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新中國和平與統一是來之不易的
中國自1840年起一直戰亂不斷——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撚軍、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收複新疆之戰、甲午戰爭、義和團、八國聯軍、辛亥革命、護法戰爭、軍閥混戰、北伐、沙基慘案、萬縣慘案、南京慘案、濟南慘案、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
所有戰亂苦難在毛澤東手裏戛然而止——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大陸本土上已有幾十年無戰爭。有人會說，新中國的和平沒什麽了不起，中國曆史上無戰爭的“太平盛世”有的是。然而“新中國的和平”是中國大陸全麵的和平，這個和平中國如今已有力量能保護自己的和平。而中國曆史上的“太平盛世”往往水分很大，實際並非那麽太平。比如，滿清“康雍乾”時期號稱“太平盛世”。但《紅樓夢》第一回對這“太平盛世”是如何描述的? “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不過如此。
又比如，魯迅曾如此描述國民黨的“黃金十年”：“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拔萃”——“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中央軍克陳留”、“遼寧方麵籌組副司令部”、“禮縣土匪屠城”、“六歲女孩受孕”、“空軍將再炸邕”、“剿匪聲中一趣史”、“鄂省黨部祝賀克複許汴”、“法輪毆斃棧夥交涉”、“馮閻部下全解體”、“八路軍封鎖柳州交通”、“追記鄭州飛機劫”、“京衛戍部槍決人犯”、“首都槍決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
注意：第一：“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什麽意思?軍閥割據唄——中國名義上是統一的，實際是四分五裂的。今天中國人已經習慣成自然的“京滬鐵路”那時分為三截：“平津鐵路”(北平—天津)、“津浦鐵路”(天津—浦口)、“滬寧鐵路”(上海—南京);今天的“京廣鐵路”那時分成兩截：“平漢鐵路”(北平—漢口)、廣漢鐵路(廣州——武昌)。而“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證明即使同一條津浦線也被割據成了幾段，所以不得不“分段通車”。“分段通車”還算好的，至少想通還能通。而山西、雲南的窄軌鐵路讓你想通都沒法通。
鐵路的“一國兩製”還不算多——隻有“兩製”，其他則簡直五花八門：貨幣、度量衡、工業標準、管理體係、武器體係、軍製——用《雪白血紅》的話說，“一方土地一麵旗幟，一麵旗幟一支軍隊。從軍服軍銜到槍炮彈藥，從齊步正步到匍匐前進，世界上有多少列強，中國就有多少模式”。國家四分五裂，製式必五花八門。比如上海有"英租界", "法租界", "日租界"。。。。。。
“禮縣土匪屠城”、“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等等說明了什麽?中國不光有軍閥割據，更有大大小小的匪盜割據——東北胡子、湘西土匪、廣西土匪、江西土匪、豫西土匪、貴州土匪、四川袍哥、青紅幫、大刀會、紅槍會、哥老會、一貫道、座山雕、南霸天、形形色色土匪流氓地痞無賴混混會道門……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土匪惡霸黑勢力從來不絕，即使“太平盛世”也不例外。這些黑勢力靠什麽生存?——搶劫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說，隻要這些黑勢力存在，就無所謂“太平盛世”，無所謂“和平”。
中國社會千年不絕的匪患、無數大大小小割據分裂的黑惡勢力，毛澤東隻用了短短幾年就摧枯拉朽一掃而光——全國剿匪、嚴厲打擊一切黑惡勢力反動會道門;不光打軍事戰，更打政治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孤立敵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反戈一擊有功”，通過根本的社會變革徹底消除貧富不均、生計無著、被迫鋌而走險等一切產生土匪黑社會的土壤，使中國社會從此徹底免除了匪患和各種黑社會——曆史上官府剿匪，屢滅屢生，官兵一走土匪很快死灰複燃，黑社會更是從來沒斷過線。而中國如今還有座山雕之類嗎?還有青紅幫、一貫道、大刀會、哥老會、袍哥之類嗎? 難怪《雪白血紅》說：“小鬼子那麽凶，也拿‘胡子’沒法，共產黨三下五除二就劃拉光了。就憑這一點，共產黨不坐天下就怪了。”
已經習慣了今日中國生活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毛澤東，如果自己到了毛澤東之前的中國怎麽活——乘高鐵? 處處割據、津浦路都要分段通車、各地鐵路寬窄都不一樣，怎麽修高鐵? 自駕遊? 遍地土匪、殺人越貨、到處綁票，你遊一個試試? 創業做買賣? 首先，得精通跟各種不同的貨幣、各種不同貨幣時時不同的幣值打交道：金條、銀元、外幣、中央政府發行的各種貨幣、各地政府甚至各路軍閥發行的各種貨幣。如小說《多收了三五鬥》裏，農民一次賣糧就涉及三種貨幣：現洋、中國銀行發行的鈔票、中央銀行發行的鈔票。……要精通到什麽程度? 得如魯迅所說，一看就知道“什麽是通行的，什麽是該打折扣的，什麽是廢票，簡直要不得。” 其次，得準備應付各種苛捐雜稅，包括預征到六十年以後的捐稅。如果涉及餐飲，就不但得打點管理、稅收、衛生諸衙門，更得應付各路大爺——軍、警、憲、特、達官貴人、行會、幫會、街頭混混流氓黑社會……不管是官府還是地頭蛇，有點勢力就能白吃白拿再加上收“保護費”，膽敢怠慢輕則趕你的客戶掀你的攤子砸你的店，重則能把人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流。如果碰上軍閥混戰或者幫會搶地盤大打出手就更倒黴，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命都難保，更不用說做生意了。如果涉及物流，就得準備應付關卡林立——有關有路, 包括水路沒各路都必有卡，有卡必有稅，稅率還沒準：按量收的、按件收的、按估值收的、按人頭收的、隨心所欲一口價蠻橫亂收的、要紙幣的、要現洋的、要實物的……“這裏到範墓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 就說依他們捐，哪裏來的現洋錢?”
在《多收了三五鬥》裏; “什麽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 不去賣，又隻能爛掉……”在《故鄉》。
別的且不論，光想想上述這些就夠令人頭大了。就憑這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給中國大陸老百姓帶來的和平與統一多麽徹底，多麽貨真價實高質量，多麽史無前例，多麽寶貴。如今人大“公知”張鳴說亂世有自由，不僅“讓文化人得意”，而且讓“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都“活得人模人樣的”;《南方周末》說，“無政府包含著相當的經濟自由”、“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他們絕口不提如此美好的“亂世自由”、“無政府自由”對普通老百姓的真正含義：軍閥土匪的“拉杆子自由”、“征稅自由”、“印鈔自由”、“設卡自由”、“收保護費自由”、“綁票自由”、“打罵自由”、“搶劫自由”、“殺人自由”……。
又如“哈佛才女”許吉如說：“安全感所帶來的自由選擇的權利，是一個國家賦予年輕人最好的禮物。”然而安全感的基礎和前提是和平和統一。沒有徹底持久、貨真價實的和平與統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從這個角度可以說，徹底持久、貨真價實的和平與統一是毛澤東賦予所有中國人的最大最好的禮物。幾十年來，每個中國人每年每月每日每時每分每秒都在享用毛澤東的這份大禮; 所以中國才有了“無戰亂，無匪患，人口翻番，壽命翻番”，才有了如今的“你不必一定要在別人的國土上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個體，才可以被尊重。你就踏踏實實的做一個哪怕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也會被善待。因為你的背後是一個穩定的國家，而世界對你的國家充滿敬畏。” 又或者“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解釋你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你不需要時刻去提防國土安全，你更不需要因為擔心國破家亡而流落他鄉。”又或是“強大的國家會賦予一個少年強大的安全感，基於安全感，他可以自由的選擇他想生活的地點、職業、狀態，乃至是心情。他是輕裝上陣去看這個世界，又理直氣壯的回到自己的家園”、還有“如果你覺得你活得很舒服，那是因為有很多人在默默的為你付出。如果你覺得很安全，那是有很多人在為你承擔風險。他們是邊疆官兵、維和部隊、外交官、公共服務的各行各業為了你和我更強的安全感在不懈努力”。
然而許多人往往“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又或是“不知道自己所擁有的是何等珍貴，直到失去”——病得爬不起來了，才突然知道健康有多珍貴; 天下大亂血流成河了，才突然知道和平與統一有多珍貴; 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難民同病相憐了，才突然知道“先有國才有家，沒有國哪有家”有多正確，從而才知道如陳有西之流的“先有家才有國，沒有家哪有國”之類論調有多混賬。
真如毛澤東說，“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這也是使中國實現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這根本轉折的基本保證——在中國實現徹底持久、貨真價實的和平與統一本身，就是一項從野蠻到文明、從原始到現代的根本轉折。而這和平與統一是來之不易的, 是前輩們用幾代人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受益的是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子孫們。
把刪除的大段文章放在附錄下麵，這樣格式比較合理。
很多諸國人就是喜歡這樣的統一。
漏網右派 發表評論於 2019-03-07 10:20:59
不知道如果希特勒統一了世界，又是怎樣評價？
其罪可點，其功亦卓；
罪在當代、功在千秋。
史料詳實豐富，收藏了。記得好多年前，在辦公室聊天（在中國），當時發射了一枚火箭，年輕人說中國與西方差距多麽巨大，一位老同誌說你們沒有比較不知道中國的進步有多大，他說他小時候在南京總統府外麵的街頭，看見到處是討飯的乞丐，衣衫襤褸，成堆成群，那時中國的貧窮饑弱是你們年輕人想象不到的。他還說，有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今後的進步也是你們想象不到的，他說對了。已經沒有聯係了，不知道他是否還在世，祝願他健康高壽，看到今日：“這盛世，如您所願”。
當然，民國時期也不是所有人家人口都不增加，比如蔣介石和孔祥熙家就子孫繁盛，沒有減少人口。這真是：民國政策好，蔣公家裏兒孫滿堂，留給百姓餓殍遍地！
民國時期的饑荒可謂家常便飯。 采訪過民國時期中國大饑荒的記者很多，其中有美國人斯諾（Edgar 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英國人哈裏森?福曼（Harrison an）等人。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 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灘的某一個寒風刺骨的早上，環衛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餓殍來。
有人認為民國時期的戰爭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對。1929年斯諾采訪過大饑荒的內蒙古薩拉齊，根本就沒有兵燹，卻餓殍滿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 Snow’s China，Random 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屍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這本書中有很多斯諾拍攝的駭人的饑民屍體的照片。餓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戰爭造成的。民國時期的中國也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戰爭。戰爭不能完全解釋民國饑荒的成因。另外，在資本主義國家，即使在和平時期，也經常會發生大饑荒的事情。拿印度來說，2004年，印度“最繁榮的城市”孟買就餓死了近一萬兒童。2004年的印度3.5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每天晚上餓著肚子上床睡覺，一半印度兒童營養不良。
部分統計，民國時期的大饑荒主要有：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2年，富庶的江蘇、浙江一帶發生百年不遇的饑荒，死亡人數530萬。有外國記者甚至拍攝到村民把死人切割，在路邊把人肉做為糧食公然叫賣。
1933年，在沒有任何兵禍和戰事的安徽南部，一場饑荒造成約110萬人死亡。當地的行政首長將“賑濟請求”呈送給國民黨的要員胡漢民，然而這份請求報告則是石沉大海，再無回複。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隻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長沙附近餓死人數大約30萬。
對民國時期的這些大饑荒，不少曆史學家和國民政府官員們更願意強調天災而不是人禍的一麵。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
值得強調的一點是，根據英國記者英國人哈裏森?福曼（Harrison an）和其它外國記者的記載，在共產黨的“蘇區”、“解放區”以及“根據地”轄區範圍內，從未發生一起饑荒。因此，不少臨近地區的饑民往往拉家帶口投奔解放區。解放區似乎成了那個可怕和混亂年代的“香格裏拉”。這種被動式的移民在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擴展共產黨所控製地區的人口。
那時，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隻有35歲，比現在非洲人的平均壽命高5歲。到1979年，中國人均壽命是69歲，比當時的印度人高15歲.
馮小剛電影揭露民國的一次大饑荒，果粉們就哭天喊地的說：簡直是汙蔑，我們“黃金十年”孔祥熙等人們生活的那麽好，能餓死人？騰訊也跟著質疑，蔣介石負責嗎？（如果蔣介石對問題不負責，那為什麽你們把成績都算他頭上？） ...華嶽論壇 - "http://washeng.net"
馮小剛這根本不是揭露蔣公，這是替蔣公掩蓋：其實民國根本不是隻有一次大饑荒，民國大饑荒是常態，民國大饑荒不隻這一次餓死幾百萬，民國大饑荒起碼餓死2億以上，馮小剛拍了電影之後人們以為民國隻有這一次大饑荒，這就是替蔣公掩蓋。民國時期中國饑荒餓死人屬於常態，42年大饑荒因為被美國人曝光了才記錄下來。你們公知精英真應該感謝馮小剛。其實馮小剛電影裏說的大饑荒根本不是秘密，美國人寫的曆史資料裏提到很多，隻不過大陸公知精英為了美化蔣介石視而不見罷了。
公知逗士經常說“毛澤東汙蔑蔣介石”，其實“美國人記錄的“42年大饑荒”和美國人寫的“河南人被迫幫助日本人打國民黨”在毛澤東時期的學校曆史書裏從來沒說過，已經替蔣公掩蓋了。
閑話少說，下麵我們看民國大饑荒：
先不說別的，我們用簡單的數學算一下就知道民國大概餓死了多少人。中國在蔣介石時代和毛澤東時代人口生育率差不多，毛澤東後期還規定“一個家庭生兩個孩子”，毛澤東時代20多年人口增加了4億多，蔣介石時代人口卻維持在4億五千萬左右基本不增加，我們刨除戰亂和醫療技術進步，那麽蔣介石時代起碼少了3億人。所以，蔣介石時代概因為饑荒大概餓死了3億左右中國人。這三億人哪裏去了？（公知逗士罵毛澤東時代餓死多少。可是毛澤東時代人口增加了4億，這數字比台灣地區和印度同樣人口比率增加的也不少，,如果印度河台灣沒有什麽所謂的大饑荒，那毛澤東時代呢？經濟發展人口才會增加，如果毛澤東統治某幾年死那麽多，然後之後忽然增加幾億，那說明經濟從特別壞變得特別好，說明毛澤東成取得了特別好的經濟成績，成了神仙。公知逗士說毛時代那麽不好，怎麽可能發生呢？如果不可能經濟忽然出奇的好，那隻有一種解釋：就是所謂“毛澤東時代餓死多少”是假的。）
“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隻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於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於饑餓。民國時代有人估計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當時采訪民國大饑荒的外國記者很多，這是一組美國《生活》雜誌的記者拍攝的南方大饑荒的照片。讓我們看看當時人們生活的境地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003/t20100325_1294057.html
民國有記錄的曆次饑荒：
（一）、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二）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並發的巨災，以陝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並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1000萬。陝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於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四）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五）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餘萬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隻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
（七）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八）1942年中原大饑荒：僅河南一省就餓死300萬人。1942年，“水旱蝗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天冷手僵從車頂上摔下來）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隻及過去的三分之一。（這裏麵有些人禍）
（九）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十）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僅衡陽地區就餓死9萬餘人
這在斯諾的一篇《中國五大害》的報道中可見一斑：“今年，在遙遠荒漠的陝西省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緊接著傳來了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消息。許多人活活餓死，數以千計的人正陷於絕境，——河南和甘肅的情況也相差無幾，深受其害的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但願世界各地的人們在聽到這些災情後，能立即進行捐助，以緩解可怕的苦難。“不久，斯諾再次前往張家口、內蒙等饑荒地區，繼續向西方讀者報道受災難民的真實情況，並寫下了《拯救二十五萬生靈》等長篇通訊，記述了許多令人心悸的場麵。”
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餘萬。四川大災中餓死的人數，沒有精確統計的數字，隻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略知一二：四川萬源縣人口驟減三分之一。甘肅死人數目亦不詳。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隻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後放在袋內。”此後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麵經過水衝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幹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斯諾接到的第一次采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裏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麵。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於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麵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鬆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隻有一個想法，盡快離開中國。
斯諾《西行漫記》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無雨的黃土高原一片死寂，沒有綠色，樹木光禿禿的，樹葉被摘光了，樹皮也被剝淨了。路邊橫著骷髏似的死屍，沒有肌肉，骨頭脆如蛋殼。飽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路邊的屍體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點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饑荒的一角。中國有六百萬人死於這次饑荒。當時，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在《紐約時報》的內版占了半個專欄。”
摘自哈裏森?索爾茲伯裏《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我們可以看出，民國大饑荒是常態，絕對不隻有馮小剛電影裏的一次，這些饑荒記錄的死亡人數和我們從簡單數字推理出的民國餓死3億人左右基本吻合，並且這些資料來自於美國一些比較嚴肅的學者，所以民國餓死3億左右中國人基本沒問題。這就是我們公知精英經常吹捧的“黃金十年”和“民國範”！看到這些，公知精英還有什麽臉美化民國？
當然，民國時期也不是所有人家人口都不增加，比如蔣介石和孔祥熙家就子孫繁盛，沒有減少人口。這真是：民國政策好，蔣公家裏兒孫滿堂，留給百姓餓殍遍地！
1943年2月初，《大公報》發表了記者張高峰真實報道河南大災的通訊《豫災實錄》與總編輯王芸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觸怒了國民黨當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張高峰(1918—1989)，天津蘆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遷入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政治係讀書，兼任《大公報》通訊員。
1942年12月，《大公報》派張高峰到河南任戰地記者。他從四川經西安到洛陽，後從洛陽南行，經過密縣、登封、臨汝、寶鹽到達葉縣。沿途，他看到成千上萬的河南難民蜂擁入陝，到處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隨處可見災民扶老攜幼、推著獨輪車逃荒。他親眼看到附近村裏的孩子一個個餓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腫。尤其令他憤懣的是，災情如此嚴重，縣鄉政府還逼著農民納糧，交不出糧就抓到縣政府痛打，還逼災民賣地抵租。
張高峰以眼見耳聞的事實寫了一篇通訊，名叫《豫災實錄》(原名《饑餓的河南》)，發表於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他憤怒地說：“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他還尖銳地指出，中央早就決定對河南從減征購，省政府也在唱賑災高調，可惜這莊嚴的命令沒收到半點效果。
2月2日，《大公報》發表了總編輯王芸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至今尚未見發放賑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讓人聯想到杜甫筆下窮凶極惡的“石壕吏”。
恰好，與這篇社評同版，轉發了一條來自河南魯山的中央社新聞，稱“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王芸生引用這條消息後寫道：“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王芸生感歎：我們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慶，重慶無冬，人們已感近幾天的寒冷。盡管米珠薪桂，重慶還很少聽到餓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風吹雪，饑民瑟縮，缺衣無食，又有多少同胞凍餒而死！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據王芸生後來回憶，在這篇社評發表的當晚，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報》遵令於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僅如此，《豫災實錄》作者張高峰亦受到當局報複。據張高峰之子張刃回憶，1943年3月初，張高峰在河南葉縣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並遭刑訊，後押至戰區司令長官總部，由當時被河南民眾稱為“四災”(水、旱、蝗、湯)之一的國民黨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中原王”湯恩伯親自夜審。湯明確提出了豫災報道和張高峰給重慶《新華日報》供稿的事，張高峰據實回答，但不承認自己有共產黨員身份，之後僥幸脫身。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王芸生後來知道，《大公報》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2012年8月18日，本刊記者在陝西省圖書館收藏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至第二十八輯)中看到，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總經理曹穀冰撰寫的《1926至1949的舊大公報》一文，披露了《大公報》被停刊事件的真實原因。
王芸生回憶，當時，因為停刊事件他向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回答：“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麽‘赤地千裏’‘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關於“蔣介石大罵報災者”一事，本刊記者搜索民國史料時發現，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蔣介石的結拜兄弟馮玉祥，在其回憶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裏也進行了生動記載。
馮玉祥回憶：當時，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地罵了一個鍾頭。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還披露，當時，河南省的參政員郭仲隗大罵政府：“河南這樣大的災，你們眼瞎了麽，看不見？你們的耳朵聾了麽，聽不見？”他在參政會內足罵了一個鍾頭。郭還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幾種東西，送給各院部長官，包括“觀音土”。
外媒實地調查
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中提到的“後來又有外國記者團故意去照了許多相片帶回來”，指的正是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和英國《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裏森·福爾曼到河南災區實地調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奧多·H·懷特(Theodore·H·White)，美國人，抗日戰爭時長期任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因為熱愛中國，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裏，看到了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發生著罕見的大災荒，他根據這些材料寫了《十萬火急大逃亡》的災荒報道在美國發表，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充分關注。
1943年2月，《大公報》因報道河南災情和批評當局被“停刊三日”後，白修德深受震動，決定親赴河南實地調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國《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裏森·福爾曼一起，沿隴海鐵路經寶雞、過西安到達河南境內進行調查采訪。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爾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們難以置信的慘絕景象：狗在路旁啃著人的屍體，農民在夜幕的掩護中尋找死人身上的肉吃。無盡的廢棄村莊，乞丐匯聚在每一個城門口，棄嬰在每一條道路上號哭和死去。
飛馳的火車頂篷上，不時有擁擠的難民從車上摔下來。其中一個剛剛摔下來的難民，流著血躺在路基上，車輪切掉了他的腳。他孤身一人，號哭著，他那被軋平的血肉殘留在鐵軌上。他腳部的骨頭露出來，像細弱的白色玉米稈。
白雪覆蓋的鄭州，碎石鋪成的街道充滿了衣衫襤褸、人形鬼貌的饑民。當他們要死的時候，就躺在爛泥和水溝旁待斃。一個姓馬的婦女試圖吃掉她的小女兒，嬰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證據。官府指控她殺了孩子並吃了她的肉。她辯解說，是孩子餓死在先，然後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與災民的悲慘處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駐防在河南的軍隊依然在征收糧食和實物供養自己，而當地每個政府官員也會按月得到定額的糧食。
令白修德和福爾曼意外的是，他們離開鄭州之前，當地官員設宴招待他們，菜肴異常豐盛：有兩個湯，有辣藕片、胡椒雞、荸薺炒牛肉，還有春卷、熱蒸饃、米飯、豆腐、雞和魚，最後，“我們還吃了三個霜糖餅”。
後來，白修德在著作《中國的驚雷》中再次回憶起了這頓飯：“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陽電報局向美國《時代》周刊發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災真相的新聞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該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發，國際輿論一片嘩然。
當時正值宋美齡在美國四處演說、求取貸款，白修德的報道使她惱羞成怒，她強烈要求《時代》周刊老板亨利·盧斯解雇白修德，被盧斯拒絕。
回到重慶後，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麵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後來，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
關於蔣介石會見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憶錄《探索曆史·一個人的曆程》中進行了詳盡記述：蔣介石在他昏暗的辦公室接見了我，他站在那裏顯得身材挺拔，儀容整潔，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禮節後，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
會見中，白修德說了人們如何被餓死，說了征稅，還有乘機敲詐勒索的醜行。但蔣介石否認征收了農民的稅，也堅稱“不可能出現狗吃死人的情況”，直到同行的福爾曼當場出示了“狗站在路邊刨食死屍”的照片。
白修德寫道：(看到這些照片)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他問道，照片是從什麽地方拍的？我們告訴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筆開始記下來。接著，他向我們道謝，說我是“比我親自派出去的所有調查員”更好的調查員。
白修德事後發現，這短短20分鍾的會見，起到了一些作用：糧食開始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餘糧食。
引發“民變”
與旱災同樣嚴重的是蝗災。
《河南災情實況》記述，在1942年之後蝗災連續大暴發期間，大批飛蝗，遮天蔽日，逐隊群飛，所過之處，遇物即齧，禾苗五穀，當之立盡。蝗蟲長自泛區，漸次年延，遍及全境。總計四年(1942～1945年)受害麵積達兩億七千二百八十餘萬(272,839,678)畝！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報》披露，尉氏縣境內發現蝗群：大群飛蝗，遮蔽天空，東西達十餘裏寬，由北向南飛去，一時月色為之籠罩暗淡。
“湯災”，是指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中原王”湯恩伯給河南人民帶來的人為災禍。他不僅橫征暴斂、抽丁拉夫，設立苛捐雜稅達38種之多，而且所轄部隊紀律渙散，奸淫搶掠，橫行鄉裏。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稅，通過省政府征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麵的需求。
在天災人禍的多重壓迫下，饑餓的河南災民不堪重負，發生“民變”。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國發動“一號作戰”，40萬國軍潰敗。當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遊勇，後來甚至整連整連地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台，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湯恩伯五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毀於一旦。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河南省檔案館等單位和宜陽縣委宣傳部金燕芳等人的大力支持，亦參考了宋致新等學者的著作，一並致謝。)
文/金明大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2012年第33期
核心提示：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蔣介石的結拜兄弟馮玉祥，在其回憶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裏記載：當時，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地罵了一個鍾頭。……當時，河南省的參政員郭仲隗大罵政府：“河南這樣大的災，你們眼瞎了麽，看不見？你們的耳朵聾了麽，聽不見？”他在參政會內足罵了一個鍾頭。郭還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幾種東西，送給各院部長官，包括“觀音土”。
鄭州市十八裏河鎮南劉莊村民劉春發，今年87歲，提起70年前的那場大災荒，他眼睛濕潤、聲音顫抖：“太慘了，太慘了！”
劉春發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從1942年夏天開始，天一直沒有下雨，莊稼絕收，村民斷糧，他們村餓死了幾十口人，他家就有三位親人餓死。
91歲高齡的景愛雲是鄭州市南郊黃崗寺村人，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黃崗寺村餓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兩個堂妹都餓死了。
河南省檔案局保管利用處副處長劉誌遠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由於時值戰亂，河南省政府幾度遷移，這個時期的檔案留存非常少。不過，僅存的這些檔案，還是真實地記錄了1942年河南旱災發生時的情況。
這場大災難至今少為人知，僅隱約存現於當時零星的新聞報道和後來少量的文學作品中。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曆時數月，走訪河南、陝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閱檔案，尋訪親曆者，探尋1942年河南旱災的曆史真相。
“500萬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國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縣旱災調查表》顯示，全省111個縣中有96個縣被列表統計，其中災情嚴重的有39個縣，受災總人數達1200萬人。
1946年，河南省社會處編印的《河南災情實況》一書這樣記載當時的災情：田園龜裂，赤地千裏，二麥顆粒無收，秋禾全數枯萎。於時樹葉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細泥，亦用果腹。災民因饑餓難忍，而服毒者，縊死者，自刎者，甚至殺兒以求一飽者，所在多有，司空見慣，同時無主棄嬰，到處可見，音若泣聲，到處可聞，死屍橫野，無人收埋，鬼哭神號，無殊地獄。陰森淒慘，絕異人寰！
河南省檔案館收藏的《國民黨上蔡縣執委關於報因災吃人情形的呈》證實，河南旱災期間，確有“吃人”慘劇發生：上蔡縣呂店鎮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莊60餘歲的貧民劉卷良，家貧如洗，乞討無門，曾在(1943年)3月4日將餓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饑荒。
而據《河南災情實況》中《河南省各行政區人口受災損失統計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災死亡人數達300萬。
關於這場河南旱災的死亡人數，另外一種說法是“500萬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回憶：1942年，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數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準報災，亦不救濟，我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結果河南餓死了500多萬人，河南主席李培基隻報了1602人，開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樣，在當時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的筆下，河南旱災的死亡人數也是“500萬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報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萬人中，我們估計有 300 萬已經淪為難民。此外，還將有 500 萬人會在秋收季節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憶錄《探索曆史·一個人的曆程》中，“500萬人”這個數字再次出現：“我在最後一周裏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災區預計將發生的死亡人數，最樂觀地估計，有 500 萬人已經或正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餓死的500萬人，還有300萬災民背井離鄉，外出逃難。他們拖家帶口，一路討飯，向西麵和南麵的國統區、邊區艱難逃亡。
甚至吃“石頭麵”
今年87歲的鄭州人劉春發回憶，因為莊稼絕收，村民們都沒東西可吃，連榆樹皮都刮下來吃了。榆樹皮刮下來後，去掉外層，把內層白色的部分曬幹、搗碎，與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饃吃。劉春發說，榆樹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腫。
盡管如此，榆樹皮還是有限的，很多村民連榆樹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餓死了。他們村當時有 200 多口人，餓死了幾十口。劉春發家共有七口人，其中奶奶、父親和妹妹3人都餓死了。
當時，政府不僅沒有救災發糧，還向老百姓征糧，不交就打人、嚇唬，逼得老百姓紛紛逃離。因為河南北麵和東麵已經淪陷，逃荒的老百姓隻能向西、向南逃。當時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隴海線洛陽以東的鐵軌已經拆毀，老百姓隻有步行到洛陽，然後扒火車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寶雞的，最遠有跑到新疆的。劉春發因為有老有少走不開，留在了老家。
91歲的景愛雲娘家是鄭州黃崗寺村的，她回憶說，當時日本鬼子殺人放火，村民們被殺、餓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難。她娘也逃出去了，結果餓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兩個女兒都餓死了。
88歲的河南宜陽縣人趙士友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尋村黃窯旱災最為嚴重的幾年。那時候，家裏沒有吃的，常吃一種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麵。旱災最嚴重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樹葉，甚至吃“石頭麵”。
“石頭麵”的做法，是把一種質地鬆酥的石頭拍碎，磨成麵，攪點菜，然後在烙饃的鏊子上炕幹吃，“這個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趙士友的家鄉，經常有逃荒的災民路過，鄭州人最多，開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溝一帶的人也不少。幾乎每天都有攜家帶口的逃荒者上門討飯，“這個走，那個來，我們也沒啥給他們的，最多抓一把麵，自己還沒啥吃的”。
趙士友回憶，當時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裏的破廟和空窯裏，有餓死在村裏的，有大老遠背著家具來賣的，“還有賣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萬翠蘭，今年87歲，她向本刊記者回憶，她娘家是虞城曹餘莊的，因處於低窪地帶，四周常年積水，旱情沒有鄭州那邊嚴重，但還是有很多土地幹裂、莊稼旱死。
她記得後來的蝗災比較嚴重：蝗蟲飛來時一大片，遮住了太陽，莊稼很快變成一片光杆。遇到牆壁，蝗蟲能爬滿牆。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裏挖溝，把打死的蝗蟲就地掩埋。
勇於披露災情的媒體
由於時隔久遠，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親曆者，已經無法完整回憶起70年前那場大災荒的詳細情節。
而當時的一些新聞報道，則真實記錄下了當年災荒的慘絕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國《時代》周刊報道：兩萬平方英裏的河南省北部地區正陷入饑餓之中。男人和女人們正在吃樹皮和草根，腹部腫脹的孩子們被賣掉換取糧食。數千人已經死去，數十萬人走投無路，千萬人麵臨著一整個漫長冬天的大饑荒的折磨。
一個母親有一個嬰兒和兩個大些的孩子，在討飯的長途中疲勞不堪，坐在樹下休息。她叫兩個大些的孩子到前麵的村子裏討一點吃的，當孩子們回來時，母親已經餓死，嬰兒還依然使勁吸吮著她的奶頭。
在洛陽，成捆的樹葉被賣給饑民當食物，一塊錢一捆。孩子們的肚子因為吃下這種食物而變得膨脹和水腫。有時饑民的家庭找來家裏所有殘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後一次飯然後集體自殺。
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報道：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往陝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在洛陽街頭，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樣嗡嗡響，“老爺，救救命吧！餓得慌啊！”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們的全身，會誤認為一張生理骨幹掛圖。他們的體力跟不上吃飽了的人，一個個地邁著踉蹌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地餓斃街頭。
沿途災民扶老攜幼，獨輪小車帶著鍋碗，父推子拉，或婦拉夫推，也有六七十歲老夫妻喘喘地負荷前進。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幾條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卻吃起自己主人的餓殍。
因為吃了一種名叫“黴花”的野草，災民們臉部浮腫，鼻孔與眼角發黑。而在連“黴花”也沒得吃的葉縣，災民們正在吃一種幹柴，一種無法用杵臼搗碎的幹柴，一位老農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災區，牛早就快殺光了，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餓得都睜不開。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在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鬥糧食。
1943年4月6日南陽《前鋒報》報道：饑餓的災民們吃幹了的柿葉、剝下的柿蒂，蒺藜搗成的碎粉，吃麥苗，撿收鳥糞，淘吃裏麵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經掩埋了的屍體。
他們宰殺了平日愛如生命的雞犬，宰殺了他們相依為命的耕牛，賣掉他們的鋤頭、破襖，然後賣出他們的土地，最後摘下他們的心頭肉---賣了兒女，賣了老婆。然而，結局還是被死亡劫去。
在黃泛區，野犬吃人吃得兩眼通紅，有許多瀕死但還能蠕動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鄭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屍；鄭州馬永道夫婦，親自動手煮吃了他們的親生女兒香菊；在洛陽，有個滎陽籍的災民親手殺死他的一妻二子後投井。
勇於披露河南災情的媒體，隻有重慶《大公報》、美國《時代》周刊、南陽《前鋒報》等寥寥數家，這些難得的災情報道，成了1942年河南災荒最珍貴的曆史記錄。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報》發表了記者張高峰真實報道河南大災的通訊《豫災實錄》與總編輯王芸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觸怒了國民黨當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張高峰(1918—1989)，天津蘆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遷入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政治係讀書，兼任《大公報》通訊員。
1942年12月，《大公報》派張高峰到河南任戰地記者。他從四川經西安到洛陽，後從洛陽南行，經過密縣、登封、臨汝、寶鹽到達葉縣。沿途，他看到成千上萬的河南難民蜂擁入陝，到處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隨處可見災民扶老攜幼、推著獨輪車逃荒。他親眼看到附近村裏的孩子一個個餓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腫。尤其令他憤懣的是，災情如此嚴重，縣鄉政府還逼著農民納糧，交不出糧就抓到縣政府痛打，還逼災民賣地抵租。
張高峰以眼見耳聞的事實寫了一篇通訊，名叫《豫災實錄》(原名《饑餓的河南》)，發表於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他憤怒地說：“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他還尖銳地指出，中央早就決定對河南從減征購，省政府也在唱賑災高調，可惜這莊嚴的命令沒收到半點效果。
2月2日，《大公報》發表了總編輯王芸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至今尚未見發放賑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讓人聯想到杜甫筆下窮凶極惡的“石壕吏”。
恰好，與這篇社評同版，轉發了一條來自河南魯山的中央社新聞，稱“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王芸生引用這條消息後寫道：“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王芸生感歎：我們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慶，重慶無冬，人們已感近幾天的寒冷。盡管米珠薪桂，重慶還很少聽到餓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風吹雪，饑民瑟縮，缺衣無食，又有多少同胞凍餒而死！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據王芸生後來回憶，在這篇社評發表的當晚，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報》遵令於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清朝政權（1616年—1912年）是中國曆史最後一個大一統封建王朝，共傳十一個皇帝 ，前後共統治了二百七十六年。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後金。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 1644年明朝滅亡，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攝政王多爾袞率領清軍入關，同年順治帝遷都北京，從此清朝取代明朝成為全中國統治者。在隨後的二十餘年間平定大順、大西、南明等政權。後又平定三藩之亂、統一鄭氏台灣，逐步掌控全國。前後又是幾十年。戰亂饑荒天災人禍能給中國人帶來什麽?
康雍乾三朝期間，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麵在原有的體係框架下有所改善，清朝統治者統一蒙古諸部 ，將新疆和西藏納入版圖，並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最終確定了中國近代的版圖，積極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 但是封建專製沒有改變。 正如《紅樓夢》裏第一回對這“太平盛世”是如何描述的? 請看: “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不過如此。
到了清朝後期, 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更多的是遭列強入侵，主權和領土嚴重喪失。雖然清朝政府內有人也進行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等, 但有的是出賣國家利益的洋代辦們。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使得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清朝後期，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統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北洋軍閥袁世凱逼迫末帝溥儀遜位，頒布了退位詔書，清朝從此結束。開啟了民國時期。
那麽民國時代又是如何的呢? 魯迅曾如此描述國民黨的“黃金十年”：“中華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種大報小報的拔萃”——“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中央軍克陳留”、“遼寧方麵籌組副司令部”、“禮縣土匪屠城”、“六歲女孩受孕”、“空軍將再炸邕”、“剿匪聲中一趣史”、“鄂省黨部祝賀克複許汴”、“法輪毆斃棧夥交涉”、“馮閻部下全解體”、“八路軍封鎖柳州交通”、“追記鄭州飛機劫”、“京衛戍部槍決人犯”、“首都槍決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
洋述：“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什麽意思? 軍閥割據唄——中國名義上是統一的，實際是四分五裂的。今天中國人已經習慣成自然的“京滬鐵路”那時分為三截：“平津鐵路”(北平—天津)、“津浦鐵路”(天津—浦口)、“滬寧鐵路”(上海—南京);今天的“京廣鐵路”那時分成兩截：“平漢鐵路”(北平—漢口)、廣漢鐵路(廣州——武昌)。而“津浦路暫仍分段通車”證明即使同一條津浦線也被割據成了幾段，所以不得不“分段通車”。“分段通車”還算好的，至少想通還能通。而山西、雲南的窄軌鐵路讓你想通都沒法通。
鐵路的“一國兩製”還不算多——隻有“兩製”，其他則簡直五花八門：貨幣、度量衡、工業標準、管理體係、武器體係、軍製——用《雪白血紅》的話說，“一方土地一麵旗幟，一麵旗幟一支軍隊。從軍服軍銜到槍炮彈藥，從齊步正步到匍匐前進，世界上有多少列強，中國就有多少模式”。國家四分五裂，製式必五花八門。比如上海有"英租界", "法租界", "日租界"。。。。。。
“禮縣土匪屠城”、“林埭被匪洗劫”、“老陳圩匪禍慘酷”、“海盜騷擾豐利”……等等說明了什麽?中國不光有軍閥割據，更有大大小小的匪盜割據——東北胡子、湘西土匪、廣西土匪、江西土匪、豫西土匪、貴州土匪、四川袍哥、青紅幫、大刀會、紅槍會、哥老會、一貫道、座山雕、南霸天、形形色色土匪流氓地痞無賴混混會道門……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土匪惡霸黑勢力從來不絕，即使“太平盛世”也不例外。這些黑勢力靠什麽生存?——搶劫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說，隻要這些黑勢力存在，就無所謂“太平盛世”，無所謂“和平”。
中國社會千年不絕的匪患、無數大大小小割據分裂的黑惡勢力，毛澤東隻用了短短幾年就摧枯拉朽一掃而光——全國剿匪、嚴厲打擊一切黑惡勢力反動會道門;不光打軍事戰，更打政治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孤立敵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反戈一擊有功”，通過根本的社會變革徹底消除貧富不均、生計無著、被迫鋌而走險等一切產生土匪黑社會的土壤，使中國社會從此徹底免除了匪患和各種黑社會——曆史上官府剿匪，屢滅屢生，官兵一走土匪很快死灰複燃，黑社會更是從來沒斷過線。而中國如今還有座山雕之類嗎?還有青紅幫、一貫道、大刀會、哥老會、袍哥之類嗎? 難怪《雪白血紅》說：“小鬼子那麽凶，也拿‘胡子’沒法，共產黨三下五除二就劃拉光了。就憑這一點，共產黨不坐天下就怪了。”
已經習慣了今日中國生活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毛澤東，如果自己到了毛澤東之前的中國怎麽活——乘高鐵? 處處割據、津浦路都要分段通車、各地鐵路寬窄都不一樣，怎麽修高鐵? 自駕遊? 遍地土匪、殺人越貨、到處綁票，你遊一個試試? 創業做買賣? 首先，得精通跟各種不同的貨幣、各種不同貨幣時時不同的幣值打交道：金條、銀元、外幣、中央政府發行的各種貨幣、各地政府甚至各路軍閥發行的各種貨幣。如小說《多收了三五鬥》裏，農民一次賣糧就涉及三種貨幣：現洋、中國銀行發行的鈔票、中央銀行發行的鈔票。……要精通到什麽程度? 得如魯迅所說，一看就知道“什麽是通行的，什麽是該打折扣的，什麽是廢票，簡直要不得。” 其次，得準備應付各種苛捐雜稅，包括預征到六十年以後的捐稅。如果涉及餐飲，就不但得打點管理、稅收、衛生諸衙門，更得應付各路大爺——軍、警、憲、特、達官貴人、行會、幫會、街頭混混流氓黑社會……不管是官府還是地頭蛇，有點勢力就能白吃白拿再加上收“保護費”，膽敢怠慢輕則趕你的客戶掀你的攤子砸你的店，重則能把人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流。如果碰上軍閥混戰或者幫會搶地盤大打出手就更倒黴，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命都難保，更不用說做生意了。如果涉及物流，就得準備應付關卡林立——有關有路, 包括水路沒各路都必有卡，有卡必有稅，稅率還沒準：按量收的、按件收的、按估值收的、按人頭收的、隨心所欲一口價蠻橫亂收的、要紙幣的、要現洋的、要實物的……“這裏到範墓要過兩個局子，知道他們捐我們多少錢! 就說依他們捐，哪裏來的現洋錢?”
在《多收了三五鬥》裏; “什麽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 不去賣，又隻能爛掉……”在《故鄉》。
別的且不論，光想想上述這些就夠令人頭大了。就憑這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給中國大陸老百姓帶來的和平與統一多麽徹底，多麽貨真價實高質量，多麽史無前例，多麽寶貴。如今人大“公知”張鳴說亂世有自由，不僅“讓文化人得意”，而且讓“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都“活得人模人樣的”;《南方周末》說，“無政府包含著相當的經濟自由”、“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他們絕口不提如此美好的“亂世自由”、“無政府自由”對普通老百姓的真正含義：軍閥土匪的“拉杆子自由”、“征稅自由”、“印鈔自由”、“設卡自由”、“收保護費自由”、“綁票自由”、“打罵自由”、“搶劫自由”、“殺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