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的晚年心境

張學良自述其十六歲那年曾大病數月不起，由其父親手下的基督徒軍醫，奉天基督教青年會會長王少源治好。他晚年承認，“他不僅醫治了我的身體，也醫治了我的心靈。”當時的基督教青年會是一個很多青年和學人聚集講談之地，張學良曾獲王少源贈票，在奉天基督教青年會聆聽南開校長張伯苓的演講《中國前途之希望》。此後，“青年會成為了我常常出入遊玩之處。”在基督教青年會，張學良開始學英文和接觸一些西化的知識分子以及一些英美朋友。

在張學良的思想中的另一麵是傳統的忠義觀念和儒家思想的影響。在後來赴美後所作的《見證錄》中，張學良坦承自己在大陸多地幽禁時期，始終以王陽明哲學著作和《明史》 為精神支撐點。

當然，張氏並非草木，而是性情中人。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就對來訪的張嚴佛以“嚴加管束”為名的超期羈押表示沮喪和憤怒：

山居幽處境

舊雨引新寒

輾轉眠不得

枕上淚難幹

 

張學良讀書，倒卻並無書生氣。長期在現實政治軍事事務中周旋，女人堆裏浸淫，使他對於一般人性，甚或人性的陰暗麵似乎別有一番世俗的見解。他在訪談中告訴唐德剛：“所以這人呐，有些個事情你不知道底細，你沒法知道它到底是怎麽個事情…我現在常常說這麽一句話，人就是一張紙蒙住臉，別把那張臉揭開，你要揭開了，那後幕就不定是怎麽回事，你別揭開。” 這裏有一種世事洞明的，很接地氣的反思，無意中其實倒是具備了書齋學者所說的對人性的 “幽暗意識”。

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張學良在宋美齡的影響下皈依基督。 張學良赴美以後回憶說，1953年，宋美齡造訪他，問他在看什麽書，他說自己在研究佛事，宋美齡當即說“漢卿，你又走錯路了。”此後的一段時間裏，張學良仍然在儒家和佛學中徘徊。1958年，張學良受蔣介石召見，仍承認自己正在“專看《論語》”。到1964年，張學良和趙一荻正式結婚並受洗。

既然“又走錯路”，那又要走上“正道”才行。在宋美齡的關心和狂熱信仰的感染下，逐漸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張學良和趙一荻夫婦慢慢“把宋美齡看成上帝的化身”，以及“把宋美齡對他們的關愛，看成上帝的關懷”。他的人生觀也隨之發生改變，以這首詩為例：

白發催人老

虛名誤人深

主恩天高厚

世事如浮雲

 

這個轉換過程也可以作為又一證據，說明張學良的性格中容易被他人影響的一麵——還可以考慮張對共產主義的興趣和對紅軍三大主力會合的“暗中協助”及經濟資助（見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唐德剛在《張學良口述曆史》的代序《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中發現，張學良晚年在回顧自己的曆史和作為的時候是“是非不定”的。他的口述中說自己“到南京的時候…真決心去死啊”，而在旁人的記載中，張學良並沒有料到自己會真的被送上軍事法庭，因而“大罵不守信用的政府。”傅斯年的一封密函中也證實張學良在法庭上大罵南京政府即蔣先生左右…謂蔣好而南京太壞，彼如在一日，必擁護蔣，亦必打到南京政府雲雲”。（見《少帥春秋》嶽麓書社2017年）顯然，張學良的晚年口述不可盡信---這一點唐德剛非常清楚，也適用於所有人。陳永發在寫到張學良和西安事變之後對局勢的判斷時，也連用了兩個“（張學良）萬萬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1998年）。

張學良在南京軍事法庭上的激烈抗辯和後來的無可奈何的心境已經由多人目擊，並不是靠自己晚年自稱懷著赴死的決心就可以解釋過去。晚年自稱當初“決心去死”或者堅稱無怨無悔在某種程度上把自己變得邏輯更為連貫，形象更為高大，而且避免了解釋自己是否不幸誤判的尷尬。如果他承認自己“並未料到”，則等於承認自己多次失算，也就必然進一步承認自己其實至少是後悔過，至少可能麵對這樣的詰問。如此一來，他的講述也將變得過於複雜，而自稱一開始就“決心去死”，而被囚禁和死刑相比反而像是值得感恩的寬大，也更符合他對蔣介石如何善待他的描述。

對於一個強者來說，承認自己誤判和失算其實是一件很不願意做的事情，不如打落牙齒往肚裏吞，好漢充到底。所以，他們的夫子自道，往往是不能全信的。

張學良及其早年的一係列政治舉動，當如唐德剛一樣承認：“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 但其人似乎比較容易受到各種思潮和人物的影響和左右，在內心的堅定，執著，強硬，手段的老辣方麵，作為公子哥兒的張學良比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江湖老手自然差得很遠。自然，張學良易受影響，較為衝動這個缺點，在蔣介石宋美齡夫婦眼裏也是一覽無餘的，所以，不信他們的基督就是“走錯路了”。

晚年的張學良已經不像早年那樣熱血澎湃，不再輾轉難眠，也不願再為了某種自我感動般的聖徒情結去卷入一些複雜的事情。二十世紀末的台灣媒體報道稱“許是年事已高，又篤信基督，張學良個人對於世間各種名利恩怨，乃至曆史往事，都不願多談。” （見《少帥春秋》嶽麓書社2017年）

他可能希望既超越黨爭，也超越英雄歸來的“虛名”。1991年，張學良對專程赴美邀請他回大陸訪問的呂正操說：“…我一動就會牽涉到大陸和台灣兩個方麵。我不願意為個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複雜。”（據竇應泰編著《張學良譯稿：幽禁期間自述，日記，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

時過境遷，心態改變，張學良對蔣介石的曾經有過的反叛和對抗心理越趨向平緩，越不可能去批評蔣介石，但也不願批評自己。張學良並不否認蔣介石對他“關切得很”，因而在1975年蔣逝世的時候以挽聯的形式表達了這種矛盾的關係和心情：“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兩者相抵，可能把兩人的糾葛看作曆史情境中不可避免的衝突最為明智。

九十歲以後，張學良的心境大概又有改變，“政見之爭”也不過成了過眼煙雲。他在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說，覺得自己活得這麽長都是很幸運的事情。到了這個時候，人生感悟又進一層。他提到毛澤東，周恩來都說好話，提到蔣介石，就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對他來說，長壽到此即已賺得太多，可以“其言也善”了。至少，看看楊虎城一家的下場，張學良真的沒有資格再去批評什麽。

曾到過位於北投半山上的的張學良幽禁地，現名“少帥禪園”的地方。幽禁地為始建於日據時期1920年代的“新高旅社”，自1960年代後成為張學良和趙一荻的居所，但現在已經完全商業化。餐廳的噱頭是張氏享壽百年，而他們鑽研了張氏夫婦日常菜譜，提供“少帥套餐”和 “大帥府傳套餐”， 另可在溫泉裏治療慢性皮膚病和婦女病雲雲。有趣的是，少帥禪園的小冊子把張學良描述為 “因為濃厚的國家民族使命感而曆經了驚心動魄的時代變遷。”院內樹木繁茂，木樓梯順山勢曲折而下，日式建築分布在左右，精巧雅致。不過，一對資深基督徒夫婦的幽居處，身後卻被冠以“禪園”供遊客付錢泡腳及治皮膚病，多少顯得不倫不類----這一切就不知少帥的在天之靈如何看待。

 

或許管你禪園也好，泡腳，治婦女病也罷，也都是“世事如浮雲”罷。

 

補記：1.張作霖在北京政府執政期間實為中國總統，張學良有花花公子習氣並不奇怪。

          2. 日本在中國的關東軍加上各種軍警憲特人員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已經多達10萬，而且誌在必得。東北軍一半1931年前已經在關內，在關外的兵力又分散，張學良麵對日軍沒有信心，也沒有料到日本人敢真幹。

          3. 外交方針由蔣介石最後定奪。蔣介石當年焦頭爛額，日本確實不是他的priority， 隻能忍辱含垢，靜候無用的“國聯”裁決。

 

（無聊原創閑文一篇，就不參與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