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計劃的製訂與街道委員會】

【八、計劃的製訂與街道委員會】

 

 

在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垃圾是從不堆積、燒毀或作為填塞物。家庭的廢物由政府挨戶收購，然後把它變成各種有用的成分。像紙張和布這類纖維物質，被送往造紙廠，金屬則送往冶金工業，塑料送往塑料廠，玻璃則送回玻璃廠。灰、煙灰、土和蔬菜這一類物質送往郊區，把它們和牛屎或人糞混合起來發酵後作為肥料。發酵可以殺死細菌和寄生蟲，另方麵又保存了鉀、氮和磷。在有現代下水道存在的地區，固體廢物予以過濾出來，作同樣方式的利用，而液體則循環地用作灌溉。

毛主席常常強調廣泛利用物資，要變有害為有利。中國人認為所有的物資，必須加以利用，以圖有益於人類。而且，他們現在正大大努力於研究新方法，以利用前此不認為有用的一切物資。許多工廠已經利用“廢料”來發展副業。例如一間製造抗生素的製藥廠，已經發現他們一度埋掉的有毒副產品，可以用來製造染料、溶劑、和除雜草劑。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組成的一個三結合小組，依據“從簡單到複雜”的模式進行實驗，取得了這些成果。

在北京的九個區中之一個區，一年就搜集到一百五十萬噸的廢物。計劃人員要我們想象一下，如果一切東西不加以循環再利用，那將是多麽龐大的數量。我們試想一想，數量更大得多的垃圾和廢物，正包圍著我們自己先進的美國呢，中國畢竟仍是太窮，不會產生很多的垃圾。雖然我們所到之處，廢物問題正在受到控製。但據說，事實上在解放之時，垃圾的數量是龐大的。當時的垃圾，是從清朝時候起一直堆積著。因而人民大眾發起了一個清除垃圾的運動。

當某一地區要建一個新工廠時，必須考慮學校、醫院、商店和文化中心這些需要，而將之與建廠計劃一並列入。常常有群眾植樹運動，群眾還參加建屋，撲滅衛生和農業上的害蟲以及其他運動。負責設計的行政人員在設計問題上有與普通群眾商量的任務，然後高層方麵再討論他們的意見。

上海從一個充滿猖狂剝削和不幸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變成一個清潔的、興旺的、朝氣蓬勃的人民城市，應當列於曆史上最偉大成就之林。在過去，全世界人民都曾聽到上海的饑餓、人們無家可歸、娼妓、吸毒，疾病、乞丐和流氓這一類的故事。英文上海一詞的動詞“To Shanghai”，是含有誘拐的意思的。而誘拐不但是威脅利誘，也是暗無天日和招搖撞騙。和這個形象相伴而生的，是富裕的中國人、外國冒險家及投機倒把者之腰纏萬貫和豪華生活的傳奇。我們下榻的那間旅館，就是外國人稱霸時代的遺物，仍然保留著美麗的方格壁畫和豪華的枝型吊燈架，作為過去的回憶。但是，當我們往下看到以前是掛著“華人與狗不得闖入”的牌子的外灘公園時，我們可以看到成群的人在散步，輕快地步行去返工，做晨運，坐下來吸煙或在日光下吃其冰淇淋。

當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時，黨和政府把所有外國人的企業交給人民，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以重建這個城市，鼓勵人民要有高尚的目的，並要求在工業上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設計與建設組開始對最急需的建設采取嚴肅的看法，大搞人民群眾運動，解決公共衛生和重建的問題。因為沒有大量的資金，所以人民得利用舊樓以改建新屋。今天的上海，在外表上仍然是個舊城市。雖然大批的新工廠、公共建築物和住屋工程散布在市內五十三方哩和郊區二千二百八十方哩以內。盡管經過疏散努力，全部人口仍然逾一千萬。但是，市區卻幹幹淨淨。人民充分就業，沒有饑餓的現象。教育普及，並有醫療照顧。這是怎樣做出來的？

在北京，我們參觀了西華大街街道委員會。這個街道委員會監督的地區約兩平方英哩，包括一百五十條小街，人口有兩萬戶，約八萬人，街道委員會原本是在公安地區周圍組織的。但是，特別在文化革命期內，責任的演變遠遠超過了保安。例如。這個委員會發展了五個地方小街道工廠，最初隻做簡單的日常必需品。諸如縫紉供應之類，後來則改變為搞技術先進的企業，製造包含七十個工序的鎖匙和一匹馬力的發動機，供農村散播殺蟲藥粉之用。他們現在雇用了一千七百個居民，其中有許多以前都是家庭主婦。

居民委員會十三個委員是由該地區人民選出來的，是沒有報酬的。委員會的任務是：（1）組織家庭主婦，兒童和老年人的政治學習，學文件和時事，（2）在居民中間進行教育宣傳，並改善他們中間的關係，包括糾紛的解決，（3）組織個人的或集體的生產工場，在家庭工作，（4）就個人的與環境的衛生問題組織居民，（5）組織假期內的學生活動，鼓勵青年的身心和文化發展，（6）組織本地的文化演出。

關於委員會在促進鄰裏之間的良好關係所起的作用，做著他們所謂“鄰裏之間的宣傳方麵，我們聽到這麽一宗事件。某男子於一九六七年喪妻，留下四個孩子。他既要管理全部家務，又要照料孩子，對他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於是居民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上了年紀的姆女，到他院子裏幫忙。她們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還替這男子燒飯和做孩子們的衣服。

另一件事情是，有兩個家庭，在前一年有過激烈的爭吵。爭吵得這麽凶，一人到了另一人的家裏，揚言要死在那裏，另一人也報以同樣的威脅。那位說故事者看來是暗示，這種可怕的威脅，從中國文化來說，顯然是很嚴重的。真正顯示出，每家都以對方不顧別人而傷害對方的家庭。一個媳婦去找居民委員會來調停，經過耐心的討論和學習之後，這兩家終於變成了好朋友。他們現在互相替對方購物，有病時，則互相探視。並且一般表現了真正的互相關心。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

 

八、計劃的製訂與街道委員會

 

 

在中國，計劃是生活上一個重要方麵。特別是在文化革命以來，對設計的整個態度，看來反映出對八億人民參加民主，越來越著重。我們見到相當的證據，證明：不隻是上層做計劃，而且將要完成的定額，要做的工作以及將得到的利益都交了下去，並且要求各級人民都做出計劃。政府並詢問他們為自己所定的定額有多少，他們能完成的是何種工作，他們想取得的利益是多少。

我們的旅行時間太短，要看的東西太多，無法對中國全麵製訂計劃的過程，取得一幅完整的圖畫，然後如何把所有的資料湊合在一起。不過，我們都有機會看到足夠謎樣的東西，因而對事情怎樣在進行，畢竟可以有個一般的印象，本章不是把所有看到的東西拚在一起，而隻是簡單地把我們不僅跟居民委員會一級設計人員討論時所聽到的陳述出來，而且也把跟國家和城市設計組的成員在討論中所聽到的某些事物也陳述出來。

在北京，我們跟國家設計委員會三位成員在一起，度了一個愉快的早晨。他們是在搞環境問題的。這些設計人員代表著不同的背景。顏君是一個化學工程師，王女士是位醫學衛生家，另有一位朱康伯（譯音）是城市設計組組長。

他們解釋說，在別國很嚴重的汙染問題，對中國則是個比較新的問題。並且說，這問題仍在早期的研究階段。我們覺得這說法有點謙虛。因為在我們的參觀中所見到的，顯然感到中國對環境問題的關切，好些時候這成為已計劃的一部分了。

據說。解放前中國工業的分布集中在東海岸三個大城市。從人文來說，這是不合理的。因為這一來，上海、大連和天津幾乎不適於居住。它們的水被固體和液體工業廢料所毒化，它們的空氣因汙染而汙濁。解放後，這些城市成千的工廠予以拆卸，遷往郊區，或遷往中國內地改建。那些留下來的，則想出新的方法消除汙染物質。現在，設計人員企圖把新工業平均分散於廢料不能集中的農村地區，並且也比較容易處理廢料。在每一新地區建立一套工業，以便作多種用途的利用，並使之在經濟上作有效的生產和處理。沿海與內地間的工業發展的平衡，認為很重要，不僅在環境方麵很重要，而且是減少城鄉差距這一長遠運動的一部分。

我們的東道主指出大慶油田的例子，那是一個模範工業地址。大慶是一個大建築群，其中包括寬敞的住宅區，周圍是農地。這種安排實際是把工農混合在一個單一地區。這樣，種穀類和蔬菜的農民，是油田工人的親屬。據說這對生產有好處，並且對人民也方便。這也意味著工業發展不會因大量移民城市而破壞農村的社會組織。而在世界多數地方，就跟這種發展形態大不相同。中國人發現，新城市的設計，比舊城市的改造要容易得多。例如，在新城市，設計人員在擇定新工業區時，可以考慮跟住宅分開的問題。而在舊城市，原來的工廠與住宅混雜在一起，則隻好任其暫時保留。據說，在解放後，設計人員必須學習這些事情。最初，他們就曾犯過一些錯誤，把新工廠設立在接近住宅的地區。

顏君指出：毛主席常常強調廣泛利用物資，要變有害為有利。中國人認為所有的物資，必須加以利用，以圖有益於人類。而且，他們現在正大大努力於研究新方法，以利用前此不認為有用的一切物資。許多工廠已經利用“廢料”來發展副業。例如一間製造抗生素的製藥廠，已經發現他們一度埋掉的有毒副產品，可以用來製造染料、溶劑、和除雜草劑。工人、技術人員和幹部組成的一個三結合小組，依據“從簡單到複雜”的模式進行實驗，取得了這些成果。在許多教育和生產的討論中所提到的這種模型，即是從簡單的或容易的問題著手，然後有係統地進行那些較複雜的和較困難的問題。有時，這種新方法很花錢，但是，減少危險比求取利潤更占優先地位。

我們的一位東道主曾經訪問過瑞典和法國，他對於在那邊看到的垃圾之多，表示驚異。他告訴我們，在中國，垃圾是從不堆積、燒毀或作為填塞物。家庭的廢物由政府挨戶收購，然後把它變成各種有用的成分。像紙張和布這類纖維物質，被送往造紙廠，金屬則送往冶金工業，塑料送往塑料廠，玻璃則送回玻璃廠。灰、煙灰、土和蔬菜這一類物質送往郊區，把它們和牛屎或人糞混合起來發酵後作為肥料。發酵可以殺死細菌和寄生蟲，另方麵又保存了鉀、氮和磷。在有現代下水道存在的地區，固體廢物予以過濾出來，作同樣方式的利用，而液體則循環地用作灌溉。我們的東道主曾在歐洲見到塑料作為廢物而燒掉。當他問及如何處理燒時發出的有害氣體，因而建議循環利用時，對方卻告訴他，那樣做將無利可圖。

我們團體中有一位團員，不了解中國政府何以要為廢物而付錢。他發問道，“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不應當把他們的廢物免費送來嗎？”他說，在美國的生態學團體曾大力搞運動，要使人民把他們的舊報紙，瓶子和罐頭無報酬地拿出來的。（這些人有很多在政治覺悟上是支持中國人的）。他向那位婦女提出了此問題，那婦女解釋說，目前垃圾和廢物付錢的製度，不會行之久遠的。但付錢鼓勵了節約。而在物質上仍然落後的國家，甚至對廢物所含有的內在價值，也給予社會的承認。那婦女說，將來物質稀少的情況消失及人民獲得的入息完全按需取酬時，將會實行另一種不同的製度。

單是在北京的九個區中之一個區，一年就搜集到一百五十萬噸的廢物。計劃人員要我們想象一下，如果一切東西不加以循環再利用，那將是多麽龐大的數量。我們試想一想，數量更大得多的垃圾和廢物，正包圍著我們自己先進的美國呢，中國畢竟仍是太窮，不會產生很多的垃圾。雖然我們所到之處，廢物問題正在受到控製。但據說，事實上在解放之時，垃圾的數量是龐大的。當時的垃圾，是從清朝時候起一直堆積著。因而人民大眾發起了一個清除垃圾的運動。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任務，基本上是要把城鄉和省或地區委員會的計劃綜合起來。地方計劃在地方上可能有其特別的意義，但不必一定對國家有意義。中央計劃專家如現在跟我們對話的這個專家組，也許會以谘詢人員的身份到地方委員會去。比方王女士，她在公共衛生部領導下而工作，而該部要通知某一地區需要多少醫生，那就要看從地方搜集來的資料怎樣。地方團體討論地方的計劃，然後再建議國家計劃委員會。當計劃經討論、協商和通過之後，再呈送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造一步的協商和通過，最後則發還給地方，算是已完成的計劃。例如地方級的計劃。當某一地區要建一個新工廠時，必須考慮學校、醫院、商店和文化中心這些需要，而將之與建廠計劃一並列入。常常有群眾植樹運動，群眾還參加建屋，撲滅衛生和農業上的害蟲以及其他運動。負責設計的行政人員在設計問題上有與普通群眾商量的任務，然後高層方麵再討論他們的意見。經常向我們反複提到的意見是。單是專家不能決定或解決人民的問題。

我們有機會看到上海設計過程的另一個方麵。我們與上海市建設局人員有過長時間的會談。該建設局計劃並負責道路、橋梁、自來水係統及建築物的建設。這個局在市計劃委員會之下，而市計劃委員會又直接向國家計劃委員會報告。（每一個大城市，上海、北京和天津是作為獨立的地區而管理的，不是作為一個省的一部分。）在上海範圍內，建設局的計劃組是市革命委員會的一部分。建設局有兩百個行政人員和四千個勞動力。建設局的計劃在呈送國家計劃委員會之前，先要經過革委會全體會議討論。這些計劃的製訂，先經過有良好組織的征求意見的過程，征求基層的意見，再派協商員到市社會機構較低層。

上海從一個充滿猖狂剝削和不幸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變成一個清潔的、興旺的、朝氣蓬勃的人民城市，應當列於曆史上最偉大成就之林。在過去，全世界人民都曾聽到上海的饑餓、人們無家可歸、娼妓、吸毒，疾病、乞丐和流氓這一類的故事。英文上海一詞的動詞“To Shanghai”，是含有誘拐的意思的。而誘拐不但是威脅利誘，也是暗無天日和招搖撞騙。和這個形象相伴而生的，是富裕的中國人、外國冒險家及投機倒把者之腰纏萬貫和豪華生活的傳奇。我們下榻的那間旅館，就是外國人稱霸時代的遺物，仍然保留著美麗的方格壁畫和豪華的枝型吊燈架，作為過去的回憶。但是，當我們往下看到以前是掛著“華人與狗不得闖入”的牌子的外灘公園時，我們可以看到成群的人在散步，輕快地步行去返工，做晨運，坐下來吸煙或在日光下吃其冰淇淋。

照一位設計者的看法，這個城市過去不僅是汙濁，不適於居民居住，而且隨時發生疫疾。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的租界地區在法律上是自主的，每個租界有其自己的運輸、煤氣、下水道和電氣體係，彼此並無聯係。從市東到市西，並未設計一條南北幹道。勞動人民擠在他們工廠周圍的臨時搭蓋的棚子裏，工廠冒出的黑煙和流出的汙水，都流到陰溝中和河裏，草屋、木屋以及河中的舢板，容納不下全部人口。甚至於在抗日戰爭之後，中國已收回了外國租界的領土主權之時，國民黨仍很少注意他們控製地區的設計和重建，而且事情更加惡化。

當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時，黨和政府把所有外國人的企業交給人民，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以重建這個城市，鼓勵人民要有高尚的目的，並要求在工業上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設計與建設組開始對最急需的建設采取嚴肅的看法，大搞人民群眾運動，解決公共衛生和重建的問題。因為沒有大量的資金，所以人民得利用舊樓以改建新屋。今天的上海，在外表上仍然是個舊城市。雖然大批的新工廠、公共建築物和住屋工程散布在市內五十三方哩和郊區二千二百八十方哩以內。盡管經過疏散努力，全部人口仍然逾一千萬。但是，市區卻幹幹淨淨。人民充分就業，沒有饑餓的現象。教育普及，並有醫療照顧。這是怎樣做出來的？

第一個政策是終止雜亂無章現象的擴大，把市區分成幾個工業區，在市區周圍建立了若幹新城鎮。其他的政策包括家庭計劃。一九五七年人口增加率為百分之四點五，一九七一年則不到百分之點零七。號召青年人到農村去，到現在為止，已經去農村的有一百萬人。工人搬到農村地區，或至少搬到郊區。重建戰時毀了的工廠。或者認為人口太擁擠，而將市區的人口遷到郊區去。

解放以前的道路，凡是窄狹的，彎曲的，經常被建築物阻塞的，則予以擴大路麵。新建的道路，（加起來）幾乎有一千英裏。單是三英裏長的北京路，就被二十三座建築物所阻塞著。而這些阻路的建築物，都於一九五三年被拆卸。市中心區通火車站的主要道路，從十碼、二十碼擴大到四十碼。所有路的兩旁的建築物全是新建的。中山路在一年之內就把舊的、窄狹的路段改建，現在已成為環繞市區的主要地帶。南京路是我們所住旅館前麵的大街，有五座建築物已經拆掉。其他建築物的第一層，則予削截，以便擴大路麵，而樓房仍可以這種方式保留下來。現在上海的主要購物街，有占地多的百貨公司及較小的商店。當我們的東道主和翻譯自行用午餐時，我們漫步經過這些商店、照相店、陳列館和餐室，看來特別人多熱鬧。

在解放以來的諸項成就中，上海人民增加了煤氣逾二十八萬戶，鋪設了廣大的新地下下水道係統以代替露天的陰溝，並發展了造林計劃，把樹木帶給市區。在某些地段周圍有露天陰溝緊密靠近人民的地方，全部人口都得遷移。他方麵，無出口的陰溝則予以填平。用以建築住宅。有一個這種地段，周圍的人民植了十五萬株樹，並把它變成一個美麗的公園。公園裏有散步的道路和文娛的設備。曾經經驗過環境事故和舊上海種種問題的人，公開地談起這些事情，並征求社團的支持，以處理這些問題。這種征求市民支持的運動有好幾種。有大掃除運動和重建運動，也有研究廢物新利用運動，包括有毒汙染物質的處理。

許多舊碼頭已變成江濱公園，使人們在美麗的江濱散步的時候，看得到中國與環球各國的商務活動。已經建立了七十五個工人新村，每村都有樹木、住宅、學校、醫院、商店、文化中心、浴室、運動場和銀行。每年人民組隊調查每個工人區有無新的需要。或許需要更多的蔬菜市場，或新的小學，還谘詢居民有關他們的居住區的設計是否適當。近來的建築設計已有所改變，即增高天花板，增建私人廚房和浴室，窗戶也有不同的光線以及其他等等。所有這些新特點，反映出市民的想法和意見。向普通人民征求設計意見及對意見的重視，根源於更廣泛得多的中國政治運動，以爭取專業與非專業人員之間的互相尊重。建設局的本身，是由前鐵路工人及其他工人領導，並有土木工程師及受過廣泛舊教育的人參與其間工作。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脫離群眾的專家，常常會有錯誤的思想並搞出錯誤的計劃。現在，群眾路線掛帥，人民吸收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也要依靠人民的實踐知識。因為做出的決定人民會受到影響的。

我們參觀大城市的街道和居民委員會，看到人民中間的設計過程在發生作用。中國的都市地區分為區，區又分為街道委員會。市區的設計過程，擴及各層機構，下至最小的單位。這些地方委員會除了處理本區的日常生活之外，還接受上級的指示，討論後付諸實施，並將本地區所做出的決定回報政府機構。中國社會看來雖有組織，仍然有著顯著的地方分權，在不同的機構中，有著相當的地方自治。我們或許在中國看到較多的因地製宜，而中國的官僚政治，也比美國許多可以比較的社會領域為少。

在北京，我們參觀了西華大街街道委員會。這個街道委員會監督的地區約兩平方英哩，包括一百五十條小街，人口有兩萬戶，約八萬人，街道委員會原本是在公安地區周圍組織的。但是，特別在文化革命期內，責任的演變遠遠超過了保安。例如。這個委員會發展了五個地方小街道工廠，最初隻做簡單的日常必需品。諸如縫紉供應之類，後來則改變為搞技術先進的企業，製造包含七十個工序的鎖匙和一匹馬力的發動機，供農村散播殺蟲藥粉之用。他們現在雇用了一千七百個居民，其中有許多以前都是家庭主婦。

我們訪問了在街道委員會下規模較小的居民委員會。這個居民委員會負責一個分區，其中包括三個胡同，共六百九十六戶，二千四百人。我們跟我們的東道主坐在委員會總部一張長茶桌旁時，他們迅即給我們介紹這個委員會所協助完成的深遠變化情形。他們說，解放前，這個分區的多數工人是失業的，生活於極端貧困的情況之下，物價不斷上漲，疾病猖獗，住屋不適當和破爛，討飯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陰溝充滿了汙水，經常發出惡臭，陰溝裏流出死老鼠、死狗和甚至兒童的屍體。到處都是蒼蠅和蚊子。刮風的時候，灰塵堆積一公尺之高。天一下雨，又把灰塵變成及膝的泥濘。

這些情況今天都不存在了。我們在清潔的街上和胡同走過，可以看到孩子們在跳繩和跳踢石子。人民政府照顧人民及其切身的利益，幫助他們過幸福的生活，房子給修好了，陰溝給填平了，灰塵和垃圾給拖走了，新的道路建好了，物價穩定了，就業機會產生了，生活一般都安定下來了。生活的水平也迅速在提高。

一個名叫張英（譯音）的婦女告訴我們，她的父親怎樣做牛做馬地工作著，一直到他病重不能工作為止，家裏其餘的七口不再能養活自己，他們被迫離家，她的兩個最小的妹妹隻得出賣。張英現在已結婚，並且她自己已有七個孩子。五個畢業中學，兩個仍在上學。她看她自己是從赤貧到生活水平逐漸提高和有自尊心的千千萬萬中國人之一。

居民委員會十三個委員是由該地區人民選出來的，是沒有報酬的。委員會的任務是：（1）組織家庭主婦，兒童和老年人的政治學習，學文件和時事，（2）在居民中間進行教育宣傳，並改善他們中間的關係，包括糾紛的解決，（3）組織個人的或集體的生產工場，在家庭工作，（4）就個人的與環境的衛生問題組織居民，（5）組織假期內的學生活動，鼓勵青年的身心和文化發展，（6）組織本地的文化演出。

居民和街道委員會監督本地工廠的經營。這種工廠是由生活在每一地區的人民通過本地委員會而管理的。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各地的情形大不相同。在有些地區，街道企業包括針織和縫紉合作社，這種工作是在人民的家裏做的。另外有些地方設有小型的手工藝廠。有些街道工廠製造輕工業品如製帽、鞋、金屬製品、印刷、造紙和玻璃產品。

街道工廠最初是在大躍進，及五十年代末期成立的。它們的目的，在把許多從前失業的家庭主婦、老人、殘廢人及失業工人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力。住在都市地區的人民統籌他們的資源，調查本膽內可用的技術工人，開會決定該幹什麽，然後秉赤手空拳自力更生的精神，開始從事生產。他們往往得到本地區工業工廠的幫助，幫助的方式是舊設備、廢材料的讓與、工業知識的供給以及人手的訓練。區通常很少資金或根本沒有資金投資於設備方麵，所以，當他們開始時，他們通常隻限於做些勞動緊張的工作。經過幾年的經營之後，才可能有足夠的資金、投資於設備和機器方麵。現在有很多的這種街道工廠，為中國工人集體所有。這種街道工廠製造半導體收音機、電子計算機用的集成電路、甚至於做整件電子計算機。這在以前的一章，我們已提到過了。

基本上，街道工廠運動包含著把區內人民搞在一起，以圖對國民經濟有所貢獻並改善他們自己的生活。美國經濟的後果之一是，多數失業者的潛在的有價值的貢獻，都任其浪費掉了。因為資方看不出有利可圖的方法去雇用他們。這些失業的人有時通過福利或失業補償被給予些津貼，但他們對社會的真正價值是失去了。在中國，街道工廠給這些人參加生產，在幫助人民學習重要的生產技術及在區內依靠他們自己的集體努力這兩方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以前占城市失業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婦女，現在也在街道工廠起著基本的作用。在舊社會，她們屈居於男人的從屬地位，也屈居於家庭的從屬地位。但街道工廠和委員會運動卻替婦女提供了機會，跟其他婦女一起搞企業，為新社會的需要而服務。這是一個解放的過程，但正如我們的東道主所說：這是不容易的。許多男子抵製他們妻子的解放，並嚐試阻止或打擊她們，要她們不要積極參加街道企業。但是，這種的態度這到區內人民的批評，因而抵製婦女解放的男人也就隨著時間而改變他們的態度。有關婦女作用的政治討論，幫助了這個過程的前進。托兒所、幼兒園的組織，洗衣服務和食堂設備，使婦女較易於參加積極的公眾生活。因此，社會期望其餘的家務分別由男子與婦女共同擔負。

我們參觀了北京區幾個當地機構，同幾個小生產集體與個人進行了會談。一個集體正在手繡兒童衣服，從細致做工中所表現的對孩子們的關懷，反映出中國人對孩子們是多麽的重視。再向前行，我們參觀了一群老人的畫室，一位藝術大師最近曾訓練過那些老人作古典畫。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老年公民的自豪。他們以垂暮之年，尚能受到一種並非製度化而受社會尊重的新技術之傳授。

其次，我們又在一位老鐵路工人的家裏受到接待。這位老鐵路工人因高血壓而在家休養。在我們進到他和妻子、已婚女兒、女婿及外甥們共住的小房子之時，他用玻璃杯倒茶奉客。據他告訴我們：他過的幸福生活包括用玻璃缸養魚（他養了好幾缸魚，使我們很羨慕），讀書，散步，教導小孩並跟孩子們玩。他跟他的工作組保持經常聯係，還參加本區街道委員會的工作。他說到他的妻子在做編製網狀購物袋時，他就燒晚飯。他說，“在這個家庭內，要任何人工作，都不需要用壓力。”“每個人都願幫助別人。現在，很多的家事，都由男女合作去做。”我們都取笑某些丈夫的頑固不化，不像他這樣樹立好榜樣。我們並比較了中美兩國的婦女解放鬥爭。在我們整個的談話中，我們感覺到這個組織化的地方性委員會的影響力之大。委員會企圖使這個地區每一個人的生活，充滿著生產的和有報酬的社會活動。

當我們離開這位老人的家時，向他們全家人揮手告別。我們在街上行到本地的一間幼兒國去參觀。這間幼兒園像所有我們參觀過的幼兒園一樣，孩子們穿著多彩多姿的花衣，一個個都顯得聰明、快樂和滿懷自信，孩子們拉我們加入他們在院子裏的遊戲圈，叫我們“叔叔”和“姑姑”。像稱呼家裏的朋友一樣。這種幼兒園——在教育那一章中，說得較為詳細——對居民委員會統籌活動所產生的福利提供了進一步的親見親聞。

回到總部，大家再圍坐在一張長茶桌前。我們把我們所見到的一切加以檢討，並問了更多的問題。關於委員會在促進鄰裏之間的良好關係所起的作用，做著他們所謂“鄰裏之間的宣傳方麵，我們聽到這麽一宗事件。某男子於一九六七年喪妻，留下四個孩子。他既要管理全部家務，又要照料孩子，對他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於是居民委員會組織了幾個上了年紀的姆女，到他院子裏幫忙。她們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還替這男子燒飯和做孩子們的衣服。

另一件事情是，有兩個家庭，在前一年有過激烈的爭吵。爭吵得這麽凶，一人到了另一人的家裏，揚言要死在那裏，另一人也報以同樣的威脅。那位說故事者看來是暗示，這種可怕的威脅，從中國文化來說，顯然是很嚴重的。真正顯示出，每家都以對方不顧別人而傷害對方的家庭。一個媳婦去找居民委員會來調停，經過耐心的討論和學習之後，這兩家終於變成了好朋友。他們現在互相替對方購物，有病時，則互相探視。並且一般表現了真正的互相關心。

當人們認為自己比別人好或背後說人長短時，也會引起其他的糾紛。在這類事情上，是通過學習，幫助人們互相學習對方的長處，說出自己的短處。委員會委員說到“為更大的勝利而團結”，造句話的意思是，當人們認識他們自己之間的矛盾妨礙走向一個共同目標，並認識到他們屬於相同的階級而並非天生的敵人時，則衝突是可以解決的。

當個人與群眾之間存在著嚴重的矛盾時，可能作為敵對矛盾而加以考慮。在這種情形下，這個人可能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這樣，這個人就應該移交刑事司法係統。這種帽子是不會輕易扣上的，因為委員會自恃能解決絕大部分矛盾，不必訴諸警察或法院。可是，當一個被控犯有嚴重罪行的人從監獄回到他所屬的地區時，他不會受到鄙視，反之卻認為他是一個已改正錯誤的人，因而也不再認為他是敵人。

有這麽一宗案子。解放數年後，一男子被發現販賣鴉片煙。他被判處死刑，緩期一年執行。因為他在那一年內，做出了重新做人的進步，他被改判了七年徒刑，以代替原來的死刑。三年之後，他的進步證明可以將他開釋。現在，他已成為這個區的人格高尚的成員，“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工作”。另一件案子是，一個解放後已經坦白招供曾充當國民黨特務的男子，卻發現他藏有一支手槍。他被送往監獄監禁三年，然後又回到他所屬的區，作為品性健全的市民而參加工作。這兩個故事都屬於過去時代的，發生於解放後數年以內。這顯示出，這種嚴重案件，在這個區內已長時間未發生了。（在我們參觀上海市監獄時，看來證實了這點，因我們發現極少四十歲以下的囚犯。）

我們跟居民委員會東道主的進一步討論，集中於遲鈍和殘廢兒童的照顧問題。據說，隻有在極端的情形之下，或在特殊教育諸如盲聾兒童教育有明顯的利益時，才把這些兒童送往學校或教養所去。不論何時，隻要有可能，這種殘廢兒童的教育，在不殘廢的兒童和成人中間實施，以維持社會對他們的承認，並教導其他兒童不可對他們加以歧視。

居民委員會與街道委員會之間，派有聯絡幹部來往聯係。委員會成了跟黨聯係的中心，舉凡討論指示，傳達要求，協助實行政策與計劃，都經過這個委員會。我們得到這樣的印象，覺得這是真正的上下溝通的方法，即領導層顯然是執行者，但他們必須對其所代表的人民負責。

中國城市的改造，不但要改造舊的，更要建立新的社會。我們已經見過的一個例子是北京第三紡織廠的居民區。這裏的住屋發展都與該紡織廠有關，且在該廠的管理之下。另一類的城市住宅區，是上海的彭浦新工人住宅區。現在那兒已住有一萬七千人，都是十五間工廠的工人及其家屬。這些人全部分別住於一百三十八座大廈內。

住宅區內有一間鞋廠，雇用了五十個女工。這家鞋廠的一個男子來自一間大鞋廠，該大廠幫助成立這間小街道工廠，並供應這間小廠的原料。這住宅區還有一些生產設備用以製造電燈開關、玩具以及機器零件。這些街道企業，一共雇用了八百個以前的家庭主婦。

動員家庭主婦參加生產勞動並學習政治，這是中國婦女解放的一部分。居民委員會主任霍複興（譯音）對我們說：

文化革命前，劉少奇及其一夥對家庭主婦學習毛主席的思想及其著作是瞧不起的。

他們說我們不能閱讀和寫作，並說我們的唯一責任是生孩子、燒飯和購物，他們說一個主婦的任務是呆在家裏，做家事就是革命。在文化革命期間，老同誌和我都去參加全市群眾大會，批判修正主義的路線。現在，家庭主婦可以響亮地回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了。雖然家庭工作繁重，我們不怕做更多的工作，文化程度低，不能阻止我們……

文化革命後，……所有四十五歲以下年齡的婦女，都參加了工作。在過去，這裏有六百多個婦女沒有工作。文化革命後的一九七〇年，我們團結起來，開始參加集體的生產工作。為了改善經濟和政治生活，我們組織婦女到鞋子加工廠工作。

由於婦女在家庭以外工作，白天必須有人照顧，因此居民委員會現在辦了一個白天照顧中心，照料著五百多個兒童。居民委員會並成立一個多目的的服務中心，做著補衣服、理發及其他的服務。在這個新住宅區內有十六間商店，出售各類日用必需品，從食物到各種器皿都有。還辦了一個食堂，以便利本區內不願燒飯的後民。區內有兩間小學，收了四千個學生，又有一間三千個學生的小學。

居民委員會的任務不但是辦學校，還要從事本區內的其他教育工作。彭浦區有兩百個退休工人，那些自願做革命工作的工人已經組織起來。幫助青年入學習，把舊社會的情形告訴青年人，我們訪問了這些工人之一的家庭。吳旭明（譯音）是個六十三歲的退休女工，跟她的兒子、媳婦及孫子同住在一間小住宅裏。她除了參加退休工人學習組和婦女學習組之外。還用舊社會作教材來教育青年人。她對我們說她自己的曆史：

在革命前，我們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勞動人民什麽也沒有。我婚後兩年，我丈夫即失了業。他是一個商店店員，有好幾年他找不到另一份工作。加之我七年之內生了三個孩子，所以生活更加困難。後來我丈夫生病，沒有錢看醫生，所以，他隻好等死。

過了兩個月，他果然死了。這是三十年前的事。我不知他害的是什麽病。那時我隻有二十七歲，我兒子年輕，最小的隻有一歲，生活因而更加困難。我母親曾有六個孩子，我是唯一帶活了的一個。她想自殺。她用碗飲毒藥，被她的親人發覺，把碗扔掉，所以她不曾死去。

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人們出賣自己的孩子或者就是自殺。當我的孩子們十歲時，就去工廠做工，像成人一樣，替資本家做工。即使如此，我那時仍然須把最幼的兒子送給別人。我們沒有足夠的錢去養活他們，所以家庭隻好分散。在新社會，一個工人可以養活三四個人，但在舊社會，我甚至連自己也養不活。物價每天上升，有時一天漲三次。

解放以後，生活變好了，我得到一座房子，可以跟我的兒子住在一起。我的長子十八歲開始讀小學，到三十歲，他大學畢業，我的第二個兒子初中畢業之後曾參加人民解放軍。我的第三個兒子於解放之後，被領回家，畢業於上海外語學院，現在當翻譯。我的兒子們都結婚了。我的媳婦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教師，還有一個是護士。我第二個兒子現在是個電氣工人，所以他和我是留在家裏的唯一工人，其餘都是知識分子。

在我們對話時，我們問她，她的最小的孩子（即幼子）是怎樣回到家庭的？她答道，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時，這裏有許多革命軍人員。我去找一個黨員，要求他幫助我找回我的兒子。黨答應把他找回，並把他送回家裏。

當她追述她的過去時，她有時禁不住哭起來，並搖頭太息。但在追述現在的情況時。這位吳女士則麵帶笑容。她說，退休金、公費醫療、優厚的工資都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過去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她告訴我們，文化革命最初使她的家庭分為兩派，她是屬於保守的一邊。她說，“我受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我想，我是退休了，我想生活享受。冬天坐在室內保暖，夏天坐在院子裏納涼。我很關心我自己的健康。現在，我有著革命工作要做”。最後，她終於相信造反有理，這樣，家裏才恢複了相安無事。

在上海，我們還參觀了黃浦街道委員會（該處的診所在衛生照顧一章中已討論到）這個委員會管理著有著五萬一千人、三十五方公裏麵積的人口極其稠密的地區。在它下麵有九個居民委員會。解放前，這地區有四家大公司，此外又有許多娛樂場所、妓院、賭窟和煙館。我們依次參觀革新後的妓館地區和前此被有錢的剝削者所擁有的大廈。現在，勞動家庭占住著這些房子，有許多家庭雖然簡單一些，卻把它弄得幹幹淨淨。他們現在住著這些房子覺得極其幸運。

像在北京的街道委員會一樣，這個上海街道委員會管理著工廠、診所、學習小組和學校，或許最強調的，是教育。這裏，家庭主婦和退休工人（未納入其他機構的）也是最活躍的成員。委員會也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糾紛。據描述，這種糾紛分為四大類：鄰人之間的糾紛，夫妻之間的糾紛、家姑與媳婦之間的糾紛以及有關財產的糾紛。所有各種糾紛，都由委員會與當事人雙方研究，幫助他們分析和克服他們個別的歧見，團結起來，以有利於為人民服務這一共同的目標。在去年，委員會處理的五十宗這種案件中，有三十宗屬於鄰人間的糾紛，十宗屬於夫妻間的糾紛，其餘十宗屬於其他性質。

在前一章中，敘述過一宗夫妻間的衝突。有一宗衝突是涉及同一大廈內兩個婦女鄰居間的衝突。她們都有了不同年齡的兒子。男孩子開始打架，他們的憤怒擴大到他們的母親。他們的爭吵是為了他們大廈中的用水問題，結果是大打起來。這時候本地區居民委員會一位女同誌企圖加以調解，開始時，她使兩個婦女坐下來，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從事自我批評。因為毛主席說過，人民必須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所以，她自行發問，那兩個婦女怎麽想到她們應該用打架來解決呢？她花了好多個黃昏跟她們在一起，並且使雙方分析。她們對在哪裏，錯在哪裏。她指出，在解放前，人們過著窮苦不幸的生活，住著小房子。而現在他們住著整潔這當的房子，應該少爭吵，多團結才是。最後，這兩個婦女做了自我批評，停止了爭吵，並且協議，彼此應當多注意她們自己孩子的社會教育。

這件事情是居民委員會如何應用政治學習提高人民覺悟和解決爭端的一個範例。在這種事情上，居民委員會的作用在於向人民指出他們為日常生活事情而爭吵。不是基本的原則問題，他們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居民委員會希望人們知道，每個人都有缺點。不應當認為自己是完全好的，而別人都是壞的。

街道委員會除了注意居民的日常生活之外，還執行政府的政策，動員人民學習社會主義建設。一個委員會每周組織八十個學習小組，鼓勵人民討論和分析黨的工作。這些的討論會除了學習外，還使大家增加了解，產生一種痛癢相關之感，促進了大家的團結。

青年教育是學校，家庭和社會三方麵共同負責。街道委員會代表了社會，它組織學生和家長小組，參加討論，並跟學校保持密切接觸，與學校一起設計。退休工人和家庭主姆主持這些小組。他們每天跟小學兒童會麵，並且每星期跟中學生會麵一次。他們還跟教師保持接觸，交換有關孩子們的意見。例如，他們保持對學生的家庭作業的追查，看學生已否做好教師指定的功課。如果孩子們有困難，他們就給予鼓勵和幫助。小組也給學生講革命英雄的故事，領導他們唱歌，並組織他們利用假日，將糞便挑到鄉村去。學生如果在街上撿到錢，就特別教他們要交還原失主。去年彭浦居民區有兩個年輕孩子在草地上發現一百元人民幣，他們便告訴他們的祖母，然後將錢拿到區委員會幹部那裏去。幹部問他們，“你們叫什麽名字，你們應當受到表揚”。一個孩子說，“我是小紅衛兵。毛主席告訴我們要還錢。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無論拾到什麽東西，都要交出來。這是人民解放軍的紀律。”

這些例子說明了街道委員會用以促進居民團結和社會責任的一些方法。我們聽到另一個說明，那是發生在上海以外的。一個勞動婦女生病，她的一些鄰人把她送到醫院，而另一些鄰人則替她照顧孩子。那些在白天工作的鄰人則於夜間到醫院照料她。在她住院兩星期期內，她的三個孩子都得到照顧。還有其他的事例。有人家裏有年老雙親和年幼孩子，但卻在離家老遠的城中另一地區工作，他們的鄰人便幫助他們照顧他們的家屬。居民委員會鼓勵鄰人互相照顧，如像一家人一樣。人民中間發展著友誼和照顧。這是地方委員會的顯明目的之一。而在我們美國社會，這卻往往隻是偶然的事情，並且是出於個人的偏愛。

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在社會結構上是處於這樣的地位。他們可以發揮他們不同的作用，把一個互相配合的計劃交給人民，同時他們組織人民去創造並實行他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全麵的目的，是幫助建立一個在日常生活各方麵能真正幫助人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