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國共產黨"的洋代辦們
抗日戰爭時期, 人們對偽軍, 二鬼子己很熟悉了。就是走在日本鬼子隊伍前麵的帶路的。如今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洋代辦們卻沒有那時的偽軍們辛苦, 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高層的軍師高參, 他們動動筆動動嘴就能左右中國的決策走向。他們拿著中國共產黨給的高薪及享受著中國共產黨內的各項高官的免費待遇, 同時還拿著洋人基金會的美金, "幫助"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官員指導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革開放。可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功臣們, 又是外國資本集團的帶路人和洋代辦們。
《國務院內外的“帶路黨”》一文揭露了美國對中國決策谘詢機構的控製關係，清楚展示了世行報告的可怕背景。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北京天則所的關係已是眾所周知，北京天則所與中國決策谘詢機構的關係更是圈內常識，自八九年北京體改所動亂失敗解體後，北京天則所就成為中國決策谘詢機構的大腦，這次世界銀行關於中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報告(簡稱世行報告)，500多參與者中有許多人都與北京天則所有關，比如貫穿世行報告始終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和國務院副秘書長江小娟夫婦，雙雙都是北京天則所特約研究員。
世行報告爭論核心集中在國有企業私有化上，或許很少有人知道當今中國123個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恐怖後果，由於當今有能力兼並大型國有企業的隻有外國壟斷資本，所以這次國有企業私有化實際上就是外資化，它意味著當今中國50萬億國有資產將被極少數買辦和洋人盡數瓜分，意味著中國的命脈產業和決定老百姓生死的生命產業將全部被外資所控製，意味著中國所有商品都將如同已經外資化的房地產和食用油一樣價格直衝雲霄，意味著美歐國家將用他們印刷的紙幣把中國財富購買一空，意味著人民幣將如同九十年代的盧布那樣千百倍地無限縮水，意味著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一般老百姓一生儲蓄將化為烏有……這就是最近中國富豪大腕在拚命向國外轉移資產的重要原因，風雨來臨蟻上樹，大船將沉鼠先逃，轉移財產和親屬，往往是社會將有巨變的先兆。
由於眼下在瓜分國有企業問題上，中國官媒和右媒突然合流，所有財經媒體和財經報道，幾乎全都卷入了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這場世紀性欺詐之中，包括白領在內的一般老百姓很難了解事情真相，對此，我們提供大家一個最簡單也是最可靠的判斷方法，就是看看都是什麽人在歡呼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 都是什麽人在為世行報告進行辯護? 如果讚成私有化國企和為世行報告辯護的，是那些腦滿腸肥的貪官汙吏，是那些強取豪奪的老板奸商，是那些謊言牟利的文化精英，是已經占領中國東海的日本和正在割讓中國南海的美國……那麽，世行報告和國企私有化是個什麽東西也就不難判斷了。在此需要特別提醒的是，他們雇傭了大批活躍在媒體上的流氓婊子，欺騙善良百姓說什麽，國企私有化是把股權分給老百姓，雖然他們自己也明知是謊言，但是反正這些言論也不是政府政策，毋須承擔任何責任，隻要能夠騙得老百姓支持，到時候國有資產瓜分完，老百姓愛死愛活隨你的便，反正40多年的許多改革，就是這麽騙過來的。當然，我們承認國有企業有問題，這些問題必須改革，但是應該按照國有企業的全民性質進行改革，按照有利於絕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進行改革。比如在國有企業內部廢除工資雙軌製，取消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製，實行民主管理; 在企業外部實行全民價格監督，包括向全體人民分紅甚至分配股權等，都是可以討論和探索的。但是絕不能借口國有企業有問題，打著改革壟斷行業的旗號，讓極少數買辦勾結外資把國有企業瓜分掉，如同咱家房子再有問題，也不能因此而讓鄰居占有一樣。
本來，中國已經開始轉變發展方式，開始實行共同富裕的民生路線，老百姓剛剛看到一絲共享發展成果的希望，卻未料到，風雲突變，禍起蕭牆，一些人突然打著改革的幌子，掀起了瓜分國有資產的狂潮惡狼。他們口號就是“要殺出一條血路”，異口同聲叫喊：“改革有風險，不改革有危險”。大家仔細注意一下就會發現，他們一起叫喊“改革有風險，不改革有危險”，卻對所謂“風險”和“危險”沒有哪怕是一個字的解釋。因為他們敵視和仇恨人民的立場，使他們不敢公開袒露心跡。他們所謂的“風險”，是擔心一旦瓜分不成，會促成人民的更加覺醒和全民族的更加團結; 他們所謂的“危險”，是指一旦中國紅二代接班成功，並且與紅色大潮匯聚，他們對內掠奪對外叛國的罪行將會遭到清算。特別是最近普京向全體俄羅斯人民承諾，競選成功後一定要清算當初瓜分國有資產的罪行，怎麽吃進去的就怎麽吐出來，更加劇了他們的恐慌和絕望，所以才會破釜沉舟、勾結洋人，突然掀起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改革狂潮。
大家或許還記得去年中國著名進步網站烏有之鄉發起的公訴茅於軾運動，茅於軾就是北京天則所的靈魂人物，也是下麵名單中那些中國決策智囊的中心人物。現在，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深了對公訴茅於軾運動的理解。老謀深算的茅於軾之所以要公開造謠辱罵毛澤東，公開造謠汙蔑共產黨，其實就是在進行政治試探，試探共產黨的底線在哪裏。當時共產黨沒有任何反映，結果是5萬人民群眾挺身而出，為毛澤東討還公道，為共產黨討還公道。運動一開始，美國之音廣播電台就代表美國政府，立刻趕到茅於軾家裏，和茅於軾站在一起，美國之音參與的結果，就是參與起訴茅於軾的許多人受到單位不同程度的談話和警告，茅於軾也在電話裏言之鑿鑿地聲稱，北京警方表示對他提供保護。從而上演了一出現代“風波亭”。事情發生後，許多群眾一直想不通，總是抱怨烏有之鄉無能，公訴茅於軾沒有結果，沒有注意茅於軾背後有多大靠山。大家看看前不久茅於軾率領幾百人推翻吳英案，就知道茅於軾有多大靠山了。吳英涉案7個多億被浙江法院判處死刑，茅於軾在為吳英申冤的大會上拍著胸脯叫板：我和吳英一樣也在集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和陝西省省長等都參加了，有本事就連我也抓起來。麵對茅於軾的叫板，整個中國司法係統鴉雀無聲，隨後，中國最高法院就宣布對吳英案要重新考慮，以此表示了對茅於軾等人的屈服。茅於軾哪來如此大力量? 因為他背後站著美利堅合眾國。
正是因為在茅於軾、南海等問題上，美國和茅於軾他們探到了中國沒有底線，所以才破天荒拋出這麽一個世行報告，公然要瓜分中國的國有資產。為何在兩會之前拋出? 美國華爾街日報回答了這個問題，就是要為中國“改革閃電戰”提供理論依據，讓改革成為“兩會”主題。2月22日，國家發改委召集45個部委，按照倒計時的強製方式，要求45個部委在6月30日之前拿出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實施方案，消息一出，舉國震驚，不僅震驚了所有愛國學者和愛國人士，甚至震驚了國資委等政府部門，以及許多省部級老同誌，就在此時，世界銀行行長美國人佐利克(美國強製規定世界銀行行長隻能由美國人擔任)，於2月27日飛到北京，公布了他的世行報告，聲稱如果中國不進行瓜分國有企業的改革，將會發生無預警性重大危機，以此作為中國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依據。所謂無預警性危機，就是沒有任何征兆，沒有任何原因，說穿了，就是“佛說不可說”。為什麽不可說，是因為他連自己國家發生危機都預測不出來，又如何解釋對中國的預測? 所以就起了個名字叫做無預警性危機。
美國人一句“佛說不可說”，中國就對國有企業大動幹戈，是中國有些人崇洋媚外、迷信美國。中國有些人這樣做的原因，不是智商問題，而是利益問題，洋人吃肉，官人喝湯，富人啃骨頭，文化精英跟在後麵舔屁股，瓜分中大家都有利益。所以才會一起高喊：“深化改革就是要殺出一條血路”。隻是不知道在這條血路上會鋪滿多少中國老百姓的屍骸。人民日報評論部文章《寧要……不要……》中，再次搬出1988年價格闖關的改革，來表示不顧一切豁出去了的決絕精神，那次不顧一切價格闖關的結果，就是1989年的大動亂，所以官方一直對價格闖關諱莫如深，現在有人公然搬了出來，可見是已經急紅了眼，用他們自己的語氣說，就是寧可冒險把13億中國老百姓徹底滅絕，也要瓜分50萬億國有資產，再聯係到普世價值派不是“血路”就是“死路”的一片喊殺聲，真不知道這次中國能否躲過大難臨頭。我們想起了不久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裏的警告：中國想用拖一天算一天的辦法躲過去，完全是白日做夢!
就在同樣是2月份的王立軍案出來時，我們就說過，圍繞18大是選擇以人為本的民生路線，還是選擇以資為本的亡國路線，精英階級與人民大眾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將進入白熱化階段，王立軍案是形勢逆轉的曆史標誌，標誌著對轉變發展方式的徹底否定和對民生路線的徹底清算。階級清算往往比任何清算都更加殘酷，特別是在貧富兩極分化情況下的階級清算更是無比殘酷，王立軍案隻是個開始，更大的事件還在後麵，結果不出一個月，就發生了中美兩國精英階級聯合瓜分中國國有企業事件，事情仍然不會到此結束，超出人們想象的更大劫難還在後麵，中國人民再不覺醒，有可能就會永遠醒不過來了。
一直到今天的貿易問題。中國的劫難遠沒有完。
國務院內外的“帶路黨”
轉自：烏有之鄉 作者：黎陽
佐利克實在坦白得可愛。他不僅老老實實承認：“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聯合研究報告”能出籠全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裏的“帶路黨”，而且毫無顧忌地把這些“帶路黨”的大名和盤托了出來。
佐利克的原話如下：(見佐利克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創建一個現代化、和諧和富於創新的社會：國際經驗和中國的戰略選擇”的高級研討會上的開幕詞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2/27/world-bank-president-zoellick-opening--remarks)
——“肯定張玉台主任(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張玉台)對這一研究的發起和指導作用(關鍵詞：發起和指導starting and guiding)”
——“感激在聯合研究項目中領導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組的劉世錦副主任(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對這一項目的領導貫穿始終，堪稱模範(關鍵詞：他對這一項目的領導貫穿始終，堪稱模範His leadership throughout this project has been exemplary)
——“李偉主任(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為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導作用(關鍵詞：特殊重要的指導作用especially important guidance)”
注意：佐利克一再使用了guide一詞。guide是什麽意思?“指導、引導、導引、向導、帶領”——說白了不就是“帶路”嗎?尤其是李偉，那可不是一般的“帶路”，而是“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導作用”，這才能讓美國人知道“如何使本報告對中國領導層更有利用價值”——人家本來對中國政界官場內部情況兩眼一抹黑，費勁九牛二虎之力亂碰亂撞也找不著北，全虧了李大主任這樣的來指點迷津：這麽做太露骨，那麽做要撞牆，必須“打左燈向右轉”、“能做不能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才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借力打力、克服阻力、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終得以左右中國領導層——如今有了GPS，明麵上、地理上的“帶路”已經過時了，但深入內部的政治決策上的“帶路”可沒過時，而且更時髦：帶領對方深入中國政權內部、手把手地教會人家如何把握中國政府內部的運作規律、如何利用中國官場種種“潛規則”壓製百姓、陷害忠良、更有效地幹涉中國內政等如此深入細致的“政治帶路”難道不比“地理帶路”更要害?——所以佐利克才會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帶路黨”們大加讚揚，一口一個grateful(感激)。
把“中國2030”稱為“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聯合研究報告”不對，因為兩家子搞才能算“聯合研究”，一家子搞不能叫“聯合研究”，隻能叫“獨家專製”。而“中國2030”表麵是“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兩家子搞的，實際並非如此——主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組的劉世錦既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時又是從茅於軾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拿錢的特約研究員(見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而“天則經濟研究所”是美國福特基金會包養的(同時又是世界銀行的合作夥伴)。這就是說，“天則經濟研究所”跟美國人是一家子，從“天則經濟研究所”拿錢的劉世錦跟“天則經濟研究所”是一家子。
這樣一來，說是“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聯合研究”，實際是“世界銀行”與“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聯合研究”。“世界銀行”與美國人是一家子，“天則經濟研究所”跟美國人也是一家子，那說來說去其實全是美國人一家在拿主意，這怎麽能算“聯合研究”? 如此“聯合研究”跟中國京戲的“男人扮女人”其實是一個味：京戲是“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 。表麵上是中性，骨子裏當然還是男的”。而這“聯合研究”呢?外國人看見“世界銀行做說了算”，中國看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說了算”，表麵上“雙贏”，骨子裏當然還是洋人說了算。但這問題的性質可比演戲嚴重多了：戲不過逢場作戲，完了就完了，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決策一旦付諸實施了，就再難以推倒重來。
特別說一句：“天則經濟研究所”有好些東西隻肯讓外國人知道，不肯讓中國人知道，在其中文網頁上隻字不提。隻有看它的英文網頁才能發現好些它不肯告訴中國人的東西。比如它和外國基金會的關係：(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
In addition, Unirule has, in recent years, built up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CIPE), the Ford Foundation, Alton Jones Foundation, 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IE), and others, as well as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irule also maintains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such as embass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India, Israel,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and Singapore.
(此外，天則經濟研究所在最近的幾年中已經與許多國際私人機構建立起了各種合作關係，如國際私有化企業中心(CIPE)、福特基金會、奧爾頓•瓊斯基金會、美中商會、國際經濟研究所(IIE)等組織等;與此同時還與許多國際組織建立了各種合作關係，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天則所同時與許多在北京的外國大使館保持著關係，例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蘭、俄國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則經濟研究所”跟許多官方媒體和國外媒體已經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Unirule also has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the media, such a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entral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Economic Daily, China Daily, People’s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Securities, Time, The Economist, Reuters, the Financial Times, and other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Unirule has established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天則經濟研究所還跟媒體有著廣泛聯係，如新華通訊社、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日報、中國日報、人民日報、中國證券報、時代周刊、經濟人雜誌、路透社、財經時報等。僅僅在幾年的時間裏，天則所就與這些媒體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係。)
“百度百科”關於“天則經濟研究所”有如下介紹：(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茅於軾創辦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而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係的私人免稅基金會。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經過數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 《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也譯為<誰承擔費用——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寫得更清楚：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內基基金會” (Carnegie Foundation) 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後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
“天則經濟研究所”跟國內許多要害部門、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
“天則經濟研究所薈萃了第一流的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以及人文和社會科學其它學科的學者。他們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研究院等學術研究機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複旦大學等國內著名院校;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海關總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門;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以及歐美著名大學研究機構等單位。天則經濟研究所在保持與這些學者交流的同時，與上述單位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ianZeJianJie.asp)
仔細看看這些部門：
——中國社會科學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宏觀研究院等學術研究機構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複旦大學
——國內著名院校
——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
——國家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商務部
——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外匯管理局
——海關總署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保險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國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門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
——歐美著名大學研究機構等
再看看“天則經濟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錢的“特約研究員”(見附錄)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用不著大費周折就不難看出一幅令人毛骨竦然的圖畫：
福特基金會—>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上層建築各個要害部門—>中國決策。
想想吧，哪個“私人機構”能有如此神通，竟然同時跟那麽多中外官方民間要害機構建立“密切合作關係”?
——中國的官方部門包括了國家最高決策機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資委”、“發改委”、“外管局”、“社科院”、銀行、海關、商務部、保險等機構;
中國的官方媒體包括了新華通訊社、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經濟日報、中國日報、人民日報、中國證券報;
外國的基金會包括了國際私有化企業中心(CIPE)、福特基金會、奧爾頓•瓊斯基金會、美中商會、國際經濟研究所(IIE);
國際組織包括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
駐北京的外國大使館包括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蘭、俄國和新加坡。
——什麽“私人”如此神通廣大，同時建立這麽多“密切合作關係”?別的不說，誰見過允許中國官方部門與“私人機構”建立“密切合作關係”的規定?你去找個部門建立個“密切合作關係”試試?
真正的解釋隻有一個：這個“天則經濟研究所”實際已經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它一頭通向外國基金會、外國組織、外國大使館，一頭分別通向中國上層建築一切要害部門，天羅地網密密麻麻，上通下達，四通八達，來自外國的指令通過它這個“中轉站”和“放大器”變成“中國包裝”的“政策決策”、“學術研究”和“輿論呼聲”，最終變成“中國內政”。換句話說，它是今日中國“帶路黨”總司令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不過是它的分支，或者說，是“美國福特基金會駐中國國務院代理處”。
(這就能解釋為什麽任何對“天則經濟研究所”及其一夥的質疑總會遭到大肆圍攻，遭到無比強大的反對輿論——人家是一個大團夥，分工明確，上來就打群架，還處於單打獨鬥勢單力薄的左派當然不免占下風。比如這次圍剿杜建國。但大罵杜建國的人忘了一條：杜建國的一切都來自他的研究，而許多大罵杜建國的人的“研究”卻是來自外國基金會的指令。杜建國的腦袋長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大罵杜建國的“精英”的腦袋卻長在外國屁股上。長在外國屁股上的腦袋沒資格指責嘲笑長在中國人脖子上的腦袋。)
當年“國軍”將領杜聿明當麵大罵國民黨“國防部”高官郭汝瑰：“你郭小鬼定是共諜，發的命令都是把我們往共軍包圍圈裏趕!”——事實上郭汝瑰的確是共產黨。
如今不少中國人大罵茅於軾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和他的一夥都是外國代理人，因為他們的一切結論都是把中國的利益往外國送，從來沒見有反過來的：
——茅於軾公開主張放棄釣魚島、放棄東海利益、放棄保衛領土完整;
——2008年天則經濟研究所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搞了一個中國“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報告，反對18億畝耕地紅線;
——2011年“天則經濟研究所”建議分拆鐵道部，鐵路私有化;
——2012年“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主持的與世界銀行的“聯合研究報告”建議國有企業全麵私有化……
薩達姆垮台前已經弄不清每天收到的報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美國人給他編出來的，他的部下也弄不清收到的命令哪些來自己人、哪些來自美國人，一切全亂了：“假做真時真亦假”。
前蘇聯崩潰時上上下下也差不多。可見一旦管不了敵人裝成“自己人”發號施令，一個政權的氣數也就快到頭了。
如今“天則經濟研究所”統帥的“帶路黨”能在中國呼風喚雨興風作浪，能左右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決策，能動員官方媒體大肆製造輿論，能肆無忌憚圍剿一切敢於抵抗外國幹涉的力量。
所以它們敢得意忘形叫囂“寧要……不要”、“敢冒風險”、“倒逼改革”、“血路一條”、“死路一條”……華爾街也大聲喝彩：“改革閃電戰”。“樹欲靜而風不止”，“山雨欲來風滿樓”。“圖窮匕首現”，看來他們已經迫不及待，不拚個你死我活決不善罷甘休。
附錄： 天則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注：按單位重新排列)
1 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2 巴曙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3 張永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4 盧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基金會
5 陳劍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
6 劉守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
7 江小娟 國務院政研室(注：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劉世錦之妻)
8 張燕生 發改委宏觀院外經所
9 銀溫泉 發改委體改研究所
10 杜鷹 國家發改委
11 孔涇源 國家發改委體改司
12 王小強 國家發改委體改研究所
13 牟廣豐 國家環保局
14 王大用 國家開發銀行(已辭世)
15 鄭京平 國家統計局
16 張德霖 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
17 周放生 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企業改革局
18 萬中心 海關總署政研室
19 宋洪遠 農業部農研中心
20 陳宗勝 天津市市政府
21 謝平 中國國家投資公司
22 易綱 中國人民銀行
23 王宇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
24 李向陽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25 陳紹充 成都市發改委副主任
26 馬建堂 甘肅省政府
27 馬捷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28 張維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29 周春生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30 李紹榮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31 吳有昌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32 劉世定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
33 張靜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
34 鄭也夫 北京大學社會學係
35 王銘銘 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36 陳平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37 海聞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38 林毅夫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39 盧鋒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40 平新喬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41 宋國青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42 汪丁丁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43 姚洋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44 張帆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45 周其仁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46 趙耀輝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中心
47 鍾偉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
48 賈康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
49 王國鄉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
50 劉力群 發展戰略研究中心
51 常修澤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經濟研究所
52 樊綱 國民經濟研究所
53 李稻葵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54 魏傑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55 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係
56 何光滬 人民大學宗教係
57 趙英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58 管益忻 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
59 石小敏 中國經濟體改研究會
60 胡鞍鋼 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
61 周漢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
62 餘暉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
63 張承耀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
64 程煉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5 李揚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6 王國剛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7 韓朝華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68 唐壽寧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69 王利民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70 楊春學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71 張平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72 張曙光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73 趙農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74 趙人偉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75 朱玲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76 馮興元 中國社科院農發所
77 蔡昉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
78 黃平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
79 李培林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
80 李銀河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
81 何帆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82 王逸舟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83 餘永定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
84 賀菊煌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所
85 鄭易生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
86 汪暉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87 張宇燕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
88 徐友漁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
89 王焱 中國社科院政治所
90 劉軍寧 中國文化研究所
91 方流芳 中國政法大學
92 劉東 北大比較文學研究所
93 陳來 北京大學哲學係
94 何懷宏 北京大學哲學係
95 劉華傑 北京大學哲學係
96 吳國盛 北京大學哲學係
97 趙曉 北京科技大學
98 楊東平 北京理工大教育研究所
99 張祥平 北京農學院園藝係
100 嚴旭陽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01 賀力平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係
102 李實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
103 楊曉維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
104 李曉西 北京師範大學資源研究所
105 茅於軾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
106 張軍 複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
107 張旭昆 杭州商學院
108 崔殿超 黑龍江大學經濟學院
109 陳嘉映 華東師範大學
110 鄧正來 吉林大學哲學係
111 許向陽 南京林業大學
112 秦暉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113 黃少安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所
114 陳學彬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係
115 華民 上海複旦大學世界經濟學研究所
116 蕭功秦 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
117 許紀霖 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
118 鄒藍 深圳《商報》社
119 陳明 首都師範大學
120 盛洪 天則經濟所
121 鄒恒甫 武漢大學
122 蔣慶 陽明精舍
123 姚先國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124 陳誌俊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125 金祥榮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126 羅衛東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127 史晉川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
128 楊如彥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129 李軍林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130 李義平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131 楊瑞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132 周業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133 溫鐵軍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134 梁治平 中國文化研究所
135 王珺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社會學係
136 黎鳴 自由撰稿人
137 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院
138 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院
139 朱蘇力 北京大學法學院
140 江山 清華大學法學院
141 許章潤 清華大學法學院
142 趙曉力 清華大學法學院
143 王衛國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
144 丁利 中山大學法學院
145 方星海 上海證券交易所
146 高西慶 中國投資公司
147 曹遠征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148 鄭戈 多倫多大學法學院
149 徐滇慶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
150 柯榮住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係
151 張春霖 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
152 陳德升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153 吳瓊恩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
154 幹學平 台灣清華大學
155 黃春興 台灣清華大學
156 王建國 新加坡國立大學
157 陳誌武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
另：“天則經濟研究所”人員：吳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