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教仁案|孫中山還是袁世凱，誰阻斷民國憲政之路？

揭秘宋教仁案|孫中山還是袁世凱，誰阻斷民國憲政之路？

原創 2016-10-28 滬部尚書 曆史啟慧　  

 

       看待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是應該根據史料說話,而不是立場先行。至於小編個人，不是孫（中山）粉，也不是章（太炎）粉，更不是袁（世凱）粉，當然也不是宋（教仁）粉。客觀敘述曆史的最高境界是如某位法國曆史學家所述：“這不是我在說話，這是曆史在說話！”

 

　　當然，事實上任何人也做不到，因為任何人所敘述的曆史，必然都隻是自己所“讀到”過的曆史，以及自己所“理解”的曆史，而並非全然是曆史本身。

　　

      作為曆史的敘述者，相比曆史的當事人，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我們知道結果。但是，這也很有可能成為理解曆史的障礙。我們常常忽略了一點：在後人眼中再偉大或者厲害人物，同樣要受到他所處的時代大潮所左右。

 

導語——寒蟬淒切，對長亭晚，無語凝噎

 

       在今天的上海閘北公園的一個偏僻角落裏，有一個人的雕像多少顯得有點落寞和孤寂，這個人的名字叫宋教仁，有學者把他稱之為中國憲政之父。歲月匆匆，白駒過隙，100多年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原處鄉間的宋氏墓園如今早已棲身鬧市，在今天的閘北公園，宋教仁墓頂上塑有鷹鬥蛇的青銅雕塑和宋本人的全身西服坐像依然矗立，從南北高架上路過這座不起眼的小公園時，那隻展翅的飛鷹仍舊依稀可見，但在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裏，宋教仁和他的事跡早已湮滅在曆史的塵煙之中，正如他和那他寂寞的墓園，如今已是少有人知。

 

       在1913年那場舉國震驚的暗殺事件中，宋教仁究竟死於何種陰謀及何人之手，至今仍是一個難解的謎團。

 

       嚴格說來，在曆史上沒有任何事件是單獨產生與存在的，每一事件必然是許許多多錯綜複雜的前因所造成的結果。假如僅以獨立事件來觀察，甚至論斷某一時候的曆史現象，便會失之偏頗，因為斷章取義的結果將會模糊了整個事實的真相。

 

    所以，想了解這件事情的真相，不能隻從宋教仁遇害說起，也不能隻從辛亥革命說起，因為事件的源頭事實上可以遠溯到公元1908年華興會成立。現在國內有關資料比較稀缺，小編們費了很大力氣，翻閱了很多民國時期的資料和同盟會元老的回憶錄整理而成，文章較長，且與平日所聞的民國曆史有些差別，如果感興趣，請耐心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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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興會——當年萬裏覓封侯，匹馬戍梁州

 

       清朝末年，鐵馬金戈，亂舞春秋，如畫江山被列強鐵蹄踩踏，中華大地上狼煙滾滾，百姓苦不堪言。古老的東方孤獨的櫛風沐雨，黑暗中孕育著驚雷。    

 

      1908年11月的某一天，清王朝統治之下的長沙城，一場秘密的“生日宴會”正在舉行，壽星就是剛從日本留學歸來不久的黃興，遠道而來為他祝壽的朋友有宋教仁、劉揆一、章士釗等，大家在宴會上，商量成立了反清組織，取名華興會。當時的黃興30歲，宋教仁22歲，章士釗29歲。

 

       曆朝曆代，造反都是刀頭舐血的買賣，必須掩人耳目，要麽披著社團的外衣，要麽打著宗教的旗號。所以華興會這個組織對外宣稱它是一家興辦礦業的“華興公司”，隻是這家公司的目標是準備“雄踞一省，與各省紛起”，以達到“驅除韃虜，複興中華”的遠大目標。

 

       1904年10月下旬，因為華興會起義事發，“華興公司”諸位領導的名字也上了湖南巡撫的通緝名單，黃興、宋教仁等人別無選擇，隻能出逃，在友人的幫助下，宋教仁從上海登輪出發，流亡日本。

 

        在當時朝廷權臣的眼裏，“華興會”不過是幾個乳臭未幹的狂悖書生，不值一提。這個時候，革命黨人還完全沒有成氣候，入不了朝廷的法眼。而且當時的“華興會”在全國的影響還很小，年輕的宋教仁也不具有廣泛的人脈，他在全國的革命黨人中還很難算得上是個人物。

 

　　來到東京後，宋教仁的才華得以施展，他不但廣泛結交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誌士，還主編了《二十世紀之支那》刊物，雖然隻出了兩期，但是在革命黨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被確定為不久之後成立的同盟會的機關刊物（後改名《民報》），宋教仁的影響和地位也因此水漲船高，從東京革命黨人中脫穎而出，成為僅次於黃興的領導人物。

　

    在此期間，兩粵革命黨人首領孫中山在日本黑龍會頭子內田良平的介紹下，來到東京，聯絡黃興、宋教仁等人，商討成立一個全國統一的革命組織。

 

　　在約見宋教仁等人之前，孫中山首先拜會了在東京中國留學生中聲望最高的黃興，而且黃興也對孫中山提出的組建聯合革命組織的建議表示支持。

 

       宋教仁在自己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初識孫中山的情況，並對孫中山的發言做了相對詳細的記載。整個過程中，基本上是孫中山在演說，大談革命黨人聯合的必要性，及其兩粵革命的光榮曆史和主張。孫中山的許多觀點，或許在才氣過人的宋教仁看來，其實也不過如此。這或許也是宋教仁的短處，文人大都恃才傲物。

　　

　   孫、宋的第一次見麵，也基本上確定了今後二人共事的模式：宋教仁對於年長於自己的孫中山有相當的尊重，但也僅此而已；孫中山對於“恃才傲物”的宋教仁，一方麵相當欣賞，但另一方麵內心中難免有疙瘩，畢竟有才華的人不好管啊。

 

二、同盟會——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一個星期後，1905年8月20日，在東京赤阪區的一家民宅——黑龍會大佬頭山滿提供的房子裏，第一個全國性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成立。可以看到，同盟會從成立之初，背後就有日本人的身影，如此介入中國的革命，日本自然另有所圖。如何應對日本人，也給後來的革命黨人帶來很大的分歧。

 

       剛剛成立的同盟會骨幹主要以兩湖革命黨人——也就是原華興會成員為主。成立大會上，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為本會總理，不必經選舉手續”。後世不少人認為，孫中山是因此才得以擔任同盟會頭目，否則第一任同盟會總理的“寶座”，很有可能就要落到黃興手裏。而孫中山出任同盟會總理，對於當時的革命形勢，確實最為有利。後來有一句口號“孫氏理想，黃氏實行”，對此作出了最好的闡釋。

 

       世界上有兩件事最難：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裏；二是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裏。前者成功了叫大師，後者成功了叫老板。而孫中山恰恰就具備前者的能力。

 

　　孫中山的確有世界眼光，識見遠大，是一流的宣傳家，兼具海外聲望，當時的同盟會總理的不二人選。但是他的短板也很明顯：在中國內地基本毫無根基；是“理想家”（或曰“口號家”），不是實行家，氣度也不夠寬宏。相比於孫中山，黃興的眼光和見識的確要差一些，但是，孫文之所短，卻正是黃興之所長。

 

　　所以，正如黃興的女婿曆史學者薛君度所言：“孫、黃合作，是最理想不過的：一個是興中會會長，一個是華興會會長；一個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領袖，一個是長江流域的革命領袖；一個在海外奔走，鼓吹籌款，一個在內地實行，艱辛冒險；一個受西方教育，一個是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黃興與中國革命》）

 

       除了參與反清的革命活動，宋教仁在日本的這段時間，大部分都用在了學習之上。宋教仁語言天分也很高，到日本不足一年，已能頗為流暢地與日人交流。他先後進入政法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學習，初步學到了法律和憲政方麵的知識，甚至還獨立翻譯了大量的憲法製度類日文資料，如《英國製度要覽》和《美國製度概要》。

 

       這段經曆使得日後宋教仁在民主和憲政方麵的認識遠超過同時代的孫中山、袁世凱和黃興等人，也使得他在日後的革命黨人中偶爾會處於孤立，也為他日後被害埋下了伏筆。在當時的多數革命黨人中，雖然口口聲聲談及民主與自由，但是更多的是作為推翻清朝統治的口號，如何具體操作，幾乎沒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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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旗”之爭——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1907年，成立了一年多的同盟會，隨著以章太炎為首的江浙革命黨人入會，影響遍及大江南北，成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同盟會起義的各方麵部署大都已經做好，但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還沒確定，就是起義之時該打出什麽樣的旗幟。如無意外，這也就是革命勝利後的“國旗”。

 

       為了解決這一根本問題，同盟會各路豪傑大小頭目，來到東京開神仙會，商討此事。一號人物孫中山建議采用興中會第一次起義時用過的青天白日旗；二號人物黃興則認為青天白日旗太接近於日本國旗，應當采用井字旗，含有平均地權之意。

 

　　當時在場的大多數同盟會骨幹並沒有當回事兒，開會就是為了討論，都沒意見大家還跑到東京開會幹嘛？一麵小小的旗幟，完全可以商量。

 

       但是接下來的一幕讓在場的絕大多數人大跌眼鏡，爭執當中，孫中山突然惡聲相向，讓黃興十分尷尬，完全下不來台，以致於黃興惱羞成怒，發誓要脫離同盟會。

 

       會場上發生的那一幕，當時的見證者許多人事後都留下了文字記錄，其中以章太炎的敘述最為傳神：“逸仙……作青天白日旗，張之壁上。克強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權之意。見逸仙壁上物，爭之曰：‘以日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逸仙厲聲曰：‘仆在南洋，托命於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仆可也！’克強怒，發誓脫同盟會籍……”    

 

　　平心而論，演戲這一出“變臉”，孫中山其實也是出於無奈，中國傳統政治就是這個“玩法”，把全國各地一盤散沙的革命組織統一起來幹掉腦袋的革命工作，難度極大，對錯不重要，關鍵是樹立自己的權威。

 

       同盟會成立之初，雖然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三個革命團體組成，都有部分會員入盟，然而此時追隨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的原興中會員，包括孫中山在內，也隻有三人，其他二人是梁慕光與馮自由。其他重要骨幹基本上清一色都是黃興的“小弟”。孫中山也知道黃興沒有“問鼎”之心，更沒有搶班奪權的計劃，但是這種局麵讓他這個同盟會的“晁天王”，難免有些尷尬。

 

       有鑒於此，同盟會“正統”這一殺手鐧，孫中山必須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也要感慨：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國旗”問題，表麵隻是枝節問題，實際上則涉及到“孰為正統”之爭，是“器與名”的問題，是孫中山借此給黃興的下馬威。接受西方教育的孫中山，竟然還不如這些受中國本土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小青年有民主精神，確實有些“諷刺”。

 

       而此時的宋教仁也對孫中山的印象大打折扣，此人是否能夠領導中國革命，成為了宋教仁心中的一個疑問。

 

四、第一次倒孫——粉壁朱門事甚繁，高強大戶內如山

 

       “國旗”之爭的風波後不久，孫中山被日本按清政府要求驅逐出境。離開日本前，孫中山接受了日本政府送的5000元，以及日商鈴木久五郎饋贈的1萬元。就是這筆“意外橫財”，引發了同盟會第一次“倒孫”風潮。

 

  　  當時，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經費上極為困難，章太炎幾次致電孫中山，請求接濟，卻都沒有得到回應。因為孫中山正在準備購買起義所用的槍械彈藥。

 

　　於是章太炎認定孫中山是濫用捐款，不配坐同盟會的第一把交椅，就起而要在黨內革孫中山的命。章太炎的意見得到了東京同盟會本部多數骨幹的支持，包括剛從東北回到日本的宋教仁。他們用民報社名義明碼電告香港《中國日報》：“械劣難用，請停止另購。”購械計劃由此擱淺。

 

　　這件事令孫中山非常氣惱，因為他和黃興二人，都認為革命經費有限，購械時“但求其多而價廉”，“械多可張大聲勢”，章太炎等人的意見真是“書生之見”。

 

　　因此，孫中山不但讓胡漢民寫信給東京同盟會本部，譴責章太炎，接著，他還派林文返回東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幹預軍事。

 

　　然而，出乎孫中山的意料，東京本部的多數“革命同誌”此時已不打算再奉他的號令。他們要求時任同盟會代理庶務的劉揆一（也是原華興會骨幹，黃興的“小弟”之一），立即召開特別會議，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另選黃興為總理。

 

       關鍵時刻，是黃興對東京同盟會的勸阻，讓此次風潮得以暫時平息，東京的章大師、宋教仁以及其他小弟們，也就此偃旗息鼓。　

   

       客觀的說，在當時革命經費極為緊張的情況下，孫中山把經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無可非議，章太炎、宋教仁等人似乎對此事有些吹毛求疵。但是經費之爭其實是表麵，更多的是東京同盟會對孫中山的革命路線和孫中山本人的領導風格的不滿，同盟會其實已經出現了分裂的跡象。

 

五、二次倒孫與共進會——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

 

       受第一次“倒孫”風潮的影響，孫中山開始對東京本部，尤其是《民報》社，不聞不問，而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南洋方麵。與此同時，《民報》社遭遇了更嚴重的經濟困境。

 

    為了籌措經費，時任光複會領袖陶成章不得不親自前往南洋尋找讚助經費。在新加坡，陶成章見到了孫中山，請求撥3000元給《民報》作印刷費。孫中山表示無款可撥，並將自己的手表和一些衣物當場交給陶成章去變賣，算是支持。

 

       於是陶成章、章太炎對孫中山極度不滿，發動了第二次“倒孫”行動，雙方因為經費爭執不休。就在革命黨的“大佬”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底下的諸多“小弟”早就心懷不滿，不但對大哥孫中山有意見，就是黃二哥，也漸漸“冷了弟兄們的心”。

 

　　於是，一個後來在導致清朝崩潰的武昌起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組織——共進會，橫空出世。

 

       1907年8月，在東京的長江流域各省籍同盟會員，不滿孫中山“舍廣義而取狹義，組織南路同盟為大本營，而於東京本部從不過問”（譚人鳳語），且黃興也附和孫中山，隻重視在華南發動，而不重視在長江流域起義，因而，他們決定拋開“行動舒緩”的同盟會，另起爐灶。此即後來彪炳史冊的“共進會”。　

　

　　1908年冬，共進會的重要骨幹，焦達峰、劉公、孫武等人都相繼回到了國內，由會黨而參加新軍，漸漸在內地，紮下了根基。

 

六、改組同盟會——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與其他革命黨人不同的是，在日本的很多時間裏，宋教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閱讀和寫作上麵，他後來的民 主、憲 政的思想，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才真正成熟。

 

　　當時的革命黨人中英才輩出，許多人的才華，或許就在宋教仁之下，但是有一點的不同，就讓宋教仁遠遠超出他人。也讓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同盟會中的另類。

 

　　這不同的一點就是，當“革命同誌們”都僅僅著眼於“破壞”，著眼於如何推翻滿清的時候，宋教仁的目光已經放得更為長遠，花了更多的心血在考慮清朝垮台之後的“建設”上麵。

 

       兩次倒孫之後，同盟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盤散沙，1910年初的一係列革命運動，又屢受挫折。2月，黃興在廣州運動新軍失敗，消息傳回東京，使得革命黨人們一片悲觀，同盟會事務幾乎無人參與，實際負責東京本部事務的宋教仁，覺得已經到了必須改革同盟會的時候了。4月，汪精衛在京城刺殺攝政王未遂而被捕下獄，消息傳來，也令人沮喪。乘此機會，宋教仁主動拜晤孫中山，商量改組黨務事宜。

 

        孫中山這麽回答：“黨員攻擊總理，無總理安有同盟會？經費由我籌集，黨員無過問之權，何得執以抨擊？”（要和我一起玩，就得聽我的！）

 

　　聽了孫中山的一席話，宋教仁十分失望：孫總理的心胸，為何如此狹隘啊！

 

       譚人鳳聽後的反應，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很生氣。”就拉著宋教仁，到孫文寓所去“興師問罪”。

 

      一開始，孫中山還是堅持前一天的說法。譚“老先生”十分惱火，直接駁斥道：“同盟會由全國誌士結合組織，何得一人言取消？總理無處罰黨員之規條；陶成章所持理由，東京亦無人附和，何得怪黨人？款項係直接運動，然用公家名義籌來，有所開銷，應使全體與知，何雲不得過問？”

     

       同盟會是大家的，憑什麽經費使用情況不能過？不是說好了，天下為公嗎？

 

　　孫中山無言以對。譚、宋兩人並未氣餒，在他們看來，雖然孫中山放棄了總理的責任，但革命運動，並非離了誰就真的不行。此後，他們積極聯絡各省同盟會分會長，於1910年10月，在宋教仁寓所寒香園，正式召開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事實上基本改變了今後同盟會的戰略方向。

 

　　上策是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北為後援，一舉攻占北京，號令全國；中策是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起義，首義地點以湖北武漢最佳，先成立政府，然後北伐；下策是邊地革命，在雲南、兩廣或東北等邊遠省份起事，占據一隅後，再向內地徐圖進取。

 

　　上述三個方案，宋教仁本人自然屬意“中策”。

 

　　此外，宋教仁還提出了“革命三原則”：革命地點宜居中，不宜偏僻（避免列強趁火打劫）；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戰爭地域應狹小，不可擴大。

 

　　大家討論後，認為：“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幹涉釀分裂之禍，故決采用中策。”

 

       隻有孫中山的親信胡漢民（時任同盟會南洋支部長），不以為然，並且出語嘲笑。胡漢民此舉，使得譚人鳳“老先生”本來就對孫中山有怨氣，馬上又添新仇。他立即站起來大聲批評孫總理行蹤不定，從不過問同盟會總部的事，是“總於何有？理於何有？”

 

　　他又當麵斥責胡漢民：“汝等以同盟會名義，掣騙華僑巨款，設一事務所，住幾個閑散人，辦一機關辦，吹幾句牛皮，遂算本事衝天而敢藐視一切耶！”發生了這一插曲後，宋教仁的建議再無人阻撓。

 

       隨著形勢的發展，1910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東京同盟會總部實際負責人宋教仁離開東京，啟程回國，於1911年1月上旬，抵達了闊別6年的上海。早已在上海紮下了根基的革命黨人於右任、陳其美找上了門來，請他留在上海擔任《民立報》的主筆。

 

　　與此同時，得到了上海革命黨人的支持之後，宋教仁先前組建中部同盟會的設想，也逐漸能夠付諸實行。但是，同盟會中部總會並不是原先同盟會的簡單延續，同盟會采用的是總理大權獨攬製。同盟會中部總會則規定實行“合議”製，防止專製。同時還宣稱總理一職暫不設立，虛位以待。實際上此時的中部同盟會已經擺脫了孫中山的控製。

 

       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即在宋教仁的主持下，麵對長江流域高漲的革命新形勢，精心籌劃大舉。為此，宋教仁等人做了充分準備，在長江流域各省遍設分會。首先，由譚人鳳親自赴武漢，調解當地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與文學社的矛盾，促成了兩派的聯合，從而成立了湖北分會。接著，宋教仁又派曾傑赴長沙，與焦達峰會商，組成湖南分會。又派範洪仙等建立安徽分會。此外，還對四川、陝西、江西、福建、南京以及上海都做了周密布置，從而造成了整個長江流域首尾一貫、連通一氣的有利形勢。

 

       在改組同盟會後，實際上宋教仁已經相當於把同盟會分裂為由他自己的控製的一部分，與孫中山控製的另外一部分在組織機構、革命策略方麵已經出現本質的差別。但是同盟會隻能有一個總理。

 

    1911年10月10日，共進會和文學社領導的武昌起義爆發，湖北軍政府成立。接下來，湖南、陝西、江西九江等地，相繼響應武昌，宣告了獨立，革命已成燎原之勢。

 

       當黃興率軍與北洋勁旅在前線鏖戰的時候，武昌城內的宋教仁則抓緊時間，起草了一部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基於三權分立原則的憲法性草案，此即《中華民國鄂州臨時約法》。《鄂州約法》於11月9日由湖北軍政府公布，但實際上並未施行。雖然如此，這個約法草案還是間接對後續的曆史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此後數年直接關聯著民國命數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就是基本以《鄂州約法》為藍本製定的。

 

    12月2日，南京光複，兩江總督張人駿連夜棄城而走，江南提督張勳也率著殘部倉皇逃竄。至此，稍有頭腦者都能明白，清朝的徹底崩潰，已經隻是個時間問題了。而此時的孫中山，由於黃花崗起義失敗，心灰意冷，在美國一家餐館裏麵正在洗盤子。

 

 

七、大總統之爭——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此時主宰時局的主要是三個力量：革命黨、立憲派與北洋係。

 

       先說袁世凱。武昌“兵變”之前，朝廷對他“虎視眈眈”，隻要他一有“異動”，沒準就要他去閻羅王麵前走一遭。

 

　　袁世凱對於自己的處境心知肚明。所以，當有人向朝廷奏請起複袁世凱的時候，他便極力辭謝。私下裏，袁世凱與舊部的聯係從未中斷，北洋軍上下，更是多數人隻認“袁宮保”，不認朝廷。

 

       果然，朝廷起初派出掛帥的太子黨蔭昌，根本指揮不動北洋軍，而且蔭昌此人，不學無術，毫無魄力，領著大軍到了河南信陽，就裹足不前。

 

　    朝廷沒辦法，隻得請袁世凱出山。而攝政王載灃一開始隻答應給袁世凱湖廣總督的頭銜，但老袁獅子大開口，給朝廷開出的六大條件：

　　1，明年即開國會；

　　2，組織責任內閣；

　　3，寬容參與各省起義的黨人；

　　4，解除黨禁；

　　5，需委以指揮全國水陸軍及軍隊編製的全權；

　　6，須有十分充足的軍餉。

　　這六條真可謂麵麵俱到，既架空了皇權，又能向立憲派和革命黨示好，可以看出老袁政治手腕段數之高。多年在官場摸爬滾打的人物，肯定比隻會宣傳和喊口號的革命家能夠解決實際問題。

 

　　載灃也不是蠢人，一看這六大條件，就知道袁世凱來者不善。然而，此時他已經沒有了拒絕的本錢。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凱帶著他的姨太太和兒女們，在衛隊的簇擁下，浩浩蕩蕩地來到暌別了三年的北京城。三天之後，以袁世凱為首的新內閣成立。

　　此時，仍被朝廷通緝的梁啟超，也被袁世凱列入了內閣名單，擔任司法部副大臣。可見袁世凱並非是保守派。

 

　　袁世凱出山之後，北洋軍的戰鬥力立馬和打了雞血一樣，革命軍雖拚死阻擊，且有黃二哥親赴前線指揮，仍然很快失去了漢口、漢陽。

 

      但是，袁世凱並無“趕盡殺絕”之心。且不說此時各省紛紛獨立，他想做曾國藩也未必能做到；就算能做到，有了三年前頭顱差點不保的那次經曆，老袁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給清王朝賣命。因而，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在調兵遣將連克漢口、漢陽之際，也派出了親信幕僚，前往上海、武昌等地，與革命黨談判。

 

       立憲派的頭號大佬張謇等人，更是與袁世凱有著密切聯係。當時多數的立憲派，所屬意的未來民國的第一任首腦，非老袁莫屬，畢竟清末新政，袁世凱的政績在那擺著，有目共睹，他們對老袁也知根知底。而革命黨的頭目們，無論是孫中山、黃興，還是宋教仁，此時雖然已經名傳四海，譽滿天下，但國內的各方勢力，其實對他們都還不太熟，而且革命黨以往給人的印象，也是能破壞，不能建設，要把政權交給他們，立憲派有很大的擔憂。

 

       此時在主戰場上連遭敗績的革命黨，在漢口、漢陽失陷之後，也被打得一時沒了脾氣。黎元洪、黃興都給袁世凱寫了回信。

　　

　　就連宋教仁也對袁世凱派來的代表如此說道：“望二君將此意轉達項城，乞速轉戈北征，驅逐胡虜，立此奇勳，方不愧為漢族男兒。果爾，我輩當敬之愛之，將來自可被舉為大統領，較諸現在之內閣總理，實有天淵之別。不然，吾輩一麵當長驅北伐，一麵當實行暗殺主義，後悔無及矣。”

 

       然而，就在袁世凱躊躇滿誌、眾望所歸之際，突然殺出了一個“博爾特”——從海外遠道而來的孫中山，“出人意料”地拔得了頭籌：成為了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先不說袁世凱，就是同盟會內部，對於是否由孫中山來“坐莊”，意見並不一致。某些資料上說，宋教仁起初就堅決反對以孫中山為首來組織臨時政府，經黃興的反複勸說，不得不改變態度。

 

　　章太炎說孫中山“長於議論，此蓋元老之才，不應屈之以任職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一位置，“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換句話說，怎麽也輪不到孫中山。

 

       1911年12月25日上午，蒙蒙細雨中，孫中山一行抵達上海，在此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次日晚間，在上海的同盟會所有重要頭目，會聚於孫中山寓所，商討組織臨時政府問題。

 

　　怪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可以由同盟會內部關起門來討論？很簡單，前麵已經提到了，此時各省軍政府派出來（注意，不是選出來）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同盟會員。既然如此，組織臨時政府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同盟會的“家務事”。

 

       此時的同盟會，在孫中山回來之後，又開始走向了“獨裁”。章太炎提出反對意見，簡單的說，就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盟會關起門來決定，算是什麽？然而，黃興等人並沒有接受章太炎的意見。

 

      會上關於政權的組織方案，孫中山和宋教仁，就持有著完全對立的看法。宋教仁主張采取內閣製，並當場陳述了總統製可能出現的多種弊端。他還指出，實行內閣製，“則總統政治上之權力至微，雖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範”。

 

　　孫中山則主張采取總統製，不設總理。他說：“內閣製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製之之法度。餘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這個時候，孫文言下所指元首者自是非他本人莫屬。

 

       公平地說，總統製與內閣製確實各有長短，不可一概而論，而應該應時應地製宜，但卻不能“應人製宜”，自己做總統就要大權在握，別人做總統就搞成“神聖贅疣”。所以，孫中山的理由是很成問題的。

 

　　遺憾地是，革命黨的多數骨幹，此時並未能如宋教仁般具有遠見，在孫中山的堅持下，盡皆讚同總統製。投票結果，孫中山得16票，黃興得1票。孫中山以超過投票總數2/3的票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順便提一句，投黃興那一票就是湖南代表譚人鳳。

 

　　這次倉促的選舉，這似乎也就是此後民主在中國的命運的縮影：徒有形式、橡皮圖章。

 

       臨時大總統府設在南京城內舊兩江總督衙門，臨時政府的閣員名單，其實是由孫、黃兩人內定，而非民主選舉。在最初擬定的名單中，分量最重的兩個席位，即陸軍總長與內務總長兩個席位，是黃興和宋教仁。

 

        但是，宋教仁內務總長這一條，遭到各省代表會（暫代參議院）堅決抵製。從側麵也說明，當時在革命黨人內部，雖然口頭上喊著民主平等，但是對如何實現權力的製約與平衡，仍然是一無所知。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某個人從中作梗。

 

八、孫中山的財政困難——落魄江湖載就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便麵臨著極大的困難。最大的困難，是國庫空空如也。據胡漢民回憶，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孫中山大筆一揮：撥20萬元濟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此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發現國庫之內，“隻有銀元10枚”！

 

       孫、黃先是企圖向歐美銀行協商借款，但歐美諸國以嚴守中立的借口，拒絕借錢，於是打算通過陳其美，說服輪船招商局，以招商局名義向日本借款1000萬兩，以該局全部財產作抵押。

 

　　為此，孫中山、黃興與日本政界、財界進行了頻繁的秘密聯係。而日方代表則趁此機會要挾，向孫文提出了“出租”滿洲問題：要求割讓滿洲給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國革命。

 

　　1912年2月3日，日本財界、政界代表森恪與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到南京拜訪孫中山。會談中，森恪單刀直入地提出轉讓“滿洲”問題，森恪表示：日本認為滿州最終難由中國獨力保全，為抵製白種人先鋒俄國之南下，希望孫先生將滿州“完全委托給日本之勢力”，以換取日本對革命的援助。他還建議由孫文或黃興其中一人，秘密赴日與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商定此事。

 

　　孫中山當場一口答應，在場的胡漢民（黃興因恰好生病沒有出場）也無異議。會議過後，孫中山在2月5日、6日兩次急電森恪，催促力成此事。但借款之事很快被英美所知曉，英駐日公使馬上拜會日本外相，壓迫日本停止借款談判。這一段曆史，一直罕為人知。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因為日本三井財團檔案《井上侯爵家交附的文件》的解密而曝光。　

 

       從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同盟會內部對待日本的態度也分成截然相反的兩個陣營，宋教仁與孫中山觀點差異巨大。因為同盟會內部除了“孫係”少數人員，其他人對此事並不知情，且非常反對日本幹涉中國革命。

 

九、無“讓”無“竊”——黃晨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

 

      當時的中國，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係，擁有超然的實力。要想推翻清朝，沒有北洋係的配合，是不可能的。這一點不但立憲派人士明白，就是革命黨的大佬們也洞若觀火。　

　

       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革命黨的大佬，雖然私下裏都對袁世凱評價極差，但在大勢麵前卻不得不低頭。

 

      在當選臨時大總統不久，孫中山即去電北京，“誠惶誠恐”地向袁世凱做出解釋。就在發出上述那封電報幾天之後，他又密電廣東都督陳炯明準備北伐。後來更一度打算“租借”滿洲予日本以借款1000萬元（前文已經提到），即可與袁中止和議，揮師北伐。但是，第二手的謀劃盡皆落空。

 

　　而且，對孫中山最為忠心的汪精衛、胡漢民二人，也都勸他盡快與袁世凱達成和議，以實現南北統一，避免日俄等列強趁火打劫。同盟會內部討論期間孫中山一度表現猶疑的時候，汪精衛甚至脫口而出：先生你不退位，難道是先生留戀總統的職位嗎？

 

       2月12日，清帝退位，此後南北很快實現統一。2月14日孫中山辭職，袁世凱被南京臨時參議院選為繼任臨時大總統，又於一年多後被國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從上述過程也可以看出，後世過度渲染的所謂孫文“讓”位，袁世凱“竊”位，實在於史無據，完全說不通。

 

　　雖然，袁世凱由於後來的稱帝之舉，很難讓後世頭腦正常的史家對他有好感，但單從民元之年立言，袁之地位，不是來自於孫中山之“讓”位，而是源自於此時國內三大勢力的政治博弈，源自於老袁本人幾十年辛辛苦苦一手建立起來的強大實力。

 

    在這一過程中，北洋係也並非贏者通吃，而是實現了共贏的局麵，革命黨、立憲派，也互有所獲。

 

　　因此，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民國是談出來的，而不是打出來的。而且清帝遜位詔書裏麵有一句極其重要的話：“仍和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也就是把整個清朝的疆域傳給了中華民國，北洋係可謂功不可沒，就憑這一點，我們後來也不可完全否定袁世凱。

 

　　幾乎兵不血刃而成就共 和，在當時可謂民國之幸！

 

十、定都之爭——城裏套路深，我要回農村

 

       讓袁世凱這樣一個滿清遺臣來領導新成立的中華民國，革命黨人對未來的發展方向完全沒有把握，剛剛停火的雙方也互相不太信任。

 

　　因此，孫中山在改選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日，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那就是：臨時政府必須設在南京，新任臨時大總統必須到南京就職，遵守臨時參議院製定頒布的一切法律章程。

 

　　孫中山想用套路來限製袁世凱，並將實際權力保留在同盟會手中，自己做影子內閣。但是這個提議遭到了立憲派、北洋係的堅決反對，就是同盟會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

 

　　宋教仁控製的同盟會機關報《民立報》發表了《建都私議》的社論，提出八大理由來論證首都宜建於北京。由於定都存在很大的爭議，因此最後隻能由臨時參議院投票表決。表決結果，出乎孫黃的預料，同盟會員占絕對多數的臨時參議院以二十票的壓倒多數否決了孫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張（總票數28票，北京20票，南京5票，武昌2票，天津1票）。

 

　　接下來，孫中山和黃興所作所為，絕對能讓真正崇奉三民主義或者民主製度的後輩，大跌眼鏡。他們非常震怒，召集同盟會議員痛罵，又發出了“以憲兵入院，縛所有同盟會會員去”的威脅，臨時參議院不得不再次投票。

 

　　投票當天的情況，另一位親臨現場的同盟會骨幹吳玉章如此說道：“15日晨，秘書處把提請複議的谘文作好後，需要總統蓋印，而這時總統已動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著去找黃興，他也正在穿軍裝，準備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請他延緩時間，他說：‘過了12點如果還沒有把決議改正過來，我就派兵來！’說完就走了。這怎麽辦呢？隻好找胡漢

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來了鑰匙，開了總統的抽屜，取出他的圖章蓋了印，把谘文發了出去。同時，並通知所有的革命黨人，必須按照孫中山的意見投票。經過我們一天緊張的努力，當天召開的參議院會議終於把14日的決議糾正過來了。”臨時參議院以19票的絕對多數推翻前議，通過了定都南京的決議。

 

    這一幕，也就多少預示了民國未來的命運。好多研究曆史的學者讀到此處也在發問，孫中山和袁世凱到底有什麽區別？連身為革命黨大頭目的孫、黃，都絲毫不尊重最能象征民主共和精神的國會（臨時參議院），還怎能寄希望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舊勢力，去守護風雨飄搖中的民國呢？

 

       可是就在參議院代表團赴北京接袁大總統回南京就職的當天，北京發生了兵變，這場兵變雖然最後平息了下去，但孫文迎袁南下的計策，自此徹底流產。其他各省都督及將領如閻錫山、譚延闓、馬毓寶、孫道仁、蔣尊簋、蔡鍔、藍天蔚、朱瑞、蔣雁行等人也都紛紛表態，主張定都北京。

 

    “調虎離山”之計不成，又來了一計“請君入甕”，也就是以南京臨時參議院的名義，起草了一部旨在限製袁世凱權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僅僅一個多月，中華民族的法律就由孫中山提議的集權總統製，改成了限製總統權力的內閣製。

 

　　如此“兒戲”的做法，不管理由為何，其必然的結果就是造成憲法的威信缺失，淪為各派政治勢力鬥爭的工具，手握實權的人物，則視法律為具文，權大於法，而非法大於權的痼疾，也就於焉而成。

   

    身在北京的袁世凱，此時也不知道作何感想。同盟會套路深，老袁我要回農村！

 

十一、步入核心——他日塵盡生輝，照破山河萬朵

     

       參議院剛剛從南京遷到北京，北洋係、革命黨、立憲派之間，至少表麵上是一團和氣。

 

      隨著曆史進入到1912年3、4月間，孫大總統的戲份開始減少，此前南京臨時政府時期頗受排擠的同盟會核心人物宋教仁，則因政黨政治的展開，重新走到舞台中央。

 

       然而宋教仁也並非“安分”之人，他一到北京，對記者發表的談話，除了談到本職工作，還側重談及軍事、財政、外交等“熱點”問題。而時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對他也非常器重，則使得他在國務會議上，常常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

 

    早在流亡日本時，宋教仁已經充分地顯示出了他的善交際的本領。抵京之後，宋教仁廣泛交往各派係、各政黨的人物，他的才華逐漸為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因而他的聲望日益增加，不少政治人物都圍攏到他周圍，一個所謂的“宋係”逐漸形成，並大有取代“孫係”的趨勢，讓有的人感覺到了一絲威脅。

 

       唐紹儀內閣夭折之後，繼之的是短命的陸征祥內閣。此後直至宋案發生前後，是為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的時期。期間，宋教仁雖年僅30左右，且以在野之身，卻日益綻放出耀眼奪目的光彩，在民初政壇上，風頭之勁，一時無兩。

 

       在當時的北京臨時參議院中，共有議席120席，同盟會和共和黨各占40席，統一共和黨握有25席，其他小黨共占剩下的15席。其中，梁啟超牽頭的共和黨，事實上是在老袁的支持下，要與同盟會打擂台。因此，同盟會要想掌握參議院，勢必就要改組合並統一共和黨以及其他幾個小黨派。

 

　　這一工作在宋教仁的奔走、努力下，終於告成。

 

    “我們要在國會裏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宋教仁

 

      1912年8月25日，即孫中山抵達北京次日，下午1時，國民黨成立大會，正式在湖廣會館召開。而在此前的數日，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等五個政團早已達成合並的協議，並於13日發表宣言稱：“共和之製，國民為國主體，吾人於使人不忘其義，故顏其名曰國民黨。”宋教仁也由此躍過孫、黃，成為了此時國內第一大黨——國民黨實際上的黨魁。

 

      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的名義領袖孫中山卻對此十分冷淡，他沒有就組閣問題發表意見，甚至有意與宋教仁避而不見。

 

       宋教仁改組國民黨，雖然孫中山依然被公推為理事長，但是實際上已經被架空。首先，由一言九鼎、大權在握的同盟會總理，“遞降”而為國民黨新鮮出爐的徒有其名的理事長，依孫中山本人的性格，難免不爽。好多人不懂政治的學者在此表示很難理解，套用宋美齡的話來說，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品嚐過權力的滋味！

　　

　　也因此，國民黨從成立伊始，外間輿論界便紛紛議論國民黨的內部分裂，國內喧囂的各種猜測、議論，可以說已經預示著，宋教仁即將踏上的必然是一條滿布荊棘之路！

 

       在此之前，袁世凱是總統、和宋教仁之間是同事關係，彼此之間關係算是融洽。最初階段的袁世凱需要處理的主要關係是和同盟會之間的關係。袁世凱力邀孫中山、黃興北上，對他們的態度格外友好，並在很多問題上達成共識。因此，作為新組建的國民黨的負責人，宋教仁在很多問題上都是支持袁世凱的，包括善後大借款，也是在國民黨議員的支持下很順利地獲得通過。

 

      但是，宋教仁追求是一黨責任內閣，對於趙秉鈞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內閣是不滿的。此外，如果真由國民黨組閣的話，自己最有希望出任總理。按照臨時約法的設計，總理才是真正的實權人物。實際上，宋教仁對總理的位置充滿期待，可是袁世凱並不願意讓國民黨組閣。

 

      也就是說，孫中山、袁世凱兩個人都不希望宋教仁出任總理這一職位。宋教仁要革命，但是孫中山、袁世凱都不願意看到他成功，於是就有人要革了宋教仁的命。

 

十二、離奇遇刺——上蔡東門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歸

 

　   在國會大選緊鑼密鼓地進行的時候，宋教仁忙裏偷閑地返回了闊別八年之久的故鄉桃源，見到了久別的母親、妻子和孩子。

 

　　在家中休息了兩個月後，宋教仁於1912年12月27日起開始順江而下，四處發表演講，鼓舞國民黨地方支部士氣，領導大選。

 

　　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大勝，若無意外，31歲的黨魁宋教仁就是即將成立的新內閣總理。時在杭州的宋教仁一時間躊躇滿誌，麵對美景詩興大發：“日出雪磴滑，山枯林葉空；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峰；村市沉雲底，江湖走樹中；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

 

       此時，樂觀的宋教仁並未能發覺，陽光底下早已悄然布滿了陰影。不久之後發生的一段故事，今天看來真是意味無窮。宋教仁到上海後，與於右任、陳其美等聚會，陳其美道：“鈍初，你不要快活，仔細他們用暗殺的手段來對付你。”宋教仁聽後大笑說：“隻有我們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裏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

 

      1913年3月20日晚約10時45分，上海火車站，一輛準備開往北京的列車即將出發。月台上擁擠如潮的旅客中，應大總統袁世凱邀請“速赴北京，商討國是”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黃興、於右任、廖仲愷等友人陪同下，從車站特設的議員休息室出來，有說有笑地向檢票口走去。

 

　　突然，連續幾聲槍響，宋教仁中槍倒地，雖然送行的人們很快把他送進了醫院，並組織醫術高明的醫生立即實施手術，取出槍彈，然而傷勢嚴重，回天乏術，宋教仁遂於22日淩晨不治身亡。

 

       案發當晚，上海火車站值班的警察身在何處？據3月23日滬寧鐵路懸賞海報中稱，“當時鐵路巡警，有4人值班照料車客，二人在行李房內照料北上議員行李”，唯獨國民黨領袖剪票進站卻無巡警照料，而“刺客乘間逸去”。而上海是屬孫中山幕僚國民黨人上海督軍陳其美的轄區，接下來凶犯武士英在上海監獄突然暴斃，而上海檢察廳的很多原始檔案也都是被陳其美的士兵有意搗毀。    

    

十三、誰是真凶？——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小編認為在此有必要先強調一下，這個問題的確切答案，不是小編能夠提供，環顧國內學界，此時恐怕也還無力解決。

     

      在民初政壇上，與袁世凱、孫中山、黎元洪、黃興等一時顯赫的大人物相比，宋教仁和梁啟超的思想和主張最適合於民主憲政，雖然他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二人身後，被嘲笑為“天真幼稚”、“書生氣”，被諷刺為脫離群眾、不懂國情，被斥責為“議會迷”、“想當總理”。

    

     宋教仁與其他革命家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別人滿腦子隻想著如何破壞舊國家、推翻舊政府，他則把如何建設新國家、組織新政府放在更加優先的位置：為建設而破壞，非為革命而革命。在他看來，若沒有做好建設新製度的準備，即使革命僥幸成功，亦將徒勞無益。這種建設重於破壞的想法，在當年革命黨中並不為眾人所樂聞，也為孫中山、袁世凱所討厭。

 

       當時中國多數的主要政治家都主張實行兩 黨 政 治。章太炎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說，同盟會“氣焰猶勝、暴行孔多”，宋教仁是把同盟會從革命團體改造為議會政黨（國民黨）的主要推動和實踐者。他主張“一國政黨之興，隻宜二大對立，不宜小群分立”。辛亥革命後，他在民國政體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上與孫中山意見相左。

 

　　在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秘密檔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對孫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與日本朋友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辛亥前，同盟會發生過兩次倒孫風潮，在這兩次倒孫風潮中，宋都沒有站在孫一方。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宋與孫處處相反。孫主北伐，宋主南北議和，推袁作總統。孫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張定都北京。

 

　　孫和宋二人政見也大相徑庭：孫主張實行美式總統製，宋主法式責任內閣。孫堅持要做大權獨攬的大總統，不願受人製約。雙方爭到麵紅耳赤，不歡而散。如果國民黨內的激進派刺殺宋教仁，以造成既成事實，進而達到一箭雙雕的作用：既可以除掉這個黨內最大的對手，遠可以激發黨人國人，發起反袁“二次革命”。

 

       而在袁世凱眼裏，孫中山不過是一個誇誇其談的理想主義者，對他的權力根本造成不了真正的威脅。而宋教仁畢業於日本政法大學，精通法律與憲政。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時宋即擔任法製院院長，並親自起草了一部憲法草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當然，袁世凱要殺宋教仁的理由還是宋教仁超強的組織力、號召力及治國能力。

 

       宋教仁為了能在議會選舉中獲勝，獲得選舉人的支持，宋教仁采取了一係列的選舉對策。此外，在選舉中開始猛烈地攻擊袁世凱及其政府，並表示自己才可以領導國家走出危難中，這導致了宋袁之間關係的惡化。袁世凱還得知，宋教仁企圖拉攏黎元洪，擁黎元洪為大總統，他自己則為掌握實權的內閣總理。袁世凱於是開始采取行動對付宋教仁。所以說袁世凱也有殺人的動機。  

 

       宋教仁到底死於何人之手？其實已經昭然若揭，但是誰也沒有確鑿的證據，或許當時的雙方誰也不想把這件事情認真查下去，因為雙方可能都不希望看到一個主張民主憲政的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與其說是一個武士英刺殺了宋教仁，倒不如說是當時中國的專製主義記集體殺害了宋教仁，因為宋教仁的民主憲政約束了他們手中的權力。

 

    其實，百年之後的今天，誰是主謀，已顯得不那麽重要，此一事件的影響，才是應該關注的重點。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一聲沉悶的槍響，一顆罪惡的子彈，不僅中斷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斷了中國有史以來最有希望納入世界民主規範與軌道的進程，打碎了無數仁人誌士美好的民主夢想。”

 

　 《南方人物周刊》刊發的宋公遇刺百年祭文所論亦極為精辟：“宋教仁之死令人痛惜。誠然即使他就任總理，中國當時的諸多問題與危機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這些問題與危機，或許會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承擔；議會民主、或許會有機會在憲政框架內試驗、成熟。他的被刺，使這一稍縱即逝的機會長久地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