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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央軍委情報係統和特科的傳奇人物
博文內容來自網上文章和有關人員的回憶。
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決定，中央重設軍事部，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領導，各地設立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部的組織，除設軍事委員會為討論及建議機關外，並設參謀、組織、兵士、特務、交通五科執行一切工作。”
這個軍事部自六大以後一直由政治局常委周恩來親自領導，1930年2月以後，軍事部和軍事委員會合並，正式改稱為中央軍委。
中央軍委情報係統是周恩來親自掌握的，即使顧順章對一些情報人員也不知情。鄭超麟回憶說：“軍委是秘密的組織係統，不僅對黨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對黨內的人守秘密”。
如中共皖北特委成立後，僅特委書記魏野疇、委員劉仲華掌握與中央軍委直接聯係的“通訊處和暗號”。皖北暴動失敗後，魏野疇犧牲，王世英突圍成功，輾轉山西、河南、陝西找黨。而劉仲華則直接到了上海，於1928年五、六月間“同霍步青、歐陽欽接上關係。”
任弼時讓劉仲華留在中央軍委工作，先做交通接待，後做軍事情報，因此劉與聶榮臻、霍步青、歐陽欽相熟。
顧順章事件後，以上所述的中央軍委工作人員除了劉仲華，一個個都先後撤到蘇區。因為“在上海，顧順章帶著特務，搜查了我們幾乎所有的機關，隻剩下一個汽車行沒有被搜查。這個聯絡點（汽車行）的負責人叫劉仲華，又名劉子華，是軍委機關搞情報和聯絡工作的。在艱苦複雜的白區地下鬥爭中，他的表現很好，工作是有成績的。”（《聶榮臻元帥回憶錄》）
這是劉仲華繼續留在上海的原因。
1931年冬，武胡景（武懷讓、吳福晉）被調到上海擔任軍委書記，“他的主要助手是柯慶施，情報工作負責人是劉仲華。”
靖任秋、王世英、王佑（右）民、王超北、張漢民、盧誌英、朱軍、謝甫生、劉秉琳、劉仲容、武誌平……這些隱蔽戰線中的傳奇，此時都開始陸續的聚集到中央軍委情報係統。他們每個人和他們的上線領導劉仲華一樣，都與西北軍頗有淵源，都是由李大釗播撒在西北軍中的紅色種子。
劉仲華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就是李大釗。劉仲容的嶽父趙守鈺曾任五原軍事學校的校長，是劉仲華的上級，劉仲容在洛陽嶽父家中，與劉仲華相識，從此兩人互攜互幫，直至勝利。劉仲華解放後任政務院參事，北京市地震局局長,行政9級。
劉仲容，1929年冬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解放後任北京外語學校副校長，1954年8月任北京外國語學院院長。行政9級。
王世英在西安找不到1929年冬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回國，黨組織，卻意外得知了劉仲華的上海通訊處，於1931年秋趕到上海，與劉仲華接上了頭。
靖任秋在中央軍委情報係統的資曆比劉仲華還早，僅次於冷少農和鄭坤，他是周恩來實施“各自為戰”策略時就疏散出去的南昌起義參與者，一直在西北軍各部間遊走並從事兵運工作。他早期與劉瑞龍單線聯係，與王佑民之間也有聯絡，因為他知道武誌平的真實身份，並向孫蔚如“介紹武誌平代他到通南巴與紅四方麵軍聯係。”
靖任秋1933年五六月到上海接組織關係時，“當時組織派來見麵的負責人是劉子華（即劉仲華）……1933年下半年劉秉琳到了上海情報處，從此便建立了經常的聯係，約定了通信的方法和以後再到上海住的旅館、用的化名等等。”
靖任秋，1905年出生，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任過天津市公用局局長，國家交通部河運總局局長等職，行政9級。
初期的中央軍委情報係統是以黃埔軍人為主導，顧順章叛變後的中央軍委情報係統已經以西北軍軍人為主線了。
而中央特科由陳雲兼任總務科長，後由擔任中央軍委秘書的李得釗兼任，康生兼任行動科長，後由夏采曦擔任，潘漢年擔任情報科長。
陳雲、吳開先、沈壽亞都是青浦練塘人，吳開先原先也是中共黨員，四一二清黨時脫黨。陳雲讓沈壽亞利用吳開先的同鄉關係，打入到吳開先的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做了組織科登記員，“專門負責登記那些意誌不堅定的中共黨員和叛徒秘密去國民黨市黨部自首的登記工作，並且管理登記表。”“這一工作對於陳雲領導的特科鋤奸和保護黨內秘密起了重要作用。”
潘漢年動員法國留學回來的老鄉鮑文蔚加入特科，潛入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法文翻譯。
《文藝新聞》的袁殊向朱鏡我申請加入“前衛組織”，潘漢年與王子春在一個咖啡館約見了袁殊，潘說：“你要加入前衛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後我們認為你的願望可以實現了。王子春就是今後和你單線聯係的同誌。”
袁殊後來經王子春的培訓教育，在其表哥賈伯濤引薦下，打入了吳醒亞的上海社會局，成為中統特務及“幹社”的情報股長，期間結識岩井英一，又先後拜青幫曹幼珊、洪幫向鬆坡為師，抗戰爆發後戴笠親自上門相邀，袁殊又成為軍統的人，因被軍統王天木出賣，其暗殺李士群的計劃暴露而被抓，經岩井英一營救後又公開做了“漢奸”。
由此袁殊有了中共、中統、軍統、日本外務省、汪偽政權、青幫、洪幫等七個身份，在中國諜報史上獨此一人。
前文說過，王世德被顧順章外甥張長庚指認被捕後除招供愛棠村顧順章家屬事件外，還在王斌押解下“在看守所內指認了特科人員李惠民，並帶領特務抓捕共產黨員伍福等。”
王世德又於1932年1月11日公開登報聲明脫黨，並稱“再者，上月轟動一時之上海掘屍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龍章者，實即鄙人之化名。”
“（特科）經研究並報黨中央批準，以革命法庭的名義，宣布判決王斌、曹清澄等5名在國民黨機關中充當特務骨幹的叛徒死刑，並把判決書以傳單形式寄發張貼……”
王世德在登報脫黨的兩個月後，即被紅隊處決。處決王斌、曹清澄的任務，交給了李士英的“特二組”。
王斌，又名王鬆聲、王鬆生，叛變後不遺餘力地為敵賣命，被委任為調查科駐滬特派員辦事處行動組組長，公開身份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督察員。
在《記李士英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戰鬥歲月》中寫道：“李士英小組在對王斌采取行動前，先要掌握王的情況，因小組成員都不認識王斌，為避免差錯，李士英根據二科提供的情況，先到南京路一家照相館認王斌的照片，記下其像貌、特征，然後去白爾路（今西門路）永安裏王斌的住處進行辨認、核實，準確無誤後，李士英小組在王斌住處隔壁租了一間房子作據點，觀察其出沒行蹤。”
照相館的這張照片，在《劉鼎傳》中是這樣描述的：
“一天，劉鼎經過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館門前，不經意看到櫥窗裏陳列著一張淞滬警備司令部人員的合影照片，駐足仔細一看，其中有現任督察長王斌……他們（潘漢年、劉鼎）派人去南京路那家照相館，佯稱是淞滬警備司令部人員，借口同仁需要留作紀念，請照相館翻拍加印有王斌在內的那張合影照若幹張，鎮壓對象的相片問題就解決了。又通過曾宴請過警備司令部高官的一位書局經理搞到了王斌的住址和電話號碼，並暗中觀察掌握了王的行動規律、行車路線。一個周密的突擊行動方案製定出來了。”
王光遠在《紅色牧師董健吾》一書中則說：“潘漢年又請董健吾利用各種關係，幫助查明王斌的飲食起居、行動規律、經常走的路線等等。董健吾很快就完成了任務，並翻拍了許多王斌的照片。”
“經過三個多月的偵察，掌握了王的行動規律。（1932年）4月22日下午1時左右，王斌乘坐自備人力車外出，途經維爾蒙路、愛來格路（今普安路、桃源路）中時，預先埋伏在那裏的小組人員當機立斷，當場將王斌擊斃。”
黃凱在其交代材料《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中說：
“王斌坐在包車上，走到大世界遊樂場，被人連車夫一起開槍打死了。”
被捕後的李澤才的供詞：“四月二十一日晚，在逃之陶國楨偕同蔣德明及現已被拘之劉國寶、李士英等來餘寓內，計劃暗殺前在上海警備司令部服務之督察員王斌並擬於次日實行。
四月二十二日王斌乘坐包車外出，陶某及德明即雇汽車在後尾隨，至維爾蒙路（今普安路）、愛來格路（今桃源路）轉角時，始開槍擊斃王斌，並重傷其車夫，是時餘等均在旁視察。”
綜上，王斌被擊殺的場景完整呈現：
1932年4月22日下午1點左右，在“大世界遊樂中心”附近，（今普安路、桃源路轉角）由紅隊二組組長李士英帶領李澤才、劉國寶擔任觀察、補射、掩護，陶國楨、蔣德明負責擊殺。擊殺成功後，“特二組”所有成員全身而退。
接著，“李士英及其小組受命執行革命法庭判決的第二個目標是曹清澄。曹原在上海總工會工作，後叛變革命，任國民黨上海警察局督察員，（調查科駐滬特派員辦事處）情報組組長。其對黨的危害也極大，曹妻都說：‘曹清澄捉共產黨很凶的。’”
1932年5月16日，李士英帶小組成員劉國寶、李澤才、袁立夫（情報科指派的協助人員）等，分頭前往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源順裏41號曹的住所附近埋伏。
由袁指認，劉執行。李士英、李澤才掩護他們的行動。下午1時半左右，從裏弄走出一人，身穿黑色西裝，很像曹清澄，劉等未認準人便開了槍。裏弄口的人聽見槍聲，頓時亂了起來，附近的巡捕也趕來了。
小組人員撤退過程中，李士英在茄勒路（今吉安路、由普安路延伸）轉角處，突然發現了曹清澄。為了完成任務，李士英奮不顧身，將曹擊斃。
由於打亂了原部署隊形，延誤了時間，致使劉人奎在撤離現場時，被巡捕戚逢楹盯上，當他迅速轉入附近的白爾路（今自忠路）桂福裏11號，把手槍扔進垃圾桶時，又被戚和另一巡捕呂竹林看到，他們隨即將劉逮捕，搜獲了手槍及子彈。
李士英在跑到白爾路安納金路（今西門路東台路）口時，被剛從嵩山捕房出來的華探蘇德山迎頭截住，被奪去手槍，押解到法捕房警務處。李澤才也在翌日早上回住地時，被埋伏守候的捕房探員抓進法捕房看守所關押。
黃凱在《我的特工生涯和所見所聞》中又寫道：
“再隔幾天，曹清澄也在西門他的家門口被人暗殺掉。陸元虎也被人打傷了。”
解放後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劉田夫在《劉田夫回憶錄》裏對此事件也有詳細敘述：
“在法租界監獄裏，連我在內有十餘名政治犯。我和李士英同誌關在一個監房。他是1932年被捕入獄的。我進去時（1936年2月），他已經坐牢近3年，但身體仍很弱，傷勢仍很重，還不能站起來走路。相處一段時間，彼此比較了解之後，他對我講起他和李則財（即李澤才）、劉國寶被捕入獄的經過。李士英等人屬中央特科打狗隊，專司對付叛徒、特務。他們3人一個小組，李士英為組長。李則財曾經參加過蘇聯紅軍，在蘇聯打過仗。劉國寶原是武漢警衛團士兵，曾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接著隨葉、賀部隊南征，到汕頭被打散。他跑到香港，再輾轉回到上海，參加中央特科打狗隊。
這年，他們奉命去幹掉一個叛徒（注：即曹清澄），以免給我黨造成更大的破壞。他們事先布置嚴密，分工明確：先由打入敵公安局的同誌用計引這個叛徒出來，李士英負責打，如果沒有擊斃，再由劉國寶補一槍；之後，他們跑進弄堂，李則財負責關弄堂門；然後他們從另一個弄堂口出去，就是另一條馬路，這樣敵人根本找不到。
但在執行任務時，劉國寶誤了事。打入敵公安局的同誌把叛徒引來了，相差幾十步路就到。劉國寶卻不顧原來分工，將一個老百姓錯以為是叛徒，先開槍誤打，接著隨即轉身就跑。這時，李士英認出了那個叛徒，雖則處境非常危險，但他想把叛徒幹掉算了，免得日後再來第二次。結果，他拔槍把叛徒當場擊斃。但他急中生錯，忘記跑進李則財把守的那個弄堂口。他拚命跑了一兩條街，可最終還是被巡捕抓住了。
劉國寶本來先跑，可他也沒跑脫，先被捉住了。他一進巡捕房，就先招認了。李士英被抓去時，他供出李是組長。李則財當場沒有被抓，但因為劉國寶叛變，過兩天他回家時也遭捕。”
李澤才的供詞中也稱：“至公安局之督察員曹清澄於茄勒路被人暗殺，實先經餘與陶某某決議，後始偕同被拘之李士英、劉國寶等兩人實行，事後餘即逃之，於次日在寓內，始被法捕房探子逮獲。”
李士英經受住了考驗，並開始其傳奇而又傳奇的經曆。
上海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會戰後，北新涇監獄當局經國民黨司法部批準，“將在監獄中服刑的在押犯押送到真如給陸軍當民夫，運送彈藥到江灣、吳淞前線。”
“本來，按國共談判協議，我們是政治犯，應該無條件釋放。但上海國民黨當局沒有這樣做，而是把我們送上前線，企圖借日寇之手致我們於死地。”
劉田夫等人被編入江蘇省保安五團挑夫隊，挑運子彈炮彈，李士英因“他身體太差，不能當挑夫，就被分配去管軍服、綁腿之類的工作。以後乘機逃回了上海。”
一天，李士英在路上碰到已在上海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特科成員吳成方，當即寫了一封要求工作的信，請吳遞交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潘漢年。潘很快就讓李士英去延安學習……
“1939年秋，周恩來同誌赴蘇聯治病，中央派李士英護送，同時也去蘇聯學習、治病。1941年6月，德國法西斯大舉入侵蘇聯。共產國際辦的中國黨校停辦，中國同誌陸續回國。”
回國心切的李士英、李天佑決定從蒙古西南部進入寧夏後再返延安，走這條路要穿越茫茫戈壁沙漠和無人地帶，總行程長達三、四千公裏。
1943年8月，李士英、李天佑“經過周密準備，請一位蒙古向導帶路，踏上歸程。途中，他們打扮成蒙古商人，每人備了三頭駱駝，馱上皮貨、食品和水，進入茫茫大沙漠……
一連走了13天，終於走出沙漠。在沙漠邊沿碰到一個漢人，這是李士英他們13天來見到的唯一一個人……又在戈壁灘走了幾天，才到達寧夏阿拉善旗首府定遠營。”
到了西安後因沒有特別通行證，隻好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住下來，“誰知這一住又是半年。”
直到1944年3月28日，經過千辛萬苦的李士英、李天佑終於回到延安，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讚揚。
1949年5月下旬，上海全市解放。梁國斌、李士英、揚帆等人率領解放軍接管人員，乘坐兩輛美式吉普車，來到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大門口，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長陸大公率一眾警官在大門口迎立，歡迎解放軍前來接管上海市警察局。
陸大公在《舊上海警政大權被接管始末》中寫道：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梁國斌、李士英、揚帆（部長陳賡未到任）和張文斌、邵健、鍾望陽、武建華等領導同誌以及隨行秘書抵達福州路國民黨上海市警察總局，我在總局大門外恭候迎接，直接乘電梯上北部五樓舊警察局局長辦公室。我介紹了自己的身份和這兩天維持社會治安與警察局的情況。最後，我鄭重起立，將舊警察局的大印交給李士英副部長。”
李士英由此成為新中國第一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
接管完成，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陸大公問李士英：“我看長官麵熟，請問民國22年在上海被判刑的共產黨李士英，和長官是同一人嗎？”
“正是本人，當年被國民黨判了兩次死刑。”李士英說完哈哈大笑。
李士英，解放後曆任上海軍管會公安部副部長，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華東軍政委公安部部長，山東省委副書記，山東省政府副主席，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行政6級。
李士英填的幹部簡曆表
