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大俗大雅亦莊亦諧之竇文濤

山中方七日啊，世上已千年

剛剛過去的一年是竇文濤先生的本命年，一位朋友幫他在香港黃大仙祠求了一個事業簽，中的簽是「王質遇仙」。這是一個民間傳說：晉時一位名叫王質的樵夫上山砍柴，遇山洞裏兩老翁下棋，便在一旁觀戰。看了一會兒，老翁提醒他該回去了，王質才發現自己的斧柄已經朽爛，待回到家，村裏已經沒有一個認識的人了。原來一局棋未完，世間已過了千年。

竇文濤起初不解其意，後來就自己琢磨，越琢磨越覺得這注簽很靈，他的確就是那個遇仙的王質。1998年3月，他走進香港鳳凰衛視的錄影棚裏第一次錄《鏘鏘三人行》，轉眼間已過去18個年頭。他每周很規律地去公司錄像，錄完就走，雖然每天都有新的話題，但就像在石家莊水泵廠做了一輩子工程師，隻是低頭幹活的父親一樣，那是一種缺少變化日複一日的上班族生活。

這18年來，竇文濤的生活似乎沒什麽太大變化，他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自得其樂，陶醉在「與時間無關的東西裏」。「山中方七日啊，世上已千年」——他說樵夫的故事準確地講出了他最近幾年的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2015年12月9日，北京的又一個霧霾天，一群人從鳳凰國際傳媒中心大樓的一間狹小的化妝間裏魚貫而出，竇文濤走在他們中間，神采奕奕，像是一個即將出征的戰士，似乎隨時做好了談笑風生的準備。這是他即將切換到熒屏模式之前的時刻。在熒屏裏，他將成為那個觀眾熟知的竇文濤，插科打諢，調情說笑，一副「混不吝」的形象。

這一集節目的嘉賓除了老麵孔梁文道外，還有「新人」王福重。這位比竇文濤大兩歲的經濟學家開玩笑說，我是看著你們節目長大的。時間回到節目開播之初，1998年4月，那還是互聯網時代的前夜，中國熒屏上常見的仍是字正腔圓，總想著教育觀眾的麵孔，《鏘鏘三人行》開創性地將生活中的朋友閑聊搬上電視熒屏，談風花雪月，講尺度不小的黃段子，以調侃的口吻談論時政話題，其對意識形態和社會禁忌的解構意義不言而喻。

曾擔任《鏘鏘三人行》主編的鄒倚天記得，在北京，混88號（即位於工體北路88號的Club Vogue，2000年前後北京一個著名的文藝圈據點）的人都愛看《鏘鏘三人行》，因為，「終於有一個節目不裝了」。《新周刊》在《鏘鏘三人行》10周年的時候推出了關於這檔節目的封麵報道，並評價竇文濤對中國電視的貢獻是，「他讓中國電視開始說『人話』」。

竇文濤穿過幾十米的走廊，拐進了左邊的錄影棚。空曠的棚裏，除了伸著長手臂的攝像機和天花板上吊著的一盞盞LED燈，隻有一張鋪著幾張報紙，放著三罐讚助商品牌飲料和三個杯子的圓桌，以及圍放的三把椅子。

出現在監視器裏的他們身處一幢奢華的海景房裏，背後是旋轉樓梯，擺著硬裝書的書架和落地窗外絢麗的夜景——但那不過是電腦特效，在現場，你能看到的隻有光禿禿的綠幕。時代風雲變幻，同一時期誕生的電視節目大多已不複存在，但這檔聊天節目仍每個工作日準時與觀眾見麵，三個杯子，三把椅子，三個人，海闊天空地聊，像遇仙的山中洞穴，18年前如此，18年後複如此。

讓竇文濤從山上的棋局中回過神來的是4年前母親的第一次中風。進ICU，以一天幾千塊的速度劃賬單。想到父母，想到自己將來的養老，經濟上強烈的不安全感驟然襲來，現實將他從個人的小世界拉到了外麵的大世界。最近幾年，他開始更頻繁地「出去掙點錢」：做時下熱門選秀節目的評委、導師；幫地方衛視主持為期一個季度的節目；製作自己的首檔網絡視頻脫口秀節目。

「你現在這個歲數，你容易產生一種想法就是說，你還能掙幾年的錢，對吧？你不趁著這個（時間）使勁掙點錢，你將來你幹不動了，或者說你幹得動，你早過氣了，人家不找你了，你不值了，你不值這個錢了，那你怎麽辦呢，對吧？」與電視上那個插科打諢的竇文濤截然不同，《人物》記者麵前的竇文濤是個散發著某種憂鬱氣質的誠懇紳士，說每一句話都像對老友傾訴衷腸。

說話間，咖啡館落地窗外天色漸漸暗下來。「你以為你才過了幾年，可是你一到外麵的世界看一看啊，你就覺得好像這人世間已經過了多少寒暑，幾度輪回。你覺得老的規則、老的遊戲（都不存在了），就是不再是你熟悉的遊戲，也不再是你熟悉的遊戲規則，人們做人處事的方式似乎都不一樣了，」竇文濤說，「年輕人也越來越，怎麽說呢，有了他們一些新的做法，新的做派。這一切都讓你覺得新鮮。」

竇文濤和梁文道在錄製《鏘鏘三人行》的棚裏

機心

竇文濤人生中的棋局，最為人們所知的是《鏘鏘三人行》，他在同一個節目的同一個位置上坐了18年。他的「鳳凰發小」陳魯豫覺得，在如今這個時代，8年一直做一件事已經特牛了，18年一直做一件事簡直稱得上行為藝術。

節目播出的頭幾年，竇文濤的確像是在搞行為藝術。他人在香港，錄的節目卻是麵向內地觀眾。其時鳳凰落地有限，觀眾的反饋渠道隻有書信，境內外郵費還挺貴，身在香港的他處於「真空狀態」，觀眾來信也看不到幾封，頭腦中完全沒有觀眾的概念——有多少人在看？他們是誰？全都不知道，就在那裏隨心所欲地聊。

在其時剛剛創辦兩年的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最初的定位是嚴肅的時事評論節目，主持人采訪兩名固定嘉賓。一個幾乎無解的難題是：既然嘉賓要固定，但沒有一個專家是萬能的，這個節目怎麽聊得下去？

竇文濤某天淩晨突然開了竅：朋友之間為什麽在生活裏可以一直聊下去？那就像朋友閑聊一樣錄節目好了——這個在現在看來稀鬆平常的想法在當時的中國電視界不可謂不新鮮。第一期節目中午播出的時候，董事局主席劉長樂興奮地跑到當初舉薦竇文濤進鳳凰的一位副總裁的辦公室，說，沒想到，文濤是大才。多年之後，劉長樂說，文濤實際上違背了我們的初衷，他做成的不是我們當初設想的，可是那更好。

既然模仿生活，那時飯桌上流行講黃段子，他也在節目裏講黃段子。天津一位報社主編見到他的第一句話是：你好文濤，天下第一黃。兩三年之後的某一天，竇文濤終於意識到自己的節目是有觀眾的。他在上海碰到劉長樂，劉長樂說，文濤啊，你這個黃段子給我們增加了很大麻煩哪。但他接著說，不要緊，你做你的，有事我給你頂著。

「從你知道有觀眾的時候，你的負擔就開始了，因為那個時候變成你不是在為自己說了，你開始想他們喜不喜歡聽啊，對吧？人家反應好你就高興，人家批評你，你就挫折，然後你心裏又覺得怎麽樣才能讓他們滿意呢？」竇文濤回憶。

2000年之後，某位曾經的央視《新聞調查》執行製片人加盟鳳凰台，後來做到副台長。當時這位領導總是利用各種機會向竇文濤灌輸他的理念。一起去KTV，他拉著竇文濤說，文濤，傳媒乃公器，你應該為人民說話。一起喝酒，醉醺醺的這位會說，文濤，位卑未敢忘憂國啊。他給竇文濤推薦許多公眾話題，完了還鼓動，你看，這樣的節目老百姓愛不愛看？！你爸你媽愛不愛看？！都是為他們說話的。

領導的推動和當時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促使《鏘鏘三人行》開始從最初的風花雪月向講抗戰老兵一類的憂國憂民轉型。2003年，竇文濤開始同時主持另一檔法製節目《文濤拍案》，以說書的方式演說包括孫誌剛案在內的大案要案。這些沉重而充滿社會責任感的節目贏得了觀眾的喝彩。有人寫信給他，稱他是包青天。

《鏘鏘三人行》現任主編畢蜂第一次認識竇文濤是在2004年，那時還在讀碩士的她和師姐一起到深圳采訪竇文濤。采訪中，竇文濤和麵前的兩位女學生談起領導帶給自己的轉變。他說，他這個人一直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裏，不太關心世界上發生了什麽，過去從來沒有見過那麽有情懷的領導，所以他的節目要從沒心沒肺向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轉變。竇文濤一直講一直講，一個人講了一兩個小時。采訪完，師姐問畢蜂，你覺得文濤說得怎麽樣？她說，我怎麽覺得有一種感動得想流眼淚的感覺呢。

那幾年，他幾乎全年無休。每周一、二、三做《鏘鏘三人行》，四、五、六做《文濤拍案》。每周兩個晚上通宵不睡覺。

陳魯豫向《人物》回憶，時長隻有半個小時的節目，他常常要從早上錄到午夜。啪，一拍，然後嘚吧嘚吧嘚吧。跑出去看錄像。再來一遍。啪，一拍，嘚吧嘚吧嘚吧。跑出去看錄像。再來一遍。啪，一拍，嘚吧嘚吧嘚吧……到了最後，棚裏所有的人都睡著了。他一個人在那裏跑進跑出，繼續，啪，一拍，嘚吧嘚吧嘚吧。陳魯豫說：「我們說像神經病似的，那個場麵你看著你會覺得特別逗，隻有他自己跟自己較勁在那個地方。」

竇文濤回憶：「我記得那時候總是工作到快天亮的時候，我一個人開著車回家。有一次深圳下大暴雨，我就開著我那個吉普車，兩眼通紅，車兩邊就像軍艦那兩邊那個浪一樣，『嘩』這麽著，我像開著巡洋艦劈波斬浪往前走。那個時候看著遠方的天啊，都是魚肚白了，快天亮了，我心裏就是四個字：了無生趣，了無生趣。」

盡管《文濤拍案》收視率總是保持在鳳凰衛視前三名，但他實在不喜歡，就給領導寫信請辭，最終三辭三做，2011年徹底停播。在他不想做的時候，台裏的領導總是說，我們沒要求你那麽認真，觀眾也沒要求你那麽做，你照著寫好的稿子念就行了，而且錄第一遍和第六遍也沒什麽區別。但竇文濤完美主義強迫症的性格讓他做不到照著稿子念，也做不到不較勁，所以隻有放棄。

這種性格可能遺傳自他的父親。父親掛一個相框可以掛一個小時，先拿鉛筆標出釘子的位置，然後讓竇文濤拿著指頭在那兒捅著，父親反複地端詳，再高一點，再低一點。擰螺絲，反複地擰，有時最後能給擰劈了。有一天竇文濤翻自己中學時的日記，裏麵有一句話寫道：「哥哥告訴我，『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像對待一件藝術品一樣』。」多年後，他在一場講座中笑言所有的悲劇都因為這句話的影響。

在領導力推的節目向憂國憂民轉型中，竇文濤也發現了一個問題，自己做節目的樂趣完全沒有了。「這不是你靈魂裏出來的東西，比如說我這個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有多麽強社會責任感的人，也不是一個關心家國天下的人。簡單粗暴地指點江山為民請命也有點心虛，甚至我認為你並不了解全部事實，因為中國的問題是複雜的，不是說那麽振臂一呼，或者罵兩句政府，你就客觀公正，對吧？」竇文濤說，那幾年節目裏的聊天變得越來越悶，最後他和節目「離了心了」。

節目重回本心後，竇文濤如今把當初的那段經曆看作是一個涉世未深的男孩逐步被社會化的過程，他發現了裏麵的「機心」：「如果你不是個憂國憂民之士，你以為靠著憂國憂民能夠讓你討好（觀眾），這本身就是一種機心，虛偽諂曲之心。」

《鏘鏘三人行》開播前，竇文濤在化妝間

山中另有棋局

竇文濤的山中另有棋局，那是他工作之外的私人世界。對於工作，他信奉的是香港人的打工仔哲學：「一個事，即便我跟你說我多愛它，我多享受它，可是你要是老板，你也甭以為（這就能當真），我有一個基本點我是為了工資才來的。」

在形容個人生活與他廣為人知的職業身份時他這樣形容，「這個節目呢，也是我跟社會之間的一個窗口，是我跟公眾唯一的交涉，唯一的關係，可是實際上我業餘時間99%是我的個人生活啊，我的個人生活在心裏更重啊……因為別人隻是在這個節目（認識我），你以為這個節目就是我的全部，所以說（就誤以為）他18年一直在做這一件事，這個東西對他一定無比重要。」

其實他真正喜歡的是生活，色、聲、香、味、觸，看好看的，聽好聽的……每次錄完節目，他總是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世界裏。有時錄完節目去見朋友，朋友問他，你們今天在節目裏聊了什麽？他常常一點兒也記不起來。

在梁文道的眼中，竇文濤骨子裏是晚明江南文人的性格。他有一個很小的朋友圈子，都是些比他大5到10歲的藝術家、收藏家，這些朋友也都是晚明文人的派頭，沒事坐在一起喝喝茶，看看畫，賞玩賞玩新得的石頭、古家具、青銅器。

《鏘鏘三人行》的另一位老嘉賓孟廣美說，竇文濤有一個老靈魂。「老靈魂」喜歡古意的東西。幾個月前，竇文濤托朋友以5萬多元的起拍價拍下了一個青銅爵杯。特開心，沒事兒就拿出來看，浮想聯翩，想著它跨越3000年到了自己手上，想著它曾經的主人或許是某個立下戰功的將軍或某個受到皇帝封賞的貴族。

「你看五四的那些學者，包括魯迅，他不在外邊扔『匕首與投槍』的時候，他在幹什麽呢，他叫『扒故紙堆』的樂趣，我覺得真有，而且我覺得這種樂趣真是能腐化人。你隻要生活無憂啊，現在我能理解，你比如說像陳寅恪他們這樣一些人，包括魯迅啊，他不幹預社會的時候，他就弄幾個古碑，他研究一些古碑，或者研究中國小說史，他弄這個。我現在就發現，要不呢你就進不去，如果你進去了，這個故紙堆啊是能把你葬在裏邊的。」竇文濤說。

因為故紙堆裏有知識的海洋，無窮無盡。有一段時間，竇文濤在一門心思地琢磨一個問題。中國五代時期有個畫家董源，他有三張畫在中國內地的博物館裏，《夏景山口待渡圖》、《瀟湘圖》和《夏山圖》。後來紐約有個收藏家買了一幅畫，叫《溪岸圖》，捐給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這個《溪岸圖》據說是張大千拿一張藏畫跟徐悲鴻換的，幾十年後又賣給了紐約的一個著名的收藏家，叫王季遷。然後有個人從他手裏又買來，捐給大都會博物館。著名漢學家高居翰在報上發了一篇文章，說這張畫是張大千作的假，幾十年的一個騙局。學界為此開了一個國際會議，各方各派都來論爭。中國現在的主流意見認為這幅畫是真的，反而出現了一個觀點說，《溪岸圖》才是董源留下的唯一真品，內地那三幅不是董源真跡。竇文濤花了很大的功夫琢磨這個問題：《溪岸圖》到底是不是真董源？那三張又是怎麽回事？

有次他和梁文道聊天講起這事兒，梁文道說，你可以給我做個視頻節目，就講這個嘛。竇文濤說他是門外漢，壓根兒不好意思講。他自知永遠不會琢磨出個所以然的，沒人關心他的看法，這事兒跟他的專業一點關係都沒有，花這功夫確實沒用。但「我確實對這個有興趣怎麽辦，我就是有興趣」。這個過程讓他細細欣賞名畫，起碼得了美。

工作之餘的絕大多數時間裏，竇文濤都宅在家裏。家裏獨處的世界對他來說安全，舒服，充實。陳魯豫有時問竇文濤，你在家幹嘛啊？竇文濤總是說，我在家裏麵忙不過來啊。

宅在家裏的典型一天有點像他的節目，結構是非線性的：早上起來，泡一壺普洱，從書架上隨手抓起一本書，翻到任何一頁，往下看。看了會兒可能上了趟洗手間，回來的時候在三米四的長案（台灣朋友送的百年鐵梨木獨板）旁逗留半晌，看案上展開的《女史箴圖》，然後突然對畫家顧愷之產生了興趣，就轉去看和顧愷之相關的史料，有時好多本書一起攤開擺在桌上看。這時，叮鈴，手機來了條微信，他的興趣又轉移到了手機上，接著拿起手機把先前存下的好多篇未看的文章（從《土耳其、歐亞主義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到《鳳姐宣布要轉型做天使投資人》）看完。突然想給某人打個電話，打完電話又該走跑步機了，《權力的遊戲》還有3集沒看完，就邊跑步邊看《權力的遊戲》。如果不用掙錢的話，他想自己成天就是宅在家裏做這些在別人看來「很無聊」的事情。

盡管畢蜂早就知道竇文濤不喜歡出門見人，但某次陪他看戲的經曆才讓她對他的這一麵有了切實的認識。有期節目打算請一位台灣的戲劇家上節目，畢蜂就逼著竇文濤去看他的新戲。竇文濤背著一個包來了，她把票給他，說，文濤，這是你的票，你進去坐吧，然後她轉頭繼續跟朋友說話。過了會兒，她發現竇文濤很不安地站在她的背後，在那兒等著。她這才意識到，哦，他可能是需要我陪他一起進去。然後兩個人就一起進去坐下。台裏的領導也在，過來打招呼，啊，文濤，不錯，來看戲，好，一會兒跟我去後台慰問演員。這時候畢蜂看到「他抱著他的包越縮越小，越縮越小，就咬著那個包躲在那個位子上了」。然後整個人非常緊張地看完那場戲，臨近結尾時，戲還沒完，吱溜一下就跑了，「生怕被人看見的那種狀態」。

竇文濤說父親也是一個總藏著自己的人，竇家人從不到鄰居家串門，也不走親戚，「跟外界是完全封閉的」。他的父親出門總是戴著頂帽子，走路很快。回到家，摘了帽子坐在沙發上，出一口氣，「好像就覺得哎呀，世界上隻有家裏是最安全的地方，和最舒服的。」

《茶館》裏的王利發

山上的棋局，一下就是18年。別人誇讚這節目長盛不衰，竇文濤說，「你調整一下，是長衰不盛。」在他看來，自己這麽一直做下來和父母一輩子在水泵廠工作並無不同，「實際上是因為我懶惰，而不是因為我堅持……反倒是我的消極的品質，而不是我的積極的品質，決定了這個節目的18年。」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為社會呼籲的，我也很早就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竇文濤說，「我跟Google差不多，我盡量別作惡，對吧，但是呢，我還是要活我自己，大多數人跟我沒什麽關係。」

某種程度而言，正是這種價值觀決定了《鏘鏘三人行》的調性。竇文濤每天談論時下最熱門的社會話題，但並不想將節目變成辯論場或真理的發表地。他有一個獨特的「談資價值觀」——任何觀點都是一個談資，增進談話興味的材料：「老實講我才無所謂你這個觀點是正確還是錯誤，我關心的是你這個觀點聊得有沒有意思，或者我能不能找另一個觀點跟你的並列一下。我有時候會覺得自己有點愛憎不分是非不明，就是誰說的都覺得有道理。」

有一期節目聊反法西斯閱兵，竇文濤誇說，瞧這正步走得多齊，一群人像一個人，咵，咵，咵。後來查建英就轉達她一些公知朋友的意見，說你應該有你自己的立場啊。竇文濤發現他和知識分子立場有重合也有距離。這些年他越琢磨越覺得，自己就是《茶館》裏的那個王利發，就是想把這個茶館開下去。招呼嘉賓們都聊得開心，盡興而歸，這就是他最大的滿足。

竇文濤希望自己的茶館更「俗」一些，更活色生香一些，成為文人雅士的會客廳並非他的初衷：「有些人就說，這是個文化人很感興趣的節目，這對我並不是一個讚美，我不希望變成這是一個很有知識的節目，我不喜歡這樣，因為我的腦子裏好像沒那個分別心。相反我是覺得有些知識分子，他談話當中，我覺得他有這個知識障，就是有時候知識也會成為你的障礙。」

有一次錄節目，紀錄片導演徐童帶了一個他片中的主人公，做過夜總會小姐。她一上來「哇哇就侃了一通這些嫖客的經曆」，完全來自生活的語言和表達，竇文濤覺得很震撼，比知識分子講得有力度：「你知道吧，她有勁兒，她有一種……所以我就覺得，就是你不要說我覺得（我是）才子，不要有這個氣息，不要有這個氣味，這個氣味都很酸腐，才子氣，教授氣，學者氣，書卷氣，對吧。為什麽要有一個氣？你有一個氣，你就開始俗了。」

在那個遇仙的故事裏，後世的文人給王質安排了各種不同的命運，或「號慟而絕」，或「複入山，得道」。對竇文濤來說，他給自己安排的選擇是作出些調整。一次《鏘鏘三人行》請了某個年輕嘉賓，這位嘉賓話裏話外老是想宣傳自己，老是想看鏡頭，和觀眾打招呼。節目組的同事們都覺得他不可愛。竇文濤倒覺得他不錯，隻是沒經驗。他覺得這些同事是習慣了《鏘鏘三人行》裏原有的那套自然、真誠的表達方式。在見識了一些「新時代的新人物」之後，他反而覺得過去看人的標準或許需要調整，如今的諸多形勢也需要適應。

過去，在梁文道看來，「（竇文濤）就完全違反一般的這種電視娛樂圈或媒體圈人的那種狀態，他覺得最好不要被人看到他，他喜歡躲起來。」商業活動的主持邀請，有電視直播的他不去。別人不能理解，有直播不是影響更大嘛。竇文濤想的是，既然這是一個丟人的活兒——所有表演性強的表達都被他視作「丟人」——咱就臊眉耷眼地做了，看到的人越少越好。

如今，他對待商業活動上的心態也在轉變。以前覺得丟人的事兒，雖然現在仍然覺得丟人，但接受的尺度大大放寬了，好些事兒現在可以「厚著臉皮」去做：「我現在覺得比起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說我父母的身體健康，我覺得這個丟人就丟人吧，丟了怎麽了，我又不傷天害理。」

在第二次采訪中，竇文濤向《人物》記者誠懇地談了自己在認識上的轉變，「你見識了一些新時代的新人物之後啊，我就覺得我需要學習，就是你需要打開一些。」竇文濤用互聯網打比方——「互聯網就象沙灘裏有金子，淘金的人怎麽會嫌沙子多？就是泥沙俱下，看你能不能淘到金。」

他有時也在想，可能人要想進步，就是不能太舒服了，而過去他太貪戀這種舒服了。

當然，如果因此以為竇文濤已經理順了自己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擰巴，就有些誇大他的轉變了。十幾天後，他在《天天逗文濤》裏談瓊瑤訴於正抄襲案的新聞時提及了自己與《人物》記者的這次對話，他跟《人物》記者所談的認識上的轉變再次產生了動搖——「關於這個有勁該往哪兒使的問題，對，大家為了成功都是很勤奮，都是出盡了全力，但是這個力、這個功夫放在哪兒，放在抄，還是放在吹？哎，這個要不要講究？」

下山，或是不下山？他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糾結」性格。畢蜂講起鳳凰衛視的同事間曾流傳一個拿竇文濤的性格開玩笑的段子：「做《拍案》的時候，講到一個什麽殺人犯，什麽事不高興就提著刀去砍同事嘛。然後我們就開玩笑說，如果是文濤會怎麽樣呢？說文濤會把那個刀放在他的那個包裏，每天背著來背著回去，反複想我砍呢，是不砍呢，把那個刀從包裏拿出來再放進去，背過來又背回去，然後最終什麽都沒做……」

「其實我覺得，可能我是個非常貪婪的人，我想，來這個世界上走一遭，我把你們，每個人覺得所有好玩的東西，我都得享受一下，最好我都能知道它的妙處。我覺得要是我有什麽人生目標，我想恐怕是這個。」他仍然貪戀舒服，如果可能的話。山中觀棋才是他真正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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