至今還在迷茫、自得其樂。

必須徹底剝掉鄧小平的畫皮，是一切正義善良的中國人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這不僅關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也同全中國大多數勞動人民中陽每一個人及勞動人民的子孫後代息息攸關的一件大事。雖然，個人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也要進行反抗。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者。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堅持地主資產階級立場，重慶剛解放時，時任市長的鄧小平置共產黨中央和解放軍總部有關“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命令於不顧，將自己老家正在受到審查、清算、和鎮壓的親屬、親戚（全是被當時革命政府定性為地主分子）接到重慶軍政府大院保護起來，後又將這些地主分子送到“西南革命大學”鍍金，半年畢業後，均被作為“革命幹部”派到貴州工作。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還親自授意其三弟鄧蜀屏將名字改成徐初，徐初夫婦混入土改工作團並任工作組長。徐初先後任人民政府鎮長、科長、局長、副市長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由於一慣搞資本主義複辟和真實身份暴露，遭革命群眾批鬥，畏罪自殺。徐初的老婆謝全碧在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庇護下也先後任副區長、副科長等。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當時保護的地主分子還有：夏伯根，鄧的後媽；鄧先烈，鄧的大姐。唐惠民，鄧的姐夫。其三弟鄧蜀屏解放前曾先後任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聯保主任、鄉長、區長、縣長、國民黨區分部書記、縣經征處主任等職，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惡不作。貧下中農憤慨地說：“解放初，如果鄧蜀平不跑，協興場第一個槍斃的就是他，人民政府不槍斃他，（老百姓）打也會打死他”。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大兒子因“反黨集團案”，於1968年被關押審查，他想翻窗順水管爬下來逃跑，驚慌失措從8米高摔下，脊椎骨嚴重摔傷，自腰部以下癱瘓。

毛主席逝世後，一次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談到此事時說：他毛澤東的兒子犧牲在朝鮮戰場，是光榮的。我的兒子（反對大文化革命）摔傷，也是光榮的。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同鄧的兒子根本沒有可比性，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把天壤之別的兩件事、兩個人相提並論，是對毛主席和毛岸英烈士的惡毒攻擊和褻瀆，仇恨之情溢於言表。

改革開放以來，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子女個個高官厚緑，大財橫發。其大兒子於1983年3月15日組織“中國康複中心籌備小組”，擔任組長；1984年3月15日正式成立“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任會長；1988年3月11日組成“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簡稱中國殘聯），任主席。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相當於國務院副總理）現為政協副主席。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另一個兒子在1979年中國對越戰爭時到美國留學，在美國生一兒子（鄧小平的孫子）加入美國籍。留學回來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中國對外建設總公司副總經理。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一女兒當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部副部長，部黨組書記。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秘書（視作其家庭成員），被派到軍委，任軍委委員，政治部主任等要職。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其他親屬親戚究竟還有多少人借“改革開放”之機得官得利，飛黃騰達就不清楚了。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家成了改革開放第一家庭，鄧家成了中國首富、會去幫助窮人共同富裕嗎？ 總設計師說：“我們應該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他們會去幫助落後的人們，最後達到共同富裕。咱們孩子們都是從小受共產主義教育的，他們會去幫助別人的。我放心！“ 不愧為總設計師，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設計主題是“咱們的孩子們先富起來後會幫助別人的”，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也預見到他的孩子們會是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

遠在八十年代初期，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的大公子樸方以為殘廢人謀福利的名義，建立了康華實業公司，利用特權大批倒賣進出口批文和大量進口鋼板、家用電器、販賣國家控製物資如石油、煤炭、棉織品等牟取巨額暴利。賺到了第一桶金。很快成了中國最大的官倒公司。後因民憤太大，康華遭到整頓，但鄧大公子卻安然無事。而且後來他所掌握和擁有的財富不減反增。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鄧大公子跑到後台後，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小公子率領鄧家快婿吳建常和賀平走到了前台。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二兒子鄧質方原本是學物理出身，八十年代末自美國返國後迅即進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國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屬下的中信興業公司付總工程師，接著升為付總經理兼總工程師，最後自然是擔任董事長。其父總設計師九二年南巡後，鄧質方一口氣接管了上海市四方房地產公司和大連立港房地產公司，還將勢力範圍擴充到還在英國管轄下的香港。同北京首鋼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某某以五億八千萬港元收購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開達集團。

鄧質方很快又成了香港上市公司首長四方集團的最大股東兼董事長。四方公司現不僅在上海有龐大的實業，如由六十三棟大樓組成的西郊花園，還在北京、天津、廣州、深圳、珠海、大連等近十個大中城市囤積大量廉價土地。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不僅培養出了兩名“得意商場”的兒子，還慧眼識英雄挑了兩名本事通天的大倒爺。鄧家長公主鄧林的夫婿吳建常絕對稱得上是商場無敵手。他多年來把持著中國的最易生財的行業—中國有色金屬進出口總公司。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陰附馬吳建常因為長年掌控著國家的所有稀有金屬，財力雄厚，故養成了大手筆處事的習慣。有一次他想學學炒股票，於是命令屬下員工帶上四百餘萬美元西進美國華爾街，結果一個月不到就輸得精光。事後該員工的一些朋友為他擔心，沒想到這位仁兄居然說："你們瞎緊張幹嗎？吳老總缺錢嗎？輸了是國家倒黴，如果贏了，那吳老總也不會少了我的那一份。"吳建常不僅控製了中國稀有金屬的買賣權，還在香港擁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權如金輝集團、東方金源、百利大等，總資產達數十億港元。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鄧家的愛女鄧榕（又名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的作者）也找了一位不甘落後的丈夫賀平。二府馬賀平本身也是高幹子弟，其父是賀彪也曾是部級幹部。賀平早在八四年隸屬總參謀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時就擔任公司付董事長兼總經理。保利科技公司現已成為中國最有實力的買辦公司之一。它的主要業務是買賣軍火。香港富豪霍英東之子就曾因參與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軍火活動而被美國法院判刑坐監。

保利科技公司的現任董事長是前國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軍。保利集團已於幾年前就在香港上市。香港人稱保利集團為暴利集團。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鄧家擁有的金錢之多、勢力之廣實在叫我們這些生活在特色社會主義製度下的普通百姓無法想象和理解。前一段時間，中國某高官王某某宴請一位來自美國的國際友人，席間王某某自豪地和這位來自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資本家說，他一年可收入二十個億人民幣，總資產超過百億（這個數字可以讓一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現在的生活水準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這位美國資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顯赫的人物如是說，那麽，天下第一家—總設計師的家人們又會怎麽說呢？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並沒有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和台灣般騰飛。然而中國的腐敗和貪官汙吏卻走到了世界的最前列。某國際經濟組織在其年度報告時已經將中國的官場腐敗排在亞洲第一位，首次超過菲律賓。這真是我中華民族莫大的榮譽！

中國人民希望全體中國人早日富強起來。但像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的家人們這樣的富法完全是依靠其父的職權和政策，依靠貪汙受賄暴富起來的，據說光質方多年前就積累了150億美元的財富，把國家當時的外匯財富掏走了近四分之一。

鄧質方還利用四方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工程上行賄二千萬美元和在澳門玩賭博玩出一個天大的窟窿的故事想必不是空穴來風。

多年前，陳希同案子帶出一個首鋼周冠五和周北方腐敗大案。周北方動用首鋼5000萬美金在法國為自己做生意虧損。

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心腹被一夜提升最高位，一夜又被鄧將趙紫陽打至低層。而這個奴才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中談到此事，因為此事涉及到鄧質方，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老婆曾哭哭啼啼找到紀委書記，求情不要處置二附馬鄧樸方，事後也未見到處置鄧樸方。事後抓了個周北方。其實周北方隻是總設計師家族的替罪羊而已。

現在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的鄧家成了中國最富裕家庭之一。會像死不改悔走資派鄧小平總設計師說的那樣去幫助窮人們共同富裕嗎？先富起來的鄧家人過去不曾說過，現在也沒有聽說過，將來也不會聽說過要幫助窮人。

[yongbing1993]

蔣介石國民黨不去打日本侵略軍







蔣介石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軍隊不去打日本侵略軍，而是剿殺 抗日新四軍。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作者：毛澤東

1941年1月4日 抗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奉命北移。六日，行至涇縣茂林地區，突遭蔣介石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包圍襲擊。抗日新四軍被迫抗擊，血戰七晝夜，終因彈盡糧絕，除約兩千人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蔣介石國民黨扣留，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蔣介石國民黨軍槍殺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當場英勇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蔣介石國民黨製造的屠殺抗日新四軍的《皖南事變》。

蔣介石國民黨軍七個師八萬餘人的軍隊不去打日本侵略軍，而是剿殺 抗日新四軍。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這一反動暴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發表談話，揭露蔣介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抗戰、實行反共的罪惡陰謀，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動法令(指蔣介石一月十七日誣稱新四軍“叛變”，宣布取消其番號，由軍事法庭審判葉挺的反動法令)，懲辦禍手等十二條解決辦法。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新四軍新的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並立即整編部隊，將全軍擴編為七個師，一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治委員鄭位三；第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第四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第六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政治委員曾希聖。全軍約九萬餘人。積極參加抗日。

中國共產黨抗日的《具體綱領》

毛澤東：我們的具體綱領

根據上述一般綱領，我們黨在各個時期中還應當有具體的綱領。在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在幾十年中，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是不變的。但是在這個大階段的各個小的階段中，情形是變化了和變化著的，我們的具體綱領便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是當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戰爭時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的一般綱領並沒有變化，但其具體綱領，三個時期中是有了變化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敵軍和友軍在三個時期中發生了變化的緣故。

目前中國人民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中：（一）日本侵略者還未被打敗；（二）中國人民迫切地需要團結起來，實現一個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團結，迅速地動員和統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三）國民黨政府分裂民族團結，阻礙這種民主的改革。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具體綱領即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是什麽呢？

我們認為下麵這些要求是適當的，並且是最低限度的。

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並建立國際和平；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要求懲辦那些分裂民族團結和反對人民的親日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和失敗主義分子，造成民族團結；要求懲辦那些製造內戰危機的反動分子，保障國內和平；要求懲辦漢奸，討伐降敵軍官，懲辦日本間諜；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反動的特務機關和特務活動，取消集中營；要求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使人民獲得充分的自由權利；要求承認一切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釋放一切愛國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圍和進攻中國解放區的軍隊，並將這些軍隊使用於抗日前線；要求承認中國解放區的一切抗日軍隊和民選政府；要求鞏固和擴大解放區及其軍隊，收複一切失地；要求幫助淪陷區人民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要求允許中國人民自動武裝起來，保鄉衛國；要求從政治上軍事上改造那些由國民黨統帥部直接領導的經常打敗仗、經常壓迫人民和經常排斥異己的軍隊，懲辦那些應對潰敗負責的將領；要求改善兵役製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優待抗日軍人家屬，使前線官兵安心作戰；要求優待殉國戰士的遺族，優待殘廢軍人，幫助退伍軍人解決生活和就業問題；要求發展軍事工業，以利作戰；要求將同盟國的武器和財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給抗戰各軍；要求懲辦貪官汙吏，實現廉潔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級公務員的待遇；要求給予中國人民以民主的權利；要求取消壓迫人民的保甲製度；要求救濟難民和救濟災荒；要求設立大量的救濟基金，在國土收複後，廣泛地救濟淪陷區的受難人民；要求取消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要求實行農村改革，減租減息，適當地保證佃權，對貧苦農民給予低利貸款，並使農民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要求取締官僚資本；要求廢止現行的經濟統製政策；要求製止無限製的通貨膨脹和無限製的物價高漲；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並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於發展工業生產；要求取消國民黨的黨化教育，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職員生活和學術自由；要求保護青年、婦女、兒童的利益，救濟失學青年，並使青年、婦女組織起來，以平等地位參加有益於抗日戰爭和社會進步的各項工作，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兒童得到有益的學習；要求改善國內少數民族的待遇，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權利；要求保護華僑利益，扶助回國的華僑；要求保護因被日本侵略者壓迫而逃來中國的外國人民，並扶助其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要求改善中蘇邦交，等等。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內的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範圍內，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這些都是中國廣大人民的呼聲，也是各同盟國廣大民主輿論界的呼聲。

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準備以上述綱領為基礎和他們進行協商。各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黨之間應該協定一個共同的綱領。

這樣的綱領，對於國民黨統治區，暫時還是一個要求的綱領；對於淪陷區，除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一項外，是一個要等到收複後才能實施的綱領；對於解放區，則是一個早已實施並應當繼續實施的綱領。

在上述中國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體綱領中，包含著許多戰時和戰後的重大問題，需要在下麵加以說明。在說明這些問題時，我們將批評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一些錯誤觀點，同時也將回答其它人們的一些疑問。

第一　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

開羅會議決定應使日本侵略者無條件投降，這是正確的。但是，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裏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分子，經過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並未遇到製止。因此，中途妥協的危險並未完全過去。開羅會議又決定將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這是很好的。但是根據國民黨政府的現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鴨綠江邊，收複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民應該怎麽辦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一切妥協的陰謀活動，必須立刻製止。中國人民應該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現在的消極的抗日政策，將其一切軍事力量用於積極對日作戰。中國人民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它人民軍隊，並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準備直接配合同盟國作戰，收複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打敗日本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神聖的權利。如果反動分子要想剝奪中國人民的這種神聖的權利，要想壓製中國人民的抗日活動，要想破壞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國人民在向他們勸說無效之後，應該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以堅決的回擊。因為中國反動分子的這種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動行為，完全是幫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為著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爭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

中國人民要求廢止這個反人民專政的呼聲是如此普遍而響亮了，使得國民黨當局自己也不能不公開承認“提早結束訓政”，可見這個所謂“訓政”或“一黨專政”的喪失人心，威信掃地，到了何種地步了。在中國，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敢說“訓政”或“一黨專政”有什麽好處，不應該廢止或“結束”了，這是當前時局的一大變化。

應該“結束”是確定的了，毫無疑義的了。但是如何結束呢，可就意見分歧了。一個說：立即結束，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一個說：等一會再結束，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卻不能還政於聯合政府。

這是什麽意思呢？

這是兩種做法的表現：真做和假做。

第一種，真做。這就是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16]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如同我們在前麵提出的那些中國人民的現時要求，以便恢複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是一個團結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擁護這個方針的。

第二種，假做。不顧廣大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要不讚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討伐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采取的步驟，有把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解不開，這條繩索的名稱就叫做“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寶，祭起來，一則抵製聯合政府，二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可是，曆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麵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現在誰也明白，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人民沒有自由，在日寇占領區域，人民不能參加選舉，有了自由的中國解放區，國民黨政府又不承認它，在這種情況下，哪裏來的國民代表？哪裏來的“國民大會”？現在叫著要開的，是那個還在內戰時期，還在八年以前，由國民黨獨裁政府一手偽造的所謂國民大會。如果這個會開成了，勢必鬧到全國人民群起反對，請問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如何下台？歸根結底，偽造國民大會如果開成了，不過將他們自己推到絕路上。

我們共產黨人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目前時期，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個步驟，將來時期，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總之，都是聯合政府，團結一切願意參加的階級和政黨的代表在一起，在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之下，為現在的抗日和將來的建國而奮鬥。

不管國民黨人或任何其它黨派、集團和個人如何設想，願意或不願意，自覺或不自覺，中國隻能走這條路。這是一個曆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

在這個問題和其它任何有關民主改革的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聲明：不管國民黨當局現在還是怎樣堅持其錯誤政策和怎樣借談判為拖延時間、搪塞輿論的手段，隻要他們一旦願意放棄其錯誤的現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們是願意和他們恢複談判的。但是談判的基礎必須放在抗日、團結和民主的總方針上，一切離開這個總方針的所謂辦法、方案，或其它空話，不管它怎樣說得好聽，我們是不能讚成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鄧小平是如何出賣劉少奇








鄧小平：《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鄧小平：《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

鄧小平：《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

鄧小平：《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

鄧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批評，他立刻檢討，事實上是同劉少奇劃清界限，這就是當時已流傳在外的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檢討。之後，鄧小平在下台後又於一九六八年寫了《我的自述》，保證“永不翻案”，為以後的複出鋪下後路。在林彪事件後，鄧了解到毛澤東有意解放老幹部，又寫信給毛澤東，終於在一九七四年，由毛澤東推薦複出。毛澤東在後來批鄧時說：“他說永不翻案，我看靠不住啊”。

文革中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出賣了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後，為了與第一號走資派劉少奇劃清界線，不停地給毛澤東主席寫信以示忠心。以下內容是走資派鄧小平寄給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鄧小平：我的自述》。分別檢討在北京工作時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鄧小平：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麽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

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

“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

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

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

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

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

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

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

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

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

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

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

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

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

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

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

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

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

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

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

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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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重申了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還存在著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威脅。因此，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葉劍英在《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也重申了毛澤東這個理論和路線。

鄧小平在閉幕詞中說：“我們這次代表大會，在英明領袖華國鋒同誌主持下，在以華主席為首的大會主席團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體代表的共同努力……圓滿地完成了我們的莊重任務。

我們這次大會，是堅持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會，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團結、堅持光明正大的大會”。

1978年7月17日《鄧小平同英國朋友詹金森的談話》中說：“中國人民永遠懷念毛主席。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與他的領導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