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五反和顧準被撤職的原因

作為思想家的顧準的思想貢獻已經成為一個沒有太多討論餘地的話題，在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曾經已經算是被過度討論了。

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稅務局局長顧準在上海市委市委大會上突然被宣布撤職。他被指控為“一貫地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方針政策，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屢經教育仍毫無改進。” 這件事非常奇怪，因為2月28日，顧準還作為上海五反運動領導人，在電台發表講話，過了一天就突然被撤職。一直到1985年，即顧準逝世11年後，官方在接受家屬複查請求的時候，卻答複說，檔案裏並沒有關於處分顧準的記載，惟一的根據就是登載撤職消息的《解放日報》。顧準的胞弟陳敏之回憶說，（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 （羅銀勝《顧準的最後二十五年》）。

陳敏之初步得出結論，認為顧準被撤職和稅收方法之爭有關。中央財政部主張民主評議，而顧準主張依率計征，因為民主評議層次太多，征稅總額難以確定。陳敏之指出，上海市市長陳毅在1950年8月明確表示支持顧準的意見，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也在1951年12月指出，“顧準的方法是對的。” 他暗示，顧準被撤職和當時的財政部部長，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當時正在上海檢查工作的薄一波關係最大，因為薄一波正是主張民主評議的“爭論另一方”。（陳敏之《我與顧準》）

有的時候，親人的分析未必是準確的，因為囿於親情和分析能力，看不到更大的背景。在這裏，陳敏之的分析就局限於太細微的方法之爭，當然，也有他難以深究的政治因素。

1952年2月，饒漱石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譚震林來上海協助陳毅主持華東局工作，按顧準自述，“譚積極布置五反，要我暫時負責五反運動。” （高建國《顧準全傳》）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出麵做五反動員報告，嚴厲指責資本家忘恩負義，猖狂進攻。

在這種背景下，顧準“負責五反運動”的結果是什麽呢？按楊奎鬆教授的研究，“（上海）‘五反’運動發動起來以後，即從2月12-15日不過四天時間，就自殺22人。整個2月份已自殺死亡了73人，而1月份自殺死亡了3人。”

以上信息綜合以後，等於說，顧準對上海五反運動初期的過激做法和造成的大量死亡，負有直接責任。

對於顧準的激進和過左，楊奎鬆果然是高手，不得不服，因為他挖出了核心材料，即薄一波視察上海期間對顧準的點名指控：“上海少數同誌（如顧準等）有乘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攏我們的大資本家，包括榮毅仁，郭棣活，劉靖基，劉鴻生，經叔平等在內，一齊打掉實行 ‘社會主義’的想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 1 》)

這就說明，薄一波和顧準之爭，完全不是陳敏之以為的表麵的方法之爭，而是政治爭論，核心是如何對待資本家的問題，而薄一波的態度，和劉少奇對城市資產階級的溫和路線是一致的。搞掉顧準以後，上海立即實施了新的，對大資本家進行保護的方針政策。潘漢年也在3月7日（顧準被撤職以後）對資本家宣講了新的政策。

但是，把顧準去職完全歸咎於政策偏激，違背了當時大的統戰精神仍然不夠，因為這裏還涉及一個潛規則問題。顧準的傳記都提到，在陳毅召開的一個三反座談會上，“一位對顧準受撤職處分起決定性影響，也是某大區的負責人在會上說，‘如果顧準再不聽話，飯也不給他吃。’ 這裏說明，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某大區負責人”。這個人的威脅性口吻說明他對顧準很關注，也很了解。他是不是顧準所在的華東區負責人？這句引文可以立即否定——“這一位負責人在他領導的大區的一個幹部會議上卻說，‘像顧準這樣的幹部，我們這個大區內一個也找不到’ ”，（羅銀勝 梁倩婷 《顧準畫傳》） 意思是他完全肯定和欣賞顧準的學識和才幹，但也說明，這是華東以外，另一個大區的領導人。

中共建政後設立了六個大區。華北局由薄一波任書記，西南局主要由鄧小平負責，原二野司令劉伯承1950年赴南京籌辦軍事學院；西北局習仲勳，東北局高崗，中南局鄧子恢，華東局饒漱石，後由譚震林代理。把華東除掉，隻有五個，其中高崗應該沒有功夫也沒有興趣關心一個上海稅務局長，如果幹了這件事，按破鼓眾人錘的中國優良文化，為顧準立傳沒有必要為高崗保密；鄧子恢老成持重，應該不會出這種不準人吃飯的狠話，或者一定要去起什麽決定作用，習仲勳最為年輕，1952年奉調進京時才39歲，遠在西北的他非要去參與撤上海的顧準的職位，也說不過去。因為沒有第一手資料，隻能說，不在華東又可能出手參與搞掉顧準的人是鄧小平。

有以下理由：鄧小平負責指揮淮海戰役，對華東地區的幹部應該有一定熟悉程度；鄧小平卸任西南局領導職務，“五馬進京” 以後，在1953年9月18日接替了薄一波的財政部長職務。作為繼任財政部長，他必然對未來的工作有考慮，對即將共事的下屬心裏有數，而他的意見也會被納入考慮，因而才談得上“起決定性影響”；這裏列舉的兩個看似矛盾的態度：一方麵承認才幹，一方麵嫌不聽話，其實符合鄧小平的思維習慣。比如，鄧小平也說過，文革沒有周恩來會結束得更早，但沒有周恩來結果也可能更壞這類看似矛盾，其實細想也有道理的話。對“聽話” （服從）的強調，和那種斬釘截鐵的說話風格，看來也非鄧小平莫屬。當然，在看到陳毅主持的會議記錄之前，這些都隻是揣測和推論，但應該是比較合理的推論。薄一波是華北大區領導人，又是爭論的當事人，當然最有可能是他，但是從“像顧準這樣的幹部，我們這個大區內一個也找不到”來看，又很可疑，因為偌大的華北，含北京天津這樣教育發達，人文薈萃的大都市，找不出個能趕上顧準的財稅專家似乎也說不過去。

國內出書，忌諱太多，提到誰都是“某”，對了解事實真相造成了很大困擾。

這樣看來，導致顧準倒台的至少有兩個重要因素：1，當時劉少奇，薄一波（三反五反運動在中央的負責人之一）是主張對資本家采取適當寬容和團結態度的，顧準的極左做法，雖然收稅有效，但政治上違背了他們的意圖；2，顧準的自負和倔強導致鄧小平或薄一波（某位華東以外的有分量大佬）非常不滿，必欲除之而後快，而且得到更高層的支持。但上海和華東的領導人並沒有針對顧準的記錄，反而是重用他的，隻能說，即使陳毅，譚震林也麵臨他們無法抗拒的壓力。

但是，處在顧準的位置上，把握分寸是很難的。他被撤職以後才過一年，薄一波的政策又被毛澤東批判為“右傾”錯誤，既然如此，顧準當初的過左又能錯到哪裏。看來歸根結底，還是“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是主要罪行，在中國。

不過，這件事倒是因禍得福，少了一個官僚，多了一個真正的思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