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名警察被判引發巨大爭議的背後…

香港七名警察被判引發巨大爭議的背後…

2017-02-20 尹國明 曆史啟慧 

▌來源：觀察者網

▌作者：尹國明

 

 

香港一度是某些人心中的法治典範，香港也以“法治社會”自豪，但這幾年的香港政治亂象，讓香港的法治形象受損。最近香港區域法院判決“占中”中履職的七名警察罪名成立，並處兩年刑期，更是引發很大的爭議。

 

 

這個案子，是審視香港司法製度和香港主權回歸現狀的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為什麽這次對法院的裁決質疑聲音這麽大？首先，這個案子的裁決結果，沒有充分考慮到警察毆打的對象曾建超，在“占中”行動中有明顯的襲警行為，警察是在被襲擊和侮辱之後做出的反應行為，即便有一些過激，也應該充分考慮到當時的情況。

 

 

曾建超是港獨組織“公民黨”的成員，他在“占中”期間，向11名警務人員潑糞水和尿液。如果這種襲警行為發生在美國，被警察當場一頓暴走絕不稀奇，甚至被當場爆頭的概率也不小，美國警察可沒有香港警察這麽憋屈，在美國警察的執法麵前，很少有美國人敢采取曾建超這種挑釁和襲警行為。美國警察的霸道“風采”在鎮壓“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已經向世界充分展示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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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香港，也是這個曾建超，他的襲警和拒捕行為雖然被香港的法院認定成立，但隻被判了五個星期的刑期。五個星期，整整三十五天啊。

 

如果孤立的看七名警察的案件，可能很多人還不能理解問題的嚴重性在哪。對比這兩個案子，香港司法的問題所在就很清楚了。一個襲警辱警的港獨暴力分子得到法院的輕判，一個在執行公務過程中被襲被辱的警察在被激怒狀態下，在反擊中使用了一定程度的暴力，就被法院予以重判。香港的地區法院，在維持秩序的警察和破壞秩序的港獨分子之間，采取了有利於港獨分子的雙重標準。

 

 

法院為貫徹這個雙標可真是下了功夫。對於襲警的暴力“占中”分子，法院充當的是“暖男”的角色。不僅僅曾建超被輕判，四名衝擊立法會大樓，用鐵馬撞破立法會大樓的玻璃和大門，犯有非法集會和公開損毀公共財物的“占中”分子，在“法治”的香港，也得到了輕判。

 

一百五十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另各付訴訟費用五百元，而這些犯罪分子現場打砸造成的實際損失應該在一百萬港幣以上。主審法官的理由竟然是：四名被告月收入太低，“難以負擔”這麽高的賠償。香港法院的法官對“占中”暴徒真是春天般溫暖，滿滿的都是真愛啊。

 

 

對待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察，香港法院的態度那就是冬天般的寒冷了，不僅重判七名警察全部都是兩年刑期，主審法官還要在道德層麵斥責一番：（這幾名警察）令香港聲譽在國際受損。

 

 

判決結果公布後，市民在香港禮賓府門外集會，要求特首梁振英行使基本法第48條第12款的憲法權力，赦免或減輕七警的刑罰

 

雙標是美英國家經常使用的“大殺器”，香港的法官用的也是如此純屬。蹊蹺背後必有原因。這次重判警察的主審法官杜大衛，是個外國人，有英國國籍。這就有意思了。

 

凡是喜歡搞雙標的，原因是屁股坐歪了。立場居中，就不容易雙標；立場站歪了，想不雙標都難。香港法院對占中犯罪分子的濃濃關愛，和對香港秩序維護者——警察的嚴苛要求，對比是不是很明顯？

 

 

這次判決讓很多人開始關注到香港司法的外國法官現象。杜大衛不是唯一的外國國籍法官，香港法院係統的外國法官很多。香港的區域法院有外籍法官，高等法院有，香港的終審法院也有，而且香港終審法院所有的法官更是有很多為英國籍和雙重國籍。

 

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掌握司法權的現象，很多人以為自從新中國成立之後就在中國的土地絕跡了。國家獨立的重要標誌，就是司法權獨立。舊中國主權不獨立的重要標誌，就是司法權不獨立，存在著治外法權現象。沒想到，回歸中國二十年之久的香港，還讓一幫老外掌握著司法權。

 

 

有法院係統的充分“理解”，怪不得“占中”反華分子那麽有底氣。香港警察行使的行使權，不僅僅要受司法權的製約，而且在香港引以為豪的“法治”體係裏，法院可以判定行政權的行使是否具備合法性，而行政係統無權確定法院的職權行使是否合法。

 

讓外國人掌握著司法權，這種情況，搜遍當今的全世界，都難得一見，在香港不但成為現實，而且還愈演愈烈。2016年，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簽署的委任狀，任命17人為2016年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

 

 

 

香港司法的這種現象，是英國人的一種精心布局。在很多香港人至今懷念的港英統治時代，港英當局長期禁止香港的大學開設法律專業，1969年，才允許香港大學開辦法律係，但學生還是以英國國籍和英聯邦籍為主。

 

一直到1989年，才允許香港本地學生攻讀法律，故意製造香港本地人才奇缺的現象，一切是為了英國自己人壟斷香港的法律。即便如此，回歸二十年的、人口幾百萬人的香港，就找不出足夠的有能力擔任法官的法律人才嗎？這話誰信？

 

香港基本法中，除了對香港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規定“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外，對其他法官的國籍均沒有限製，留下了香港司法係統有大量外籍法官的製度漏洞。或者這可能本來是一個過渡時期的辦法，卻在回歸之後的香港被發展為常態？

 

 

香港這幾年出現了那麽多“反中”行動，組織者和幕後指使者，至今安然無恙，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香港的整個權力體係中，很多權力還在按照殖民時代的體製運轉，司法權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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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化教育權也要算一個。香港的年輕人參與占中，除了香港的資本主義產生巨大的貧富分化，讓年輕人找不到上升的空間，導致絕望情緒之外，跟香港的教育、媒體和文化還在延續原來殖民時代的文化體係也有很大關係。

 

 

近年來，不但“挺共”的聲音不占主流，連“挺中”的聲音都受壓製。自1997年香港回歸後，港大啟動“市民身份認同感”調查。2013年港人身份認同調查報告顯示，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創14年新低。2014年占中運動之後，港人身份認同更是跌至新低。

 

 

 

世界著名的數學家、哈佛大學終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先生說：“我最為驚訝的是香港學生對政府的失望，究竟是媒體造成的，還是政府的無能？但有一點，我知道很多香港人對中國的曆史和認識大不如前，基本文化竟不如當年殖民政府統治下的教育，誰之過也？實在值得反思”。

 

（丘成桐）

 

原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陳佐洱，在2015年香港舉行的“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論壇上公開之處香港出現了兩個“化”的問題： 

 

• 第一個“化”的問題，是沒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讓一些本應放在曆史博物館裏的東西跑出來招搖過市，有的還被奉為金科玉律”；

   

• 第二個“化”的問題，則是老殖民主義者在上世紀80年代初炮製的“去中國化”死灰複燃、氣焰囂張。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使得“一國”之下的“兩製”都受到傷害，這種背離曆史本質的怪現象造成香港巨大內耗、引發裏裏外外許多問題。

 

 

陳佐洱出席“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論壇

 

這真是一言點中香港問題的要害，在香港回歸之後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進行有效的去殖民化，導致了今天香港的亂象。

 

現在形成的局麵是，香港的殖民時代延續下來的文化教育體係，在源源不斷的生產製造著“反共”與“反中”兩位一體的香港年輕人，而香港殖民時代延續下來的司法體係，還在繼續由英國人為主的外國人掌握著香港的司法權，在實際縱容“反中”行為。這樣的香港焉能穩定？

 

主導香港司法權的這些外國人的政治立場，通過法院對有關“占中”的判決已經表達的很明顯了。在審判衝擊政府的黃*峰、羅*聰和周*康時，一律給以輕判，黃*峰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社服令）、羅*聰被判120小時社服令。周*康判入獄三個星期，緩刑一年。

 

法官輕判的理由是，他們犯罪是出於良好的動機，即真心因自己政治理念或對社會現狀的關心而“表達自己訴求”。看這些判決結果，你覺得這是懲戒還是縱容？法官的這些輕判理由，跟英美政府對“占中”的立場和表態有多大的不同？

 

 

讓外國人掌握著司法權，這種情況，搜遍當今的全世界，都難得一見。

 

香港司法權的大量外國人擔任法官現象，容易導致香港的司法獨立，變成隻是相對於中國主權的獨立。如果沒有包括司法權在內的治權的回歸，那麽主權的回歸也就有很大的泡沫成分。

 

 

香港回歸之後的去殖民化做的不成功，反而去中國化成為一種越來越公開的現象，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