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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統上海特派員史濟美 ；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黃平以及李士群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一
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從開始單純出賣同誌到後來更有把中共地下組織整體清盤的計劃。他向陳果夫、陳立夫和徐恩曾建議：“要徹底動搖共產黨在上海的根本，就應該設立一個強有力的機構；同時對於自首政策必須切實貫徹，以架空、瓦解和最後消滅共產黨組織；”
他還“建議開辦特工人員訓練班，由其幫助訓練一批有特務工作能力，熟悉共產黨情況的幹部，充實各級特務機構；在上海，設立一個以行動工作為重心的上海行動區以組織對付組織，給共產黨以不斷打擊。”
二陳及徐恩曾對顧順章的建議極為欣賞，顧順章是在在南京細柳巷4號先後開辦了兩期特工訓練班，並親自編寫“特工叢書”六冊作為教材。
徐恩曾對顧順章的作用曾感慨道：
“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曆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隻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案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
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複組織。”
顧順章除為中統培訓特工人員外，還幫助軍統培訓特工人員，並把他“在共產黨中培養的‘細胞’（臥底）全部貢獻給戴笠”，以致軍統破壞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成果遍及了全國”，破獲率超過了中統，風頭也自然壓過了中統。
軍統的風頭使徐恩曾芒刺在背，在顧順章第一期特工培訓班結束後，於1932年5月間派史濟美前往上海，籌建上海行動區。
原中統上海區特派員黃凱因工作不力、生活腐敗在中統內部會議上受到“猛烈攻擊”，回到上海後更是麻煩不斷，他的得力幹員王斌、曹清澄被紅隊暗殺等，遂被撤職。“上海警察局長陳希曾保舉他親戚黃永華繼任，但隻兩個月，就被暗殺掉。
徐恩曾派顧建中前往，顧不願去，就改派原顧順章的助手史濟美任上海區特派員。
朱曉明在《上海法租界對中共態度的演變》一文是這樣介紹的：
“馬紹武的真名叫史濟美，曾經是中共特科的人，在顧順章手下做事。在顧順章叛變後，1931年10月，馬紹武步其後塵，投靠南京國民政府。”
作為顧順章第一期特工培訓班四名學員之一的史濟美，初到上海籌備上海行動區的時候，以呂克勤的化名取得了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員的公開身份，
“首先在滬西地區開展細胞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史濟美“幾乎掌握了中共滬西地區整個基層組織活動的情況。”
為達到自己發展的“細胞”得到提拔以獲取更多情報的目的，“在偵查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對整個共產黨區委進行破壞……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區委，而且使中統的基層細胞有機會被共產黨提拔到區級職位上工作。”
“這些內線細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對中統進行破壞活動十分有利，如滬西區的徐阿六、閘北區的姚長庚，就是在中統上海區的暗中幫助下掌握了共產黨區委的領導權，從而偵查到共產黨省級的情報的。”
除此之外，史濟美又發展眾多中共叛徒成為自己的部屬：
1932年，被其姐夫胡洪濤“規勸”，自首叛變，加入中統的陳蔚如，被史濟美秘密接上頭，史讓其“找機會打進去”以破壞中共組織。以破壞中共組織。
陳蔚如成為細胞後，與中央軍委宣傳部長李必剛接上了關係，經過跟蹤，史濟美帶人前往法租界西門裏25號逮捕了李必剛，“並在他家中搜出一大箱秘密文件，”
就在史濟美等人押著李必剛走出弄堂時，“他們的軍委書記剛剛進弄，見到李必剛被捕隨即避開了。”
時任軍委書記是武胡景，由於時間上的巧合讓武胡景免遭被捕。
二
黃平對很多人是一個比較陌生的黨史人物。
黃平（1901—1981），1923年經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的推薦，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1924年經趙世炎、陳延年介紹在莫斯科入黨，回國參加省港大罷工後，任中共廣東省委工委書記，當時陳延年任廣東省委書記，周恩來是軍委書記、鄧穎超為婦女部長。
廣州起義時，黃平是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張太雷、黃平、周文雍。起義失敗後到上海，參加全國總工會工作， 協助蘇兆征領導秘密鬥爭。
1928 年黃平作為共產國際的特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還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曾兩次入列寧學院學習。1930 年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 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
1930年9 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補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並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1 年8 月回國，9月初，黃平抵達上海，隨後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9名委員之一，負責交通工作， 建立秘密電台，溝通與共產國際的聯係，設立中央與各蘇維埃區域之間的交通線。
“中央給國際的電報，由我譯出英文，編成密碼，交報務員發出去。國際來的電報，也是由我譯成中文。”
王明在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前對博古說的“切記”中有：
“從1932年1月1日起與共產國際的電訊更換新密碼，絕對不準用於對蘇區的電訊上”
因此就在黃平送周恩來去十六鋪碼頭之前，李敬永、朱子純（朱自舜）夫婦奉命從莫斯科前往上海，他們抵達上海後，李敬永接替了黃平的工作。
黃平在回憶錄中說：“中央調我擔任全國總工會的工作，並叫我把無線電台和交通工作，移交給一個莫斯科回來的人……
我懂得這個調動是遲早要來的，因為秦邦憲他們肯定是不喜歡一個他們集團之外的人知道他們與共產國際通報的內容。”
黃平擔任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後，與同為臨時政治局委員、具體負責上海工運的劉少奇接觸就多了，“我每星期都要到他那裏一次，聽他的匯報。”
當黃平聽說河北的工運搞得好，在征得中央同意後，黃平前往河北視察。
經北平到天津視察時，黃平曾在劉少文、王一知“家裏”住了幾天，並在他們家裏碰到了來與劉少文聯係工作的萬源湘繡莊總經理龔飲冰。
當時，已經出獄的張越霞已隨陳鐵錚（孔原）來到天津開展情報工作。為使劉少文他們暴露的風險降到最低，黃平幾天後搬到旅館居住，碰到了叛徒張開運（張克雲），由於他的出賣，黃平於1932年12月14日在天津被捕。
被捕後，黃平被看押在招待所，他趁看守不備，卸下房間燈泡，將兩根電線接入口中，通電自殺，沒想觸電時，電線從嘴裏跳了出來，僅僅將他擊昏和燒焦嘴唇而已。
求死不得，黃平被嚴密看管，由於害怕嚴刑逼供而招出重要情報，黃平選擇自首，在供詞中他“供出了北京三四個接頭地址，和劉少奇在上海的住處。至於中央機關，政治局開會的地點，國際代表的地址，地下電台的情況，我都隻字沒提。”
當然，劉少文、王一知、龔飲冰的情況也隻字未提。
獄中的黃平，又通過看守送信，將自己的情況告訴了自己的六姊，
“我的六姊用電話找到了於樹德，約好在中山公園見麵，並把我的情況告訴他。於樹德也把這個消息轉告了黨。”
劉少奇等人因有於樹德的通風報信而及時轉移，免受牢獄。
鑒於黃平的身份和職務，他的被捕猶如牛蘭夫婦被捕一樣，驚動了中共中央，也驚動了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不相信黃平會自首，請宋慶齡設法營救，魯迅也親筆寫信給宋慶齡和蔡元培，請他們以民權保障同盟的名義進行營救。
宋慶齡於是親自出馬前往南京，通過汪精衛的安排，在南京揚子飯店見到了黃平。
黃平被一個精通俄語、英語的特務淩康（化名）帶著，領到宋慶齡下榻的揚子飯店房間，她和楊杏佛在特務淩康的監視下與黃平用德語對話，當她確認黃平已自首後，神情顯得沮喪，也不願再與黃平說話了。
回到上海後，宋慶齡寫了一份確認黃平已自首的報告，送給了中共中央。“共產國際才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始料未及的事實。”
臨時中央政治局9名委員中，黃平、盧福坦、王雲程、李竹聲先後被捕自首，黃平是第一個，但他是造成損失最小的一個，黃平算是一個講究策略的自首者，他盡自己所能，把對組織的損害縮小到了最低極限，所以是得以善終的一個。
上海一解放，黃平即找到上海市政府領導，將自己被捕自首的情況詳細進行了說明，上海市政府經請示周恩來、劉少奇後，對他不予追究，並將其安排在複旦大學任教。
上麵名冊中的黃有恒就是黃平，外文係4級教授。
三
《潘漢年傳》的作者尹騏，在寫作《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時，國安部對其開放了所有關於潘漢年的涉密資料，包括潘漢年假釋期間寫的自述材料，因此《潘漢年的情報生涯》是一本被稱為史料價值較高的紀實作品。
該書寫到李士群時，有以下敘述：
“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初期，李士群曾在中共情報部門工作……他和潘漢年過去就是相識的……
李士群這個人，雖然最後的結局是死於漢奸特務的內部鬥爭之中，終其一生，微功不足以抵其大罪，但其人其事的複雜性，仍值得後人予以應有的重視和研究。”
李士群（1905年-1943年9月），浙江遂昌人，出身寒門，畢業於上海大學，早年曾參加群眾革命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一次同鄉聯誼會上，李士群巧遇遂昌同鄉、富家千金葉吉卿，後發展為戀愛關係。
在葉吉卿的資助下，已是中共黨員的李士群於1926年冬轉入“文有上大、武有黃埔”的上海大學化學係，與方山同住一個宿舍，但“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上海大學被蔣介石封閉，李轉學沒有成功，不再回美專，也沒有進別的學校讀書，後來當上了蜀聞通訊社的記者。”
李士群的妹妹李維英、妹夫謝文潮（謝雲巢）以及後來成為他妻子的葉吉卿也都參加了革命。
從葉吉卿後來成為康生的直接下屬、李維英成為康生的交通員這些情況分析，作為學弟的李士群與康生應該相識。
1927-1928年，李士群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特種警察學校學習，與他一同學習的還有山東濟寧人蘇成德。
1929年，李士群回上海後進入特科。在此期間，李士群的公開身份是蜀聞通訊社的記者。
李士群與富家千金葉吉卿結婚後，又繼承了亡故嶽丈的大筆遺產，受累於家庭生活的葉吉卿，少女時代的革命夢想變得遙遠起來，多次勸李士群脫離革命，安穩度日。而李士群仍是不聽妻子勸告，繼續革命，在一次活動中被租界巡捕房逮捕。
李士群在捕房監所裏死扛，葉吉卿在外麵四處托人營救，經人介紹引薦，葉吉卿帶了一大筆錢來到青幫大佬季雲卿處。
季雲卿收錢後，給巡捕房打了一個電話，又派了一個人去巡捕房辦了保釋手續，李士群就放出來了。李士群出來後，拜救命恩人季雲卿為師。
季雲卿剛幫助李士群擺平租界捕房的麻煩，沒想到又突然殺出個史濟美來。
1932年5月史濟美到上海籌建行動區不久，李士群再次被捕，這次他沒有上次那樣的好運氣了，因為葉吉卿也同時被抓了。
史濟美初到上海，立功心切，一切事宜都是親自上陣，無論是追捕還是審訊。
李士群自然免不了這樣的毒打，他抗住了史濟美的這一招，但史濟美找準了李士群的軟肋是葉吉卿，在史濟美“指揮的特務們即將強暴輪奸葉吉卿的最後時刻”，李士群屈服了，但也記恨了。
屈服的李士群、葉吉卿自然要辦理自首手續，並拍照留檔，這是切斷變節者的退路、防止自首人員反水的鐵證。中共內部對自首叛逆者，曆來都是深惡痛疾、拒之千裏之外的。
李士群成為史濟美的下屬情報員，公開身份是《社會新聞》的編輯，當李士群來到《社會新聞》社址，見到了另兩個同事丁默邨和唐惠民時，唐惠民笑了：
“我們仨，原來都是同一個山頭的，現在又在一起了！”
他們不但現在在一起，以後還一起走到臭名昭著的76號特工總部，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奸特務。
在蔣介石首肯下，其黃埔親信們成立了秘密組織力行社及公開的外圍組織複興社。
二陳的CC係為與戴笠爭鋒，“決定將潘公展手下對付學運的特務組織‘力社’和吳醒亞的‘湖北幫’，再加（上海）市黨部吳開先掌握的特工力量，統一組織，統一領導，組成一個新的組織，定名‘幹社’。”
幹社成立於1933年5月，由吳醒亞任理事長，潘公展、吳開先為副職，丁默邨因曾給陳立夫做過秘書，被任命為幹社的書記長。他又力薦李士群，擔任幹社的行動股股長；袁殊有吳醒亞的保舉，擔任了幹社的情報股股長。
當時還不是黨員的李劍華，因參加抗日愛國運動被抓捕，妻子胡繡楓托人營救，在一個朋友家裏碰到了李士群，經朋友介紹，李士群答應幫忙，並給了胡繡楓一張《社會新聞》外勤記者的名片。
因李士群的傾力相助，李劍華被救出獄，兩家便開始走動，胡繡楓的姐姐關露也因此認識了李士群夫婦。
李劍華解放後任華東軍政委勞動部副部長，行政8級
關露任文化部電影劇本創作所編劇，行政11級
後來，關露因給《中華時報》的副刊《動向》投遞了抗日詩篇，被中統注目，李士群通知胡繡楓讓關露外出避避風頭。李士群連救胡繡楓兩個親人，兩家關係自此更為親密。
幹社成立大會後，李士群或是通過妹妹李維英、或是與潘漢年的助手歐陽新、或是與潘漢年直接聯係，不管是哪一個渠道，李士群找到了原組織——中央特科。
“要求中共允許他歸隊，中共情報機關……為考驗他的誠意，令他參與執行消滅叛徒丁默邨的任務。”
黃平於天津被捕後，由陳雲負責全國總工會工作，特科改由康生負責，夏采曦（化名李菊村）正式被任命為行動科科長。
夏采曦是最沒有存在感的行動科科長，一是因為他在任時間太短，二是牽涉丁玲“綁架”事件，曾被視為“自首變節者”雪藏了數十年。但也因為丁玲案，夏采曦與史濟美有了交集，這一交集也加速了史濟美的死亡。
1932年11月，史濟美負責籌建的上海行動區正式成立，史濟美又以馬紹武的化名取得了中央特派員的身份。
他一手拉淞滬警備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的關係，一手和租界巡捕房打交道，一招兩手抓，使上海區辦案更加順暢、審訊更加靈活，可以說手中擁有了生殺予奪的大權。
上海行動區總部設在南市沿馬路（中華路）東側，這個地址除行動區各股股長知道外，一般特務都無從知曉，因為史濟美對斯文裏事件仍心有餘悸，不得不多加防範。
“上海新閘路斯文裏1040號是史濟美與各行動特務的接頭處，他每天都在這裏聽取報告，籌劃陰謀，指揮特務的破壞活動。除此以外，部分在滬的自首人員每天9-10時也要到這裏匯報情況，聽候史濟美的安排。”
“（1932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注：陳蔚如）因一點私事耽擱，去斯文裏接頭處的時間稍遲了一些，當我剛走到弄口就看見特務郝鳴（他是接頭處的監護，以擺水果攤為掩護）在向我暗示，
我走近他，就聽他說：‘老陳，你不要進去了，裏麵出事了，王壽喜被打死，趙伯謙眼角被子彈擦傷，他女友也被彈傷小腿，吳修跳樓跌傷了拐骨，都被帶到捕房去了。’”
史濟美與陳蔚如都因晚到，而躲過了這一次刺殺行動，事後他們得知是自首分子湯醒白帶著紅隊的槍手突襲了這個秘密接頭點。
斯文裏事件後，史濟美依舊我行我素，毫無顧忌地大事搜捕中共黨員。他“利用幫會關係得到線索，逮捕了（團中央）青工部部長胡大海（陳慶齋），並利用胡的嶽父京劇藝人錢化佛促胡叛變，並吸收他為特務。
不久，團中委吳振鵬和前任團中央書記袁炳輝被捕，吳振鵬大義凜然絕不屈從，年餘後病死獄中。袁叛變，成為幫凶，並積極出謀獻策，參加設計、行動。接著，繼任（團中央）書記胡敦雲（胡均鶴）也被捕叛變。”
胡大海的叛變直接導致了前後兩任團中央書記被捕，並蔓延至“破反委”（江蘇省委破壞反革命軍隊運動委員會）書記帥孟奇和中央宣傳部長張聞天身上。
這個“破反委”也是王明離滬前設立的，他“調來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擅長於做群眾工作的帥孟奇任破反委書記。”王明希望通過“內線有陳雲、潘漢年的中央特科，外線有帥孟奇的破反委”，來保護臨時政治局的安全。
帥孟奇不幸在一次接頭中被叛徒出賣而被捕，叛徒是她的一個漢壽老鄉，名叫楊懷三。
帥孟奇經受住了種種酷刑，即使因刑致一目失明，坐老虎凳被壓斷右腿，依舊沒有出賣組織。
特務又到團中央機關的張聞天住所搜捕，與張聞天假扮夫妻的李崇善急忙“取下一串紅辣椒”，張聞天回家見警號已撤，便一個月沒有回家，躲在馬立斯新村（今重北公寓）的安全屋裏，並做好了撤往蘇區的準備，李崇善則身陷囹圄。
緊接著，盧福坦被捕，他是繼黃平之後第二個被捕叛變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他被史濟美請進“環境比較好”的東方旅館，“在勸降特務和他談話之後，他很快表示願意自首，並為中統上海區對中共江蘇省委的連續破壞提供了很多情報”。
劉少奇則在：“1932年底，全國總工會原委員長盧福坦被捕叛變，與其接觸頻密的父親，緊急撤離上海。”
劉少奇的妻子何葆貞留在了上海，自此一別，遂成永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