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文革中的"工作組, 抄家, 血統論”想幹什麽!
一九六六年五六月份抓了"彭羅陸揚"屬於中央另一個司令部外圍的幾個人, 同時又出台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條》, 驚動了在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另一個"司令部”的核心成員, 他們很快派出"工作組”到各大專院組織一部分學生對抗造反派, 他們組織的學生同樣戴著紅衛兵, 而工作組的專員暗中收集造反派的黑材料, 事後進行秋後算賬.
後因要求撤消”工作組後, 在八月中下旬，北京的紅衛兵主要是以高幹子女組成的各類紅衛兵組織衝出學校，走向社會，一部分紅衛兵開始以破“四舊”為借口事先找好目標人家突然進入抄家…….一部分紅衛兵以"血統論”為號召，狂熱地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迫害被認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和青年，……。因為他們都是紅色英雄家庭出身, 而以往己作結論的地富資本家出身的孩子就作為他們鬥爭的對象!
《十六條》中不是說要批判黨內的走資派嗎, 他們被迫撤走工作組之後又使壞招,
就鼓動他們的子女去抄家, 去鬥地富資本家出身的孩子來轉移鬥爭大方向! 這些由看上去由"破四舊”引發的行動去"抄家"和宣揚"血統論"都是在文革初期白色恐怖的50多天裏的產物，是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一大罪證才是真實的曆史事實！從己知的資料中沒有發現有官方的"抄家”指引, 也沒有宣傳過"血統論"的證據!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是劉少奇、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從1966年6月8日派工作組到8月1日黨的八屆十一屆全會的召開共51天，人稱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肆虐的白色恐怖50多天。在這50天裏，中國大地發生了什麽樣的事情？ 僅以北京為例：“66年6月8日 ，一支由528人組成的全國最大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宣布罷免上至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下到學生班級主任、政治輔導員幾乎所有清華幹部，接管了清華的各級權力機構。劉少奇直接關心並過問清華的‘文革’，其夫人王光美參加了清華工作組而發揮了顯赫的作用。工作組以及‘文革’對所謂走資派、‘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人物的衝擊不久被工作組與更加激進的學生群眾之間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學係902班學生蒯大富為代表的激進群眾同工作組進行了激烈的論戰和對抗。工作組依據過去政治運動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並加以監禁多日，50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5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發生數起自殺事件，致使兩人死亡。” （摘自《文革探幽》作者XULIE）
全國各地也大同小異。原因何在? 黎陽在《真實的文革》一文說的十分清楚： (按照)劉少奇、鄧小平(的邏輯)：“階級敵人不在黨內”。“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此，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
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隻能想方設法雞蛋裏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
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在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劉少奇、鄧小平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
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還是先讓人說話，說完了再說這個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1966年6月工作組往往不等人說話，而是先翻檔案。誰的檔案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象”，結果是連說話機會都沒有就被揪出來了。
1966年6月9日，劉少奇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
劉少奇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
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為權力而‘真理’”
為了“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就必須在黨內當權派權力受威脅時出現社會動亂、出現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來：
1966年7月29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中學生代表時宣布：“保護少數”包括保護主張“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當天北航附中的紅衛兵貼出了一幅對聯：
上聯：老子英雄兒好漢
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
橫批：基本如此
8月1日 ，北航附中的紅衛兵們將這些對聯分別貼到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北京的高等院校內。
這樣的巧合，也是事出有因的。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宣布撤消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一切工作組，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以寫信支持與工作組對立的“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態支持成立群眾組織與劉少奇、鄧小平派出的工作組對抗。
各學校工作組依靠的學生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和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用群眾組織對付群眾組織——你不靠工作組靠群眾組織，我給你來個“真假孫悟空”。
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依靠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導致群眾的嚴重對立。成立了群眾組織後，群眾由個人的對立變成有組織的對立對抗。
雙方都拚命證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證明對方“反革命”，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的思路千方百計挑對方人員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問題……“血統論”、“文字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從此變成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證明你“組織不純”，就證明“階級隊伍不純”，就是“招降納叛”，就是“反動組織”；你文章演講能“雞蛋裏挑出骨頭”，就說明有“反動內容”，就證明是“反動組織”；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嚴重，就證明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推論出“反動組織”……所謂“文革‘極左’”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
由此產生了一係列荒謬：對立、謾罵、武鬥、破壞……這反過來又成為“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證據——誰讓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誰讓你“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這副反動血統論對聯，對於幹部子女多、黨團員多、工農子女多的“保皇派”(其實他們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害者)則如獲至寶，繼盲目地幫助工作組抓“右派”、“魷魚”、“反動學生”，整他們的“黑材料”之後，向造反派發起了新一輪攻擊。
但是，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震懾下，走資派的這支毒箭已成了強努之末，造反派以勢如破竹、排山倒海之勢占領了文革舞台，同時反動"血統論"也隨之銷聲匿跡。
爾後，不甘滅亡的走資派又大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伎倆和挑動武鬥來幹擾破壞文化大革命。
明明“對聯”是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一大罪證，而官方的所有文件謀體報導網站上卻置曆史事實於不顧而“另搞一套”，把所有的罪行全推給毛澤東豈不發人深省嗎？
"永不翻案"還是翻案了, 更可惡的是將沒有犯罪的人扣上假的莫須有的罪名整死弄死了多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