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中國《芯》是如何慢慢不玩的!
在“造船不如買船”, "造不如買, 買不如租”的洋奴哲學指導下，1984年，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同時，各科研、製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產線。先後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當時引進的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中國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為主，引進為輔”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為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麵的追趕。從那時起"中國《芯》就慢慢不玩的!” 這就是改革開放造成的極為嚴重的後果。
這樣單純引進的結果就是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這樣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後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 而某些政府官員及崇洋知識分子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產技術被貶為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麵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製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為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為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為以後的“產權”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中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隻能忙於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產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由於研發經費縮水，中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製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為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後，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中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後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由於失去了基礎，中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隻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其實不單計算機業，命運類似的還有汽車業、飛機製造業，等等。可見這些絕不是孤立的現象，也不是某幾個部門內部的政策失誤。盡管主流精英們不願意承認，但事實明擺著，是路線出現了錯誤。國產計算機的死亡，就是路線錯誤造成的惡果。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一個國家如何發展，關鍵看這個國家奉行什麽樣的路線。幾十年的曆史證明，而且還將會繼續證明：中國依靠毛澤東思想，事業可以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放棄毛澤東思想，不論找什麽虛張聲勢、花裏胡哨的理論，強勢會變成弱勢，已有的成果也會被葬送。計算機業就是一個證明。
中國計算機事業的發展!
作者：佚名 來源： 哇事錄公眾號
中國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取得巨大發展，後來為什麽嘎然而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第三次技術革命”或“信息技術革命”，其影響持續至今。這一時期中國恰好又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於是有很多誣蔑毛澤東時代的文章說：中國正處於內亂，耽誤了寶貴的機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為科技史權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許良英主編的《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中，對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研製計算機的曆史，除了嘲諷之外沒有一句正麵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錯的專著和文章，由於對曆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錯誤宣傳的長期影響，在介紹和分析中國研製計算機這段曆史的時候，也不夠全麵和客觀。
鑒於此，我認為有必要對中國計算機發展曆史做一個全麵的介紹，澄清那些強加給毛澤東時代的不實之詞，還事實本來麵目。
一.中國的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取得了巨大發展
中國電子計算機的科研、生產和應用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1956年，周總理親自主持製定的《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中，就把計算機列為發展科學技術的重點之一，並籌建了中國第一個計算技術研究所。
我們知道，以邏輯電路器件作為標誌，到目前為止的電子計算機可以分為四代。（此外還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計算機和“第六代”即生物計算機的說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計算機，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術工藝要求更高，價錢也更便宜。中國科學家研製從第一代到第四代計算機的工作，幾乎貫穿於整個毛澤東時代。
第一代計算機采用電子管。美國研製出第一代計算機用了4年（1943-1946，標誌：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的ENIAC），而中國通過學習蘇聯的技術，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標誌：中科院計算所的103機），並生產了50台左右。
第二代計算機采用晶體管。美國從第一代計算機進入第二代計算機花了9年時間（1946-1954，標誌：貝爾實驗室的TRADIC），中國用了7年（1958-1964，標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國防科技大學前身的441B機），生產了約200台。
第三代計算機采用中、小規模集成電路。這段發展過程美國用了11年（1954-1964，標誌：IBM公司的IBM360），中國用了7年時間（1964-1970，標誌：中科院計算所的小規模集成電路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111機”）。我國研製的第三代計算機品種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和燃化部等單位聯合研製的150機於1973年完成；借鑒美國IBM公司16位小型機技術的DJS-100機也於該年（1973）研製成功，它的硬件為自行設計，軟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研製成功1000萬次大型電子計算機“013機”；等等。這裏不再一一介紹。
這一時期的1973年1月，四機部召開了電子計算機首次專業會議（即7301會議），總結了60年代我國在計算機研製中的經驗和教訓，決定放棄單純追求提高運算速度的技術政策，確定了發展係列機的方針，提出聯合研製小、中、大三個係列計算機的任務，以中小型機為主，著力普及和運用。從此，中國計算機工業開始有了政策性指導，重點研究開發國際先進機型的兼容機、研製漢字信息處理係統和發展微機。
第四代計算機采用大規模和超大規模集成電路，今天的計算機都屬於第四代計算機。這個過程美國用了9年（1964-1972，標誌：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規劃署與伊利諾斯大學聯合研製的ILLIAC-IV），中國用了8年（1970-1977，標誌：航天部陝西驪山微電子公司的77型機）。77型機是中國第一台自行設計研製的，采用大規模集成電路的16位微型計算機。另外，參照美國Intel8008機型的國產DJS-050微機，也於該年（1977）由清華大學等單位仿製成功並通過鑒定。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到，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起步比美國晚了13年，但是經過毛澤東時代老一輩科學家的艱苦努力，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縮小了，從12年縮小到10年，再縮小到6年。到毛澤東離開我們之後不久，中國的計算機水平僅比美國落後5年。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計算機奔跑的時代！
二.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掌握了大規模集成電路製造技術
製造第四代計算機的基礎部件是大規模集成電路。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能製造大規模集成電路，成為導致計算機事業後來出現停滯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1965年，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一塊集成電路在上海誕生，僅比美國晚了5年。在此後的歲月裏，盡管國外對我國進行技術封鎖，但這一領域的廣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階級，發揚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國早期的半導體工業，掌握了從拉單晶、設備製造，再到集成電路製造全過程，積累了大量的人才和豐富的知識，相繼研製並生產了DTL、TTL、ECL等各種類型的中小規模雙極型數字邏輯電路，支持了國內計算機行業。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隻有美國、日本和蘇聯。
中國從小規模集成電路經過中規模集成電路，再發展到大規模集成電路，僅用了7年時間，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導體研究所（現電子工業部24所）研製成功的我國第一塊PMOS型大規模集成電路為標誌，而美國用了8年。也就是說，到文革中期，我們在製造大規模集成電路上與國外的差距縮短到4年。
這一時期，由於受國內外微電子業迅速發展的影響，加上集成電路的利潤豐厚，國內出現一股電子熱潮，全國建設了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工廠，為以後進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究和生產提供了工業基礎。
通過對比會發現，美、日等國的大規模集成電路從實驗階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業生產，通常用4、5年時間。到我國第一塊大規模集成電路誕生的時候，這些國家已先後進入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規模生產階段。參照這個速度，可以預計，我國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實現大規模集成電路的批量生產，即使考慮到國外封鎖和工業基礎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會晚於70年代末，這已經被曆史所證實。某些人說什麽“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工業生產”，是站不住腳的。
在此之後，我國在大規模集成電路工業方麵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麵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加強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製和生產工作。1975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又成功開發出當時屬國內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儲器，集成度達8820個元器件，達到國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麵，在那個據說是“閉關鎖國”的時期，我國通過購買國外單台設備，自己組建了三條生產線，以緩解國內製造計算機的迫切需要。
當然，在這一時期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科研與生產聯係得不夠緊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時轉化為商品。二是生產線過多，國家投資分散，沒有發揮計劃經濟的優勢，一些地方難以形成規模生產效應。
即便如此，到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又陸續研製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隨機存儲器，後者達到國際同期的先進水平；可以生產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隨機存儲器；掌握了對於大規模集成電路製造起著重要作用的無顯影光刻技術，可用於製造分子束外延設備；中科院上海冶金所還獨立發展了製造集成電路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並出口到日本。
毛澤東時代給我們的微電子業留下了一筆豐厚的家底。
三.中國計算機事業在毛澤東時代之後的短暫輝煌
從文革結束到80年代初的這段時期，我國科研隊伍基本上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傳統，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還積極引進先進技術、進口成套件或關鍵件的組裝，並積極開展引進技術本土化的工作，在計算機事業和大規模集成電路製造方麵繼續取得一係列成就。但是在這一時期，也存在一些失誤。
在1977年4月的全國微型機專業會議上，確定了中國微機今後的發展方向為參照Intel8008的DJS-050係列五個機型，以及參照Motorola6800的DJS-060係列四個機型。這兩大係列的樣機於1980年前後陸續研製成功。
在1979年11月陝西的微型機交流會上，參展的國產微型機有六十多個品種，包括我國當時速度最快、外部設備最齊全的微型機DJS-061-1。
1982年，參考DG公司NOVA16位小型計算機，采用國產中大規模集成電路的DJS-153小型計算機研製成功。同時，與NOVA-3機兼容的DJS-185機也由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完成。
1983年，中國國防科技大學自行設計的“銀河I”巨型計算機通過鑒定。它是一個每秒向量運算1億次的巨型計算機係統。成為我國第四代計算機中的巨型機代表機型。
同年，南京的734廠研製成功紫金1號，這是美國蘋果公司的仿製機；裝有中文操作係統CCDOS的16位長城0520-A誕生；浪潮公司通過采用英特爾8088芯片，以進口元散件為主，組裝的0520微機在濟南誕生。
在大規模集成電路製造方麵，截止到1983年，16KMOS動態存儲器研製成功，8位機用大規模集成電路品種基本配套，4KMOS靜態存儲器進入小批量生產，高性能4位處理機集成電路批量生產，電子器件工業總公司研製成功6800八位微處理器（仿製美國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肅天光電工廠生產出64位、256位、1024位雙極型ECL存儲器，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生產出CMOS大規模集成電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關鍵設備研製工作也取得一定的進展，不少基礎材料基本達到生產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於1979年研製成功單片8080八位微處理器。8080為美國Intel公司1974年的產品，西德仿製出該類產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SAB8080A-C），蘇聯是在1986年（EasternBloc8080KP580BM80A）。這標誌著我們此時與美國的差距隻有5年。
這個時期，國際計算機行業出現兩個新的變化。一是美國IBM公司於1981年推出了個人計算機（PC），從此計算機開始進入家庭。第二個變化是微處理器（CPU）的研發成為一個專門的行業。PC機的出現得益於CPU的價格不斷下降和速度不斷提高。PC機出現後，國外一些從事計算機研製的科研人員逐漸獨立出來，專門從事CPU設計。
我國及時注意到了第一個發展趨勢。1983年2月召開的全國計算機協調工作會議上，把生產IBMPC兼容機定為發展方向，提出“照著IBM的PC做”。所謂“照著IBM的PC做”，並不是現在電腦市場上的攢機，實際上當時沒有任何設計圖紙可供參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對第二個變化，我國沒有注意，雖然此時已經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沒能及時將CPU的研究獨立出來，專門培養，這為日後中國微機的發展埋下了隱患。
在對待技術引進和發展高端計算機方麵，當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以“銀河I”巨型計算機為例，這項工程耗費1億元人民幣，由於片麵追求國際最先進技術，忽視了國內相關部門的協調、促進和合作，硬件大量從國外購買，沒有使我國的整體技術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步。此時國內一些具有實力的集成電路科研和生產單位，由於得不到足夠的經費進行技術開發和設備改進，生產的計算機硬件沒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機會。這樣，國際上早在1978年就已經開始出現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而我國卻在邁向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路途中慢了下來。
四. 中國的計算機業進入嚴冬
1984年，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為我國的大量技術引進提供了機遇。在大量進口汽車、彩電、冰箱生產線的同時，各科研、製造單位和大專院校大量引進半導體器件生產線。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後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由於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國外已淘汰的。
雖然引進技術會受製於人，容易造成“引進一代，落後一代”的被動狀態，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過去的方針，用已有的技術力量實現引進技術的本土化，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邁上一個新的台階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時這也會對中國的計算機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促進作用。日本、韓國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的計算機和半導體電子器件工業的發展模式從過去的“創新為主，引進為輔”和重視基礎研究，轉變為單純的引進，放棄了在通用電路方麵的追趕。這種對改革開放的片麵理解，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首先，我國自廢武功，停止了半導體研發計劃，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場能自動生成和換取技術。
第二，一味地強調技術引進，促使集成電路企業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後都虧本了，引進的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絕大多數沒有發揮作用。
第三，對洋技術、洋理論的無限美化，使國內出現了一種崇洋媚外的風氣，國產技術被貶為垃圾，科研單位和企業生存麵臨困境。在生存壓力和崇洋媚外風氣的雙重影響下，原有的計算機和微電子科研隊伍流失嚴重，很多科技人員流到國外。
在這個階段，雖然我國也仿製或研製出了幾種機型，如1984年的2780機，1985年的銀河超級小型機，1986年的HN-2730超級小型機，1987年的太極2220，但由於缺乏微電子工業的支持，加上國家戰略決策的失誤，與國外產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機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VAX-II/78032位小型機落後6年，太極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機型MicroVAX也落後6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計算機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進口，我國這個時候單憑自己的技術已經很難生產出一台計算機了。
這一時期又出現兩個極其錯誤的政策，給我們的計算機業和半導體集成電路業雪上加霜。
1984年，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聽信一些智囊和洋專家的建議，未經科學論證，在違反民主集中製組織原則的情況下貿然實行“撥改貸”，從過去國家向企業撥款作為流動資金和設備更新改造基金，改為銀行向企業貸款，企業不僅要償還銀行貸款，還要付高額利息。而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這樣一來把大部分國營企業搞虧損了，為以後的“產權”改革和公開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實。
正是由於“撥改貸”，使得我國當時的集成電路工業遭到嚴重打擊，企業隻能忙於解決生存問題，沒有精力和經費去消化引進技術和開發新產品。這就是企業急功近利的根源。當時曾有一些專家警告說：“計算機工業投資不足，資金分散的問題仍然沒有很好解決”，但始終沒有引起重視。
另外一個失誤，是當時並沒有真正重視科學技術。
國際上，通常把科技經費中用於研究和開發的部分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稱作“R&G/GDP”，用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以及這個國家對科技的重視程度。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我國用於科技研發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平均在1.28%，達到當時幾個初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澤東時代後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個指標增加到2.32%，達到同期幾個最發達國家英、法、西德的水平，僅比當時的美國、日本低一些（美國長期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進入70年代後與美國接近）。這個數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2.2%還要高，可見毛澤東時代對科學技術的重視程度。有些人指責文革時期或者毛澤東本人不重視科學技術，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進入上世紀70時年代以後，特別是到了80年代，由於電子、計算機等新興產業的興起，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發達國家的政府、企業等部門紛紛增加對研發經費的投入。這個時候，如果我國對科學技術有起碼的重視，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真正落到實處，即使我們能保持毛澤東時代後期那個據說是“不重視科學技術”、“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時期的2.3%的水平，中國的微電子業和計算機業的情況也會好很多。但是從80年代開始，我們的決策者卻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會對研發經費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後由於“撥改貸”造成了的困境，使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投資，R&G/GDP驟然降到0.6%以下。
由於研發經費縮水，我國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製的計算機項目，與集成電路和半導體研發一起，都以“沒錢”為由停掉了。這些科研隊伍解散後，除了出國的以外，有的下海經商，有的回高校教書，更有甚者竟然被調去看機房。
這一時期，我國的半導體領域從爭相引進、無所建樹到人財兩空，以致到後來誰都說“半導體不是好玩的”，“幾十億扔進去聽不到響”，“上頭一聽半導體就頭大”。由於失去了基礎，我國此時的計算機工業，隻能靠0520等舊機型、千元的中華學習機、長城286等組裝PC機維持。
五.中國的計算機業被徹底剿滅
進入90年代，我國仍然延續了研發經費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幾年受國際封鎖的影響有了點緊迫感，R&D/GDP略微超過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連續兩年下跌到0.60%。
1989年中美關係的蜜月期結束，美國政府嚴格限製對中國出口高性能計算機，除了要付出高額的采購費用外，還要把服務器放在一個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監控，以防止用於其他目的。中國因技不如人而飽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國人自主研發高性能計算機的激情終於被喚醒。
1993年，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曙光一號誕生；1995年曙光1000誕生，它與美國Intel公司1990年產品的技術相近，標誌著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縮小到5年左右；1997年國防科大研製成功銀河-III百億次並行巨型計算機係統，係統綜合技術達到90年代中期國際先進水平。然而，由於國內微電子業近十年的技術停滯，這些高性能計算機沒有實現完全國產化，技術上仍然受製於人。例如，曙光一號采用美國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業微處理器，操作係統移植了美國IBM公司的AT&TUNIX。後來的國產計算機，也都沒有“中國芯”。
盡管如此，我國的高性能計算機與國外的差距並沒有被拉得太大。這要感謝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技術的封鎖，使我國不能買到相關技術，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國的微機業由於沒有遭到封鎖，在“造船不如買船”的洋奴哲學指導下，日子反而不好過了。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了關稅、取消了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微機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湧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於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整機廠商前赴後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1992年，國家實施控購，進一步使中國PC整機製造業進入發展的低潮。此後，國內的計算機企業隻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微機組裝。相比之下，同樣是麵對外國計算機企業的競爭，由於日本非常注意對本國企業的保護，規定進入日本市場的微機必須支持日語環境，從而使美國微機難以進入日本市場。
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麵，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後期陸續虧損後，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麵。據專家估計，到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其實我們還可以假設一下，即使沒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係列失誤，即使我國的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技術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後期，這些工業也會被龍永圖這類敗家子們賣掉，成為他們與國際接軌的政績。這樣看來，中國計算機業的提前死亡，死得幹淨，沒有落得個“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做嫁衣裳”的結局，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件好事。
六.尾聲：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1999年，美國為首的北約侵略軍悍然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美帝國主義的暴行，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人們逐漸認識到，國家安全是花錢買不來的。中國政府在這個時候，似乎也意識到了自主科技研發的重要性，有了危機感，增加了科技投資。2000年，中國的R&D/GDP比例首次達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達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水平，但是離毛澤東時代後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離。這個時候的中國民間，還出現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長期居於主流的學說遭到了全民聲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瀕臨死亡的計算機業出現了一絲轉機。
2002年8月10日，我國成功製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龍芯一號。此後龍芯二號問世，龍芯三號也正在緊張的研製中。
此時的國際CPU市場，除了美國、日本一些高端機型的專用CPU，以及蘋果公司的PC專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國的Intel和AMD兩家公司壟斷，兩家的市場份額約占98%。第三家是我國台灣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連續收購了美國兩家製造CPU的小公司之後，才進軍處理器市場的，因此盡管威盛公司也打著“中國芯”的牌子，但嚴格地說仍屬於美國芯。龍芯的誕生，打破了國外的長期技術壟斷，結束了中國近二十年無“芯”的曆史。
龍芯的成功，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激勵和和指引下實現的。“龍芯”係列CPU的主設計師、青年科學家胡偉武經常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思想，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為了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他還把“龍芯2號”芯片命名為“毛澤東110”。他說：“我們年青一代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我覺得自己對中國近現代史、對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裏對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計算所經常說要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課時組。”
七.結語：隻有毛澤東思想才能發展中國
中國計算機業的發展曆程證明，毛澤東時代是中國計算機事業最輝煌的時代。特別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計算機的研製過程，正處在據說是“科研工作停滯”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很長時間以來，有一種很有中國特色的思維邏輯：要麽否認文革期間取得的一切進步，然後指責說“文革期間某某事業被破壞殆盡”；如果成績否認不掉，就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某某事業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包括本文正麵引用的部分文獻在內，也都是在遵守這種邏輯。但是文革後，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後，曆史卻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我國的計算機事業不僅沒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反而被搞死了。那些給毛澤東時代潑汙水的人，難道就不臉紅嗎？
其實不單計算機業，命運類似的還有汽車業、飛機製造業，等等。可見這些絕不是孤立的現象，也不是某幾個部門內部的政策失誤。盡管主流精英們不願意承認，但事實明擺著，是路線出現了錯誤。國產計算機的死亡，就是路線錯誤造成的惡果。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一個國家如何發展，關鍵看這個國家奉行什麽樣的路線。幾十年的曆史證明，而且還將會繼續證明：中國依靠毛澤東思想，事業可以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放棄毛澤東思想，不論找什麽虛張聲勢、花裏胡哨的理論，強勢會變成弱勢，已有的成果也會被葬送。計算機業就是一個證明。
隻有堅持毛澤東思想，中國才能真正得到發展。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在1960-80年代，世界電子業發展大起步，美國大學給電子/電機業學生的獎學金最多，
台灣所有的高中畢業生都爭相報考各大學的電機係，
他們在大學一畢業就往美國跑，
一時美國各大學的電機研究所充滿了由台灣來的中國學生，IEEE月刊裏的論文有很多很多中國人的名字，
這些人幫助了台灣奠定了電子工業的基礎。
而大陸的大學生一直沒有鑽研電子學問的狂熱，都被鄧小平騙去做生意了，怎麽會有發展呢？
現在若是習近平把大把的經費提供給研究電子/電機/微電專業的學生，那麽中國的電子/微電產業一定能夠輝煌的！
在其一生中，這個努力是始終一貫的。剛 開始是在一部分先進分子中間進行教育，掌權執政後又進一步把教育的範圍擴大到全體中國人民，直到搞了文革。毛主席的做法繼承了中國儒家注重教化的傳統，但 又遠遠地高於儒家，不是神秘主義地教育人們聞道開悟，而是因材施教，用人們能夠聽懂的語言來傳播新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尤其重要的是，他不是從孤立 個體的角度來進行教育，而是在個人與社會的有機聯係的水平上來進行教育。人們為什麽行為不合理，是因為社會製度所強加在人們身上的價值體係不合理，給人們 限定了不合理的目標，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推翻舊製度，建立新製度，在新製度的基礎上進行教育。
“扶正祛邪”的工作即人間正道，毛主席做得最好。毛主席代表著人類智慧與美德所能達到的極致，他的大公無私、清廉、智慧與勇敢，都是無與倫比的，所以便能極其有 效地弘揚社會正氣。在舊中國那種道德崩潰、社會黑暗、一盤散沙的悲慘狀態下，他領導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從頭收拾舊山河，完成了一個翻 天覆地的偉大革命，使中華民族重新站了起來；在這場偉大變革中，人民群眾揚眉吐氣，心情無比舒暢，是毛主席領導的偉大社會變革，打破了他們原有的生活軌 道，使他們的生命與一個偉大的事業聯結起來，實現了生命的最大價值，達到了人性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正是由於人性潛能的充分發揮，中國人民才能取得 一個又一個在別人看來不可思議的偉大勝利。沿著這個方向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必然要擺脫周期性的治亂循環，一直穩定在較高的運行軌道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 複興。
自由的靈魂才能延伸出稍縱即逝的想像力，現代社會製度才能保護源源不斷的原創動力。
毛時代保障不了這些，現在也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