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麽?
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一天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曾經講過: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勝負還沒有分曉,很可能修正主義勝利,我們失敗。我們用可能失敗去提醒大家,有利於促進大家對修正主義的警惕性,有利於防修、反修。實際上共產黨內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始終是存在著的,任何人否認都否認不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應該去否認它。自這次大會以後,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在我們黨內的鬥爭表現是形“左”實右與反形“左”實右,反對階級鬥爭存在與強調階級鬥爭存在,折中主義與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等等。在這以前適當的文件中已有了論述。
今天,貴國是以軍事代表團來了解我國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這個問題談談看法。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同誌拿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但江青同誌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來同誌、康生同誌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製,沒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所以我在中央特別主持製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因為敵人是非常敏感的,這裏有一個信號。他那裏就有行動。當然我們也必須行動。這個通知中已明顯地提出了路線問題,也提出了兩條路線的問題。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暫時隻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隻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了半數多一點的同意。當時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劉瀾濤就不通。伯達同誌找過他們談,他們說:“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後我隻能讓實踐去進一步檢查吧。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重點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個月,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了批判,這是公開地挑開了黨內的矛盾。這裏順便提起一個問題,就是廣大工農、黨團幹部,在批判反動路線過程中受了蒙蔽。我們研究,對受蒙蔽的同誌怎樣看?我從來認為,廣大的工農兵是好的,絕大部分黨團員是好的,無產階級各個時期的革命,他們都是主力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廣大的工農是具體的勞動者,自然了解上層的情況少,加上廣大黨團骨幹是內心對黨、對黨的幹部無限熱愛,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所以他們受了蒙蔽,甚至較長一段時間內轉不過來,這裏有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算了嘛!隨著運動深入發展他們又成了主力軍了。“一月風暴”就是工人搞起來的,隨著全國工農起來了。這是革命發展規律,民主革命是如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運動是知識分子搞起來的,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先知先覺,但真正的北伐長征式的徹底革命就要依靠時代的主人做主力軍去完成,靠工農兵去完成。工農兵實際上隻不過是工農,因為兵隻不過是穿軍裝的工農。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依靠時代的主人,廣大工農兵做主力軍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就是轉變覺察的快,但受到本能的限製,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從姚文元同誌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算做第一階段,這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算做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為×××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可算做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本來“一月風暴”以後,中央就一再著急大聯合問題,但未得奏效,後來發現這個主觀願望是不符合階級鬥爭客觀發展規律的。因為各個階級、各個政治勢力都還要頑強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沒有任何阻力的泛濫出來了,因此破壞了大聯合。大聯合,揑是揑不成一個大聯合的,捏合了還是要分,所以中央現在的態度隻是促,不再揑了。拔苗助長的辦法是不成的。這個階級鬥爭的規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識為轉移。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的。××市的工代會、紅代會、農代會。除了農代會打的比較少一點外,工代會、紅代會彼此打得都熱鬧,看來××市革命委員會也還得改組。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因為解放十幾年來,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義把持了,所以資產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在這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階段很好的改造世界現,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麵,在這裏我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們說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麽?(當場有人答:是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絕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的問題。
中央一再強調要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為世界觀是不能強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須是外因通過內因去起作用,內因是主要的。世界觀不改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怎麽能叫勝利呢?世界觀不改造,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兩千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下次可能出四千。這次文化大革命代價是很大的,雖然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問題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決的,但這次文化大革命後,起碼要鞏固它十年。一個世紀內至多搞上它兩三次,所以必須從挖修正主義根子著眼,以增強隨時防修、反修的能力。在這裏我問大家另外一個問題,你們說什麽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眾不語)所謂走資木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這些當權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吧!就是說,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反對三座大山是積極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後,反對資產階級了,他們就不那麽讚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他們是積極讚成並參加,但到全國解放後,農村要實行集體化時,他們就不那麽讚成了。他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現在又當權,那可不就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嗎!就算是“老幹部遇到新問題”吧!這都叫“老幹部遇到新問題”。但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就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就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叫做資產階級要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要按照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世界。有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時,也說這是“老幹部遇到了新問題”。但既然犯了錯誤,這就說明你這個老幹部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未得到徹底改造。今後,老幹部還會遇到更多的新問題,要想保證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在思想上來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化。我問大家,你們說究竟怎樣具體地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國家大事,世界的大事。
我說,革命小將革命精神很強烈,這很好。但你們現在不能上台,你們現在上台明天就會被人趕下台。但這話被一位副總理從自己話裏說出去了,這很不對。對革命小將是個培養問題,不能在他們犯有某種錯誤的時候,用這話給他們潑冷水。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我是北京區選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幾個真正了解我?我認為周恩來當總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說中國是酷愛和平的,我看就不那麽樣達到酷愛的程度。我看中國人民還是好鬥的。
對待幹部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信念,不能離開這個階級觀點!對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領導幹部,就要保,要理直氣壯的保,要從錯誤中把他們解放出來。就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經過長期教育,改正了錯誤,還是允許他們革命的。真正的壞人並不多,在群眾中最多百分之五,黨團內部是百分之一、二,頑固定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隻是一小撮。但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必須作為主要對象打,因為他們的影響及流毒是深遠巨大的。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群眾中的壞人,最多隻是百分之五,但他們是分散的,沒有力量的,如按百分之五,三千五百萬算,如他們組成一支軍隊,有組織地反對我們,那確實是值得我們考慮的問題,但他們分散在各地沒有力量,所以不能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鬥爭的關鍵階段,更要防止壞人鑽空子。所以大聯合應有兩個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須經過鬥爭。不經過鬥爭的大聯合是不能奏效的。
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階段,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關鍵階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時間比較長,中央文革還在討論,有人認為今年年底為宜,有人認為明年五月份為宜。但時間還得服從階級鬥爭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