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啟慧
曆史不是封閉的城堡，沉積的墓地，不是隻有一個燃燈者，幾個仆役，在黑暗中出沒的盜墓人。它是永不垂降幕布的舞台，生者和死者一起登場，悲劇喜劇滑稽劇同時上演。我們觀看，聆聽，從中辨認一切：從台前到幕後，從臉譜到人心。
經濟援助不行，文化教育還不行，那什麽才是保證邊疆穩定的根本？
前言
華夏民族自古來都是文化認同，少有血緣認同，隻有在政策推動下的文化認同，才能表現出民族認同，國家認同，這是維護統一的利器與根本途徑。無數曆史經驗證明，文化差異下的經濟發展與現代教育，隻能培養出敵人。
先前研究曆史，往往會在一個設定好的框架內，根據設定好的程序，根據需要對史料進行裁剪，從而在不同時期得到不同的結論。
要真正起到資治通鑒的作用，必須摒棄毫無意義的道義之辯，還原和探究曆史殘酷的本質，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經濟支援與實際退讓，都會蒙蔽自己，培養出一大批宋襄公。
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一、唐代民族與邊疆政策的失敗
公元618年唐朝的建立，恰逢南北朝曆史大混亂，傳統的華夏文化與道德倫理遭遇近三百年的侵蝕和破壞，此時文化已經變質和衰敗，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振興與發展。
但是在唐太宗至唐玄宗的全盛時，居住於西北的大量遊牧民族或被迫或主動歸附。唐政府不斷地將這些歸順的異族集中遷入內地，給予經濟上的支持，同時允許他們維持自身的習俗和和信仰，允許集中居住。這種異域文化必然對周邊的華夏民族產生影響。特別是唐都城長安所在關中地區，大量異域人士的定居，使長安及周邊呈現一種多元文化的景象。
從皇室自身角度講，當朝李氏出於北方邊塞鮮卑化的漢人，對華夷之辨不感冒也不相信，隻要言行舉止和正式場合君臣禮儀，不出現混亂即可，至於風俗習慣和衣冠服飾，都無足輕重。
這是一種毫無民族問題經驗的政治天真。李唐王朝隻重視經濟發展和虛浮的軍事震懾，完全忽略了文化認同在國家管理中的根本作用。
傳統文化表層範圍的異化，對於中遠地帶的漢族的文化根本產生的影響可能並不大，但對於關中、河東、河南之地的居民則影影響深遠。事實上，與“胡化”對立的是“漢化”，當這一地區的異族保持原有的習俗和信仰，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反而會導致原居的漢民族產生“胡化”，這種區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現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終的“反客為主”。
現在很多國人都盛讚唐代文化何等開放，殊不知正因為這些後世所謂的開放和開明的民族政策，使得唐代對歸附中央的異族統治一直停留於表層：即簡單的軍事占領和名義上的君臣關係。這種沒有文化內涵的統治後患無窮，如果不了解曆史，看看當下混亂的歐洲就可以想象得出來。
另一方麵，西北地區“胡化”的同時，存在著“漢化”的逆過程。這種“漢化”使得這些遊牧民族不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有機會近距離地見識中原王朝先進的製度和文化，促使這些異族迅速地擺脫愚昧，進入文明時代。這種不是同化的“漢化”。
這些民族在學習先進文明的同時，保存了本民族的主體與信仰。這種“漢化”沒有儒家傳統意義上的教化之功，恰恰是用華夏文明的先進成果去武裝了自己的未來敵人。因為我們沒有在實力具備絕對優勢的時期對西北地區建立完全有效的統治，使這一地區因為文化同源而成為中華文明的永久屏障。
唐朝最終思想開放變成全民思想混亂，邊境開放變成異族步步為營；儒學冷落造成全民道德倫理的崩潰。
有唐289年，給百姓135年的和平生活，卻有150多年的戰亂；有唐一代，中斷了絲綢之路，丟失了西域，喪失了河南、河東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開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國的艱難。從唐末的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中國經曆了大約150多年的動亂年代（如果從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算起，時間更久）。
學習了當時先進製度的少數民族，也陷入了擊鼓傳花的怪圈。學了中原王朝的製度的遼，被還沒學中原王朝的製度的金打垮；而後來金學了中原王朝的製度，卻被還沒學中原王朝的製度的蒙古打垮。
唐代對待異族的開放態度，是一種富貴和順境期間人類應有的弱點，人作為個體是有可能克服這種弱點的，但是作為群體則不可能，這個弱點就是——當一切都順利的時候，我有什麽理由去思考懸崖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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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禍患無窮被動千年
唐代失敗的民族政策，看起來和諧，大家精誠合作，各自發揮特長。可是曆史最後的發展，卻絕非如此簡單而美好。
在曆史的層麵上，政治上的取巧是沒有好結果的。
安史之亂的極盛而衰，為後來一千年的慘痛曆史撬動了齒輪，其嚴重程度，不亞於路過牛家村的丘道長。
當中原還處於戰亂之時，公元907年，契丹帝國成立於北方並一直威脅中原各個王朝；黨項人也是利用中原動亂的機會，迅速擴張勢力，最終讓北宋的各個皇帝如鯁在喉。
在宋朝，華夷大防被提高到了變態的地步，漢人再也沒有自信去搞萬國來朝，同時，堅守在西域和涼州的漢人殘部，被西進的喀拉汗王朝逐一消滅，其慘烈和悲壯令人痛哭，不親自去那些遺址看一看，是不能夠了解邊疆地區漢人的堅忍和爆發力的，他們還堅守著唐代的年號，而大唐早就拋棄了他們。
反觀與唐朝同處一個時代的阿拉伯帝國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後整個西域的伊斯蘭化，唐朝民族文化政策的失敗就再清楚不過。從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國和羅馬帝國及其繼承者實現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為這種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並且幅員遼闊。
而華夏文明自唐代之後隻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國家滅亡之前，建立了理學和華夏民族的正統理念，將學術研究由國家的行為演變成民間的自覺，即便國亡於上但學存於下，最後保留了文明的種子。否則以蒙古四大汗國的伊斯蘭化勢頭，我們現在很難說華夏是否也會伊斯蘭化。
要知道，當時參與元朝政治管理的，軍事指揮的除了蒙古貴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蘭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到了明代，朱元璋完成了漢人的複仇以後，剛剛從滅國的廢墟中蘇醒的漢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明朝變得過於剛猛和不妥協，納貢？拖出去。和談？拖出去。打不過？打不過就去死。王朝秉性，成功塑造了明末悲壯的曆史。
滿清奪權之後，夷夏大防提高到了新的變態等級——這一次是逆向的，明末漢人文官的苟且讓滿清明白，僵化體製對自己民族性的巨大腐蝕。
以盛唐時期的國力，唐代應該擔當文化建設並將其推向華夏文明巔峰的使命。然而，與人們傳統觀點相反的是，唐代隻有強大的政治而沒有繁榮的文化，而且前不如戰國、漢代，後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
有人拿出唐詩為例，殊不知隻有百年之運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獻給曆史。詩也好，曲子也好，這些文學形式隻能表達人們一時之情，不能塑造一個民族的精神。不可否認，韓愈是一座豐碑，但他隻是劃破天空的一顆流星，餘輝照耀的是兩百年後的宋儒。
忽視政策層麵上的根本原因，卻完全歸罪於的民族差異，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永遠都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從世界各文明的曆史進程看，要想實施永久的統治，政權的建立隻是開始，文化的建設才是基礎，文化上的統一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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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如何收服北海道
德川幕府時代，統一的日本民族——和族已經形成，他們說日語並具有共同社會價值觀和宗教信仰。此時的蝦夷地（北海道前身）是不幕府將軍的領地，但也不是明確的外國領土。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開始著手確定日本疆域，出於經濟和戰略需要，日本將北海道也劃入日本國土之中。但是當時並沒有得到周邊國家如中國、俄國和朝鮮的認可。
1869年，日本將蝦夷地正式更名為北海道，並設立北海道拓殖使。為了使北海道盡快日本化，日本政府可謂使出渾身解數，首政府先想到的就是發展經濟，那些初掌政權的年輕政治家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天真的以為當地土著阿伊努人隻要生活水平提高，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會被大和民族同化。
事與願違，當地的阿伊努人在發展經濟和接收教育後，反而更加具有自由獨立的傾向，反叛不斷。到1882年北海道拓殖使被取消時，日本在北海道隻是取得了一些細微的成就，促進了當地釀酒業和捕魚業的發展。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日本的另外一項政策——移民，卻取得了一箭雙雕的效果。
截至1889年，大約有2000個內地武士家庭從允許他們利用政府貸款，以市場價的半價購買北海道的荒地的計劃中受惠。與此同時，近8000名前武士在軍事殖民地定居，他們每家都得到了一塊未耕地和房屋、家用品、農具，而且在同意耕種土地和遭受侵略時幫助保衛北海道後，還得到了三年的糧食供應。19世紀90年代，在政府宣布為所有移民，不論其社會背景如何，提供10年免稅免租待遇，而且10年之後即獲得擁有土地所有權的田產後，移民數量更是大幅度上升。
作為北方政策的一部分，明治政府否認阿伊努人屬於不同的種族，著手完成把他們吸收到日本社會的計劃。19世紀70年代，新政權因襲早年幕府的做法，命令阿伊努人不得戴耳環、紋身，強迫他們改穿日本服裝，梳日式發型。
在明治時代，同化的計劃不局限外觀的改變，還要根除阿伊努人的整個生活方式。明治政府聽取了外國顧問，如前美國農業部長卡普倫（他曾幫助製定美國西進運動中鎮壓當地人反抗的計劃）等人的忠告，強迫阿伊努人參拜神道教神社，取日本人的名字。為了節約時間，減少麻煩，人口調查處的官員有時候讓整個部落姓同一個姓氏，在學校裏，阿伊努兒童要學習日語，閱讀強調敬畏天皇效忠國家就會獲得幸福的課文。
移民政策帶來了整體文化氛圍的改變，文化認同讓阿伊努人最終從心理上認同了日本的民族與國家觀念。
冰冷的政治學原理會教育我們，一個民族的衣冠，服飾，禮儀，語言，一體而言，不可偏廢，隻有強調不同之處，才能維持比較旺盛的民族主義情緒。明治政府在北海道的政策破壞了當地阿伊努人的文化，使其難以修複，但是到了明治末期，北海道毫無疑問已經屬於日本，而且再也沒有分開過。
外界經過一陣喧鬧和指責，也逐漸承認北海道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至今日，諸君哪位聽說過北海道人民鬧獨立？
日本政府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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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何去何從
人們總是用自認為正確的方式去思考和處理很多問題，這種方式充滿了曆史的幼稚。
法國波旁王朝的首相黎塞留曾經說過：在道義上正確的事情，在政治上未必如此。
為什麽第一代進入歐洲穆斯林文盲移民，能夠勤勤懇懇在工地車間工作，第二代、三代受過更好教育的穆斯林移民卻厭惡這些不體麵的勞動，而且還選擇擁抱宗教極端主義？
在任何一個國家，忽視文化認同，一味的強調經濟發展和現代教育，隻能與當初的目的南轅北轍。
在任何一個國家，國民都必須無條件接受以國家體製、憲法、國旗、國徽、國歌等為內容的基本國民教育。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多數民族，必須接受同為統一民族的同一文化，沒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