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二）

《文革》中的日常生活 （二）

 

 

===在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隔絕和反共反華宣傳的環境中，他們難免對中國有很多疑惑和誤解。譬如到中國以前，他們想象著社會主義社會是“單調刻板”，共產黨是“冷酷無情”，特別是其中有幾位到過蘇聯的，更難免依其對腐蝕的蘇聯的印象來想象生動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這次從廣州走向北京，象走向太陽一樣，這種惑疑和誤解漸漸的冰釋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這次有機會看美國人如何看中國，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我們到廣州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輕的女同事非常興奮的告訴我一個“意外”。她說她和當地的翻譯女同誌小趙成了好朋友，因為我們在一起談話時，她講了一個笑話，小趙竟笑得跟她抱起來。在反共宣傳的畫麵上“革命的女同誌”，是“鐵麵無情，不苟言笑”的。同時在有些旅行社的“訪華須知”中更特別警告說：中國人不喜歡在大庭廣眾之間有親熱的舉動，更不能觸及對方的身體。根據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說法，小趙的動作，確實使這位女同事感到“意外”。

到廣州的第二天，另外一位同事也象發現“奇跡”一樣的對我說，他以前覺得中國人的麵孔看上去都一樣，在尼克鬆訪華的電視上又看到大家穿著同樣的衣服，他恐怕更分不清誰是誰，到中國以後他才發現，因為不必注意衣著，才正視對方的麵孔，造成精神的交流，對方的麵孔一下子就記得了，他覺得這實在是一個他想象不到的發現。

不久他們就發現，到處都是這樣的“奇跡”、“意外”，我們所接觸到的中國人，從幼兒園中叫“叔叔”“阿姨”的孩子、能歌善舞的中小學生、雄辯滔滔的大學工、農、兵學員到科學家、教授和各大學與各地旅行社的負責人，都充分表現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溫暖生動、多采多姿和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

也有許多東西使他們感到發人深省的。譬如有一天我們到上海普陀區少年宮參觀，看了很多出色的文娛體育節目，其中有一個是木偶戲“東郭先生”，大意是：東郭遇見一條被獵人追捕的狼，他好心的把狼藏在書袋裏，但獵人去後，狼跳出來要吃他，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獵人又追回來，最後把狼殺了。我們的小主人告訴大家說，這個故事說明帝國主義者的嘴臉可變，但本性難移，中國人民絕不會因為他們的嘴臉不同而放鬆反帝反修的決心和警覺。有一位同事聽了不勝驚懼的說：“要是我是蘇聯人，我也會害怕的！”===

 

 

二次中國歸來答客難（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5.01.01

作者:  趙浩生

問：他們都是第一次到中國，在和中國人民感情的交流上有沒有什麽困難？

答：在中美兩國二十多年的隔絕和反共反華宣傳的環境中，他們難免對中國有很多疑惑和誤解。譬如到中國以前，他們想象著社會主義社會是“單調刻板”，共產黨是“冷酷無情”，特別是其中有幾位到過蘇聯的，更難免依其對腐蝕的蘇聯的印象來想象生動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這次從廣州走向北京，象走向太陽一樣，這種惑疑和誤解漸漸的冰釋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這次有機會看美國人如何看中國，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譬如我們到廣州的第一天，就有一位年輕的女同事非常興奮的告訴我一個“意外”。她說她和當地的翻譯女同誌小趙成了好朋友，因為我們在一起談話時，她講了一個笑話，小趙竟笑得跟她抱起來。在反共宣傳的畫麵上“革命的女同誌”，是“鐵麵無情，不苟言笑”的。同時在有些旅行社的“訪華須知”中更特別警告說：中國人不喜歡在大庭廣眾之間有親熱的舉動，更不能觸及對方的身體。根據這些不知出自何典的說法，小趙的動作，確實使這位女同事感到“意外”。

到廣州的第二天，另外一位同事也象發現“奇跡”一樣的對我說，他以前覺得中國人的麵孔看上去都一樣，在尼克鬆訪華的電視上又看到大家穿著同樣的衣服，他恐怕更分不清誰是誰，到中國以後他才發現，因為不必注意衣著，才正視對方的麵孔，造成精神的交流，對方的麵孔一下子就記得了，他覺得這實在是一個他想象不到的發現。

不久他們就發現，到處都是這樣的“奇跡”、“意外”，我們所接觸到的中國人，從幼兒園中叫“叔叔”“阿姨”的孩子、能歌善舞的中小學生、雄辯滔滔的大學工、農、兵學員到科學家、教授和各大學與各地旅行社的負責人，都充分表現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溫暖生動、多采多姿和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

也有許多東西使他們感到發人深省的。譬如有一天我們到上海普陀區少年宮參觀，看了很多出色的文娛體育節目，其中有一個是木偶戲“東郭先生”，大意是：東郭遇見一條被獵人追捕的狼，他好心的把狼藏在書袋裏，但獵人去後，狼跳出來要吃他，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獵人又追回來，最後把狼殺了。我們的小主人告訴大家說，這個故事說明帝國主義者的嘴臉可變，但本性難移，中國人民絕不會因為他們的嘴臉不同而放鬆反帝反修的決心和警覺。有一位同事聽了不勝驚懼的說：“要是我是蘇聯人，我也會害怕的！”

在我們從上海到西安的長途旅程中，他們輪流傳閱幾冊英文《毛澤東選集》，發現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的“武鬆打虎”比“東郭先生”的寓意更生動。這些故事都使他們清晰的認識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平等互惠，不亢不卑。還有些中國人習以為常的情況，使他們感到稀奇敬佩的不得了。

比方說有一天我們參觀杭州的學軍中學回來，一位同事提到那天有一個場麵給他的印象很深。當我們坐在一間大教室中聽負責人作報告的時候，一個學生來晚了，跑得氣喘籲籲的在門口探頭一看，發現談話已經開始。要是一個美國中學生，大概就悄悄的溜走，不進來了，但是這個學生站在那裏，目光掃遍全室，發現最裏麵有一個空座位，就從容不迫的穿過教室中心走到那個座位上坐下，別的學生並不以為意，先生也沒有對他怒目而視。這位同事認為，這可以看出中國學生的自信心，和師生之間感情的諧和。

在我們旅行期間，除了小孔、小薛一直給我們翻譯外，每一地的分社也有翻譯，都很年青，都講得一口流利的牛津英文。不過因為我們的專業太多，需要的生字複雜，擔任翻譯的同誌有時不免感到生字不夠。最困難的一次是在北京大學，那天輪到最年青的小劉作翻譯，許多科學名詞他不知道，在座的老、中譯員和教授們不斷的幫他的忙，小劉侃侃而談，絲毫不覺得不好意思，負責人也沒有當場換人的表示，這種邊幹邊學的精神，給同事們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關於中國不會丟東西的故事他們聽得多了，但在親身經曆時還是感到十分有意思。比方說我們從杭州到上海下車後，一位同事把煙鬥忘在車上，但吃午飯時，就又看到這個煙鬥失而複得，他滿麵得意的銜在嘴裏。

還有一天清早我們經過北京西區的公共汽車站，看見沿車站的人行道邊上空無一人，但是放著一排皮包、籃子之類的東西，問向導，才知道是早來等車的，把行李放在那兒去吃早飯了。同事們聽了，紛紛照相記錄，預備回來讓朋友們猜猜，這個在任何國家也不能想象的奇跡。

問：作為這個參觀團裏唯一的中國人，你對他們的褒貶、誤解、惑疑作何反應呢？

答：我覺得自己是“半客半主”。他們的讚譽我當然高興；他們的批評、惑疑、誤解，我覺得有責任予以解釋；意見不同的時候，我就以同事的地位跟他們辯論。我們這一路辯論的問題很多，最激烈的一次是在延安展覽館參觀，看到日本投降的史實展覽時，有同事認為日本投降是因為美國的原子彈，這個我不能完全同意，因而展開一場激辯。這場激辯中，他們對中國的八年抗戰、遊擊殲敵和全國軍民遭受的犧牲，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在北京成都飯店的告別宴上，一位同事興奮的提議，我們要組織一個“五七幹校”的耶魯分校來紀念這次成功的訪問，賓主同聲鼓掌讚成。回到美國不久，我們就舉行了一次幻燈片觀摩的重聚，每人挑出十張自己認為最得意的幻燈片來共同欣賞。有一次我打電話給一位同事，開玩笑的問他是否已經從這次旅行所引起的“中國熱”中清醒過來，他的回答是：“我不要清醒過來！”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事實是，我們初到廣州時，有七個人吃美式早餐，後來越來越少，離開中國前，隻有三個人吃美式早餐。這都是我們這次旅行成功的證明。

問：你跟一個美國的訪華團回去，你感到中國是把你當主人還是當客人？

答：我仍然覺得是“半客半主”。這種感覺很複雜，需要一番解釋。去年（一九七三）我在去國二十五年之後第一次回去，看到新生的祖國、久別的親人，處處使人興奮，事事讓人感動。記得在我們快要離開前幾天，從南京坐火車到上海，途中看到太湖上的孤帆遠景，萬頃煙波，引起我無限的感慨。我當時曾對陪我們旅行的老陳和小駱說，想到我們不久就要跟祖國告別，我心裏覺得十分淒涼。他們勸我不要這麽悲觀，以後可以常常回來。我告訴他們，這次回來，雖然享受到祖國的溫暖照顧，但心情上老覺得是在作客。現在快要離開了，感到戀戀不舍，但是又不能不回去。我們在美國住了二十多年，可是感到美國也並不是我們的家，這種四不著邊的感覺是十分淒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