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心理衛生】

【七、心理衛生】

 

 

在資本社會裏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可為是不在少數,  在謀體上時常看到因心理健康原因自殺的,  做出極端暴力行為的如槍擊案,  變態殺人案.......的報導,  而人們或是執政當局無良策解決,  中國的特色社會也是如此。而那個毛澤東時代是如何解決這些心理問題的人的,  本文作了比較詳細的介召。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

 

七、心理衛生

 

精神病院可以透露一個社會的重要消息。像監獄一樣，精神病院住的，是在社會規律內不能活動的人。而這種社會規律，在高等文化上被視為是必要的。我們不知這些在中國的人是些什麽人，他們違反了什麽思想和行為規則，別人怎樣體會他們的經驗，他們的反常情緒是何種環境造成的。

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答複，是根據到上海一間精神病院兩次參觀所得的印象，並且根據了兩次訪問北京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學家的談話。除了資料有限之顯然的限製之外，我們要求讀者注意精神病學的一個特殊問題——那就是專門名詞的問題。這問題使本章寫得很主觀。在我們這次訪問中國的整個過程中，語言是個小問題。但在專門名詞這件事上，我們的困難卻超乎僅僅的翻譯問題之外。像“人格”、“精神病”、“情緒”和“治療”這些字眼，在特定的文化領域內是有其意義的。但在口頭翻譯上，卻沒有像“酵素（酶）”或“遺傳因子”這類字眼易懂。簡直無法知道是否有個共同的專門名詞，以確定如此描述的心境是否指的是同一心境。

例如，雖然中國顯然否定西方心理學的大部分，但中國人卻使用西方的診斷分類製度，以描述病人的情況。病人有被稱為“精神分裂症”、“神經病”、“青春期癡呆症”等等。他方麵，中國人不用“心理治療”這些字眼，而無寧稱為“談心”、“思想教育”及“政治學習”。這些名詞是什麽意思呢？這些人與人之間的事情，跟西方“心理治療”上這類人與人的事情有什麽不同呢？他們有沒有共同之點呢？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我們參觀了上海精神病治療和預防醫院。該醫院設在上海郊區，有若幹建築物，建於一九五八年。風景優美，有果樹和其他灌木林。我們抵達該院時，受到革委會四位成員及三位醫生、一位護士的歡迎。他們站在醫院頭門口，穿著白衣，戴著白帽，在我們的車開到時滿麵笑容地鼓掌歡迎。在他們旁邊還有一麵歡迎旗。

醫院裏麵，廳堂明亮，一塵不染，一切顯得簡單潔淨。陽光從窗口射到碧綠夾白色的壁上。走進這間醫院，絕不像走進國內一間州立醫院那樣，有一種不祥或憂鬱之感。也不像收費昂貴的私家醫院那種因消毒玻璃、鋁和漆布地氈混在一起所形成的商業氣氛。總之，這裏看來像一個充滿友愛的地方。

在通常的友好的喝茶吸煙的歡迎會上，我們對醫院的情況獲得了一個簡單的介紹。醫院共有九百九十六張病床，分為十三個病房。七個男病房，六個女病房（這跟美國住院病人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女病人相當地多過男的），職員五百八十五人，其中有醫生六十一人，護士二百六十一人。病人所患的病有各種各樣。大多數患的是精神分裂症。有的有著精神病症狀，其他則是癲癇症。癲癇症為什麽在這裏醫治，而不在醫療醫院醫治，原因我們不明白。有少數病人經診斷為“神經過敏症”和“精神性神經病”。醫院附設了一間療養院，並設有一個門診部。平均每天診治四百個病人，多數經診斷為“神經過敏”或“神經病”。

醫治方法係傳統的中醫和西醫相結合。一方麵給予針刺和傳統的草藥，同時，也給予合成的化學鎮靜劑，如氯普馬嗪。在治療期內，病人還給以“思想教育”，教他們對待疾病要有“正確的態度”。（我們發現，在精神病治療方麵使用政治學習，是中國製度的特點之一）。

一位醫生對我們說，“這裏的環境不像一間監獄”，“病人從事體力勞動、文化活動和體育。醫務人員不但侍候住院病人，也在城鄉做著預防工作。醫務人員還企圖在農村和工廠，把‘有關精神病的知識教育群眾’。他們還訓練工廠醫生和赤腳醫生替精神病者看病。”

聽了這些情況介紹之後，我們離開接待室，開始參觀醫院。我們首先見到四個病人坐在一張小桌旁邊接受針療。一位醫生正在監視一個小器械上針刺針通電的情況，而另一位醫生和護士則將針紮進，並注意病人的反應。大家的表情顯得一派輕鬆。兩個病人在等待之際，另兩個病人被針紮入耳垂或太陽穴。他們坐在那兒抽煙或隻是坐著，而醫生則在通了電的器械上，用針去刺激（這種電刺引起的刺激很溫和，它不同於電震治療，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我們在參觀時，一位陪同我們的醫生，拍著一位正在接受針療病人的肩膊，並靜靜地對他說話。稍後，病人也開始說話。我們不一會就了解到，病人是在把他的情況告訴我們。他的說話語氣像是朗誦，仿佛他以前已講過多次一般。

他說得較慢，沒有什麽表情，但聲調清晰，並且也合情合理。以下是他的談話：

我有過肺病。當我從醫院回來之時，因為有肺病，所以心裏不大清楚。我擔心我不會複原了。一般來說，我有過幻覺，以為我的大腦受到電的控製，大家會聽到我想什麽。我擔心我的思想會被人偷聽。就這樣，我呆在屋子外而踱來踱去。後來，我的妻子把我的情況報告給我的工作單位。我工作單位的負責人照顧我，把我送到這間醫院。當他和其他的同誌到我家來看我的時候，我曾以為他們是來謀害我。到達醫院後，我想它是間處理精神病的地方，我害怕。因為，我不相信我患了精神病。經過一星期針療之後，我的耳朵不再聽到任何噪音。我本來不能睡，但是，一星期之後，我能夠睡了。在舊社會，我可能已消失於人間，而在新社會，我可以複原。

醫生告訴我們：這個病人已留院一個月，準備短期內出院。他的病征，照醫生說是幻覺，幻思自己出了問題。對他的診斷是，青春期癡呆式的精神分裂。當詢及何以用針療醫治他時，醫生告訴我們說，針療有助於消除幻覺。

在我們繼續參觀時，我們行過一間大文娛室，那兒約有一百個男女正在玩各種遊戲——打紙牌、玩小型籃球、“沉船”（一種遊戲的名稱）以及其他。還有些病人則在閱讀畫報和雜誌。病人與工作人員的比率是顯然的。室內大約隻有十個工作人員，然而病人卻能自己約束、有條有理並已相當寧靜。沒有人好鬥，或表現古怪行為引人注意。這個觀察的結果很值得注意。因此，我們便問：室內的病人是否都服過藥。他們答稱，多數的人服過小量的鎮靜劑。從病人注意的表情看來，以及從他們的體力活動看來，這些人顯然並未“用過麻醉劑”。正在玩著的各類遊戲，需要高度的注意集中，也需要動作的協調一致。在電視機前，並無一人顯得呆滯。據說，這種遊戲的用意，在使玩者的注意集中。當一個人的注意集中於外在的活動時，那就少有幻覺的餘地。

病人雖然合作而且行為適當，但看來仍有些“神不守舍”。這不奇怪。我們是在一間精神病院呀。有些病人雙足跳動，像是住院病人往往表現的那種神經過敏式的跳動，另一些病人看來有些胡裏胡塗，雖然並非“發呆”，有些病人則用懷疑的眼光望著我們（這種懷疑頗有道理，我們到底是什麽人呀）。但是，卻很容易跟他們接觸，你跟他們微笑和點頭時，也常引起他們同樣的反應。

我們進入一個房間，男女病人正在用彩色尼龍線編製花籃。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工作。籃子有著彩色花朵排成一束花。每個人靜靜地，雖然不是悒鬱。病人在工作時，一位護士帶來一個年輕女病人，她送給我們兩個花籃，她慢慢行著並害羞地微笑著。在贈禮之後，她跟我們在一起逗留，握著我們一位團員的手。她似乎不知互相打交道已完。一位護士溫和地使她轉身，領她回到她的座位上。

在另一個房間，我們參觀一個病人、三個醫生和一個護士之間的討論。據說，病人“憂慮著工作做得不夠。雖則他那單位的負責人覺得他的工作是好的，並且真正賞識他。”（每天早上，醫生做著有關病情的討論，通常都有病人參加此種討論）。

當我們進入午餐室時，我們發現，牆壁上掛著公告牌和黑板。其中一塊黑板，展出病人所寫的詩。有些詩讚揚黨，批評“修正主義”。另一塊公告牌則用彩色粉筆，寫著一些規章，並貼著紅軍的“八項注意”歌，這首歌仍然是人民解放軍的歌曲。三大紀律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八項注意有“損壞東西要賠償等等。還有“國際歌”歌詞及一個當天的學習計劃。

我們參觀一個較小的重症病人的房間。這些病人需要一個護士日夜在房看護。約有六個病人和三四個護士與助理正坐在床沿。醫生告訴我們，有一個頭發灰白的男病人（正坐著閱讀）曾是某省的一個工礦組的“負責人”。他做夜班工作，直到中了一氧化碳毒為止。他已經醫治了一年半，肌肉仍然僵硬，所以才轉到精神病院。他失去自製能力，並且仍然患有記憶消失症。他在精神病院接受針療、維他命、和小量鎮定劑和中藥。他的僵硬了的肌肉變鬆弛了。醫生正在對我們介紹他的情況時，這老人滿麵笑容地放下書本，雙眼還炯炯有神。他曲起手臂，表示他的肌肉已不再僵硬。當我們起身告辭時，他站起來，跟著我們向廳堂行著，仍然滿麵笑容。這時一位護士輕輕地邀他回頭，把他帶回原來的房間。據說，房中另一病人，似乎精神不正常。他曾經曆過“愛情失敗”，有兩個月，退出一切活動。他周圍的人不知他有病，直到他停止進食時，他們才把他送入醫院。自從入醫院之後，給他以針療，他才開始再進食，雖則他仍然顯得倔強。

我們繼續參觀，看到約八十人的一群男病人，在另一間房子做牙刷套。病人寫的三篇文章張貼公告牌上。文章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沿著長征的道路前進》及《團結起來爭取勝利》。在另一塊黑板上，是當選為病房房長的病人應盡的責任表。“高舉毛主席思想紅旗”、“檢點自己的行為”、“協助醫務人員”、“將病人組織起來”。另一個告示，說明將勞動包括在治療計劃之內的原因。勞動治療的意義有三：（A）政治方麵，（B）對醫療有良好成效，（C）經濟上的意義。

在室外，有一群女病人正在玩著一種複雜的“跳繩”遊戲，兩個護士轉動著繩索。有幾個男病人和醫務人員則在玩著無網子的排球。我們到處看到病人和醫務人員作密切的、友好的接觸。醫務人員給我們的印象是，極其溫和耐煩，往往撫摸著病人，把自己的手臂搭在病人的肩上（值得注意的是。病人並不互相做此類的接觸。雖則在中國這是相互關心的普通方式）。在我們去另一座大樓的途中，我們經過一個大草本花園，醫務人員在花園裏種了幾種草藥。在天氣較暖和的時候，由病人和醫務人員料理這些草藥。

再談醫院的內部。我們參觀了一個政治學習會。大約二十個女病人和一位護士坐在一張桌子旁，閱讀毛主席的一篇文章。病人輪流朗誦文章的一些段落，並加以討論。雖然，有些病人顯得愁眉苦臉，但他們卻極其注意學習。一位醫生對我們說，病人往往有一種“不現實的想法”，閱讀和學習毛主席的文章，能使注意集中，並“糾正”這種不現實的思想。當我們進入時，一個病人正在對小組講話。她說，在文化革命前，我不曾參加鬥爭，但在文化革命期間，我卻參加了。在過去，我對待批評的態度很差。當人們批評我的時候，我想到那些批評，就感到討厭。

我們被接待進入另一個房間，那兒大約有二十個病人在一起唱歌。在他們請我們就座前，才知道表演已經開始了。有一個小型的中國傳統樂器的管弦樂隊，其中有兩個演奏者是職員，其他都是病人。兩排男女演員麵向著我們。一個演員走到台前，宣布音樂開始。下一個十分鍾的節目是表演和唱歌。有獨唱，凡有雙人跳舞。表演十分精彩，是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好表演之一。每個人都唱得很美，風格美，表情熱烈，而管弦樂也精美絕倫。你得聚精會神地才能看出一個唱歌者的手有輕微的震動，另一個唱歌者在未唱的時候，麵部的表情有些許惘然的樣子。

我們於是回到接待室，分成兩組，較詳細地討論我們所看到的。一位醫生對我們說，所有的病人，他們的病有著身體的和精神的兩方麵的原因。我們意外地獲悉，醫院裏的病人，有患腦腫瘤、癌症、血管病和心髒病的。我們的東道主告訴我們：在解放前，有患梅毒的病人及其他性病病人，有酒精中毒病人和吸毒病人。但解放後，所有這些病都消除了。

當我們問及一種疾病的“心理原因”是什麽意思時，一位醫生做了如下的舉例：“對待批評與自我批評之不正確的態度，在工作或學習中遇到不能解決的困難，處理男女戀愛所碰到的問題，不能處理同事和同工中的矛盾，或者因受了大震驚。”

這位醫生為了說明這些病因，他提供了一個病例研究：一位負責大輪船設計的工程師變得很煩惱，深恐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是因為他的設計失敗所致。他為此事經曆了很多緊張，以致於不能睡眠。由於他的煩惱有增無已，他開始覺得，他的生活中每一方麵都得有條不紊。在這段期內，他結婚了。在婚禮上，客人遞糖果給他，他拒絕吃糖果，因為客人遞糖果的方式不對或表情不對。他以為他周圍的人對他的行為有某種反對，而且說他的“壞話”。

這位工程師開始聽音響，不肯回家，呆在他的工作場所，但並不休息。他的單位裏的人開始擔心，跟他的家人商量。他們獲悉他往往幾個晚上不睡覺，去“把東西弄得有條不紊”。他懷疑枱子上的東西擺得不妥，應當加以整理。最後，他的家人和他的同事把他送到醫院。醫生在對他施行檢查的時候，發現他有幻覺和不切實際的思想和觀念。他的情況經門診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在他的家人要求之下，得醫務人員的同意，準許他入院醫治。

這宗病曆，對於跟被診斷為患有偏執狂的精神分裂症有過接觸的人是很熟習的。不幸，我們無法判定中國人對處理這種病所持的理論之真正性質怎樣，我們所能肯定陳述的，是這種病型在美國住醫院的許多病人中是普通的。在中國，病人中也有這種病型。

我們問一位醫生，是否醫院職員做些家庭治療。他答道：

對病人來說，醫療是不夠的。跟病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群眾對這種情況應當有正確的態度。在醫院以外工作之時，我們對病人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鄰人做些具體的宣傳工作。

在病人出院之前，我們給他或她以如何防止舊病複發之某些理論的教育。我們並將醫治的情形以及病人應常回到門診部看看，這一切通知他的親人。我們相信，出院之後，一段長時期的服藥，可以防止舊病複發。我們也告訴病人的親人和同事，對病人要多加注意，並須對他或她有較好的照顧。因為我們相信，如果對病人的日常生活有較多的注意，那會將我們的療效鞏固起來，並防止複發。

有時，病人對他所屬團體和他們的家庭提出合理的要求，我們要求有關方麵滿足他們的要求。例如，一位女病人在入醫院之前，曾是一個店員。當她準備出院之時，她擔心她的記憶力沒有過去的好，她怕在工作上會犯錯誤，因此要求調換工作。我們把她的意見轉達給她服務部門的領導，因為我們相信她的要求是合理的。她服務的部門便改派了她的工作。六個月之後，她覺得她已有好轉，於是又恢複她原來的工作。

我們要求對於“不合理要求”試舉一例，醫生在答複這個要求時笑著說：

不合理要求，通常反應出這個人還沒有完全複原。通常當病人離開醫院時，他們的服務單位會減少他們的工作，並給予較多的時間休息。有些女病人恢複了健康，但怕回到原來的崗位，怕被別人看不起。我們認為這是一種錯誤觀念。我們訪問了工廠或機關，要它們不要看不起這種病人。我們也對病人談話，並跟他或她一起學習。我們嚐試教導病人承認他或她有精神病，並教導他或她對精神病養成一種正確的態度。我們教我們的病人：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並防止疾病的複發。

我們的東道主對我們說：在病人住院期間，他們同他的家庭、鄰人和同事們商量，並要求他們提供有關病人的習慣與問題的資料。病人所屬地區的革委會成員，有時也被邀請到醫院，請他們談談病人在該區內的表現怎樣。家庭的成員往往幫助病人談些他或她所不便告訴醫生的事情。同樣，當醫務人員不便將他們的願望或意見傳達病人時，或許就要求他或她的家人居中轉達。

可是，家人和同事並不出席醫務人員有關病人的討論，也未參加對病人治療的討論。雖然在治療計劃中，顯然要高度的涉及社會關係。病人的社會網，似乎是被看作對治療過程的一種輔助，而不是把它看作治療的目標。

病人入醫院，一開始便與這種社會網有關。有如在美國那樣，看來情形是如此。當他或她周圍的那些人被某種行為弄到很不舒服，以致於覺得非有某種外在幹預無法再維持跟這個不幸的人的關係之時，就設法使這個人入醫院治療。一位醫生解釋說，“當某部門的人發現某人的行動不正常時，他的同事和家人便帶他去醫院。他說，許多病人在重病時不願去醫院，醫生、同事和親人便教育他們和勸他們去醫院。首先，他們要求這種病人在醫院做一次檢查，然後，便勸他們留在醫院。”他給我們舉了下麵的例子：

一個人患背痛，並且他的心裏開始有些困擾的思想。這個時期一天一天變得惡化。他覺得有人常在談論他。並覺得他的大腦受到別人的控製。他曾經是一個工廠工人，但無法繼續他的工作。由於他這種情況，他開始對他的妻子說怪話。她想這是不正常的，於是便向她丈夫工作部門的領導人提了意見。他在廠裏的同事便送他入醫院。他們告訴他，他需要休息，並且應當去醫院。

起初，他不承認他有病。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是有點被迫到這兒來，而不是出於自動的。如果你現在跟他談話和商量，他會認為他住醫院是好的。多數病人都像他這樣。當他們最初到達時，他們不認為他們有病，但在跟他們的領導人和醫院人員談話之後，他們通常同意到這兒來。

有少數病人行為很嚴肅，並且極其興奮。遇到這種情形。那就很難使他們同意住院。那些人必須加以強迫，才能使他們到這兒來。當他們最初來的時候，我們給他們服鎮靜劑，過後數天，在他們不那麽興奮時，醫生與護士便同他們談話，告訴他們，他們有病。並告訴他們，留在醫院是個好主意。

這種醫院與社團之間的親切關係，看來也包括懲罰機關。當我們問到犯過罪的病人時，醫生告訴我們說，如果一個未成年者被情緒不正常者觸犯時，先把這個人送到醫院，而不是送進監獄。一個醫生告訴我們，有關一個工人打傷另一個工人的故事。工廠的領導人和他的同事都覺得事態嚴重，不能在廠內處理，便要求法院的同誌來調查此事。他們在調查時，獲悉在這次打人之前，上述工人的行為已經不正常。所以，也把這個男子送進醫院。醫生告訴我們，有幾宗案子，法院人員“不加重視”。有個情緒反常的人被監禁起來。但是，一旦獄吏注意到，一個犯人行為不正常，在判他入獄之前，便將他轉送醫院。

恰如監獄當局也可能轉送一個情緒有困難的犯人一樣，如果有人騷擾街上的別人或者犯了一宗類似的小罪，這個地區的人會把這個人送往醫院，而不是向警方舉報他或她。醫生說，“因為在病人離開醫院以後，我們仍注意他的行動，我們要求鄰人、親屬和同誌都對他加以照顧，所以，這樣的問題很少發生。”

所有這些記述，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不由自主的住醫院”。中國的這種的態度，其意義在於並不專憑法權觀點來做出此種決定。人民的行為，趨向於互相負責，並且抱著仁慈的態度。這已成了一般的希望。因此，不但那些為精神病者看病的人和懲罰機構，就是接近病者的人，都可望他們做出人道的和負責的決定。當做成錯誤時，可望其他負責市民糾正錯誤，並對那些犯了錯誤的人提出建設性的批評。

參與討論的一位醫生現正在把他大部分時間花在工廠和農村地區。他告訴我們，他在工廠診所教育醫務工作者，並在公社教授各種精神病的治療和預防方法，還邀請衛生工作者到醫院學習有關情緒波動的典型病例。因為這些醫務工作者跟某特定工廠或公社社員在一起學習和工作。他們對他們同誌的情況，知道得很清楚，所以特別適合去幫助他們。他對我們這麽說，並且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的看法：

一個三十歲的女工有著愛情上的煩惱，其結果，她竟相信她廠裏的所有男人都愛上了她。因此，她停止注意她的工作，把全部的時間都花在廠裏走來走去。廠裏的醫務工作者醫治了她，並給她服藥。但是，她的情況似乎不見好轉。醫生訪問她的家庭，獲悉她的母親是盲人。她不相信自己是生病。在她母親問她是否服了藥時，她說謊。之後，這個醫務工作者問到病人的工作組，並做一些宣傳。她的同誌開始負起責任，每天給她服藥兩次。她的病況開始好轉，她現在再一次跟她的同誌們一起工作和學習。

我們問，她的同誌們怎樣能夠說服她，使她相信她是有病？醫生答稱，她的一位親密朋友跟她談心，說，“你睡不好，應當服藥，這樣你就可以睡。”我們問，是否這位朋友嚐試告訴她有精神病。醫生答：“沒有。”“她的同誌未轉告訴她有什麽毛病，他們也未暗示她有精神病。他們隻是告訴她，你需要睡眠。”

以這宗病例來說，當前的問題，用社會調查和隨之而來的行動來解決。家庭、同事、鄰人和醫務工作者都可望在道事的過程中，起著積極的作用。他們帶著自豪的口吻告訴我們，他們並經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來做這件屬於人人的事情。可是，像那位不幸工程師的故事一樣，這個年輕女人的故事，引起了更多的問題，有待答複。當我們嚐試去從理論方麵接受這種見解時，我們和我們的東道主碰到了極大的困難，為了說明此點，在醫生們敘述了這個年輕女工的情況之後，我們有過一次對話。現將對話錄下：

“你看她的病因怎樣？”

“我已經告訴過你——是愛情上的失意。”

“對，那是突然而來的事變。但是，對那件事變與這個女人的異乎尋常的反應二者之間的關係，你怎麽看法？”

另一位醫生表麵上有些厭倦地作答，似乎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已經答複過了。

“依據我們對精神分裂症的調查研究，這種病例有百分之六十是起因於心理因素。——是因不正確的態度、個性、未解決的問題等等而造成的。可是，這不是根本原因，它隻是走向精神病的一個因素。這種病例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四是有著人體組織上的原因。”說到這裏，醫生們舉了病毒作例子說：“這種病例有百分之三十，我們找不出明確的原因。”

這個解釋跟西方對精神病的看法，有極其相似之處。在美國，往往把病的形態分為有機的（生物學的和遺傳學的）與非有機的（精神性的）及情況的（環境的）三類。我們不能越出這個共同承認的總方向而去發現中國人在分析這個具體病曆時，怎樣使用這種模式。但是，當我們在進行討論時，繼續產生著一個主題，即是西方心理學模式高度重視情緒，而中國人看來則認“態度”是改變的中心所在。如一位醫生用中國一分為二的術語解釋，在“精神活動中，有些思想是對的，有些是錯的。病人的思想不但有病態的方麵，也有正常的方麵。例如患偏執狂的病人，仍然能把他的日常生活保持得井井有條，往往別人甚至不知道這樣的人居然是個病人。”他補充說，“我們利用正常來克服病態。因此，如果病人意識到他或她有病，幻覺或許仍然存在，但病人對於它們（幻覺）便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同樣，當我們問及，他們要怎樣才被認為是“治愈”時，醫生們答稱，一個重要的特征是病人能夠“承認和分析他或她的疾病”。另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是。在病中所表現的行為消失了，而且病人能夠工作並在家裏生活。

不正確的態度是心理困難的主要來源，而發展正確態度將會導致病情減輕，這是中國精神病醫生所持的信念。這信念反應在使用思想與政治學習的教育上，並把思想和政治學習作為心理治療兩大形式。第三種形式是“交心”的談話，這就是病人和護士之間的經常的和無定時的親切的聊天，或病人跟其他被選為領導者的病人聊天。

在病人進入醫院之後不久，並且做了一次病曆調查之後，病人便與一醫生會麵，開始思想意識方麵的教育。醫生嚐試去判定病人對世界的看法，然後去幫助這個人培養一種對疾病的正確態度。一位醫生說，“首先，我們嚐試幫助病人承認自己是生病，並使病人知道疾病是以何種的征象表現出來，然後，我們告訴他們為什麽他們會生病，生病的原因何在。這些解釋有助於幫助病人培養對疾病的正確態度。

他舉了一個例，說明他的觀點：

一個姓王的女病人，二十一歲，出身於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家庭，參加了一個生產隊的水利工程。在一個討論毛主席文章的學習會上，王未帶文章前來開會，受到生產組長嚴厲的批評，這個學習的目的，在於通過學習幫助他們增加生產。王不接受批評，並開始懷疑其他隊員正在談論她。其實事實並不如此。她疑神疑鬼，以為別人看她是“壞分子”。她開始抨擊別人，並罵別人。這時候，她被送往醫院。

當我們獲悉這件事時，我們做出結論，除了醫療之外，還需要幫助她對曾經發生的事，培養一種正確的態度。醫務工作者、醫生和護士跟她一起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特別注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為人民服務》這些文章。王在學習當中，開始認識到貧下中農是革命的主力，而這些階級堅定地相信黨的政策。

我們一起學習了《為人民服務》的某些語錄，特別強調這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王逐漸地認識到，批評的目的是好的，並認識到，由於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不夠重視，所以她對於批評不曾培養出一種正確的態度。她於是決定回到生產隊，認真學習，並對批評養成了一種正確的態度。

如果沒有直接觀察一個政治學習回憶，醫生這種的說法，可能予人以這個印象：這種學習是以強記的方式、重述某些政治口號。但情形並非如此。雖然，肯定他們社會製度之基本理論，對中國人來說是重要的（這正如鼓勵美國人肯定他們社會的理想一樣），但是，中國人對於幫助人們培養必要的認識力，對自行思考這一層也予以同樣的重視。他們高度重視邏輯性、合理性和推理的思想。因此，醫院環境的政治學習，是企圖“利用正常克服病態”，幫助病人重新發現他或她自己的理智及推理的能力。

這種對培養必要的認識力的重視，以為後來正確態度的發展，也反應在另一個故事裏。醫生告訴我們“醫院裏有一個患偏執狂猜疑的病人。她以為她的食物有毒，有一個星期她不曾進食。就在這個時候，她被送進了醫院。一位護士跟她做過一次談心，告訴她，不食對她的健康有害。並告訴她，如果她進食，她會對革命有貢獻。病人聽了這些話之後，才願意接觸食物。但仍不願吞下去。護士決定用以身作則的方法，繼續作說服工作。她親自進食，把病人不肯吃的食物食下去。經過了這次示範之後，病人才在醫院吃第一頓飯菜。

這類性質的偏執狂思想病人，看來是這裏最普通的毛病。當我們就此事問醫生時，他們同意我們的看法，並告訴我們：他們的病人，多數被認為患“偏執狂的精神分裂”。這在美國也是最普通的一種診斷，其次，最常見的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症”。這一種的診斷分類，在我們美國已很少再用了。——相等於這種分類的，我們叫它作“慢性的、無差別的精神分裂症”。侵略國家人民患這種病的，在數量上多過那些患憂鬱的（非常之少）或狂躁症者。而這種病最不常見的是在緊張和焦慮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裏，自殺，衰老精神病和兒童時期精神分裂症“是極少的”。我們問及同性戀，據說，這在中國也是極其少見的。即使有，也是由門診部加以“社會再教育”。

北京心理研究所一位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精神病是社會製度的反應，這是不成問題的。”他還說：中國極少老年精神病或小兒精神分裂症。社會對老人和少年的態度有助於解釋這兩種人的精神病率低的原因。青年和老人都受到高度的尊重。據說，每個人都關心他們，不隻是青年人的父母，朋友、鄰人、學校都關心他們。同樣，老人在中國，沒有安全上的問題，一個工人退休之後，可以拿到他以前工資的七成，沒有人失業，且提供醫療照顧，又有尊老的傳統，孩子們奉養雙親。

由於吸鴉片煙、酗酒和娼妓的根絕，故現在沒有醉鬼、吸毒、或梅毒這類精神病人。解放以來，中國麵貌的巨大改變，結束了舊社會的剝削，這對於消滅許多臨床的並發病征顯然起著核心作用，而這些病征，在西方仍然是普遍的。

當問及如何診斷精神分裂症時，上海醫院醫務人員的答複，暗示出（中國）醫生跟西方精神病學有著共同的值得注意之點，即是患精神分裂症者，其思想失去連貫性，邏輯混亂，意識形態四分五裂和感情矛盾。所有這些表現，隨病情輕重而不同。首三個階段，其病征我們可以稱之為思想反常。雖然矛盾心理一字之中文意義如何，人們隻能加以推測。

我們問及是否他們覺得在醫治精神分裂症病人方麵，他們是成功的。他們告訴我們，這些病人有好多醫好後又再發。但在文化革命以來，他們的醫療已有改善。在文革之前，醫院唯一的醫療是使用鎮靜劑，不曾使用針刺或傳統的中藥，也不曾嚐試過任何思想教育，並且對於病人的親屬和工作單位，所做工作也很有限。

　最近完成的一項小研究，說明了文革前後他們醫療成功率的不同。他們告訴我們。在一九六五年，在一個病房一百零四個病人中，一年後病情複發的占百分之四十。他們不再留院醫治，但他們須在門診部看病。一九七二年在同病房中的一百二十八個病人，在同時期內病情複發的隻占百分之十四點八。這些統計雖然有些含糊，卻顯出舊病複發率有很大的不同，雖然“舊病複發”這個名詞究竟根據何種行為標準還不大明確。

美國的研究卻把三個因素孤立起來看待。這三個因素在保持病人出院最具有關鍵性。這三個因素按其重要性來說，（一）是出院後之繼續服藥，（二）是家庭的合作和參與其事，（三）是工作，引起足夠突出的是中國醫生引述他們的調查結果時，強調他們現在把重點放在：確保病人的繼續服藥，勸告病人的親屬及同事們注意病征的複發，並監視病人服藥。

他們告訴我們，留院的時間一般是七十天。在病人出院後，每天維持二百毫克的“氯普馬嗪（在醫院內，每天平均服量是三百毫克“氯普馬嗪”。以美國標準來看，這是中等的服量）。在北京，我們聽說一般住院時期是三十天。在紐約州是四十五天。但是，中美兩國精神病人每次住院時間的長短大致相同。病人呆在醫院的全部時間，則因美國複發率極高，而顯然有別。在紐約的醫院，七成五到八成的病人都要再入院的。從這點顯然可以推論，美國醫院的改革，尚不曾擴大到外在社會。而且隻有做到這點時，我們才能減少每次留院的時間，從而改變統計的百分比。

中國醫院內治療的全部範圍，包括醫藥，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政治和職業的因素以及各種文娛活動。醫療則包括中國草藥（醫治一個病人，結合使用的草藥多至十種以上，雖然醫務人員正在嚐試用藥的種數，通過研究以決定何種草藥在結合使用時最有效），其次是鎮靜劑（中國用的鎮靜劑相等於Taractin，Stellazine，Thorazine）以及針刺。醫生告訴我們，他們相信在針療之後，病征的消失基本上是屬於生理的，而不隻是心理暗示的結果。他們引述了一個病人作例證，這個病人極力反對針療，但終於接受了針療。這個病人也有病征減輕的跡象。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及政治治療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教育，談心，政治學習及醫院內積極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動包括唱歌、跳舞、詩歌、和藝術，而生產性的勞動則涉及照料醫院花園以及醫院內的其他活動。

每天的日程，以晨間醫療開始，接著是上午的各項活動。一般是早晨七點聽新聞廣播。八點到十點醫療。午飯之前，自由活動。午飯之後，午睡。一點半到兩點十五分，大組閱報或學習毛主席著作。兩點十五分之後，有籃球和排球之類的集體活動。每星期有三次家人探視病人。每星期一次病人與醫生徹底清潔病房。春天的體力勞動是在草藥花園工作。

醫院有多級的互相依存的機構，由十五人的革委會管理，其中有四位女革委。醫生、護士、幹部及工人宣傳隊都有代表參加。革委會每兩周開會一次，必要時舉行特別會議。

每間病房由三個醫務人員領導。一個醫生、一個主任護士和一個基本醫務工作者，後者照料病房的管理。每天早晨夜班和日班有個短時間的會談，交換消息，並討論每天的例行工作。每個月病房職員有一次會議，作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們討論如何改進工作，提高對病房的服務水平，並討論如何改善與病人及其家人的協商，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

病人也組織起來，每一個八人到十人的小組，選出一位組長，每一個大病房有兩三個組長。

病房領導人每星期開會一次，對日常工作做出決定。一人負責學習，一人負責清潔，另第三人負責專門治療。有主任醫生和護士討論學習計劃，然後再交由病人去討論。並為將離院病人組織了叫“複原班”的特別班，討論出院後如何在外麵繼續療養。

門診部職隻包括十一個醫生和九個護士。預料病人出院後兩星期，即會恢複工作。然後，病人大約每個月來醫院領藥一次。但是，如果舊病複發，他們還須找醫生談心。

醫院除了醫治病人之外，還要訓練精神病醫生。他們接受的課程有精神病，疾病分類，病曆研究以及傳統中醫知識。多數教學是有關診斷經驗，而不是書本知識。醫生與護士之間是分工的，雖則他們在工作上是互相支援的。醫生的責任在通過診斷和醫療，把病治好。他們搜集並寫出病曆，決定醫治方法，並在意識形態方麵教育病人。預料醫生也跟病人一道做清潔服務，並在護士需要幫助時，為病人的飲食服務。護士給病人服藥，注意病人的健康情況，並跟病人談心。

這種對精神病院的參觀，在我們許多人中間，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位年紀較大的我們的男性翻譯在我們離開時評論說，這次經驗使他感動得流淚，他很有感觸地慢慢地說，“他們（指醫院方麵）對他們（病人）照料得這麽好”。很難把我們所見到的那種病人及無微不至的照料形容出來。我們隻能說，醫院的氣氛，使人們想起兒童故事中的一個地方——一個安全和仁愛之“家”在那裏，穿白製服的人照料著感到不舒適的別人。

病人和病人之間及病人和醫務人員之間的合作、工作上的直接接頭、態度莊重及行為適當，都達到了顯著的高水平。絕無同事之間的勾心鬥角的證據。如果職員中間有什麽階級區分，我們並沒有看到。雖然，醫務人員有分工，他們相互的尊重與合作，看來很真誠。再則，因為他們的診斷訓練特別切實，所以，人們從自己經驗中學習，也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學習的過程是看得見的，並且也是每個人可以得到的。當專門技術這麽容易理解時，它們也就沒有什麽神秘了。我們在北京跟一位心理學家談話時，他告訴我們，“我們推動醫務人員和病人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大家合作去與疾病作鬥爭。”

醫院內（和醫院外），顯然沒有深刻的階級區分，因而對病人提供了一套一貫的關於真正本性和在社會上的適當行為的啟示。我們所看到的那些人，看來對於良好生活的性質，社會行為的道德規範，所珍視和所培養的精神品質、國家的總政治方向——甚至於解決知識問題之認識方法，都有共同一致的看法。這種強有力的社會一致，顯然是醫院診療成功的主要特征。

前麵提到的那位護士使病人去食那種他相信有毒的食物，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例子。在西方精神病學方麵，偏執狂者的幻想之頑固性，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為什麽中國的病人不能判定在護士進食之際食物中的毒性已經轉化，而在病人每次進食之時則保持它的毒性？病人看來很容易地拋棄這種想法，而接受合於邏輯的一般規律。同樣，僅僅一句“病人進食就會有貢獻於革命”的暗示，就會對她的行為發生影響。看來，這種對現實的共同看法，結合著對當局人物的信任，有時倒可以運用尋常的理智和少量適當的社會壓力，把心理不正常的人醫好。而在我們的國家（美國），這種心理不正常的人，卻使醫務人員束手無策。中國人的假定是這樣：理智、邏輯和“為人民服務”的願望一占上風，就可以發生治療的作用。

強調認識和合理，也反映於中國醫生對待病人的坦白爽直的態度。顯然沒有把一種意見暫時按下不說，等待病人“有了準備”時再說的動機。醫務人員說出他們的想法，他們相信聽者有聽進去的能力。而且，治療把重點放在思想方麵，而不放在情緒方麵。西方心理學似乎相信，除非許多的情緒發泄出來，一個人將無法吸收、接受一套新概念，更談不上有所啟發了。中國人不同意這個看法，他們寧願信守應用辯證法去理解客觀現實。他們相信，向病人教以這種方法，將使病人能夠運用這種方法，從他們的困境中找出一條出路。

這種對思想和學習的強調，似乎也反映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方麵，對待人類的感情，采取不同的態度。看來，（中國）文化的準則毋寧是克製和莊嚴，而不是富於感情。但這不是說，中國人是不重感情的人。個性上的差異很廣，但引起注意的方式，其差異並不很大。我們發覺我們的東道主溫和、風趣、熱忱、有分寸，而在情況需要時，也會痛苦和憤怒。但是，最大的激情看來是專對政治事件而發（也就是專對原則性問題），而不在人與人之間的紛爭。

當一個人談到舊社會時，人們可以大動情感。跟我們談話的一個老婦，在告訴我們解放前的生活時，不禁大哭起來。也有其他的人在談到政治壓迫時，雖也顯示出約製，但卻很憤怒。另一方麵，在談到為人民服務時，卻顯出高興和有決心的樣子。

看來（雖然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使一切的總結都成疑問）“人的”關係並不完全是政治的關係。醫院裏有許多病人的病曆，都涉及“戀愛失敗”及“愛情上的困難”，但我們的中國東道主及旅行同伴很少跟我們討論這種事情。我們的翻譯（一個青年男子和一個婦女，年紀都三十多歲）看來對工作的興趣，大過於對戀愛和結婚的興趣。在街上，當一對男女經過時（不常見的景象），人們並不注意他們的樣子是否性感（而在美國，性感卻是那麽天經地義之事）。這可能是因為中國現在需要辛勤工作，有技術的人也同樣有情感上的迫切要求。不同的是我們卻把這種情感放在男女關係方麵。醫院裏有愛情問題的病人顯示出，在中國有些人仍重個人關係，並沒有把那種性的需要，滿意地導向工作方麵去。

如果有人把精神病院看作是難於適應文化準則的人的休息場所，那麽，還有那些太重視個人愛情的人，再加上那些對別人批評不能成功地控製自己的人。對待批評的困難不是醫院病人的特殊問題，雖然，他們對批評似乎特別敏感一些。中國很強調一個“好”字。人們常常看自己有無資產階級或自私自利的態度。如果一個人被別人這樣看待，就一定感到很痛苦。因此，即使別人不公開批評，那些內在“超我”感很重的人，可能會想象，當批評來自內部之時，必定是先從外麵來的。前麵提到的輪船設計師，以及那位需要精神病專家保證其作品受到歡迎的男子，可能都表現這類的反射作用。

醫院的政治再教育，是針對對批評難於作建設性吸收、同時工作上也帶來了焦慮的人。如果醫院的作用之一在予一般社會失敗的人以社會化，那麽，上海的精神病院就提供了一個庇護所。人們可以在這裏接受正確態度的教導，以正確對待這個關鍵性的社會關係。拿政治學習作為思想和行為改變的工具，在這方麵是很有意義的。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是每個中國人的生活上不可分的部分。對中國人來說。毛思想既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也能促起人們覺悟。所以對中國人來說，它屬於概念範圍，也有情緒上的內容。因此，利用政治材料協助個性的改造，調解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增加生產，想通問題。這些都是中國生活的共同特色。它在精神病院方麵的應用，決不是獨特的。

的確，醫院內部的生活和外麵的生活，是很相像的。正如北京一位心理學家所說，“醫院裏病人的生活，像正常醫院其他病人一樣，而且也像在外而生活的人一樣。他們並非與社會隔絕，而是過的一種集體生活。他們跟醫生、護士和職員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有學習小組，學習毛主席的著作。他們的生活和所有中國人的生活一樣。因此，病人不必去適應正常生活，因為他已經在過著正常生活。這樣就不會跟習見的生活旋律脫節，再加上在治療計劃中，有病人社會網的成員在內，這必然是使病人離開醫院而仍能保持在醫院的情況之一個主要的因素。

美國的精神病學近來已開始認識到這種工作方法的重要。但是，企圖使美國醫院也采取這樣的政策，則仍然辦不到。中國情況之所以獨特，是因為醫院人事可望對病人的家屬和服務機構發生影響力。如果要求病人的家屬和服務單位好好照料病人，家屬和機構是會照辦的，人們可望互相照頓，並且在要求照顧時，他們會把照顧的範圍擴大。北京一位心理學家說，“毛主席教導我們，人與人的關係在為別人服務。因此，人們常常受到關懷。他們互相照顧，互相幫助。關係是溫暖的，你覺得你受到每個人的溫暖接待。”不是全體美國人都具有那種文化傳統，心理衛生工作者嚐試發動社會對病人的支持，將證明是很吃力的事情。

中國那種互相呼應和負責的社會網，或許就是入醫院人數看來較少的原因。上海及其周圍擴大地區，有人口大約八百萬，這地區有兩間精神病院。我們參觀的那間精神病院是醫治“急症”病人（即是精神病發作時間短或不經常發作）的，另一間精神病院則醫治“慢性”病人（即長時期被精神病所困）。這兩間病院，每一間隻有一千個床位。稍稍算一下，就可以知道，每九千個市民才有一個床位。（紐約市一間州立醫院的人口比例是一比一千五，即每一千五百人，有一床位）。這個突出的比率或者顯示出，中國嚴重情緒病例很低，或者患病的人受到醫院外麵的照顧。我們對中國社會生活的調查，顯示出這兩種情形都有。

羅斯.斯柏克，是一位美國精神病專家，他對精神分裂症家庭之社會網的調查，受到精神病界廣泛的注意。他說，當人們生活中有著大社會網在活動著，精神病的程度就會減低。在中國，個人參加許多人與人之間的小組織，並且感覺到這些組織負有責任。因此，他們的家庭既是核心，又是核心的擴大，他們的工作單位（他們在工作單位經常從事政治學習和批評及自我批評），如在城市他們便參加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如在農村，則他們參加公社、大隊和生產隊或其他社會團體。一個人有這麽多的團體關係，因此，是不孤單的。在我們看來，極少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疏遠的現象。

在美國，社會網較小，有一種各搞各的互相齟齬的傾向。鄰人、朋友、同事和親人，往往彼此互不了解，彼此之間很少有一種責任感。每個小圈圈在部分真空狀態中自行發展，其習俗及對事物的價值是相互矛盾的，沒有共同的目標，也不可能有“較高的道德權威”，藉此種權威，謀求每個人意見上的一致。他方麵，中國人則在網（小組）的結構之內活動。而這些結構是互相支持的，並且有高度的自覺性。個人與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及這些團體與國家的關係，看來都有其特別意義與目的。

因為人們組織起來，應付他們自己的共同需要，他們並不覺得要依賴一個全國的或地區的傳達製度，因此，在指導他們生活時並不覺得無能。成人組織學習班，兒童組成社會活動班。在這兩種組織中，每個人都互有聯係，並跟更大的社會聯係。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中，接受上級組織（地區黨支部，城市市革命委員會等等）的指導。這些的指示常在當地人民中講清楚和加以討論。因此，個人覺得自己是社會網製度中之一部分。而這個社會網，是配合得很周密的，它甚至於矯正反常的社會行為。這在美國，是交由心理衛生和刑事司法製度去管的，而在中國，則往往由其所屬地區去處理，屬於整個同誌們的範圍之內。居民委員會是由同等地位的居民選出來，是服務性質，不給工資的。被選出來的人往往是在許多社團中被遺忘了的人，即老人和家庭主婦。由於這些人被動員起來處理共同的社會問題，因此也給予他們的貢獻社會的機會，從而也可以恢複他們自己的尊嚴。

即使在中國，由於城市生活使人民分開，並破壞了農村與城市所發展的社會形式，因而居民委員會提供了使都市人民保持聯係的環節。因為它們一部分工作，即在聽取和報告居民委員會內人與人的關係，他們的任務類似以前的調停組，專門從事於排難解紛。對那些涉及糾紛的事件中，由居民施以集體壓力，使一時的敵對者找到一項妥協的辦法。並且使關係可能壞的或趨於破壞性的，也可以在一發不可收拾之前，予以控製下來，不讓個人單獨行動，互相施暴，而使個人與集體聯係，由集體負責跟他們打交道，人民在感情上比較健康，或許大部分要歸功於這種活躍的社會網。

對於人民的行動，常常有高度的察覺，除了一個人作夢和性生活之外，幾乎所有的行為都認為屬於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如果父母虐待一個孩子，或者同事們發生爭執，目睹其事未直接涉及的小組或個人，認為協助調解並解決困難，是他們的革命責任。同樣，那些陷於是非圈內的人，可望別人幫助解決，如果適當的話，自己負起責任，接受批評。

由於中國城市的人口很稠密，美國式的那種隱秘，即算它是一種文化標準，在中國也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當鄰人或家庭吵架時，每個人都知道，居民委員會或者是間接有所聞，或者因吵架的一方要求幫助而知道，常常是由幾個成人組成的一個代表團訪問爭吵的當事人，並跟有關各方安排一連串的會議。

例如，上海有一對已婚夫婦，因丈夫覺得妻子在家裏的時間不夠而發生爭吵。日間她在一間街道工廠工作，並且花了很多黃昏在當地學校的會議上。丈夫放工回來時，已經很疲倦，還要做家務，因此不滿。有時，他發脾氣。因此夫妻之間，有著尖銳的心理鬥爭（緊張的爭吵）。妻子覺得，她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因此，她不願意放棄。他妻子告訴我們說，“因此，我們兩人很容易發脾氣”。“過了一陣，我們甚至打起來，並且我要求離婚”（離婚在中國是很不尋常的）。

居民委員會獲悉了鄰人的問題，並跟丈夫談了一次。居民委員會指出，妻子的工作確是為人民服務，她在學校的工作是教育青年人，這是很重要的。經過跟夫妻雙方幾次會談之後，妻子開始多注意家務，而丈夫則開始做更多的幫手——他甚至於開始縫衣服。居民委員會一位委員引以自豪地告訴我們，現在“丈夫和妻子兩人都為革命工作，到了晚上則共同做家務”。

由於這種外在的調解是成功的，所以，很清楚。人民必須接受外在調解的合法性，並且必須分擔共同的目標和分析問題的方法。這裏，再一次是毛主席的教導，提供了共同的立場。在中國，似乎每個人都在某種一致的規律之內活動，而這種規律往往來自毛氏的著作。例如“治病救人”這句話教導人們，糾正錯誤不應當是人身攻擊，同樣，“一分為二”含有：每個人都有短處，即使那些批評別人的人，批評者的責任在看到受批評者的長處，以發現我們自己的弱點。一位中國東道主用經典的辯證法對此加以解釋，在調解糾紛當中，每個有牽涉的人，不但為他或她自己的立場辯護，也做自我批評。

在毛氏《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中，他將人民內部的矛盾和人民與敵人之間的矛盾做了一個重要的區別。人民與敵人之間的矛盾是根本性的，並且是原則性的問題，這種矛盾除了革命之外不能妥協，人民的敵人必須予以鏟除。另一方麵，人民內部的矛盾一般都不是原則性問題，而是屬於日常生活的問題。例如丈夫與妻子為生孩子的問題或鄰人之間的問題，這種問題應當用友好的妥協的精神去解決，要運用一分為二的思想去求解決。團體中間的派係、爭執和分裂，被認為是極左派的錯誤。而在這些事情上居民委員會或其他調解團體，預料也會出麵幹預，以協助找出正確的解決辦法。應用了這些共同知道的原則，即使不滿之感有使局勢有爆發之虞，人民也仍然能夠相處下去，不致出什麽問題。

居民委員會不但處理夫妻爭吵和鄰居之間的爭吵，也處理離婚、墮胎、和死亡的問題。據說，個人習慣上的不同，通常不認為是離婚的足夠理由。在這種情形下，委員會會向夫婦雙方提意見，要他們改正他們的錯誤而言歸於好。遇到夫妻間打架事件，委員會會提請注意，保護婦女的地位。而居民委員會最先的努力，是教育丈夫。據說，多數的打架事件，發生於青年夫婦間。因為年輕的丈夫最可能忽視家務勞動，跟朋友們外出，讓妻子單獨去肩負家務勞動，作妻子的感到受到忽視，並且覺得過分操作家務不公平。委員會告訴夫妻雙方，兩人都要做家務勞動，誰也沒有權力把家務留給另一人去做。

關於墮胎，委員會的政策是，凡是已婚夫婦未能節製生育而又不願有孩子，則建議墮胎——並向醫院保證這是夫妻雙方的願塑。有少數墮胎事件，是因為私生子的關係。但是，比較好的解決辦法，認為是結婚。

 

在離婚與墮胎兩方麵，通常妻子的態度分量較重。離婚後孩子的照顧，由討論來解決。但多數由女方來照顧孩子。

 

雖然街道和居民委員會在中國都市負有特別的職責，但他們的實踐，多數反映在其他社會組織方麵。例如，學習毛主席著作，不但是學校的中心活動，也是工廠、機關和公社工作周的經常計劃的一部分。同樣，每一社會機構亦至少每個月有一次批評與自我批評（往往是每隔兩星期一次），而且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也在家裏舉行。整個社會花了相當的時間把注意集中於此，結果乃產生了秩序、合理、好意和團結。

 

可是，即使在這樣人道的和負責的環境之下，有人仍然變成無組織和鬧情緒，使他們的社團覺得有把他們送入醫院的需要。為什麽某些人在某種社會背景之下變得那麽囂張，以致於他們的行動，引起別人的注意，要加以取締？這個問題在所有的社會，仍然是個未解答的問題。典型的醫學（這一認識成了西方精神病學的基石）是根據如下的假定，即：行為極不尋常的人是一種“疾病”。這種病像生理上的病一樣。需要加以診斷，並由醫務人員加以醫治。在西方，這種看法往往是因為相信，精神病的存在，跟文化和社會製度無關，因為他們把這種反常行為看成是存在於患者的“內部”。

 

這些觀念現在受到新觀念的挑戰。新觀念認為，隻有從個人所生活著社會製度著眼，才能理解反常的行為。新觀念認為，人類並非存在於一個真空狀態中，而是相互聯係的社會製度的成員。這種社會製度，在決定人的感情生活上，起著很大的作用。近年來，西方精神病

 

學已不得不考慮從家庭到民族、國家的社會製度對個人的影響。如果將治療單位重新加以解釋，將病人周圍所有的人，特別是家庭，都包括進去，那麽，病人的古怪行為就大有意義了。R.D.梁，唐納爾.傑克遜及格雷哥利.巴德生的工作已經顯示出，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及他或她的以成人為核心的家庭，可能對精神病有影響，甚至產生精神病。《精神病的神話》一書的作者湯瑪斯.沙斯曾經寫道，因為無人能對被指為“精神病的”行為建立科學的物質基礎，因此，這個名詞簡直是一種罵人的標簽，用以搞臭那些使別人感到受威脅的人。梁爭論說，痛苦顯然可見的人，隻是他或她接受別人微妙啟示的反應。除非每一個有關的人能夠加以“監視”，要不然，“精神病”將會持續下去。如果將這些觀念予以擴大，那麽，不隻是家庭應當視為治療單位，而且其人所處的整個人與人的接觸範圍，都應當看作治療單位。那就是社會網。社會網之外，還有整個社會製度。

 

這兩個看似互相排斥的看法，看來在中國的精神治療學上已融合為一體。跟我們談話的醫生似乎相信，精神病人有著生物學的和“組織的”因素。他們使用“疾病”和“不健康”的字眼來討論精神分裂症之可能的生理上的原因，同時，他們又認為，大社會製度對個人心理有其強大的影響力。許多在西方較為普通的病型在中國較少，這對一種觀點提供了相當的支持。這已越出心理動力學的範圍（西方較普通的病型，有小兒精神分裂症、老年精神病、酒精中毒症和梅毒精神病等等），而在美國這個國家以及海外的生物化學和遺體學研究上的發現顯示出，生理上的因素也可能對精神病發生作用。

 

正如中國的理論不拘於一家言一樣，他們治療的方法也反映出同樣博大的態度。不但藥物和針刺是醫院治療的主要方麵，社會和政治思想也是。雖然，他們並不“醫治”全家人或社會網，——這個工作由社會本身去做——但醫務人員卻與最接近病人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觸，利用他們的影響力，去改善病人跟整個人類環境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